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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解智库”获颁“中国进步奖”贺词集锦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7日 转载)
    
    (按受到时间顺序)
     (博讯 boxun.com)

     嘉 蔚(澳洲著名画家,自由撰稿人)
    
    
    
    向齐家贞致敬
    
    距今整整九十年前,也即”十月革命”的第二年, 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留下他的临终遗嘱。这位红色先知预见到已和他分道扬镳的昔日学生列宁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他预言:“这场革命不仅要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八十年后他的遗嘱才面世。的确在这场布尔什维克主义狂飙中,已有无数革命的儿女被吞吃,而革命的父母们,托洛茨基以降,以及不止一打的共产党总书记都被他们自己制造的怪兽吞吃。
    
    考虑到被吞吃的生命数量之巨,以千万计,那么齐家贞与她父亲齐尊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一个小数点。
    
    但是历史对每一个个别的生命而言,却是另一种意义。齐家贞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半,都因此而葬送,她父亲生命中的黄金年代,因此而化为乌有。而如一段名言所说:“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暴政幸存者齐家贞有充分的理由仇恨悲剧制造人及其继承者。即使她因此而拿起武器复仇,我也理解并同情她,而且作为当年的一名共产主义者,我也无权批评她。
    
    按照共产党闹革命的理论,受反动派迫害最深的那部分人最能成为奋勇战斗的革命者。那么倒过来说,齐家贞也许可以成为与专制制度斗争中那部分最激进的战士。
    
    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运动中永远都有其激进与温和的两翼。其间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尤其如果运动的敌对方使用暴力镇压的手段,那么运动的激进翼一般会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
    
    共产党并非生为恶魔。一个世纪以前它只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翼。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支积极的力量。它体现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之一,“平等”的追求。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创的这个运动,一路修正它自身的策略与目标,时至今日,已经成功地改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使当代资本主义空前的人性化。
    
    但是列宁不愿意等待,走上用暴力强行改造世界的激进道路。他的目标是解放穷苦的劳动人民,很崇高, 但一旦实行,一切适得其反。其后果,三代人以后的今天,我们都清楚了。所谓 “理想主义殺人”, 此乃典型案例。
    
    一个月来,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资本市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共产党人,他们真该举杯庆贺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但是似乎无人庆贺。中国政府迅速与西方大国政府联手救市。这个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功,共产主义运动在1989年已经划上句号。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祖训,改名易纲,面向未来,如中国国民党一般脱胎换骨,成为顺应时势的现代政党。
    
    虽然“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共早已成为走资党,但专制主义的统治手法却从毛时代继承至今。专制主义的统治制造了它的许多敌人。专制主义的敌人用什么手段去对抗专制主义永远是一个困扰无数代人的问题。推翻旧专制主义统治的革命者往往转身就成为变本加厉的新专制者。
    
    把今日的魏京生王军涛们与一百年前的列宁托洛茨基相提并论不会让他们感到荣幸,旁人听来也会觉得不伦不类。但有时问题的实质却惊人地相似。
    
    目标的崇高未必保证手段也同样崇高。而手段的拙劣却注定要玷污目标的崇高。这是为什么列宁不赞成民意党兄长的暗杀恐怖主义,而普列汉诺夫又严词谴责列宁的阶级恐怖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向齐家贞致敬。因为她向她的敌人呼吁“和解”。
    
    “和解”,Reconciliation这个英文词,在我记忆里第一次听见,是南非曼德拉当上总统那一年。记得当我听到并弄清它的含义时,心头一热,然后便是感到折服。相同的感受此前只发生过一次,那是1980年代读到房龙的《宽容》。记得在电视里图图主教主持真相调查委员会,传唤一个又一个证人坐实是前曼德拉夫人温妮下令杀害了那个少年。温妮在图图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终于低头认罪,向死者的母亲致歉。
    
    “和解”不是和稀泥,不是忘却,而是查明真相,载入史册,训诫后人, 但处理从寛, 促成政敌谅解与民族团结。
    
    “和解”的吁请只有由受害方提出,才有道德上的感召力。曼德拉以27年服刑的资格吁请和解,才使和解成为全南非范围的事实。
    
    齐家贞父女服刑年头虽少于曼德拉,但是在毛泽东的专政之下“刑满释放分子”与服刑犯的区别只在于监狱大小而已。加到一起,与曼德拉受难年头差不多。
    
    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万个齐家贞也压不平一个曼德拉。而在道德的意义上,两人的分量相等。
    
