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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瓦文萨——人民代表曾建余的悲剧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5日 转载)
     作者:蓝天12
    
     (博讯 boxun.com)

    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是对人人平等的竞选制度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先进阶级、“尾光症”的党早已确定,竞选不仅完全没必要,而且万一竞选选出了与预定结果不同的领导,必然会使人民获得更广泛的权利,自己苦心经营的专政与变相世袭制度就会毁于一旦。这难道不是等级特权制度、不是专制邪教吗?马邪教导致了亿万生灵无辜死亡。
    
    竞选的基础来自于民意,取决于为民服务的业绩。1992年,曾建余成为中国第一例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竞选人大代表的成功者。其后,由于他的威望和号召力高于了共产党的干部,入狱就成为必然。曾建余说:“流星的闪烁是没落,而我的闪烁是开始。流星闪耀出璀粲的时候,却随承受着与大气激烈摩擦的巨痛。我十年的闪烁,从心灵的重荷开始,从心灵的重荷没落…… 铺满鲜花的路,或者下面有陷阱,或者不远是尽头。我看中了铺着鲜花的路,走出去,即遇惊雷轰顶。走了一段,却是荆棘丛林,再往前走,危机四伏。走了九年,当我闻到花香的时候,我却掉进了陷阱。但,我不后悔!”
    
    1992年11月,四川省泸州市市中区开始换届选举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9岁的曾建余决定与3位正式候选人一决雌雄,竟选市中区人大代表。他先找来《代表法》,看竞选是否合法,发现《代表法》中并无明文规定人民代表不能竞选。
    
    选举人大代表之前,曾建余印制了4200多份宣传材料,在本选区提出“请投我一票,我愿为大家办实事。”1992 年11月26日曾建余写道:“竞选动机不追求人民代表那令人目眩的荣誉,却珍惜人民代表那份珍贵的为人民说话的机会。把基层百姓的呼声提到父母官面前。个人简历:生于1953年7月,学历初中,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现供职于泸天化公司工会文化干事。擅长文学创作和演讲。发表过多篇报告文学和诗歌。 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1985年获四川省首届职工演讲比赛一等奖。1984年获四川省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先进个人称号。198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98年当选为泸州市青年联合会常委。1989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泸州市委委员。自身素质:⑴具备写作功能,曾在国内十多家刊物发表作品。能把群众的呼声条理化上呈。⑵擅长演讲,多次参加泸州市的演讲活动并担任评委。能通过口头方式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向有关方面传递。⑶具有风险胆略,从军兰州部队守备师警卫连时,(文革中)曾冒巨大的风险,上书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对一份中央文件提出质疑。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曾多次为职工和群众的利益向有关方面呼吁。工作目标:力争在任期间,多方呼吁,利用“倒流河”的自然资源,为安富人民增添一处公园景观。
    
    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是破天荒的举动。他手中拿着资料,微笑着站在公司员工下班的厂门口和车间班组里,一遍又一遍地讲解他的“竞选”意图。
    
    曾建余的“竞选”之举,获得了选民们普遍的好感。12月3日,厂里的玻璃墙上出现了“坚决支持曾建余竞选人民代表”的大标语,引起轰动。12 月4日,泸天化因为分房问题,1000多名职工向领导提意见,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建余站出来,集中群众的意见,向厂领导写信,建议如何才能相对圆满处理好此事,同时也向市委进行了汇报。曾建余的建议被厂领导采纳,问题迎刃而解,但厂领导对他心生怨气,报怨他不该把这件事捅到市委。
    
    投票当天,因选票分流,3 个正式候选人和曾建余的票数均未过半数,全区9000多张选票,曾得了2000多张。泸天化是中国最大的尿素工业和油脂化工基地,是中国500强企业之一。有史以来,泸天化第一次出现选举失败,厂领导很生气,认为是曾建余捣乱的结果。曾建余是民革市委委员,为阻止他参加竞选,当权者要撤他的职,把他开除出民革“队伍”,还有公安局长到他家进行威胁。第二次选举之前,厂里采取各种手段,给选民做工作:只能在选票上的三个正式候选人中选出二个人大代表,让选民不要选曾建余。第二次选举,7千多选民在选票的另选人的空格里庄重地填写了“曾建余”三字,曾建余得最多票。作为一个非正式候选人的得票竞超过正式候选人,这在泸天化、在当时的四川、在当时的中国都是首例。泸天化领导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向上级人大逐级汇报,省人大又向全国人大请示。全国人大答复:“按票得的多少确定当选代表”,泸州市市委书记批示:“迅速将选举结果向选民公布”。就这样,曾建余成为中国第一个非正式候选人击败正式候选人的人士。
    
    当选后,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为群众办事。曾建余的“坐骑”是一辆破旧的摩托车,那是他当上人大代表后第二年花了几千块钱买的。曾骑着摩托车为老百姓办事的情景给泸州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送外号:“骑士代表”。受过曾建余多次照顾的残疾人钟先云说,听见门口摩托车响,就知道曾代表来了,心里就会踏实许多。
    
    1993 年2月,作为区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对区人大工作报告的审议。这次竞选人大代表,泸化天化两次选举均未公开票数是违法的;自己参选没违反选举法,泸天化不以选举法为准,不公布选票,在自己以最高票数当选时,区人大却不依法确认,而是层层上报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电传,最终才确认他的代表资格。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区人大不依法办事。因此,他对区人大工作报告审议表决时,慷慨陈词,投下一张反对票。
    
    曾建余的一张反对票,石破天惊,打破了区人大一潭死水的局面。会后,市中区检察长周德时找到曾建余,对他竖起大拇指:“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大代表!”市中区法院院长伍斑栋会后找到曾建余主动提出:“今后我们办的大案要案,希望得到曾代表的监督。”
    
    同样在这次人大会上,泸州市市中区某局长,被提名为副区长候选人,只等本届人大会上投票,走走过场就走马上任。这时曾建余接到群众举报,说这位副区长候选人多占一套住房,这种腐败官员怎么成了副区长候选人?曾建余经核实后,在这次人大会上对其副区长选举的讨论中,提出这个问题。这位候选人为此找到曾建余辩解说,是其妻子干的,他不知道。一套住房莫名其妙成了自家财产,自己竟然说不知此事,曾建余当即反驳:“你们局开证明说你没有买住房。没有你的点头,局里会同意开这种证明吗?”在会上,曾建余大声呼吁人大代表“不要选贪官”,得到与会人大代表的热烈响应。这位候选人落选了。
    
