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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西藏问题固执到底,拒绝变通/艾略特·史伯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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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7日 来稿)
    【艾略特·史伯岭是印第安纳大学中亚研究系西藏研究计划的主任,也是《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的作者。】
    
     China Digs in Its Heels in Tibet (博讯 boxun.com)

    by Elliot Sperli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rint Edition, April 2009
    原文发表于《远东经济评论》2009年4月号印刷版
    
    译者:台湾悬钩子
    
    今年一月,中国有一个动作,除了西藏观察圈外,几乎没有人注意,为了显示了它已经在对付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问题上取得优势,北京宣布成立一个官方的节日来纪念“西藏农奴解放”、与1959年中国军队在拉萨镇压藏人起义的事件,如此一来,也否定了中共过去曾作出的承诺:要把那年的事件束诸于已经遗忘的历史中。
    
    一样重要的,中国也升高了拥有西藏历史记忆的要求。藏人认为三月十日,即1959年藏人群起在拉萨爆发抗议的那一天,就是国家日。当年博弥(藏人)的起义开始于图博(西藏)东部,逐渐向西扩散,而人民解放军开始扫荡武器不良、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藏人。当反抗波及拉萨,而受到镇压时,达赖喇嘛与大约十万名藏人逃到印度去。西藏传统政府被解散,中国开始歼灭反抗的藏人,并且在西藏全国各地实施全盘的中国统治。
    
    今年,中国当局被迫采取激烈的作法,试图阻止任何纪念当年那个失败的反抗的暗示。在此同时,北京推出了一个新的节日,强逼庆祝它当对同一场起义事件的镇压:三月二十八日,也是达赖喇嘛的政府在1959年被命令必须解散的同一天,从今以后,即将变成“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整件事情没有什么委婉细致之处——中国已经决心要宰制西藏的历史观,不管是靠强迫,或者靠武力,都得达成。
    
    在一个层面上,这个新节日象征着1959年、与藏人的反抗又重新回到记忆之中。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末期开始接触的时候,1959年的反抗受到的军事镇压,与其后导致的大量死亡与监禁,没有人忘记。1959年后,西藏境内发生的破坏,都由达赖喇嘛的使者团(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在1979年拍摄了照片与影片,也传遍整个流亡小区。然而中国的版本里,1959年一直都是代表西藏上层农奴主、武装反动集团的叛乱,最后靠着广大藏人的支持与协助,而受到了平定。
    
    所以当1981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对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说:“不要再为过去的历史事件争吵,包括1959年的事件。让我们不管它,忘掉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接下来在中国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接触时,中国都是以不再回顾过往为大前提的。
    
    但这种情形并不存在于西藏流亡社会,对于境内藏人来说,事情也非如此。起义的日子,即3月10日,一直都意味着危险,因为西藏内部的藏人并不认同中国政府对于当年“叛乱”的诠释。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每一年的3月10日都会发生意义毫不含糊的行动:这一天就是国家骄傲的一天。在某些年份里,就如同2008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3月10日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事件,人们展示自己制作、被当局严禁的独立旗帜。
    
    将1959年3月28日指定为“农奴解放日”,无疑是把1959年再度放回中国的台面上。中国决定要在现在这么做,显然打算警告那些可能要在3月10日上街头抗议的藏人,却也更重要地送出了另外一个讯息,亦即两方的协商过程,即使不在形式上,也在实质内涵上,已经死亡了。鉴于此,这个节日作为了解中国立场的指标,比起他们现在正在宣传里恶毒攻击达赖喇嘛,还要重要。
    
    这个决定,还与其他动作紧密交织。上一轮,去年十月举行的藏中协商,结局几乎是灾难性的。而藏人的代表努力地对会议内容结果三缄其口,打算等到十一月达兰萨拉的各方代表聚会时才公布;但他们的中国对手让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失败:统战部的谈判官员召开了记者会,说会谈结果一无所成,全然拒绝了藏方所提出来的要求,还说达赖喇嘛最好认清自己的错误。
    
    双方的接触过程,如此又再回到三十年前刚开始时的原地。中国认为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除了达赖喇嘛万一回归的个人地位问题外,其他一切没有。中国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奥运,而且未来又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重大角色,没必要再装出温顺的样子了。
    