    但是在谈论南非的和解以及曼德拉的伟大时,世人往往忘却另一个人,那个与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前南非总统德克勒克。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德克勒克而非曼德拉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因为他代表掌握政权的那一方。如果德克勒克坚持不释放曼德拉而安稳做完他那任总统,那么南非黑人的解放可以再拖上几年甚至更长。所以也可以说,虽然曼德拉力排众(同志)议而调整立场,与博塔政府开始最初的互动在前,但和解的进程,则始于德克勒克在1989年10月的大声宣布:“暴力的季节已经过去,重建与和解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是谈判的时刻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分别受到各自阵营里激进派的攻击与压力。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的思维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并深具诱惑。在无数国家里,它扑灭了一次又一次和平的希望。只有在南非,在1990年代头几年里,由于这两个人联手高举“和解”的火炬,终于点燃了全民族的良知。
    
    今天来谈论中国的“和解”也许还为时尚早。只有等到中国的德克勒克出现,齐家贞的“和解”才有了真正的对象。届时天安门上那尊超级大画像将会送到苏士比拍卖。不过在此之前,齐家贞的“和解”吁请仍有其重要意义。毕竟,“和解”与“和谐”仅一字之差。
    
    
    
    中国最尖锐的思想者 黎鸣
    
    
    
    要和解,首先必须会理解;
    
    要理解,首先必须能拥有共同的真理;
    
    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是人人平等,人人共同人格上的平等;
    
    因此,为了达到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各群体、各个人之间的和解,
    
    首先,让我们一起共同来赞美,全人类人人平等的伟大的真理吧!
    
     黎 鸣2008,10,11.
    
    
    
    香港独立政治评论员 张三一言
    
    
    
    謝謝你們的努力和欣賞你們有成效的工作.
    
    
    
    北京自由作家 韩三洲(何家栋先生的女婿)
    
    
    
    在一个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国土上,“社会和解”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前提需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可在当下中国,能够做到这两条实在太难了。如果有了这两条,何以会出现毒奶粉事件以及报道延宕。所以,中国和解智库的生存条件和工作环境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和解智库还是在实实在在地作了很多工作,为中国走向和谐社会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作家 野火
    
    
    
    衷心祝贺“中国和解智库”获颁“中国进步奖”!
    
    
    
    以智库成立以来的诸多努力来看,这应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荣誉!
    
    
    
    谋求政治和解是未来中国体制转型的一条代价最小的路径。而且从今后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或形势着眼,和解,也是唯一可以寻求实现的变革蹊径。因为任何追求暴力革命的 “正确选择”在“习惯了做奴隶”的社会条件下都是不太现实的。何况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底层包括工农阶层,也不尽认同那种带来两败俱伤的暴力革命手段。因为他们也知道,任何以暴力循环为依归的社会变革,都不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感到幸福与安宁。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曾指出的:“当你采用暴力来做你的诉求时,你用非暴力诉求获得的支持就极大地缩小了。”是的,那么作为素以关注底层、追求公义等为指向的良心知识分子,是去思索一条社会转型震荡代价最小的和解之道,还是寻求以暴易暴的暴力循环之途呢?其答案显然不言而喻。由是言之,政治和解、多元兼容无疑才是一条走向理性的智慧选择。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和解智库在不利的环境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人力物力都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明显的效果,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这次获得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奖,当之无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前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 杜光
    
    
    
    祝贺“中国和解智库”荣获“中国进步奖”
    
    欣悉“中国和解智库”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发的“中国进步奖”,甚为感奋!
    
    中华民族向来有宽容和解的优良传统,道家的“为而不争”、“上德若谷”,儒家的“和为贵”、“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相爱”、“泛爱万物”,佛家的“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等等,都包含着和解、宽容、仁爱的精神。所以李大钊把东方文明概括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更由于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整个社会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迷雾里,和解宽容的民族精神被弃如敝屣;近几年来,更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激化,使社会到处都呈现出不和谐、不安定的景象。执政党前几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明智的。而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宏扬和气,消除戾气,发展人性,克服兽性。这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中国和解智库”成立一年多来,本着“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的宗旨,努力开拓,提倡对话,做了许多有利于推动和解、发扬宽容精神的工作。“齐氏文化基金会”把“中国进步奖”授予“中国和解智库”,是对智库的肯定和支持。我作为智库的顾问,谨向“齐氏文化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中国和解智库”能够团结更多的志士仁人,共同努力,在推进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杜 光
    
    2008年10月13日
    
    
    
    奥地利《PROFILE》记者 KRISTIN KUPFER
    
    
    