    “ 副区长”落选后,曾建余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位副区长候选人的妻子与曾建余和妻子都在一个企业共事多年。曾建余这种不近人情地反对“贪官”,给妻子带来很大的压力,让她无法面对周围的同事,妻子遭到孤立、白眼。再加上曾建余多次化妆卧底与执法机关联合,揭露制假窝点,得罪不法之徒,有人3次捎信非杀他不可。家里平静生活被彻底击碎了,妻子不堪精神重压,向曾建余提出离婚。1993年12月20日,这对结婚12年的夫妻离婚了。拿到离婚证,前妻回泸天化了。曾建余去了检察院,找到检察长说:“我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也得罪了不少人,连老婆和我过日子都没有安全感。今天我们离婚了。我既然选择这条路,我要走下去,我作好准备,随时可能有人背后捅我一刀,或者有人用车子轧我,一旦我有个三长两短,请检察机关调查我的死因。”曾建余知道自己所处的危险,知道一定会有人暗算他,但他依然在邪恶势力和不正之风面前不肯低头。
    
    曾建余发现:有的警车仗着特殊身份,开起车来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他打算利用人大代表的职权,管一管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一天,他在纳溪安富镇地段与交警一道拦下一辆无牌号警车。警车上是一位飞扬跋扈的派出所长,见有人敢拦他的车,扯着嗓子喊起来:“ 我正在执行公务,闪开!”“执行公务打的去,这车没牌号按规定非扣不可。我是人大代表,依法有权对违规行为监督。”派出所长灰溜溜地走了,几天后写信道歉。从1996年开始,曾建余多次上路监督交警盘查没有牌号的警车,仅1998年8月8日一天内,在一个岗亭就查获16辆类似的警车。当然还有很多违章领导干部的小车。
    
    1998 年3月,一条公路施工,改为单行道,泸州市检察机关一辆警车不排队往前冲,在曾建余的监督下被交警拦截,对方称他是检察院的,要到古蔺参加明天的庭审,曾建余让他去排队,并叫交警按规定扣了他的驾驶证。又通知检察院。检察院十分重视,不但扣了他当月奖金,而且下发文件,检察机关任何人不得开“霸王车”,否则不仅要处罚司机,还将从重处罚随车职务最高者。在他的努力下,泸州市“霸王车”消失了。
    
    如果仅仅是查查霸王车,曾建余也许不会有坐牢的危险,因为他处处让“官儿”不高兴,后来坐牢就在所难免了。1998年,泸州市政府不准取得合法经营权的“金杯”客运车辆入城,已连任区人大代表并当选为市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在多种渠道反映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跑到成都向省人在反映,还找了9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曝光后,终于解决了问题。
    
    2000 年合江县违规增加出租汽车(只有省政府才有权批准),引起本就吃不饱饭、原有的出租车司机的愤慨。但合江县政府无视他们的愤怒,执意增加出租汽车。万般无奈,147辆出租车车主找到曾建余,请他出面监督。他亲自来到合江县城进行调查,在下班高峰闹市区,发现空车率达到63%,这种情况,市政府为“增收”再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的日子怎么过?他找合江县政府,县政府不理,他找泸州市政府,迟迟不见成效。最后,他多次向省上反映,找媒体问题才得到解决。
    
    曾建余的做法——“ 家丑外扬”,让泸州市的官员十分恼火。更令他们不安的是,曾建余的“反骨”。1997年,曾建余接到市民投诉,说一个经济纠纷案拖了3年都没有结果,当事人叫苦连天。曾建余找到了法院主管此案的副院长办公室。曾向他递去材料,该副院长架子很大,根本就不抬头。曾建余放大了声音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那个副院长很牛,不但不理,反而将头扭过去了。曾建余把他那本著名的代表证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喝:“人大代表有权实行监督……”曾建余使出了牛劲,对这个案子一直监督到底,直到新院长上任后依法了结此案才罢手。
    
    1999 年,在对泸州市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时,曾建余惟一投了反对票。虽然没有全数通过,许多人认为曾建余一票无所谓,但市检察长唐安明认为曾建余一定有理由。他亲自找到曾建余询问原因。原来,江阳区检察院反贪局几名检察官在处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中,违法办案收取钱款,还要违法抓人,幸好被曾建余知晓制止。检察院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3名检察官均受到相应的批评、处理。遇到这个开明的检察长,曾建余实属万幸。
    
    1999 年6月,泸州市合江发生特大交通安全沉船事故,132人葬身长江,举国震惊,中央给予泸州市长警告处分。实际上,在1999年上半年,泸州市还发生了4起特大交通事故,死60多人。曾建余专门进行了调查,在运输方面,他发现被中央、省里早已取缔的税费、泸州市依然照收不误。沉重的税费,压得运输车船不得不大量超载实现微利。超载成了4起特大交通事故的真正原因,而沉重的税费则是酿成多起特大事故的真凶!合江沉船之后,市长带着电视台记者亲自在道路上查车。面对电视镜头,中巴车主可怜怜兮兮地向市长大人叫苦:“(税费沉重)不超员,我们活不下来。”市长生气地说:“我不管你们活得下来还是活不下来,我只管你不要超员!”这些人都是你的子民,你怎么能不管他们的死活?曾建余在电视上看到市长的讲话,心情非常沉重。曾建余在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征求意见会上指出:中央处理市长警告处分,是就合江沉船事故;如果我们把合江沉船事件加上这4起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来分析责任,市长应引咎辞职;曾建余还提出废除不该收的税费。市政府很快做出决定,废除一项重点建设收费基金。市长也因“工作调动”而“辞”去了市长职务。
    
    2000 年,在泸州市人大四届三次会议上,对市政府工作报告举手投票表决。400多名人大代表,仅曾建余一人投了反对票。因此,这一票显得尤为显眼。会议期间,人大主任问他投反对票的理由是什么。曾建余当然有铁的证据,他掰着指头给人大主任列举:“政府办事效率很低,某单位到市建委盖一个公章居然跑了11次;还有,1999年人大会议通过了“纳溪区河东城区开发”,至今整整一年,政府没投一分钱,没挖一锨土,政府严重失信于民。” 曾建余投反对票的理由让人大主任哑口无言。
    
