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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是否履行了《禁止酷刑国际公约》的签约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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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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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是否履行了《禁止酷刑国际公约》的签约国责任?
    
    ——民间评议中国递交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第四、五轮政府报告
    
    维权网2008年7月24日
    
    背景简介
    
    二十年前,中国政府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年联大通过,中国1988年加入),由此承诺以下义务:改写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法接轨,杜绝在行政执法及司法实践中施行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自中国1988年加入这个公约,便承诺每隔四年要向联合国递交一份落实公约情况的政府报告。中国政府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分别提交了三轮政府报告。遗憾的是,在历次准备这些政府报告和接受审议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作为缔约国几乎没有按照公约要求去发动公民社会参与,对民间开放让其对政府报告草案提出意见,参与并观摩联合国评议过程,事后也没有允许民间去监督政府落实“禁止酷刑委员会”每次审议政府报告后提出的改进建议。
    
    2006年递交的政府第四、五轮合并报告也不例外。该年6月,中国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第四和第五轮政府合并报告(报告全文请见: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8/200707/20070702222833_4827.html)。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和公民得到过机会参与这份报告的起草和评议过程。
    
    中国民间人士和独立法律专家,在过去几个月内,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就中国政府的第四、第五轮合并报告进行了评估,就政府自己关于在过去六年当中落实《禁止酷刑公约》的情况的说法提出置疑。
    
    2008年5月,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政府的该报告进行初审,并将协商形成一份“疑问清单”,就报告里面含混不清或忽略的地方列出需要中国政府解释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交回给中国政府,要求其在2008年11月该委员会正式公开审评中国的政府报告之前做出回答。这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程序的一个规定步骤。
    
    这里发布的这份民间点评,对中国政府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疑问和评论,如是否太笼统含混,或是否有些重要信息被遗漏掉了等等。这些民间意见已经提交给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
    
    由于政府报告的章节是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的条款逐一撰写的,这份点评也按照政府报告的主要条款、有选择性地逐一作出分析评议。
    
    2008年11月,在将举行的“禁止酷刑委员会”正式审议中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禁止酷刑报告的大会上,该委员会将直接与中国官方代表展开“问话”,就政府报告里的有关问题和委员会事先传递地给中国政府的“疑问清单”进行问答。一般来说,委员会花两个半天的时间审议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报告,时间很短(尤其因为审议中国政府报告的时间还要包括审议香港和澳门各自的报告)。“问答”之后几天内,委员会将公布它对中国政府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就该政府在过去四年内落实《禁止酷刑公约》的成就和不足作出评价,并对今后四年内如何去改进提出建议,就政府在预防和禁止酷刑方面的工作提出所需达到的标准,以此来作为国际社会衡量该政府如何落实反酷刑国际公约,是否履行该尽到的责任的重要指标。如媒体、非政府组织、关注人权的政府机构等可以用“结论和建议”作为参照去评估该政府落实该公约的情况。
    
    “禁止酷刑委员会”(下文简称“委员会”)是1984年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建立的。象其他联合国人权条约委员会一样,该委员会也是技术性的、非政治性机构。这个委员会由十位成员组成,原则上他们都应该是独立专家,具有良好的道德信誉,在相关人权领域里具有专业水平,其公平性得到一致公认。他们以个人的名义出任-不代表本国政府;每隔4年由缔约国选举产生;每年与会两次:时间是5月和11月。该委员会的功能包括:审议缔约国政府报告、接受来自个人的个案申诉、就有关个案或信息向缔约国提出询问、发布一般性评论。(详细介绍请参阅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的《人权概况介绍17号:禁止酷刑委员会》)。
    
    民间评议中国向联合国际“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第四、五轮政府报告
    
    (以下民间独立法律专家的评议,下加横线部分,分段跟帖在政府报告的有关条款后面,按政府报告条款顺序编辑。)
    
    政府报告第二条:
    
    第6段:“从禁止酷刑的角度看,人权入宪将进一步推动保护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合法权益的观念、制度和工作的发展,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公约的各项要求。”
    
    政府报告中的这段话太抽象。请问人权入宪后中国政府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落实公约的要求?
    