    又因为达赖喇嘛很久以前就同意了中国的要求,亦即他接受西藏乃中国的一部份,并且于公开与私底下都对世界领袖这样重复表达(也是在中国的要求下),中国吞并西藏以来,在各国心目中名不正言不顺的质疑感,也已经大致被他消除了。失掉了这张王牌,达赖喇嘛只能给流亡小区一些安慰的话语罢了。
    
    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对话过程,结果变成从一开始就是单向的一厢情愿了。他曾经含糊地说起一个更好的未来,告诉人民西藏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而他也认为“中国的所有人民”都支持西藏的主张,忽略了中国民间对于西藏根本毫无同情(也对藏人毫无同情理解),而且是从去年春天抗议以来即普遍如此。这些都让中国大大得益。现在北京只是在挨日子,等着七十三岁的达赖喇嘛从世上消失为止。
    
    而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变成月历上的国家节日之时,一些观察是有必要提出来的。西藏的传统社会无疑是阶级分明的,而且也是落后的,充斥了贵族的土地产业,还有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毫无疑问的也是,不管是在流亡或境内的藏人,都不想再恢复原来的社会。许多藏人会很乐意承认旧的社会结构的确是十分不平等。但它也绝对不是中国文宣里描绘的,那种卡通化、残酷的“人间地狱”。
    
    在理论上,所有的西藏人都是依附于土地的,即使是贵族也是如此。中国又再一度推出来大讲特讲,所谓1959年前令人震惊的旧西藏,是在1970年代的展览、以及《农奴愤》一书出版后就已经通俗化了,尤其是《农奴愤》的描写极尽夸张之能事,几乎到了好笑的程度。事实上,差役赋税义务的范围多所不同。在底层的一些农民所负担的差役赋税义务也许是沉重的,西藏的系统却允许农民能够拥有土地,甚至他们可以让其他人来为自己工作。在一些案例中,有赋税义务的人可以离开贵族的土地,到别处去,只要给领主缴交年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寺院的生活也让相当重要比例的人口不必受到正常贵族土地差役的束缚。
    
    在这个层级分明的社会中,达赖喇嘛本人也有依附于他的产业的农民以及更高阶的人。中国的宣传里面常常在讲的是达赖喇嘛所图谋的,就是打算回到西藏恢复农奴制,其假设是达赖喇嘛将自己会变成一个大农奴主。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西藏境内或在流亡的藏人们,都没有想到要重建一个五十年前消失的社会系统,也是达赖喇嘛本人称之为落后的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没有人会从恢复旧制得益,因此也没有这样的动力。达赖喇嘛过去五十载以来,没有依附为他耕作田产的人,照样过得很好。而他也一直重复地说了,即使西藏问题解决之后,他也没有想要统治西藏的愿望。
    
    所以说他想要恢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完全是不实指控,意图转移焦点而已;我们也应该注意,威胁他会回到西藏恢复大权,不是中国应该拿来威胁藏人的武器。许多藏人,更可能是大部份的藏人,如果不是大大地欢迎的话,都会接受他回来重新掌权——至少一开始会如此。然而不论如何,中国根本没有意愿,甚至是接受他回到西藏的可能性。中国政府不只一次强调,他将会被安排一个仪典性质的职位,并且长住在北京。但即使是那个可能性,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中国在等他去世,认为他的圆寂就是西藏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
    
    在这些讨论中遗失的,是对西藏人口环境的了解(一个少数的人口生活在相对广大的地区),而这种状况中和了剥削与利用的程度。这个情形,对比中国的二十世纪早期,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当时的中国因为人太多而土地有限,使地主可以对贫民进行相当严重的剥削。中国将西藏社会归类为封建,忽略了这个社会关系落后的社会,因为缺少别的地方都面临的人口压力,所以没有顺理成章崩溃,反而是继续平稳地运作至二十世纪中期。不平等?没错。有时候很严厉?没错。但对绝大多数的藏人来说是“人间地狱”?不对。传统的西藏社会不是没有残酷的地方(一些政治受害者所遭受的惩罚真的相当残忍),但若以比较的观点来看,西藏社会的残酷比起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而且,进入现代后,大量的人口从西藏出逃,只有在西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吞之后。
    