    “面对世界, 包括中国社会的竞争, 奋斗以及仇恨精神, 中国和解智库为了中国与世界将来和平发展做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宽容,公正以及多元化就是中国和解智库所代表的价值。希望将来更多人士与组织被中国和解智库工作感动而把和解的精神带到中国与世界社会的每一个处 。”
    
    
    
    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 李大同
    
    
    
    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相辅相成。在当今中国,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健全,极其需要以理性、积极和负责的态度做事的组织和个人,“和解智库”可谓先行者。值和解智库荣获“中国进步奖”之际,特表达诚挚的祝贺并祝愿你们的事业为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北京之春》主编 胡平
    
    
    
    本来是要写贺词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文章。不知合适不合适。
    
    
    
    欣闻齐氏文化基金会设立推动中国进步奖,并把第一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中国和解智库。对此我表示热烈祝贺。借此之际,我打算谈谈社会和解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由专制转为民主,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旧体制过去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南非创造性地采取了真相与和解的方式。如图图大主教所说: "我可以想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的受难者给与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图图十分强调经济赔偿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就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谈到今天的中国,我们知道,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欠下了人民两笔债。 一筆是政治債即政治迫害,一筆是經濟債。一笔是政治债即政治迫害,一笔是经济债。 經濟債又有兩筆帳,一筆是毛澤東時代滅私充公的血腥共產,一筆是改革開放以來化公為私的權貴私有化。经济债又有两笔帐,一笔是毛泽东时代灭私充公的血腥共产,一笔是改革开放以来化公为私的权贵私有化。從原則上講,政治債比經濟債更惡劣,只有償還了政治債才可能償還經濟債。从原则上讲,政治债比经济债更恶劣,只有偿还了政治债才可能偿还经济债。 但是從操作上講,償還經濟債比償還政治債更困難。但是从操作上讲,偿还经济债比偿还政治债更困难,在经济问题上实现和解也要比在政治问题上实现和解困难得多。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写下一句惊世骇俗之语,曰"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此话历来遭人诟病,我也不以为然。不过,对此话略作变换,或许可引出另一番意思。
    
    生命不可替代,财产可以转移。毫无疑问,丧命要比夺财严重得多,原因之一是财产的损失多少可以赔偿可以纠正,生命的损失却是不可赔偿不可纠正的。财产可以失而复得,人却不能死而复生。再有,从事后追究惩罚的角度看,张三杀了人,张三死了,你不能抓张三的儿子抵命;但若是张三抢夺他人的财产,而他后来又把财产留给他的儿子,那么,张三死后,我们完全可以找张三的儿子还这笔帐。父罪不应子抵,父债却可子偿(只要父子间有财产继承关系,而这是很普遍的)。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结果:对于杀人这种大恶,在拖过若干时日之后,人们无法惩罚,无法对受害者给予实质性的补偿,因而不得不放弃追究(或者说只能进行象征性的追究);对于夺财这种较小之恶,即便经过若干时日,人们仍然能够惩罚,仍然能够对受害者给予比较实质性的补偿,因此会追究到底。
    
    乍一看去,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丧父之痛易忘,失财之恨难消"吗?人们对较小之恶穷追不舍,对更大之恶反倒轻轻放过。其实,这不是荒唐,这是无奈。阿伦特说:"我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简单地说,杀人之罪,一代之后,人们就很难追究惩罚;夺财之罪,即便经过两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些却依然是可以追究惩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警告君主"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是有道理的。同样是转型正义,经济清算要比政治平反困难百倍。
    
    第一、偿还政治债主要涉及良心犯和政治犯。在今日中国,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虽然也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在总人口比例上只占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经济上受损害的人就多多了。偿还经济债涉及千家万户,在权贵私有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民众都遭到剥夺和损害。尽管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繁荣,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有改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被剥夺被损害的;而在贫富悬殊的刺激下,贫困者的被剥夺感尤其强烈。
    
    第二、一般来说,政治迫害的责任承担者比较少,因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决策,其他大小官员只是执行命令。经济问题就不同了。虽然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但腐败不腐败毕竟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上级的命令。一个参与镇压八九民运、镇压法轮功的官员可以说是邓小平、是江泽民叫他镇压的,但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不能说是江泽民、是胡锦涛叫他腐败的。
    
    第三、政治犯是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难,自由民主的实现本身就是对他们所受苦难的最大补偿,因此,政治犯及其亲属通常都比较宽宏大量,比较能宽恕放下屠刀的敌人;可是,那些遭到权贵们抢劫的大众,一旦得到讨还财产的权利,他们凭什么要自动放弃而不去尽力讨还呢?南韩的全斗焕,印尼的苏哈托,都曾经残酷镇压民运,但后来他们在民运的压力下让步,人们就赦免了他们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后他们又都因经济腐败而送上法庭。可见,在财产问题上,一般人是不容易善罢甘休的。
    