    第6bis段:“(中国治安管理法)第113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打骂、虐待或侮辱。”
    
    政府报告中的这个说法只是理论上的,与事实不符。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对普通公民的打骂、虐待和侮辱时有发生,如1)中国警察对待到北京上访的人员经常实行打骂、虐待或侮辱;2)中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待卖淫嫖娼人员也经常采用侮辱人格的执法方法;3)更有甚者,实际执法中,曾经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派出所警察为了经济上创收,竟然把少女抓到派出所进行刑讯逼供,强迫少女承认对某人卖淫以便警察向该人罚款,这就是轰动中国的“处女卖淫案”。
    
    第13 bis段:“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1月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
    
    实践中,中国司法机关只是排除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头“供述”作为定案依据,通过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进而以这种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线索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却不排除。这是违背《公约》的行为,也是导致中国司法过程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既然毒树之果可以吃,司法人员当然就敢制作这样的果子了。
    
    第15段:“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12月30日通过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该规定旨在充分发挥律师在在刑事诉讼中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免受酷刑)的作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一些敏感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相反还经常被侵害,甚至律师的人身自由有时都无法得到保证。该《规定》在帮助犯罪嫌疑人免受酷刑方面事实上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关于律师执业权和人身权被侵害的典型个案就是陈光诚一案的律师们所受到的侵害。
    
    第17段:“为在司法过程中防止和避免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事件的发生,中国司法机关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
    
    这一段文字表述过于简单抽象。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司法机关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实际的措施,这需要中国政府做具体补充。
    
    第22段:“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有罪的,要坚决依法宣告无罪,不得犹豫不决。”
    
    这个与事实不符。河北省承德市4个农民被地方法院几次判处死刑,都因证据不足被该省高院驳回,但河北承德中级法院就是不放人;江西3个农民被判死刑,也因证据不足被改为无期徒刑,这都违反“疑罪从无”的公约标准,说明中国司法机关还在执行过去原始落后的“疑罪从轻”的标准。
    
    第29段:“各级公安机关始终把防止、制止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作为解决职务违法犯罪问题的重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段加大监督和查处力度。刑讯逼供案件逐年减少。”
    
    2000年以来,中国媒体经常报道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为什么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是“逐年减少而不是完全根除?”为什么中国司法机关中的侦查机关不能完全执行《公约》的要求而仍然出现刑讯逼供的行为?
    
    第34段:“新的审判方式加强了庭审的公开性,突出了法庭的中立性,进一步保障了控辩双方的地位、权利的平衡性。在新的审判方式下,一切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酷刑行为更容易被揭露、证实和惩治,因此,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总体上也有利于防范各种酷刑现象的发生。”
    
    实践中,在一些涉及所谓政治敏感性案件和刑事案件中,中国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辩护权常常受到侵害,法官、检察官经常找各种借口剥夺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权,特被是剥夺律师对侦查机关采取非法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控告性发言。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2001年发生的北京杨子立、徐伟等颠覆国家政权的“四君子案件”中,律师在法庭上指控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行为而被法官阻止。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案件中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的例子。
    
    政府报告第四条:
    
    第52段:“根据中国法律,酷刑为刑事罪行,实施酷刑的人和唆使与合谋的人都依法受到严惩”。
    
    法律是这样规定,但在实际上由于没有配套的有效预防措施,很多实施酷刑的违法人员得不到惩罚,而且为了掩盖司法人员的错误和实施酷刑的罪行,司法机关会尽量地搪塞和拖延对错案的纠正和对实施酷刑的违法人员的追究,最典型的案件就是河北省发生的聂树斌错杀案。而且在证据采信方面,法院往往仅凭公安人员口头上否认进行逼供就认定不存在酷刑的行为。
    
    第53段:“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规定与惩罚。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对于造成伤残、死亡后果的,一般进行了一定处理,但对于没有造成伤残、死亡后果的,则很少处理。目前用得比较广泛的逼供手段之一是长时间不让被讯问人睡觉,这种情况据反映大量存在,但几乎没有司法人员和其他行政人员因使用此手段而受到惩罚。
    
    第54段:“关于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的规定与惩罚。第248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实际上不少被监管人在被监管的场所受到过殴打,有些是监管人员亲自动手打的,有的是唆使他人打的,比较典型的是孙志刚被打死案。而且还有很多是在监管人员的放任下任由某些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这种现象最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看守所,各看守所大量存在牢头等之类的牢中恶霸,监管人员不是不知晓这种情况,而许多情况下是利用这类牢中恶霸监管他人,甚至有的还指令自己中意的人当牢头。
    
    第57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1999年8月6日和2001年7月20日通过的《立案标准》及《重特大案件标准》(请参见第14段),对刑法所规定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等酷刑犯罪的立案标准以及重、特大案件的认定标准作出了具体、明确规定。根据《立案标准》的规定,刑讯逼供,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造成冤、假、错案的,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均应予立案”。
    
    有些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员施用残忍手段的案件不仅不能立案,而且一旦他们知道被监管人举报他们的行为他们还会变本加厉地报复被监管人员,比较典型的是对上访人员的打击中,有不少上访人员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并被强行打针和吃药,使没有精神病的人也会感到精神失常。
    
    各级司法官员对造成冤枉、假、错案的办案和监管人员,往往出于掩盖错误和包庇的目的而怠于追究,迟迟不予立案,比如上面提到的聂树斌案件。另外,还常常存在对举报者或披露着进行报复的现象,比如披露孙志刚案件的南方都市报记者遭到多次暴力攻击。
    
