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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炮打中央党校王长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4日 来稿)
    
    
     “苦难的中国”: (博讯 boxun.com)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党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不知名的网友
    
    「牛年开年以来,中共喉舌媒体“永远”拒绝三权分立、公开反对普世价值的叫嚣更是甚嚣尘上、在胡锦涛及其宣传系统的严令下,新一轮清理互联网异议言论运动以空前的力度卷地毯地展开...在这种重树共产意识形态的氛围中,“政治问题”愈来愈有杀伤力。」
    
    「中央党校的一批人文知识型官僚,表现出了与胡锦涛、李长春等人的“反自由化”抓纲治国格格不入气质。」
    
     「胡锦涛远无毛泽东枭雄之才、也没碰上毛泽东崛起时恰逢的历史机遇,却想学老毛延安整风的厚黑手法清洗政敌,不啻是把党内异己势力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逼。」
    
    「胡锦涛一伙,距“四人帮”的下场不远了。」
     ——《重操“抓纲治国”政治,胡锦涛逼迫党校反党 》/作者匿名
    
    
     ——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政的苏共领导人全部都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 “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发现,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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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央党校里的雅科夫列夫们
    
    pioneer  
    
    来源:乌有之乡
    
    被自由派大加赞誉“苏联改革设计师”、“苏共政治局中的反共产主义者”雅科夫列夫,以其 “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他以“反斯大林主义”为思想主线著书立说,一步一步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前苏联的解体精心谋划,最终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中共中央党校里也一直活跃着几位以颠覆中共、解体社会主义中国为目标的“雅科夫列夫”:  
    一、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最近,王长江先生大概是因其某些言论受到了质疑,便奋笔而书《中央党校触动了谁?》,予以回击。
    邋遢道人撰文回答,王长江先生们动了中央党校的主办方——中国共产党的神经,可谓一针见血。  
    2008年,王长江先生提出“要仔细研究一下《共产党宣言》的逻辑”:  
    “《共产党宣言》……它从工业革命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开始,进而推断出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阶级;两大阶级对决的时候,工人阶级应该成立自己的政党,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争得民主。这个逻辑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当时的现实,非常能打动人。但是,我们思考今天的现实,就不能拘泥于那时得出的结论了,而应学习它的逻辑。”  
    这就公开宣布了《共产党宣言》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结论已经过时,值得学习的地方只剩下了它的“逻辑”。那么,王长江先生又是如何诠释其逻辑的变化发展呢?  
    1、“比如说政党的组成人员,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无产者的身份上”,“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趋势,即形成了中间部分越来越大、两头越来越小的‘橄榄型’社会”,“恐怕不好像过去那样简单分属两大阶级”,“而是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王长江先生以“脑力劳动使人由附庸、异化又开始向主体回归”抹杀劳、资之间的人身依附和剥削关系,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抹杀劳、资之间的矛盾。不知极少部分的中间阶级如何能代表广大工农群众?不知两极分化到“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的社会如何构成“橄榄型”?  
    早在2001年,王长江教授在《社会优秀分子入党的必要与合理性》中就提出——  
    “吸收什么样的人入党,为什么要吸收他们入党,都与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与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密切相关。”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脑力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都属于现代工人阶级的范畴,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产’不再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标志。我国工人阶级早已成了掌握政权的阶级。有的人今天受雇于人,明天可能会自己办企业;有的人几种角色兼而有之:既是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和劳动者……”  
    别忘了,特色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而且在“明晰产权”、“靓女先嫁”和“冰棍理论”指导下,大部国企已经私有化,这些私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如何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况且,所谓公有制的国企业引进“国外现代管理制度”后,老总的年薪数以百千万计,不知工人阶级能否接受马明哲之类的“阶级兄弟”并与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再比如说政党的目标。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公有制? 难道就是像斯大林时代实行那样一套公有制吗?看来结论是否定的。那么,这个公有制又是怎样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既然王长江教授现已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结论,公然宣布“公有制是怎样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可知他前面所谓的“党的目标和任务”到底是什么?可知为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需要吸收什么样的人入党?  
    王长江先生闪烁其词,只不过是要以“公有制摸索”为名,行“私有化复辟”之实罢了。  
    “该予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不是《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的结论”,这就王长江先生在中央学校多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见,他的研究方向不过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颠覆个底朝天而已。  
    不料,2007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一次席卷全球,马列主义理论的光芒再一次透过歪曲和诋毁的尘灰,照亮人类历史发展的康庄大道。眼看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势已去,王长江们急火攻心,赤膊上阵,企以螳臂,阻历史车轮。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时抛出了“反思危机不应成为拒绝政改借口”的宣言。  
    王长江说——  
    1、“关于经济危机的解读有各种观点,其中一种就是认为,我们受影响小的原因是我们的体制好。有些学者为这个体制辩护,但辩护不能到违反常理的程度。”
    这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小”是违反常理。
    2、“西方人用这个词(社会主义),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这种调侃恰恰表明了人家的自信,人家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的”。