    如果把西藏跟其他传统社会与农地拥有制度相比,那么西藏的制度看起来也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并且绝对不是像中国的论述与宣传里面所描写的那么可怕。例如印度独立前的柴明达尔(zamindar)制(此制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许多地方依然存在)也类似于西藏,人们事实上依附于贵族的农地。然而在某一个意义上,相比而言,西藏的制度还更加人道,因为西藏至少存在着允许流动的机制。事实上,谈到农奴问题,一度倍受赞扬的人民公社制度,其成员所过的事事受管制的生活,很难说不是跟所谓的农奴制相仿--除了,许多农奴还至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有权利保留土地上所生产的作物。说到最后,中国只是试图创造出一个过度简单、坏人与受害者的扁平卡通而已。
    
    很能显露中国真正意图的也是,中国常常利用英国帝国时期,对西藏的纪录文献之中的照片与轶事,来说明其“人间地狱”的主题。然而历史学家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材料,描绘一个十分野蛮的传统中国,实在是非常讽刺;而这样的记录也真的可以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的文献里面找到。更讽刺的是,对于今日的藏人而言,大概历史记忆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其残酷与野蛮可以跟1950年代“民主改革”开始后,并且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月相比了。
    
    1979年,当达赖喇嘛派出一个代表团回到西藏参观,拉萨的党员干部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还对该城的居民晓以大义,希望他们不要对来访的封建政权代表发泄愤怒。然而真正发生的事情,都被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拍摄在影片上了,今天看起来仍然相当惊人:拉萨市中心,成千上万的藏人包围了达兰萨拉来的使者,含泪诉说他们过去二十年悲惨的生活。那个画面让中国领导人相当震惊,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也起码地说明了自从“封建农奴制”被“解放”以后,西藏的社会沉沦到怎样的深渊。1959年前的西藏确定有虐待事例。但不管多么可怕,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没有产生过中国接管后所发生的大量死亡事例,无论是由于藏人因武装反抗而被杀死,还是在监牢里被虐待而死,以及“民主改革”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
    
    对大多数藏人来说,在这么多年以后,还会相信政府强行喂食的历史描述,是不太可能的事:这种笨拙的宣传,更有可能让许多人认为过去的一切比真实情况更加美好。而这种宣传也不太可能赢得大量的外国听众,除了那些本来就相信中国宣传的人,或者那些乐意相信的人以外。最有可能的,这种动作只会加强中国在西藏的文明教化任务感而已。然而这种文明教化任务,过去欧洲列强鼓吹的时候,就饱含殖民思维与傲慢自大,到今天仍然一样明显。而就是这种自大傲慢的态度,更有可能让西藏内部的族群摩擦升高,并且——情有可原地——让藏人把出现在他们土地上的中国人,看成是一种统治他国的殖民主义。
    
    * * *
    
    附:柴明达尔制(Zamindar system)【中国:百度百科】
    
    印度政府通过中间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莫卧儿王朝、英国殖民者曾在孟加拉国、贝拿勒斯等地区实行过这种制度。20世纪50年代末,被印度政府废除。柴明达尔(Zamindar)一词原是波斯文的复合字,Zamin指土地,dar指持有者,合起来意为土地持有者。
    
    14世纪印度史籍里开始使用柴明达尔这个词时,主要指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王公;从莫卧儿时期的阿克巴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国家的田赋征收人;17世纪主要指田赋征收人。他们分布全国各地,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向村社或农民征收田赋。从总体上讲,柴明达尔对其领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一定数量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定的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1786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稳定田赋收入,决定在孟加拉国、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以确定土地所有者及其应交田赋数额为主要内容的永久性土地整理。1793年3月22日,印度总督C.康沃利斯发表文告,宣布在孟加拉国、奥里萨、比哈尔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承认柴明达尔为世袭的土地占有者,规定柴明达尔缴纳的田赋数额固定不变。
    
    1795年,固定柴明达尔制扩大到贝拿勒。1802~1805年,进一步扩大到马德拉斯省的北部(今安得拉邦北部)。当时没有实行永久性土地整理的其它柴明达尔制地区,后来实行定期(25~30年)修订田赋额的临时性柴明达尔制。
    
    柴明达尔地主是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1947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接管全国政权后,决定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到20世纪50年代末,基本上废除柴明达尔制度。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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