    听说有记者要采访曾建余,市政府立即下了一道禁令:不许采访曾建余!这一人大会的亮点新闻,自然引起泸州市人民电台一位记者的关注。他请示市人大甘副主任,要求采访曾建余。甘主任同意,并表示:“大家都投赞成票,那人大还监督什么?”一次又一次投下反对票,一些官员对曾建余越来越“讨厌”,而曾建余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2001 年,纳溪区一国有企业被政府“收购”,按理应把收购款还给企业,因为帐目没有算清,政府该付的钱迟迟不能到帐。由于企业没钱,工人拿不到工资,100多名职工连春节都过不好。为此,曾建余领衔14名人大代表,提出罢免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财政局下属机构),后因对方官职太小,不够被罢免的资格……
    
    曾建余是一般职工,有时半天时间就有6、 7批群众反映问题,他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由于泸天化不支持他的工作,他常常要先上班赶到办公室划圈报到后再去为百姓奔波,累得精疲力尽,当天还要赶回办公室处理事务。为了更好地为百姓办事,2000年8月,曾建余办理了提前离岗(内退)手续。他要做一个“专职”的人民代表。
    
    离开工作岗位的曾建余一下子失去了接待群众的地方,他只好在自己的家里倾听民众的意愿。曾建余夫妇和孩子挤在泸天化公司一间不到12 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和一台电视机就将屋子塞得满满的,孩子的衣服挂在天花板上,狭窄的空间甚至容纳不下一把椅子。招呼来访者的是一摞塑料凳子,放在桌子底下。桂萍说,客人们不好意思坐在床上,只好委屈他们坐在门口和过道上了。晚上睡觉,桂萍和儿子经常被来访者吵醒,桂萍说,“ 我还能撑过去,可是儿子怎么办?他还要上学呀!”
    
    曾建余无法从泸州市人大那里解决办公场所问题。首先他不是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第二,虽然《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为本行政区域内的代表履行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却并没有说这个“必要条件”到底是什么,提供接待场所算不算得上“必要条件”?曾建余决定自己搞一个接待场所。
    
    2000年12月18日,一个新生事物——“曾代表工作室”在纳溪区挂牌成立了,专门接待群众。这是一间位于纳溪区中心地带一家商场上的10多平方米的商铺,房间是商场老板无偿提供的,里面的办公桌椅、打印机、电话等办公设备都是一些单位捐助的。
    
    当地群众说,有了“ 曾代表工作室”,老百姓就有了说话的地方,咱们有事就去找曾代表。工作室是个连双休日都无法关门的地方。工作室陆续吸引了一批志愿者;他们佩带胸卡,负责接待、记录,然后归类建档。有了这批志愿者,曾建余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查、反映和督促上,办事的效率明显高得多了。在工作室里,曾建余倾听意见,提供咨询,反映情况。有人说,曾代表工作室有时候像人大的信访办,有时候又像一个法律事务所。
    
    桂萍列出了曾代表工作室成立后每个月的基本开支情况:电话费(手机和座机)500~800 元;摩托车油料费150元;交通费500元以上;杂费100元;水电费少就不计算了。但碰上一些大的、复杂的、需要外出或者来回反复奔走的事情时,那个费用就不敢想了。有人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曾代表工作室成立后9个月内,曾一共提出提案、批评、建议、意见等约120个,这些都是属于人大代表职责范围内的事,其中花费在1000元以上的大概占了两三成。其间曾还做了资助一些贫困孩子上学、帮助残疾人等等职责之外的好事。桂萍说,他们用来买房的积蓄差不多已花光了。有一家公司看出曾的困境,提出可以每个月资助2000元,条件是曾不再管涉及到该公司的那件事,曾当即拒绝:“不能拿人大代表身份去赚钱。”
    
    如同“ 竞选当代表”一样,“曾代表工作室”又一次引起震动:一个人大代表可不可以设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难以作答。在成立工作室之前,曾建余到泸州市人大进行了咨询,并请求给予批准。泸州市人大拿不准,又反映到四川省人大,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哪个法律法规或者政策规定是否可以设立,也没有说不可设立。省人大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同样犯难的是,这个人大代表工作室属于什么性质?是人大的派出机构?民间团体?还是一个咨询机构、营利单位?当他到民政等部门为自己那个工作室寻求“合法身份”时,这些部门表示爱莫能助。曾建余被捕后,“曾代表工作室”就自然关闭了。
    
    1997 年底,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又开始,曾建余所在选区有2个代表名额,但上面做出这样的框框:两个指标必须选出一男一女,男的必须是共产党员。曾建余不是共产党员,但老百姓不理会上面这些规定,执意要投曾建余的票。这一年,曾建余以80.6%的高票雄居榜首。这让某些领导气歪了眼睛。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还有 4500多名其它选区的选民,自发向市、省人大写推荐信,举荐曾建余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市人大主任刘育仁动情地讲:“这是(泸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泸州有个曾代表,是我们泸州的光荣。”
    
    曾建余能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在于他在9 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千多件好事、实事。救助过18名贫困学生,为此付出2万多元。他不参加分房排队,把分房机会让给其它职工,还曾谢绝市公交公司赠送的一套住房,而30多年工龄的曾建余,至今还住在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房子里。群众说,他把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都用于了这些公益事业。泸州有句口头禅:“有事就找曾代表,他一定能帮忙。”同时,还悄然流传着另外一句话:“不收拾曾代表,不足以平‘官’愤。”人民越拥护曾建余,他离监狱就越近。
    
    2001 年7月4日,很多泸州市出租汽车主向曾建余反映,市政府将收回到期的出租汽车经营权,这其中2/3的车主都是花了20万元左右从其它车主手中转让得来的,很大一部分是下岗工人把几代人的积蓄从家里拿出来,政府收回经营权,将意味着这20万元鸡飞蛋打。车主期望继续经营,政府的转让费不能太高。车主问为他们办事费用怎样解决。曾建余答:“法律规定人大代表的活动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但财政只承担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费用和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费用。我的工作是不收费的,为你们办事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由车主们自己解决。”车主们表示没问题,他们已经集资,并承诺从即日起,曾建余的通讯、交通和必要的餐饮、办公等费用由他们解决。曾建余先后50余次联络了11名省、市人大代表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紧急建议。40余次从纳溪区到泸州市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4 次到成都找省人大、省交通厅、司法厅为车主反映问题,耗资5300多元,车主先是交给他800元用于开支。后来,由于泸州警方把车主们集资反映问题当作“ 非法集资”进行清查,车主王平又交给他6923元现金,让他代为保管。
    