    第58段:《重特大案件标准》规定,刑讯逼供,“(一)致人重伤或者精神失常的;(二)五次以上或者对五人以上刑讯逼供的;(三)造成冤、假、错案的”,为“重大案件”:“(一)致人死亡的;(二)七次以上或者对七人以上刑讯逼供的;(三)致使无辜的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为“特大案件”。
    
    如果媒体不大量报道,即使造成严重后果也往往大事化小而不予以追究办案人员,而且即便是媒体报道的冤、假、错案,也很少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比如佘详林案和聂树斌案。
    
    政府报告第十一条:
    
    第68段。禁止酷刑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明文禁止酷刑,而且十分重视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对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有关禁止酷刑的教育和宣传工作。
    
    1.刑法明文禁止酷刑,但对酷刑产生的口供,仍然作为定案的依据,实际上使禁止酷刑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2.对于劳教所、监狱、看守所还有目前出现的"黑监狱""精神病院"内实行的酷刑,则有相当一部分不被外界所知。
    
    第72段。将国际人权标准与执法实践相结合,组织开展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基层和一线民警,实战训练工作,提高民警依法办案水平。建立了民警上岗和任职、晋升、实战必训制度,2003年组织培训民警113万余人次。在各类训练中,把法制教育作为必训内容,要求法律课时必须达到总课时的30%以上。
    
    国际人权标准与执法实践相结合,这里说的“要求法律课时必须达到总课时的30%,”其中讲解国际人权标准的课时占多大比重呢?
    
    第74段。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加强对检察官的培训,专门制定了《检察人员岗位职务培训实施纲要》,《检察官培训暂行规定》,对检察官培训的内容、方式进行了规划,如任职培训、晋升培训、专项培训和其他业务培训。
    
    这里提到的检察官培训到底与国际人权标准有什么具体联系?
    
    第75段。中国国家检察官学院和各省级检察官分院是检察官的专门培训机构,每年聘请人权问题专家,就人权保护专题给检察官授课。担负查处酷刑犯罪的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每年进行专项培训,以适应办案的需要。
    
    请说明聘请的人权专家是独立的、学界公认的?讲解的是不是人权内容?在何时、何地、多少次举办了培训,有多少人接受了培训,与反酷刑如何联系在一起?
    
    第76段。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为严肃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违纪问题下发了专门文件,并明确规定:(1)严禁超越管辖范围办案;(2)严禁对证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3)立案前不得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4)严禁超期羁押;(5)不得把检察院的讯问室当成羁押室;(6)讯问一般应在看守所进行,必须在检察院讯问室进行的,要严格执行还押制度;(7)凡在办案中搞刑讯逼供的,先停职,再处理;(8)因玩忽职守、非法拘禁、违法办案等致人死亡的,除依法依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外,对于领导严重失职渎职的,要依照法定程序给予撤职处分;(9)严禁截留、挪用、私分扣押款物。
    
    这份“专门文件”规定了很多具体事项,很多确是涉及社会反响强烈的领域,但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而取得的材料不能做为证据使用,行为人仍然不受法律追究。
    
    第83段、为适应监狱执法活动的要求,司法部从2002年开始,先后培训了全国近700个监狱的监狱长近2000人。培训班聘请的授课人员包括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惩教署官员。通过培训,监狱长接受了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形势教育,提高了监狱领导层对监狱工作改革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端正了业务指导思想,增强了执法执纪观念。
    
    全国共有多少所监狱?有多少监狱长?这次培训的内容与反酷刑有什么联系?
    
    政府报告第十二条:
    
    第87段、根据宪法和法律,中国检察机关担负着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实施的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刑法第247条)、虐待被监管人员(刑法248条)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的职责。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设有专职工作机构3000多个,专职人员13000名左右,以确保任何实施酷刑的行为能得到迅速公正的调查。
    
    检察机关的人员多,机构多,承担着查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的职责,但他们每年调查了几起类似案件?与机构庞大,人员众多成比例吗?检察机关对劳教程序,纪检程序中的酷刑有何调查措施?
    
    第94段、检察机关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均能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里是否包括也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干涉?检察官能独立于政党行使检察权吗?
    
    第95段、根据《宪法》和其他法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具体行使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权。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但受政法委的领导,而公安局局长往往是政法委书记,这样,检察官还能监督上级政法委吗?这种监督程序如何落实的?
    
    第96段。对公安机关管辖的应当立案侦查而未立案侦查的案件,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如果检察机关自己不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并且也不通知公安机关应立案,该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公安不听招呼如何办?
    
    第97段、对公安机关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侦查活动是否依法进行实施监督,包括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等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
    
    检察院的监督权如何实现,如果它不履行职责该如何应对?它被政法委限制该如何应对?
    