    这是说,西方人自称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自信,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不自信;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实用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空想主义。
    3、“在美国,政府做得再不好,没人质疑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而中国则不同。把什么好东西都和基本制度联系起来、都说成是什么主义的‘优越性’。”  
    “我看不出他们(美国)有被‘社会主义化’的恐慌。至于说有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出资本主义失败(回击“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甚至灭亡”的说法),我只能说这是个笑话。”  
    王长江先生对资本主义的赞美和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2007年王长江教授在《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曾说:“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根子在制度。”这与时下游行的“一党执政、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导致专制”的说法一脉相承。  
    王长江先生已是“司马昭之心”,又何必故作惊诧莫名状——“动了谁的神经”?  
    二、周为民,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  
    2009年3月,周其民教授发表《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王长江并肩作战,为制造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辩护。
    周为民教授在关于“此次危机究竟是怎么造成的?”问题上,颠倒黑白,企图推翻众多的海内外经济学人所公认的“危机是由缺乏政府调控、干预的市场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的论断,把矛头指向政府调控——“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
    这个观点是与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等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目的无非是企图苟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残喘寻找借口而已,他们自己怕也是不相信的。  
    可笑的是,把“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扶上神坛顶礼膜拜几十多年并对一切敢于置疑美国半句的人打倒在地的自由主义学生们,破天荒地用在美国生吞活剥来的“市场万能”论反驳其美国老师奥巴马的“这场危机提醒了我们,不对市场进行监控,市场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论和温家宝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人们,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论。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与政治领袖所代表利益不同——前者代表个人,后者代表公众——的缘故,不足为怪。  
    周为民教授炮轰中国——  
    “没有市场经济的传统,而国家控制和垄断工商业特别是垄断一切获利丰厚的工商业活动的传统、抑制并打击民间工商业的传统则十分悠久”,“使人们对市场心怀疑虑,更习惯于迷信行政权力、政府控制的力量。遇到问题,就呼吁政府干预和管制。”  
    请问周教授,拥有悠久市场传统的欧美国家,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政府干预和管制,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总之,周为民捍卫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调控的内心已经昭然若揭,其后文的内容已无讨论的必要。  
    三、杜光,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  
    2008年,杜光先生在《1978:开启改革的两个动力——纪念改革启动三十周年》中公开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四项基本原则”宣战,并大肆诬蔑攻击共产党一党执政和人民民主专政: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沿着两个不同途径展开的,一条是官方发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条是民间的自由民主论坛。虽然由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同时扼杀了这两条从不同途径出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它既然促进了全民族对专制体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会导致改革这个体制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具有民主雏形的政治体制,扭转到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的轨道上”,“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公开宣示共产党不施仁政而要独裁”。“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名为马列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
    此君更是企图利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由于被资改派引入官僚资本主义岐路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改革的成果继续不断地受到权贵特权阶级的掠夺;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并没有因为民主高调的高唱入云而有丝毫的转变;文化专制主义继续在拧紧舆论导向的控制阀,民众的不满随着群发性事件的与日俱增而持续扩大”,把在“改革”中利益严重受损的民众的不满,引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名存实亡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上,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
    四、周天勇、陈文通、钱津等,中央学校教授。  
    2008年,周天勇教授在《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一文里,用大量胡编乱造、漏洞百出的数据,把计划经济的30年中国说成是处于一个黑暗时期,经济倒退,社会倒退。把共产党一半执政时间说得比旧社会、蒋介石时代还黑暗落后。(为此,邋遢道人撰写了《〈学习时报〉显然不是一份严肃的刊物》,用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论证予以批驳)。  
    2008年10月25日,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等三个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邓小平经济思想研讨会。在这次大会上主发言人中央党校教授陈文通在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形态”。这次大会的主要主持人社科院经研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钱津先生则在大会发言中又重复强调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在前有苏东解体之鉴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学校某些专家学者非但不以“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其研究方向,反以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不以共产党的宗旨——消灭私有制为宣传方向,反以攻击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专制落后”、鼓吹私有制为“文明进步”为能。这不是在挖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而何?  
    活跃在中央党校里的雅科夫列夫们,能彻底实现其“颠覆”大业吗?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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