    2001 年,泸州市公审了当地最大的受贿案——泸州市建委中层干部田瑾两次受贿100万(每次50万),行贿者是企业家刘某。曾建余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庭审旁听,田瑾犯受贿罪判有期徒刑12年,而有关部门对行贿者刘某却不立案。泸州市政法战线一位高层领导当面对曾建余讲:“如果刘某被立案,那么泸州市的‘盖子’就揭开了。”曾建余带头联合其它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这起行贿案进行监督。检察院给人大代表的答复不立案的理由是,刘的行贿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真是岂有此理。曾建余“咬”着不放,执意监督下去。一起监督此案的其它人受到威胁。偏偏这时,即2001年8月31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分局向曾建余调查了他正在替出租车主办事的收支情况。2001年9月6日,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说曾建余在7月17日收了车主4000元,涉嫌诈骗将曾建余刑事拘留。在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的刑事拘留证上,签发人是公安分局局长赵权,曾建余想起1999年下令禁止“金杯”客车进城的就是这个赵权执掌的交警一大队。曾建余把他告上了市人大和省交警总队。
    
    2001 年9月19日,江阳区人民检察院将曾建余逮捕。按照《代表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逮捕两级人大代表曾建余,江阳区检察院必须上报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报请泸州市人大常委会许可;江阳区人民检察院还必须委托纳溪区人民检察院报请纳溪区人大常委会许可。但是这些手续都没履行,江阳区人民检察院竞敢践踏法律,逮捕了市、区两级人大代表。2001年9月28日,泸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泸州市公安局对曾建余刑拘一事予以确认。
    
    2001 年10月,泸天化集团公司停发曾建余的工资。10月31日,江阳区人民检察院又向江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曾建余的妻子桂萍称,她找遍了泸州市的律师事务所,没有律师敢出来为曾建余辩护,这些拒绝辩护的律师们都说,有人打了招呼,谁当了曾建余的辩护人,以后就会怎样怎样……为此,桂萍不得不远赴重庆请了两名律师为丈夫辩护。
    
    12 月4日,未经泸州市和纳溪区两级人大常委会许可,江阳区人民法院对曾建余进行审判,并禁止记者参加旁听。检察院指控曾建余在2001年7月17日,给出租汽车车主代表谢玉枫打电话,以找市领导“活动”为由,授意谢玉枫向其它车主筹集款项4500元,并于当晚7点30分在一茶楼骗得钱款。曾建余的辩护律师刘全胜认为,涉嫌诈骗的关键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曾建余究竟有无主动要求谢玉枫准备款项?二是究竟有没有人看见曾建余接受了4500元钱?当事的30多名出租车司机联名出庭作证,证明曾建余7月17日当晚并没有收过他们的集资款,“曾代表没有诈骗我们的钱。”但法院不予采信。谢玉枫、孙泽珍均否认给了曾建余 4000钱,只有王平的证词;车主李莉出庭证实,王平曾经叫李莉帮她作伪证,叫她证实“看见王平给了曾建余4000元”。法庭认为李莉的证词是孤证,试问王平的证词就不是孤证吗?孤证能定罪吗?庭审后,“支持”检察机关指控的重要证人谢玉枫对前来采访的大批记者说:“曾建余是冤枉的,大家都很清楚,有人要整他。我是被刑讯逼供做了伪证。我之所以说假话,主要是他们威胁我,说要取消我的‘顶灯’并刑拘我。”刘律师指出,控方证人证词相互矛盾,不足为证;他提出的3位证人亲自出庭作证的要求,被法庭一口拒绝,理由是“事实清楚,无此必要”。其实,“事实”应建立在对30位出租车车主联名证明曾代表无辜,以及李莉车主当庭揭穿控方证人王平涉嫌伪证的事实的基础上。
    
    2001年12月20日,江阳区人民法院认定曾建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宣判之前调动警力维持秩序,防止骚乱。
    
    高三学子脱鞋抗议。泸天化中学高三学生吴家富,是曾建余救助过的贫困少年。12 月20日下午当法庭宣判曾建余“罪名成立”的时候,他流下了泪水。这孩子的志愿本是报考清华大学,就在那一刹那他改变了主意,他说要报考中国政法大学,将来做一名公正廉明的法官。为了表示对法院判决的不满,他当场把鞋子脱在法院门口,并发誓:“不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决不穿鞋。”12月29日,记者在泸天化中学见到了吴家富,这孩子依然赤着脚,冷得有些瑟瑟发抖。记者问他:“冬天了,不穿鞋子好冷啊!”他说:“我的脚虽然冷,但心是热的。”吴家富对记者说:“曾叔叔是个非常好的人大代表,他帮助许多失学儿童。我在农村读书的时候,就很少穿鞋子。当我到泸天化中学读高中时,曾叔叔为我买了一双皮鞋,这是我这一生穿的第一双皮鞋。法庭只采纳控方荒唐的证词,而没有采纳辩方的意见,就草草宣判,我感到非常寒心。宣判那天下午,当我走到法院门口时,天昏沉沉的,正下着雨。我见悬挂在法院门口的国徽也显得有些暗淡。我脱鞋抗议的欲望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我要以此来激励自己,用行动来擦亮国徽,报效祖国。”曾建余的妻子桂平把吴家富脱下的鞋子捡了回来,她说等这孩子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一天,再把鞋子作为特殊礼物送给他。
    
    曾建余被判刑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泸州的大街小巷。一时间,舆论哗然。纳溪区政协常委张国成说:“老曾在行使他人大代表权利时,维护了老百姓的权益,但也得罪了不少人。这次判他的刑,我个人认为是个别人在搞打击报复。”
    
    人民的好代表蒙冤,泸州人民纷纷上访,举国愤怒。《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工人日报》、《民主与法制》,等国内外数十家报刊和《搜狐》、《新浪》、全国人大的《人民网》、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的《四川人大网》等数十家网站对泸州市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新闻围剿”。2002年4月3日,连《人民日报》也为曾建余鸣不平,说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的。然而,《中央电视台》为曾建余蒙冤制作的专题片却不能播出。
    
    曾建余在狱中写了一首诗:
    