    第99段、中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立了专门的监所检察机构。1987年7月,各地监所检察机构又在所辖区域的监狱设置了派驻机构。派驻监狱的检察机构的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并直接对派出的检察院负责,不受所驻监狱首长的领导,也不隶属所驻监狱。他们直接受理被监管人的申诉、控诉、检举,随时调查监管人员体罚殴打、虐待被监管人员的案件。
    
    监所检察机构实行的实际效果如何?他们是可以与狱方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100段、自1999年中国提交第三次报告以来,中国检察机关依法迅速、公正地查处了大量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如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等犯罪案件,总的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有关数据如下:
    
    (1)1999年,因刑讯逼供,起诉143件;因虐待被监管人,起诉42件。
    
    (2)2000年,因刑讯逼供,起诉137件;因虐待被监管人,起诉52件。
    
    (3)2001年,因刑讯逼供,起诉101件;因虐待被监管人,起诉38件。
    
    (4)2002年,因刑讯逼供,起诉55件;因虐待被监管人,起诉30件。
    
    (5)2003年,因刑讯逼供,起诉52件;因虐待被监管人,起诉32件;因暴力取证,起诉7件。
    
    (6)2004年,因刑讯逼供,起诉53件;因虐待被监管人,起诉40件;因暴力取证,起诉4件。
    
    这些统计数字是如何统计来的?是否全面准确?是否还有大量的案件被忽视?与中国普遍存在的刑讯逼供犯罪总量的比例是多少?占检方起诉的职务犯罪总量的比例是多少?
    
    第101段。为贯彻“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一宪法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5月11日决定,利用一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专项行动。检察机关上下动员,迅速行动,宣传发动,声势浩大,社会各界和广大公民积极响应,报导、控告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案件,其中包括一批刑迅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等犯罪案件。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阶段性成果。
    
    这些专项活动取得了那些成就,查处了几起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的事项?是否只是一阵风、走过场?
    
    政府报告第十三条:
    
    第102段。中国第三轮报告的第42——48段仍然有效。
    
    [回溯第三轮报告]第42段、《监狱法》第22条规定:“对罪犯提出的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处理或者转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第23条规定:“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
    
    第43段、《看守所条例》第46条规定:“对人犯的上诉书、申诉书,看守所应当及时转送,不得阻挠和扣押。人犯揭发、控告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材料,应当及时报请人民检察院处理。”
    
    第44段、《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53条规定:“对于被羁押人的申诉、上诉,看守所应当及时转达有关机关处理,不得拖延、扣押或者阻挠。对揭发、控告司法工作人员的,看守所应当报告所属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在缺少权力制衡和新闻监督的情况下,这类规定在实践中是否得到切实执行?如果扣押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发信者如何知道?对监狱或看守所管理人员如何处理?这在相应的法律和条例中并无规定。
    
    根据《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八条“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可见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利和会见亲属的权利仍受限制。
    
    根据《看守所条例》第三十一条:“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对人犯发收的信件可以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可以扣留,并移送办案机关处理。”如何保证关于反映办案人员使用酷刑的信件不被扣留?
    
    第45段、1997年以来,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公安机关督察条例》,陆续成立了督察机构,负责对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包括是否实施刑讯逼供的情况进行督察。
    
    第46段、1997年9月10日,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队工作规定》。该规定旨在保障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规定》对警务督察队的工作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其中规定:“警务督察队在执行督察任务时,遇有公民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检举、控告的,应当予以受理;对不属于督促机构职责范围的,在受理后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主管部门。”
    
    第47段、在中国,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情节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分别由该行为人所属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调查,并依照规定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在郭飞雄案中,他的律师胡啸和妻子张青已经向外界反映了郭飞雄遭受酷刑的状况,并经过了很多媒体报道,为什么实施酷刑者没有受到处理?陈光诚在看守所也曾遭到殴打(附有关报道。以及其他案例:叶国柱、王博、CAA报道:多个家庭教会领袖狱中受酷刑)在媒体关注的案件中尚且如此,如何保障那些没有曝光的案件中,被羁押者不受酷刑,以及酷刑实施者受到处理?
    
    第48段、中国1997年《刑法》第254条保留了1979年刑法中的报复陷害罪。如果犯罪嫌疑人控告了司法工作人员的酷刑行为,而司法工作人员变本加厉,又以酷刑进行报复的,则不仅构成刑讯逼供或虐待被监管人罪,而且构成报复陷害罪,应数罪并罚。
    
    [返回第四、五轮报告]第103条。中国《宪法》确保遭受酷刑的个人有向国家主管机关申诉的权利,同时确保申诉人或者证人不遭受恐吓或打击报复。《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对前去北京上访的人员进行骚扰殴打劳教甚至关入黑监狱进行羁押,是否构成对申诉者的打压?根据报道,一些公民因为对政府官员进行批评而被以诽谤罪起诉或判刑,这是否构成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104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46条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对依法检举、控告的公民或者组织,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公安机关负责人在政法委中的位置,如何保障人民检察院对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的有效监督?
    
