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刘田玉:宪政理念在中国的百年变奏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9日 转载)
    
    ——兼评中国百年宪政史的解释范式
     (博讯 boxun.com)

    
     追溯起来,可以说中国的宪政运动发轫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那场“危机中的变革”中,维新人士提出了“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虽然那是皇权专制体制内的一次维新运动,离民主宪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本身又以惨败告终,但它却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从政治制度的维度对中国的社会统治方式加以变革的尝试。似乎是由百日维新这个不祥的开端所兆示的,百余年来,宪政在中国总是命运多舛,历经劫数。直至今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仍然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宪政秩序。对于其中的原因,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究,试图寻找出其中的主要线索,能解开近代宪政屡试不应的“迷团”,从而形成了许多理论上的解释范式。这些解释范式虽然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有抽象宽泛的缺陷。本文从宪法价值规范和宪政精神的内在视角,反思中国宪政之失,认为强烈的党派意识形态是导致宪法和宪政制度难以确立的主要原因。
    
      一、关于中国宪政史的文化解释范式及其评价
    
      对于中国近代宪政失败的历史原因,最正统的解释是说由于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与破坏,使宪政无法在中国推行,导致近代宪政屡试屡败。这种解释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教,即使不会发生多大的错误,也不会有多少理论价值,因为中国近代所有进步事业的失败和受阻,都可以泛泛地归咎于上述原因。随后,在1986年《走向未来》的创刊号上,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发表了其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代表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篇文章为中国现代自由、民主、宪政等社会政治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范式,作者用“救亡压倒启蒙”的“公式”来解释自由、民主、权利等西方社会价值在中国现代史上屡屡受挫的原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上和实际中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1]李文虽然不直接涉及宪政这一主题,但作为一种思想史观点,对宪政问题仍有相当的解释力。[2]宪政的顺利生长,既需要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也需要充分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持。在民族危亡、国将不国的情势之下,奢谈宪政的确是不合时宜的事;同理,在统治者与国民对自由、民主、个人权利等宪政价值都非常疏离、根本无法取得共识的社会氛围里,宪政的实现亦是空中楼阁。“救亡压倒启蒙”的范式,在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政治思想史上可谓承上启下:上承各种从阶级、政治角度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观点,下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种文化解释模式。但是“救亡压倒启蒙”毕竟是一种思想史的论点,并未深入地涉及宪政问题的探讨,因此对于中国宪政史来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学科内的论题。
    
      九十年代,受人文学术界“文化热”的影响,宪法(史)学者也倾向于从文化的视角来观照中国宪政史,对“ 宪政文化”的探索注入了很深的功夫,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宪政史的“宪政文化”解释范式。这方面的代表学者,当推王人博教授。近几年来,王教授围绕“宪政文化”这一主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等专著,发表了《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民权词义考论》(《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等有影响的文章。“宪政文化”范式的基本观点是: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可称为UnintendedConsequence,即没有预期到的,没有想到的结果。宪政制度虽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产物,但它又是深植于西方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是西方历史长期演生的一种复杂的文化形态。它体现着西方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涵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关系的理解,对诸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体认,也包含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感知、了悟、信念和忠诚。[3]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生成诸如自由、人权、个人主义这些“宪政基因”,不仅如此,由于儒家文化浓烈的重整体、重秩序的最高价值定位,人们在移植西方宪政文化时往往发生文化上的误读,有时则不得不作出有意的“改造”,例如在“民本”与民主之间,“人”与“民”之间,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之间,常常会引起语义的混乱和价值的错位。更何况中国是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逼迫之下走上近代化之路的,不可避免地连带着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受辱后的抵抗心态。
    
      王人博教授的宪政文化范式中,有一个具体的“定式”,即“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这种论点认为,追求国家富强的愿望,妨碍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宪政价值的接纳,使得西方社会原生的自由、人权价值移植到中国后即发生了变异。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孙中山等,都根据国家富强的要求对自由的价值进行取舍,因此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宪政价值与富强价值的冲突。为了国家富强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虽然有其必然性,但毕竟不符合宪政本身的价值规范,所以“宪政——富强”的宪政文化范式会带来极大的理论困惑,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宪政文化的理解。[4]在这种宪政文化范式指导下,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宪政当成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工具理性,从而颠倒了宪政与富强的关系:在西方,宪政是果,富强是因;而在中国则必须由宪政承担起实现国家富强的沉重使命。
    
      还有人从更深的层次,对西方宪政的人性基础和宗教信仰底蕴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文化的“本土情结”对西方宪政是抵抗的。[5]该文认为西方宪政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督新教文化背景和信念,例如宪政中有限政府、权力分立制衡等原理,来源于人的原罪、人性有限等宗教信仰。而中国儒教人性哲学最核心的观念是至善论和等级论,缺乏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因此与西方宪政相反,以儒教人性哲学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可概括为“无限政府”和“有限权利”。其具体表现为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个人自治领域,政府行为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信可以建立一个至善的万能政府,加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趋势;否定天赋人权、否定人生而自由平等,认为权利源于权力并依附于权力。
    
      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宪政问题,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不乏其人,早期的政治思想学者对此都有过评说,被誉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淑溟是其中的人物之一。梁氏一生经历前清、民国、共和国三段截然有别的历史时期,亲历中国宪政的许多场景,不乏对宪政的切身体验,更有系统的对中国宪政的理论思考。梁淑溟以他独特的眼光和洞察力,将宪政的“真精神”归结为“势”和“理”两点。所谓“势”,即社会上已然存在各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其消长已足以构成“谁亦不敢欺负谁”的制衡格局,大家一致感到需要通过彼此间的协商达成“要约”,而解决所共同感受到的问%C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