    掉进陷阱我也不会悔过。
    
    弯着膝盖爬出来,
    
    才是人格的堕落。
    
    不,我愿用身躯塞住这个窟窿,
    
    让人们踩着我的肩头,
    
    走向新的生活。
    
    曾建余不服,上诉到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 年3月26日,泸州市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曾建余随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2002年5月10日,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曾提出对曾建余的案子进行复查,但至今没有一个说法。许多人大代表为曾建余喊冤,向人大上书。曾建余一案2002年被四川省人大列为十大监督案件之一。
    
    四川省人大法工委法律咨询委员周德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转述四川省人大一位副主任的话说,曾建余没问题,他的案子之所以没有翻,原因不在法院(见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法院判决后,审判长私下对律师讲,他们也想判曾建余无罪,但上边压力很大,不得不按上边的意思判。这是“强权”压迫所致。
    
    2002 年5月29日,泸州市纳溪区人大常委会罢免了曾建余泸州市第四届人大代表职务。6月10日,曾所在的泸州天化集团解除了曾建余的劳动合同,这就意味着,曾不能再领取退休金了。8月23日,曾建余接到纳溪区人大常委会通知,暂停他的纳溪区人大代表职务。9月4日,即曾建余出狱的前一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开除其党籍。
    
    据了解,曾建余被捕以后,一直羁押在泸州市江阳区看守所。曾建余刑满释放的前5 天,也就是2002年8月31日晚21点左右,他被转移到了泸州市看守所。曾建余说,当时他就很清楚自己被转移的缘因。因为当地老百姓和他的亲戚都知道曾建余被关押在江阳区看守所,也知道他将于9月5日刑满释放。有些老百姓还表示,曾建余释放时,要在看守所门口为曾建余放鞭炮。当地某些政府官员为了对曾建余刑满释放保持低调,所以才决定提前变更曾建余的羁押地,使老百姓和曾的亲戚朋友在江阳区看守所见不到曾建余。
    
    2002 年9月5日20点,等在江阳区看守所门口迎接曾建余的亲朋好友和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散去以后,曾建余才在泸州市看守所被释放,接曾建余回家的是泸天化保卫部的干部。看来,就在如何释放曾建余的问题上,有关部门也做了精心地安排。曾建余出狱之前,泸州市有关部门专门开了一个会,宣布曾建余是有罪的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前去迎接、不准敲锣打鼓、不准挂横幅、不准放鞭炮,否则给予下岗或给予治安拘留或更严厉的处罚。有关部门通告全省法律界,不准给予曾建余法律援助。
    
    《法律与生活》半月刊刊记者在泸州采访时,纳溪区龙车乡的几位老百姓专程来到记者的住处,反映曾建余释放前几天的一件事。据介绍,1996 年,龙车乡人民政府在开采了马脑山的石头后,没有给当地(即马脑村5社)农民一个说法。正当农民准备打官司的时候,当时的人大代表的曾建余获悉后,找到了区人大的领导,并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给区政府写了一份长达6000字的“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曾的意见引起了区人大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在区国土局现场办公,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决,至此曾建余与这里的老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当地的老百姓尊他为“农民的恩人”。在第一次庭审曾建余案时,马脑村5社的很多群众都参加了旁听;在以后的庭审中由于要凭法庭的“旁听证”才能入场,于是马脑村的老百姓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曾代表”。当他们知道“曾代表”将刑满释放时,全社的老百姓都沸腾了,他们决定集体去迎接“曾代表”。龙车乡政府获悉后,当即就到该社传达上级“精神”:“要大家和曾建余划清界限 ”。9月3日,龙车乡政府邀请了该乡的部分农民代表在乡政府吃饭,叫他们不要和曾建余打成一堆。9月5日(曾建余释放的当天),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又亲自买着烟、酒、鸡、鸭、鱼等,来到马脑村5社,宴请了各家户主,直到吃了晚饭以后才离去。
    
    纳溪区丰乐镇72 岁的老人陈克情背着30多斤大米,步行几十里山路,两次来到了曾建余家里。老人一见到老曾就伸出一双满是老茧的手,紧紧地握着曾建余说:“你就是我一直想见到的‘曾代表’,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曾代表’,我们农村人,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就是大米现在还不缺。”曾建余听到老人的这番话后,禁不住热泪盈眶。
    
    余国雄是位民革老党员,曾经参加过台儿庄战役,2002 年11月24日去世。这位老人一直很关心曾建余的命运,在曾建余释放后,即便自己节衣缩食也时常救济曾建余。在他临死的前三天,曾建余去看望他的时候,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拉着曾建余的手热泪长流。老人指着自己的胸口用微弱的声音说:“建余,我心里痛啊,你的事不得到公正的处理,我死不瞑目呀!我还想活着,挣钱来扶持你的生活。”这是一个90岁老人最后的声音。
    
    曾建余出狱后,没了工资,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湖北华龙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网上看到曾建余的消息后,认为他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发来法人委托书,让其独家代理该公司在泸州地区的业务。
    
    泸州市一家企业的中层干部获悉曾建余的处境后,主动来到纳溪区对他说:“老曾,我们都知道你是冤枉的。为了表示对你的支持,我愿每月为你承担300元的生活费,直到你打赢官司为止。”这位年轻人的好意被曾建余婉言谢绝了:“老弟,非常谢谢你,我现在做药生意还能勉强生活。”这位中年人临走前一定要给曾建余留下1000元钱。
    
    曾建余在服刑期间,蜀南矿区的一位70岁的退休老工人曾经给他的妻子送去了300元的生活费。当曾建余刑满释放以后,这位老人又送来了1000元。
    
    2002 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以《曾建余:戴罪而被罢免的人大代表》为题关注了该报当年报道的焦点人物曾建余,报道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湖南省益阳市建设银行的一位退居二线的老行长张超群在看了报道以后感触很深,从《南方周末》的记者处打听到了曾建余的家庭住址。这位老领导给曾建余寄去了500元钱,以表心意。在汇款单的留言栏上,他这样写道:“曾代表,我们支持你。”当曾建余谈到这些为他雪中送炭的善良的人们时,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他站起来在《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望记者同志代我为这些认识与不认识善良的人们带去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曾建余被捕至尽,其妻子为他请律师等花费共计4万余元,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自愿捐赠2.3万余元。他说:“没有人民的力量,我是不会支撑到今天的。”
    