    第106段。为了便于人民群众控告、申诉,同时也为了提高检察人员办案的责任心和提高办事效率,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7月1日下发了《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规定首办责任制就是人民检察院对本院管辖的控告、申诉,按照内部业务分工,明确责任,及时办理,将包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案件在内的控告、申诉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的责任制度。
    
    第107段。《重特大案件标准》关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员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案件的规定,是查办酷刑案件的法律依据之一(参见第14段、第57段)。
    
    第108段。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及酷刑的案件依法进行迅速而公正的审理,整个司法活动能够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裁判公正。
    
    由于司法独立无法得到保障(法院的地方化、政法委的存在、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法官选任制度的缺陷等),涉及到警察、检察人员、监狱管理人员的酷刑案件,如何能够保障依法独立审理和公正裁判?
    
    第109段。自1999年中国提交第三次报告以来,人民法院依法迅速、公正地审判一批涉及酷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总的来看,犯罪案件呈下降趋势,有关数据如下:
    
    (1)1999年,因刑讯逼供被判有罪178人,因暴力取证罪被判有罪3人,未发生因虐待被监管人的被判有罪案件。
    
    (2)2000年,因刑讯逼供被判有罪121人,因暴力取证被判有罪1人,因虐待被监管人被判有罪23人。
    
    (3)2001年,因刑讯逼供被判有罪81人,因暴力取证被判有罪3人,因虐待被监管人被判有罪34人。
    
    (4)2002年,因刑讯逼供被判有罪44人,因暴力取证被判有罪2人,因虐待被监管人被判有罪18人。
    
    (5)2003年,因刑讯逼供被判有罪60人,因暴力取证被判有罪2人,因虐待被监管人被判有罪27人。
    
    (6)2004年,因刑讯逼供被判有罪82人,因暴力取证被判有罪2人,因虐待被监管人被判有罪40人。
    
    按本报告第100段,因虐待被监管人的被起诉42件,而无一被判有罪。这是否正常?中国刑事案件的无罪宣判率是多少?
    
    政府报告第十四条:
    
    第111段。在人民法院审结的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中,凡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有关受害人都取得了国家赔偿。
    
    聂树斌、滕兴善、呼格吉勒图等涉及酷刑的死刑冤案是如何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的?有关实施酷刑的办案人员是否被追究了法律责任?
    
    政府报告第十五条:
    
    第114、115段:
    
    114.根据中国法律,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属逼供作出的陈述为证据,任何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115.《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规定:“讯问的时候,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6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诚然,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1998年5月公安部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的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中国法律的改进和革新,因为1997年前我国法律就对此做了明文规定。
    
    如:1979年老《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87年3月,公安部发布的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讯问的时候,要认真听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严禁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对被告人提出的反证要认真查核”。
    
    可见,“严禁刑讯逼供”的条款早已有之,当前最重要的是从立法层面对定义刑讯逼供加以细化、扩大监督、依法制裁,最终达至形成刑讯逼供防范机制。我们看到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各地还是发生了一系列因刑讯逼供定罪的死刑冤案,如:湖北佘祥林死刑冤案、河北聂树斌死刑冤案、河北承德杨等死刑冤案、江西承德等死刑冤案、广东揭阳林锐强等死刑冤案、内蒙古滕善兴死刑冤案。
    
    第116段:《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1月2日,下发《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严格贯彻执行这些规定,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任何余地。
    
    最高人民检察院之所以于2001年发布《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其背景是2000年云南杜培武遭受刑讯逼供承认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真凶落网后才得以无罪释放。这起死刑冤案在中国社会引发巨大反响。
    
    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刑讯逼供案件都是在真凶出现或导致犯罪嫌疑人重伤、死亡后才能得到认定。高检通知发布后,我们从官方媒体上还是看到不少非常严重的刑讯逼供案。
    
    1)屈打成招,直至真凶落网才重获自由的案例:河北唐山李久明死刑冤案(2002年)、湖北老河口张海生强奸案(2003)、云南丘北王树红涉嫌抢劫杀人案(2004年)。
    
    2)刑讯逼供导致犯罪嫌疑人重伤、死亡的案例:安徽阜阳颍泉公安分局民警张某某等4人刑讯逼供致张某重伤案(2001年)、湖南新宁县公安局民警阳志斌等3人刑讯逼供致唐某死亡案(2002年)、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段华平等8人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2003年)、甘肃平凉市崆峒公安分局民警郑发祥暴力取证致韩某死亡案(2004年)、江西萍乡公安局湘东分局民警李振中等涉嫌刑讯逼供致李曙初死亡案(2005年)、河北涞源公安局民警刘山等4人刑讯逼供致孙某重伤案(2006年)、江西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民警周某刑讯逼供致龙某重伤案(2007年)
    
    这些披露出来的案例仅仅是严重刑讯逼供行为的冰山一角,大量没有造成犯罪嫌疑人重伤、死亡的刑讯逼供根本没有披露,所以无法统计。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通知》所宣称的:“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任何余地”呢?
    