    可以想見,伴隨著政治的開放或鬆動,有大量民眾,尤其是數量眾多的所謂弱勢群體,不會接受財產分配的既定格局,他們會強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對以往的經濟不公正進行矯正。可以想见,伴随着政治的开放或松动,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分配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在這一矯正過程中,勢必將有大量官員受到追究和懲罰。在这一矫正过程中,势必将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 既有的財產分配格局將經歷大規模的震盪,從根本上被打亂,新的、能被廣泛接受認可的經濟秩序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才能逐漸確立。既有的财产分配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和未來中國這場經濟亂局相比,俄國和東歐等國曾經出現的所謂經濟亂象就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了。和未来中国这场经济乱局相比,俄国和东欧等国曾经出现的所谓经济乱象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共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赦免"原罪",即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在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式。明眼人一望而知,這個赦免令與其說是對民營企業家的,不如說是對政府官員自己的。明眼人一望而知,这个赦免令与其说是对民营企业家的,不如说是对政府官员自己的。 因為民營企業家在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十之八九就是和政府官員相勾結進行權錢交易,而在這種交易中,政府官員才是「拿大頭」的。因为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十之八九就是和政府官员相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而在这种交易中,政府官员才是"拿大头"的。 中共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奪公共財產,然後又以政府的名義自己出來宣佈對自己以往侵奪公共財產一事不予追究,自己赦免自己。中共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夺公共财产,然后又以政府的名义自己出来宣布对自己以往侵夺公共财产一事不予追究,自己赦免自己。这种赦免又有什么意义呢?問題在於誰有權赦免?问题在于谁有权赦免?官商勾結侵奪的是公共資產,唯有人民才有赦免權,只有在實現民主轉型後,通過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方式而作出的赦免才有意義。官商勾结侵夺的是公共资产,唯有人民才有赦免权,只有在实现民主转型后,通过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方式而作出的赦免才有意义。
    
    去年5月30日,中纪委发布《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共官员主动交出不义之财,并宣布:"本规定发布后三十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本规定发布后违反本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不消说,这个"三十天大限"以失败告终。按说这个文件的立意还是不错的。如果贪官们能主动交出赃款,就可以免于法律追究,另外,有了这笔贪官交出的钱,也可以用来兴办福利,算是给民众的某种补偿。但问题是,贪官们一眼就能看出,中纪委的这个文件只是耍花枪,不是来真格的,所以不会理睬。除非中国开始民主化,比如说三十天后就要开放新闻媒体,或者是明年就要进行大选,贪官们发现这下是真的"狼来了",那么他们才可能趁早地悄悄地交出赃款,以换取日后的免予追究。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贪官们会自觉地主动交出赃款无疑于与虎谋皮。
    
    重要的是,权贵私有化决不只是中下层官员的问题,它也是中共高层的问题。另外,权贵私有化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中国,权贵私有化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强化了统治集团对民主的恐惧、敌视与抗拒。用那部影射陈希同案件的小说《天怒》里一位贪官的话,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巩固"。一是强化了民众的反抗。很多民众正是痛感于中共官员侵占他们的财产,故而要求实行自由与民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实行了自由民主,才能做到真正的还财于民与社会公正。
    
    上面讲到的问题,我早先曾经多次讲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要促成社会和解,就必须克服权贵私有化。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善于抓住这个问题,让更多的民众能投身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来,同时又要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以便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中国和解智库的朋友和其他朋友都能对这个问题给与更多的关注。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 张小刚
    
    
    
    一个以中国大陆的家族遗产为基础建立的民间团体,“齐氏文化基金会”,向另一个自发的中国民间团体,“中国和解智库”,颁发“推动中国进步奖”,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推动中国进步,标识公民社会常态的一个典范,值得历史记载。
    社会的进步,总是源于各种社会压力的共同作用。每一股压力,只要不去互相抵消,都能发挥它的作用,都必不可少。
    中国和解智库“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的主张,是对强权者提出了要求,是给强权者提供的决择,无疑也是施加在强权者头上的又一股压力。这个压力,哪怕看上去多么的微小,与其他各种社会动力结合在一起,必能撬碎阻碍进步的顽石。
    在此,我对中国和解智库的获奖表示祝贺,对齐氏文化基金会的颁奖表示感谢。你们今天各自的努力,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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