    投曾建余的选票一律作废
    
    2002 年11月,泸州市纳溪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曾建余再次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当时,泸天化分了两个选区。第一选区一般都是在职职工,第二选区一般是些离退休工人。已经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曾建余却被分在了第一选区。天兴化工一厂是第一选区的一个投票站,共有选民220人,其中就有115人选了曾建余。其它投票站,许多选民们也偷偷地在选票的空格处填上了“曾建余”三个字。在天兴化工一厂投票站唱票时,只要一读到“曾建余”的名字,下面便掌声一片。但在张榜公布时,却没有公布候选人各自的得票结果,只是公布了当选者的名单,其中没有曾建余。一些选民在选举的前三天,遭到莫名其妙的电话骚扰,说“曾建余有政治问题 ”、“选曾建余无效”等等。在正式选举的时候,也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选区没有设投票站;有的社区工作人员监视选民填票,甚至指定为某个候选人划圈。
    
    安富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罗文全说:“两位候选人的选票数都没有过半,按照《选举法》的规定,理所应当重选。但我们在请示了区选举办公室后,他们决定不再重选,将选有曾建余的140多张选票作废,所以在我们这里就没有产生区人大代表。”
    
    “人身自由”被控制
    
    曾建余没了人大代表的职务,可泸州市的官老爷依然对他畏惧,他家的电话被监控,他和妻子(离婚再娶)时常被人跟踪,公安机关经常肆无忌惮地警告、威胁与曾建余来往密切的群众:“ 离曾建余远点。”有人置之不理,就被扔到看守所。2003年1月,四川省人大会期间,泸州市领导怕他上访,指令纳溪区公安分局派出了四名便衣警察对他“重点保卫”。1月16日8时10分曾建余乘车到隆昌县去给一个朋友送药,路途中,监控他的泸州警方以为曾要到省人大去上访,于是便出动了三辆警车跟踪曾建余。江阳公安分局的便衣警察以曾建余“没有带身份证”、是“盲流”为由,曾建余被民警扑倒在地,强行押上了警车。这天,曾建余被拘禁了八个小时,才被纳溪区公安分局的领导接了回去。当晚,曾建余在纳溪区人民医院进行了检查时发现,警察为了强制将他带走,在他的颈部掐了三条伤痕。曾建余为了治疗伤,共花费 66.70元。曾建余到检察院告,到人大反映,但没人管他的事。
    
    1 月14日晚上,江阳区政协委员刘永贵到曾建余家看望了他以后,刚刚下楼,就出现两个人上来拦住刘问道:“你是不是从二楼上下来?”刘说:“我是江阳区的政协委员,我来看看曾代表”。这二人说:“我们先就发现你在卖烟那儿问曾建余家的住址。你要注意,不要和曾建余同流合污。”曾建余向记者介绍,自从2003 年1月16日他被警方非法拘禁以后,每天24小时都有人跟踪着他。他的妻子桂平为了生计,在纳溪区开了一个童装店,但桂平在做生意时,都有公安局的便衣到店门口来监视,最后她只得关了童装店。
    
    对于警方的这些做法,曾建余无可奈何地说:“纳溪的社会治安并不是很好,这些拿人民俸禄的警察不去维护社会治安,确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却时时刻刻来监控我这个手无寸铁的曾建余,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是在用特权限制一个公民的人生自由,是严重违法的。”
    
    2003年2月23日至25日,《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在泸州市、纳溪区采访期间,遇到了一些令人尴尬和痛心的事。这里警察照样敢跟踪、盯梢,最后被记者“揭”了出来。这里的官儿们脸皮真厚,被发现后宣传部副部长带着记者参观他们的开发区。
    
    曹登权是大渡镇的个体医生,和曾建余也是朋友关系。23 日这天,他听说记者要到纳溪区来采访,便找到曾建余,说要向记者反映大渡镇人民政府强占老百姓土地的问题。这天中午,曹登权刚从曾建余屋内出来,就被几个便衣强行带上了警车,关进了江阳区看守所,其罪名是“与曾建余有往来”,25日上午10点,曹登权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29日晚,曹登权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电话采访哭诉道:“江阳看守所太黑了,三天收了我150元钱的生活费不说,还强行要我买了两包‘玉溪’牌香烟,这烟在外面卖22元钱一包,他们的卖价是40元钱一包。”
    
    陈克情,那位曾经给曾建余送大米的72 岁老人,因记者的到来,也被纳溪公关押了45小时。23日下午14点,丰乐派出所的干警余庆等四人将陈克情带到了渠坝派出所,说“找你有事”。结果什么话也没有谈,就把他关在了渠坝派出所,直到25日上午才被释放。这位72岁的老人又犯了什么法呢?难道罪名是“曾经为曾建余送过大米”?
    
    警方也许察觉到曹登权和陈克情是记者的采访对象,所以就“先下手为强”。试问,是谁给了你们随便抓人的权利呢?
    
    1995 年,四川省政府批准大渡口镇作为四川省小集镇建设试点镇,征用“大渡口光明村一、三、四社、永利村四社、平桥村三社、粟木村五社土地298.98亩,其中耕地164720平方米(247.08亩),非耕地34600平方米(51.9亩),作为纳溪县大渡口镇小城镇建设用地。”为了妥善解决好群众的困难,省政府“同意被征地单位664名农民转为非农业人口,其中符合招工条件的460名农民由纳溪县人民政府安排就业”。只是省政府批文下达5年以后,大渡口镇人民政府才实施征地。1998年,光明四社社长单方面与大渡口镇人民政府签定了协议,约定采取统一的货币安排方式,按人均7000元分两次发放安置费用。但直到1999年,当地的老百姓才知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及四社与镇人民政府签定了协议的情况,而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当地农民一直在交纳农税提留。
    