    怎么发现和认定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如何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如果没有一整套良好的制度设计并忠实的执行,《通知》的规定只会是应景之作,最后流于形式、不了了之。
    
    政府第十六条:
    
    第118段:根据中国法律,禁止酷刑的措施同样适用于对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保障。中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虽然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酷刑的措施同样适用于对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保障。在实际操作面上,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其他强制措施的公民的人格尊严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尊重。国内看守所、拘役所、拘留所、劳教所、收容教育所、监狱的在押人员、劳教人员或服刑犯人的人格尊严会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遭到侵害,譬如:要求在特定场合抱头蹲地、强迫剃光头(男性)、公开示众处理、召开公开逮捕大会、穿囚衣受审、带戒具甚至脚镣受审、死刑宣判后24小时加带脚镣、死刑犯被枪决方式执行死刑等。
    
    第119、120、121、122、123段:
    
    119.1998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创建“严格执法,文明管理”看守所的活动,向社会承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文明管理,不打骂、不体罚虐待、不侮辱人格、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生活条件,有病及时治疗。
    
    120.2000年,公安部进行全国看守所环境和秩序专项治理,极大地改善了监所的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121.2001年,公安部出台了《看守所民警执勤行为规范》,明确要求民警不得刑讯逼供,或体罚、虐待、侮辱在押人员,不得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在押人员。尊重在押人员的人格和尊严,尊重少数民族、外籍在押人员的生活习惯。对在押人员不得叫绰号或者使用其他侮辱、歧视性的语言。对患病的在押人员应及时给予治疗和生活照顾。
    
    122.2003年,公安部在全国看守所开展了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打骂、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是否存在其他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123.自2004年3月23日起,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在全国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部署开展了“加强监管执法、加强法律监督、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示范单位”创建活动,要求各地看守所转变执法观念,牢固树立依法保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意识,更加自觉地尊重和保障在押人员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基本生活保障、卫生保健、会见通信、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以及检举、控告、申诉等权利。通过这次创建活动,严格规范执法和服务程序,坚决废除现行监管制度中的一些有悖人权保障的做法,建立健全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的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在看守所发生刑讯逼供行为;严格依照规定使用械具,坚决杜绝打骂、体罚、虐待在押人员行为。
    
    不可否认从1998年以来,公安部鉴于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频频发生,陆续开展了几次“创建”、“执法大检查”、“专项治理”的活动,还于2001年制定了《看守所民警执勤行为规范》。以上的活动,客观上一定程度改善了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境遇,但现实操作中,还是普遍存在《反酷刑公约》条文范畴的酷刑待遇。
    
    我们发现看守所在押人员遭受酷刑待遇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一、由于制度层面的缺陷和滞后造成的;二、管理机构公然违反国内已制定的法规;三、虽然国内法没有明令禁止但管理机构的做法显然侵犯了人格尊严。
    
    一、由于制度层面的缺陷和滞后造成的;
    
    1)1990年3月1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一直未做修改,该《条例》第二条仍然规定:“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这显然与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的,“人犯”概念的继续保留和存在不利于在押人员的人权保护。
    
    2)《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对已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犯人,必须加戴械具”。从国内实际情况看,看守所一般在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后,就对被告人24小时加戴手铐、重型脚镣,甚至于整个二审、死刑复核、甚至漫长的发回重审、超期羁押过程中承受酷刑待遇。
    
    3)《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前提下,看守所可以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该条规定事实上给予了看守所强制在押人员劳动(很多是超强度劳动)的法律授权,营造了引发酷刑待遇的温床。
    
    4)全国各地都有形形色色可能导致在押人员承受酷刑待遇的规定。以《辽宁省在押人员行为规范》为例,该《规范》规定:26、必须熟背监规,熟记行为规范,并认真遵照执行。34、当管教民警开门进入监室时必须按指定位置坐好,点到姓名时要起立答“到”,接受指令、听候命令要回答“是”,接受问话时要立正回答,(除特殊情况外),不得指手划脚,不准抢嘴抢话,保持一定距离,未经批准不得接近。35、在押人员参加劳动,必须态度端正,服从看守所的安排,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保质保量完成劳动生产任务,不得消极怠工。上述类似的规定事实上存在对在押人员不必要的强迫行为,特别是规定“保质保量完成劳动生产任务,不得消极怠工”,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看守所可以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的强制劳动行为具体化。
    
    5)《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看守所对于违反监规的人犯,可予以警告或者训诫;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可以责令具结悔过或者经看守所所长批准予以禁闭。由于监规无须通过任何立法程序,它的相关规定又极其模糊和苛刻,监管机关随意性极强,而”禁闭“方式也不统一,有的条件特别恶劣,是典型的酷刑待遇。
    
    一、管理机构公然违反国内制定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人犯每日应当有必要的睡眠时间和一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但有实例表明,一些看守所并没有保证一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俗称“放风”)时间。
    
    事例一、2007年7月到2008年2月在佳木斯看守所在押的杨春林平均每个月只有一次“放风”时间。
    
    事例二、2007年曾在广州看守所在押一年多的杨茂东(又名郭飞雄)也无法保证享有最基本的“放风”时间。
    
    2)《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只有对有事实表明可能行凶、暴动、脱逃、自杀的人犯,经看守所所长批准,才可以使用戒具”。但看守所也经常出现监管人员不经正当程序滥用械具或使用不规范戒具的情况。
    
    事例一、2007年6月27日,张庆因赌博被刑拘至长春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在押,看守所总值班的刘闯对大声喊叫的张庆施以穿约束服的惩罚,另一管教王彦闯还给张庆强行喂盐半袋,并指使其他在押人员实施强行喂盐行为,造成张庆四天后死于非命。
    
    事例二、天津蓟县看守所配备18斤的脚链(脚链应该多重,目前没有统一的规范,18斤未免太重)用于惩戒个别违反监规的在押人员。
    
    三、虽然国内法没有具体细化的规定,但管理机构的做法显然容易造成酷刑待遇:
    
    1)《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监室应当通风、采光,能够防潮、防暑、防寒。被羁押人犯的居住面积,应当不影响其日常生活”。国内一些老式或设计不合规范的看守所无法满足适合正常需要的通风、采光要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看守所通风、采光、防潮、防暑、防寒的规定缺乏统一的部门标准,各地操作和理解均不一致。国内在周期性严打期间,会造成在押人员剧增,严重挤压生活空间。如:高峰时期,天津蓟县看守所监室内设计供22人居住的两排通铺竟然会达到40余人,在押人员起床小解回来连睡得地方都没有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人犯每日应当有必要的睡眠时间和一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必要的睡眠时间到底是多少?该《条例》未做进一步解释,我们认为成年人应不低于8小时,未成年人还应该适当增加。
    
    第124段: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该项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遵守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被告人获得辩护,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并可以安排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教师等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会见;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械具,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接受法庭调查、询问,只有在回答审判人员的提问、宣判时应当起立;发现有对未成年被告人诱供、训斥、讽刺或者威胁的情形时,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对于已收监执行的未成年犯,少年法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未成年犯管教所等未成年罪犯服刑场所建立联系,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改造情况,协助做好帮教、改造工作,并可以对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回访考察。该司法解释对于有效地预防司法审判中对未成年人适用酷刑,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起到了良好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械具”的规定,总体上设有少年法庭的刑事审判庭做的不错。但一些没有专门少年法庭的法院,如广东省东莞市市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时还是使用械具。
    
    政府报告“对[反对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第三次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提供的补充情况:
    
    第126段:“中国政府确信,依照中国《刑法》,能够对酷刑的行为,包括精神折磨的行为,根据犯罪的严重性质,施以相应刑罚”。
    
    中国《刑法》对于没有造成死亡和伤残后果的行为处罚较轻,而且对于这样的行为缺乏投诉的途径,造成百姓告状无门,从而客观上纵容了酷刑现象的普遍存在。而且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体制存在,或者政法委领导下对某类人员的统一打击,往往公安人员的实施酷刑被投诉或曝光后,案件被压下去,使正义得不到伸张,实施酷刑者得不到惩罚,例如针对上访人员的严厉打击迫害,实施酷刑的官方人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上海段惠民、杜荣林被警察打死案就是一突出的证明。
    
    在现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框架下的刑事诉讼体制使犯人遭受酷刑的现象是无法避免。
    
    中国更严重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真正实施酷刑而被处罚的很少,是由于有政法委体制、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等这种制度的存在而使违法的人得不到追究。
    
    第127段:中国《刑法》对于酷刑行为区别情况分别作出了规定。例如,(一)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二)第248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示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条规定没有涵盖被软禁在宾馆、自家住房、公共地下室、精神病医院等名不为监狱实为黑监狱的场所,而实际中存在大量这样的场所。
    
    第128段: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上述行为包括蓄意使受害人在肉体上,以及在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任何行为。此外,中国刑法还规定了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和侮辱罪等,其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公职人员,而且也包括非公职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从重处罚。
    
    实际上先搜查、先拘押后补办手续的现象普遍存在,受害人丧失了人身自由,不能为自己找到有利的证据,即使有其他旁人作证,但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法院及其他相关部门也不予认可。
    