    2000 年6月2日,纳溪区出动公安、机关干部700余人,强行将光明四社农民的庄稼用推土机铲为平地。“老人和妇女们趴在土地上哭喊着,但依然没有保住我们的土地。”村民代表曹登权告诉记者,“在‘强征’的那一天,老百姓为了保护土地,与当地政府发生了对抗。到头来最终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有18名群众被打伤,有70多人被警方留置盘查10多小时,有11人被治安拘留。”为了表示抗争,近60%的群众至今没有领取这7000元补偿费,他们强烈要求当地政府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分别给予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 省政府批的是298.98亩,可当地政府却强占了总计990.04亩,占用基本农田211亩。”光明四社的老百姓告诉记者。“省政府同意征用耕地 164720平方米,非耕地34600平方米。批文中没有蔬菜地。而当地政府征用了光明四社蔬菜地60亩(39960平方米)、农民自留地35亩(23310平方米,农民自留地用于种蔬菜)。”当地老百姓说,“按照法律规定,征用蔬菜地必须向国家上缴蔬菜基地建设费。同时,蔬菜地由于产值高,对菜农的赔偿也高。”然而,纳溪区国土资源分局局长矢口否认老百姓的说法,纳溪区政府办也拒绝介绍情况。征地时的国土局局长和大渡镇的领导已经全被提拔,现任国土局局长和大渡镇的领导对当时的情况已没有多少印象,而让他们感到头痛的是农民的不断上访。“这些事现在接到我们手里,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做好农民的思想稳定工作。”大渡口镇一位领导告诉记者。
    
    据记者调查,光明四社位于长江边,是四川省泸州市的定点蔬菜基地,菜农们运用间种、套种技术,一年种菜5~6 季,每亩蔬菜地的年产值高达1万元左右。世世代代靠种植蔬菜为生的菜农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积累了丰富的种植蔬菜的经验,他们种植的蔬菜,不仅在泸州、纳溪的菜市销售,而且远销云南、贵州、重庆。到了1995年,光明四社的菜农们已经提前奔入“小康”,许多农户都盖起了小洋楼。
    
    由于当地政府没有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予老百姓补偿,以及少征多占。于是,光明四社的老百姓数十次到区、市、省上访,甚至五次赴京上访。记者在光明四社了解到,纳溪区当初的第一个“ 小康”村已经彻底地变成了贫困村。张云华一家四口,征地前每天卖菜二、三十元,一年下来除去种菜成本和一家人的吃、穿、用,全家能存4000多元。 1989年就修起了砖瓦房,日子过得乐融融的。失去土地后的张家四口人开了一家小饭馆,经营馒头、稀饭等饮食,每天的营业额20元左右,除去各种开支,一月所剩200元左右。一月200元,怎够四口之家的吃喝呢?把前几年的存款都用完了,两个女儿结婚多年,女婿都在外找活,婚后的女儿一直住在家里,帮助打理饭馆。两个女儿都因经济拮据不敢要小孩。
    
    从外观上看,大渡口场镇是一个十足的“四川省小集镇建设试点镇”,鳞次栉比的楼房显示出这个镇的气派,而在高楼丛中苦苦挣扎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显得异常弱小。
    
    2002年9月,蒙冤坐牢的人大代表曾建余出狱。大渡口镇光明四社的群众找到了曾建余。“我们坚决相信‘曾代表’能为我们说话。”老百姓的期望再一次点燃曾建余胸中的热情。他认真看了光明四社的材料,认真学习了《土地管理法》。
    
    曾建余决心为自己“ 翻案”的同时,他下定决心,为失地的菜农们讨回公道。曾建余在为光明四社奔走呼号的20个月时间中,为光明四社写了81份材料和信件,寄了20多份特快专递,由于泸州警方长期对曾建余进行监视和跟踪,有许多特快专递是请人在成都、重庆去递交的。曾建余为光明四社打的长途电话不计其数,为防止电话被窃听,曾建余通一次电话常常换了几个话机。2003年8月,一直关注“人大代表曾建余案件”的《人民日报》记者打电话过问曾建余的案件以及申诉情况。曾建余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说,“谢谢你们,我对我自己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我关心我们纳溪区大渡口镇400多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希望《人民日报》能助一臂之力。 ”2003年9月,曾建余带着村民代表毅然来到北京,向《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媒体反映光明四社的土地问题。《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经调查以后,分别就光明四社的土地问题做了《内参》。
    
    2004 年3月,温家宝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同时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上作出重要批示,曾培炎副总理又在《农民日报》的内参上作出批示。2004年3月13日,泸州市纳溪区两级政府工作组来到光明四社,3月14日下午,政府召集村民代表座谈,形成十条内容。其中政府同意“一次性补助,总额达到469.915万元。 ”3月15日,社员代表在“纪要”上签名。当天晚上,政府主持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解释为:“469万元包括2000年已经补偿了的407万元,这407万元的组成是:1、2000年应补偿人口430人,每人7000元,共计301万;2、新增人口36人,补偿25万元;3、两项共计326万元产生的利息 80万元”。政府为了让光明四社的老百姓认可这469万元,分成十多个小组,挨家挨户动员群众签名认可。户主不签名,就到学校去找学生代其家长签名。由于群众代表已在“纪要”上签名,纳溪区、泸州市层层汇报到四川省人民政府,2004年4月,四川省政府给国务院书面汇报,称“地政府与群众代表已达成一致意见,形成议事纪要并签字认可,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汇报材料称,政府已经“ 将征地补偿金额调整提高为469.915万元并在5日内全部到位”;“对已经转为居民,符合低保政策的,按照‘特事特办,能进必进’的原则落实低保,同时对个别困难的群众实行特殊政策,真正解决好就医看病、子女上学和住房实际困难。”汇报材料最后说,要通过各种渠道解决好光明四社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四川省人民政府于4月6日将以上情况书面汇报给了国务院,那么,泸州市和纳溪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记者于2004年6月15日赶赴纳溪区对此展开了调查。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 条的规定,给予农民的补偿分三项费用,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按照泸州市和纳溪区的处理结果,扣除“407万元”的安置补助费,光明四社的老百姓得到的土地补偿费实际62.915万元。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的汇报的“将征地补偿金额调整提高为469.915万元 ”。“地方政府在欺骗国务院,欺骗总理。”当地老百姓说,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政府只是在407万元安置补助费的基础上给增加了62.915万元的土地补偿费,怎么在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就变成了“土地补偿金额调整提高为469.915万元”呢?“我们这里通常只认两种费用,即土地补偿安置费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没有三种费的说法。”纳溪国土资源局局长何为解释道,“469.915万元就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照何局长的说法,老百姓并没有依法得到补偿。两个月已经过去了,关于四川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汇报的解决光明四社困难户的“低保问题”以及“就业问题”,该地老百姓说,截止目前,只有两户人享受到政府的低保,而享受低保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称必须要对政府的处理结果签字认可,才能享受此待遇。就业问题没有一个人得到妥善解决。
    
    2003年7月 20日,四川省企业权益保护研究所聘任曾建余为川南地区办事处主任。近年他还参与了泸州江北火电站维权、还为五万名被误导、欺骗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人争取合法权益。
    
    江北火电站是在2006 年6月7日才得到国土资源部占地2000多亩的批文,这时泸州火电站已经建成大半,占用的3000多亩土地,其中1800亩基本农田已被非法“征收”了 34个月。2006年7月23日,六四天网率先在《11农民被打伤依旧迷信北京圣裁》中报道了泸州电厂的问题:泸州火电厂工程2004年8月才由国家发改委立项。但是2003年8月泸州政府强行占用土地1400多亩。据悉:泸州火电厂由四川巴蜀电力开发公司投资100亿元,建设规模为4x60万千瓦的泸州火力发电厂。第一期工程为2x60万千瓦,投资51.46亿元。从2003年8月到2006年3月,火电厂先后非法占用了江北镇金钩村、沙坎村、满池村、先锋村、牟坝村、岱宗村、石棚镇雄坝村等七个村的土地,现在非法占地数量已经高达3000多亩,涉及农民千人左右。其中,基本农田多达1800多亩!2003年8月到11月,农民们还没看到征地批文、征地公告,政府也没和村社签署征地协议,1400多亩良田在武力胁迫下被政府强行占去了。金钩村六社的全部土地505.79亩,一寸不剩。金钩村六社农民对国家的土地征收政策规定的程序是清楚的,征收土地要有批文、要“两公告一登记”,要和社上签协议。但是,这些法定的程序他们一个也没有看到!国务院三令五申,基本农田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土地管理法》规定,占用基本农田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占用耕地35公顷,占用其它土地70公顷也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然而,不经过国务院批准又能怎样?3000多亩土地说占就占了!1800多亩基本农田占了就占了!谁能把泸州市政府怎么样?谁敢把泸州市政府怎样?农民们说“泸州占地,历来是先抱上床后恋爱,温总理权威就象摆设。”
    
    曾建余率先向北京当局举报泸州电厂:泸州火电厂每天要烧煤7000 吨,一年要用煤250万吨,二期工程建成后,一天烧煤多达14000吨,一年烧煤多达500万吨。产生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长江,再加上大量的烟尘、废气的污染,都是对长江生态的重大威胁。国务院决定,在大中城市附近不准建设钢铁厂和火电厂。泸州是闻名中外的酒城、历史文化名城。然而泸州火电厂距泸州市区只有15公里。距长江只有几百米!4台60万千瓦的火电发电机组每天有多少废水直接排入长江?每天燃烧14000吨煤要产生多少废气?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名城将受到如何的摧残!曾建余的报告呈报高层,引起各界关注。
    
    11 月15号,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泸州电厂发生柴油泄漏事故,16.9吨柴油流入长江,导致泸州市两处取水点中断取水,并对重庆市部分地区造成影响,引起全国关注。而当地官员却谎报只有0.38吨,这个谎报事情连中央台都播了。经国家环保总局认定,该事件为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要求省环保局严肃处理。对于这种情况,四川省环保局对责任企业罚款20万元,公司相关责任人被分别处以扣减奖金、撤消职务等处罚。半年之内,暂停泸州市除污染治理外的一些新建项目环评审批。
    
    12 月26日,全国数百家媒体分别以《几公里油污覆盖长江泸电柴油泄漏事件始末》、《四川重处泸州柴油泄漏事件企业连坐市州受处罚 》、《漏油污染长江泸州电厂受处》等为题,大幅报道了曾建余率先举报的泸州电厂污染长江事件。其中,华西都市报称[这是省环保局首次针对市一级人民政府开出了重量级 “环保罚单”,四川日报的则说“这是我省迄今为止在环保问题上对地方开出的最严厉的罚单”。
    
    2006年12月12日曾建余失踪。曾建余的儿子曾雪来还在成都市繁华大街上挂牌示众寻找父亲。2006年12月15日,六四天网率先披露曾建余遭秘密绑架。16日起,国内主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新浪网、搜狐、TOM、成都商报、四川新闻网数百媒体做了报导。结果,曾建余的妻子桂萍18号接到泸州市纳溪区公安分局的电话,说曾建余已被拘留。桂萍对记者说:“四川电视台和早报都登了,所以公安没办法了。现在一个星期了,今天才通知我。我带了两件衣服去看,但没有看见他,听说是关在泸州看守所。按照中国的法律,公安拘留任何公民,要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但是曾建余被拘留6天后,家属才得知他的下落。我问警察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我,他说是24小时后拘留通知有碍侦察,所以24小时没通知我。现在跟上次一样,被说成是诈骗罪。我问他是诈骗什么?他没说。”
    
    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会员、四川省企业权益保护研究所所长周德先说:“此次当局抓捕曾建余,可能涉及到泸州市江北火电站的问题,因此可能触动了垄断中国电力的既得利益者。我觉得这些既得利益者不要把经济利益看得太重,国家还是要强调可持续发展,这一辈人把下一辈人的东西都吃完了,况且还贻害老百姓,长江下游几亿老百姓如果受到这种伤害的话,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罪行。所以我觉得应当尽快把曾建余先生的问题处理好”。
    
    2007年2月8日上午11点,首位以非正式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曾建余先生,经过了秘密抓捕、秘密审判、单独关押;在不准律师会见、不准家属见面、不准媒体采访、不准对外透露消息的情况下,被泸县法院以诈骗罪判刑2年半。
    
    期间,泸州当局向曾建余和家属许诺:只要不上诉,可以给曾建余分一套房子、继续买保险、儿子优先安排工作。曾建余拒绝了。据悉,曾建余案件二审委托的是北京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世锋,从案卷中发现代号715 专案组提交的三无《调查报告》,其特点是:未注明向谁报告;未注明谁批准成立“715专案组”;未注明专案组的组成人员名单。据查,2004年5月,在无人报案、无人声称受害的情况下,由泸州市公安局,以及抽调纳溪、泸县、江阳、龙马潭等区县的警员组成715专案组,经过三年多调查,认定曾建余涉嫌诈骗 2.3万元。
    
    2007年4月23日上午,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曾建余上诉,维持原判。曾建余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并处罚金1万元,以维护奥运中国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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