    第129段:“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和有关法律规定完全涵盖《公约》中酷刑定义的内容。对《公约》规定的酷刑行为,中国法律都是禁止的,对违犯者均依法给予严厉处罚”。
    
    这与实际大不符合。只要调查就可发现,受到处罚的酷刑案件在实施酷刑的案例中所占比例极小,大量反映酷刑存在、受害人被施以酷刑的情况得不到处理,这尤其是在上访群体和法轮功学员受到的对待中。
    
    第130段:“从履行公约的角度看,自1999年以来,中国已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确保法制的统一和有效实施,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问题”。
    
    中国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但在某些方面的退步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对上访人员的打击手段更加严厉,黑监狱更普遍以及镇压手段黑社会化趋势更加明显等。
    
    第131段:“中国修订了《宪法》,首次将”人权“一词写进《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入宪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贯穿于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虽然将人权提高到宪法角度,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在现实中,人权在中国还常常是个比较敏感的词汇,甚至属于禁区,呼喊要人权的人也往往会当作敌对分子而遭受打击。很多人也认为中国的人权只是写在纸上。
    
    第132段:“中国修订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以及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等刑事法律原则”。
    
    虽然法律规定了上述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践踏,特别是对待上访人员方面,对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表现最明显,很多地方的判决把奥运会或世博会的结束时间作为量刑依据,而并非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量刑。
    
    虽然劳教不是定罪,但对劳教人员的处罚程度有时比判刑还要严重,使大量的劳教人员在没有经过法院判决的情况下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3年,最长可达4年。
    
    第133段:“中国制定了《引渡法》,为规范引渡程序,加强惩罚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基础。此外,中国还制定了其他相关法律,如《法律援助条例》、《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引渡法》对于保护酷刑的作用并不大,大量实施酷刑的人能在国内比在国外能更有力地得到庇护,因而没有人因实施酷刑而外逃的。而《法律援助条例》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得不到援助,相反有关部门还往往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律师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帮助。
    
    第134段:“中国司法机关通过一系列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加强了内部监督机制,加大了对违纪、违法犯罪干部的处罚力度,进一步规范执法活动”。
    
    执法活动从总的方面来讲确实比以前有所改善,但由于政法委统领司法的体制和地方官员个人私利的存在,使某些方面的执法活动有恶化的趋势,比如在对拆迁户和上访人员的打压方面。
    
    第135段:“中国公安和检察机关还建立了外部监督机制,接受群众监督、切实防止和纠正公安、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不公的问题”。
    
    这不是实际情况。由于体制和新闻不自由的现状,中国的群众并没有权利和能力去监督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有很多实例表明,如果他们想积极介入这样的监督活动,他们反倒成了被监督和打击的对象。比如上海被迫害致死的陈小明等人的结局就是如此。
    
    第136段:“公正与效率”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人民法院的全部活动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审限严格、裁判公正、依法执行。这是“公正与效率”的核心“。
    
    审判公开在中国许多法院已经名存实亡了,法院往往采取多种手段使公开的审判名不符实。至于裁判公正的论断那更是少有人赞同。
    
    第138段:“按照中国有关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中获得律师帮助是不需要申请许可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但本条规定被公安机关普遍违反,大量普通的刑事案件都被公安机关以涉及国家机密为借口而拒绝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而最后审理的结果往往表明该案件根本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许多案件还表明,通常犯罪嫌疑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时,公安机关都会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而拒绝律师会见的,以避免律师发现当事人被殴打过的事实。
    
    第139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主要是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障案件所涉国家秘密不致泄漏、维护国家安全角度考虑的。对国家秘密案件的范围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是依法从严掌握。在实践中,此类案件数量很少,而且经过批准,犯罪嫌疑人仍然可以聘请律师,被聘律师也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限制”。
    
    这与中国的司法机关的实际司法活动状况不符。公安机关把国家秘密的范围无限扩展,而且对其中属于普通刑事案件的一些案件也从来不说明或是也说明不了是法律规定的那种级别的国家秘密,比如大量的法轮功案件、宗教案件、扰乱社会治安类型的案件事实上毫无国家机密可言,却被无根据地定性为属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第141段:“中国法律对于行政处罚的程序有严格的规定。《立法法》第8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而不是法规、规章的方式来规范。《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此规定完全没有实行,普遍被违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只是部门规章,却竟然规定不经审判,一个人可以被限制人身自由达1至4年。
    
    中国政府第四、五轮报告中忽略的问题:
    
    死刑执行方式、死刑数量。
    
    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强制节扎、非法拘禁(临沂计划生育调查以及博白事件)。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状况。
    
    中纪委承办案件中的酷刑。
    
    收容教育制度与酷刑(1993年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关押上访人员的非正式羁押机构(黑监狱,维权网报告)。
    
    救助站中的酷刑(薛宝玲案等)。
    
    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软禁、甚至绑架。
    
    ——全文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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