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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各式各样的表现与说辞/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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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30日 来稿)
    
    
     7名人民大学的学生,看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后,历时15天完成了一份长达4万字的“震后恢复建议”,并送达了国务院。很快,国务院应急办要求几名学生加送几份,并请他们到中南海会谈。6月15日,学生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的信,对方表达了感谢之情以及进一步探讨的期望。(2008年6月30日《京华时报》) (博讯 boxun.com)

    
    多好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上级领导很重视哦,还召见了拳拳赤子们哪。
    
    真是让俺这样的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嫉妒得火冒三丈。什么时候,咱也能够受到父母官们的赏识啊。
    
    其实,给灾后重建提的建议,还真是不少。不过,到底什么样的才会被贪官污吏们认可,那可就有太大的学问啦。
    
    王未名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2008年06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4:05北京时间 12:0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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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接见港澳特首感谢援助灾区
    
    中国副主席习近平接见港首曾荫权
    
    正在四川灾区视察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6月28日在成都接见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以及港澳特区政府考察团。
    
    习近平对港澳特区政府和港澳各界对四川地震灾区的支援表示感谢。
    
    曾荫权表示,他这次前来四川探访是代表香港市民慰问灾区同胞,并表达香港市民对参与灾区重建的意愿。
    
    曾荫权说,他将于下周向立法会申请救灾拨款。他还同四川省政府初步商定派遣一个20人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代表团前往灾区考察。
    
    何厚铧也向记者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制定了几个初步方案,其中包括将在未来5年的财政预算中列支专项资金,用于四川灾区的重建工作。
    
    曾荫权与何厚铧还巡视了四川地震的3个重灾区,并与当地政府领导人讨论了港澳参与灾区重建计划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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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发现小行星 命名汶川星
    
    【本报北京二十三日电】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苏梅克近地天体奖」获得者叶泉志表示,国际天文联合会在20日宣布批准将其发现的161715号小行星命名为「汶川星」。
    
    文汇报报导,叶泉志希望以此悼念在汶川大地震中的罹难者。据了解,这颗小行星是叶泉志在2006年6月23日发现的,其暂定编号为2006 MZ12,其中「MZ12」恰与大地震发生日期的英文缩写(5月12日,May 12)近似。
    
    小行星的直径约3700米,公转周期为4.08年,属于主带II型小行星族。目前它的亮度为21.8等,距离地球5.85亿公里,位于双子座,下一次冲日的时间是2009年2月20日。
    
    据报导,迄今为止,叶泉志共命名了五颗小行星,其中包括与台湾鹿林天文台合作发现的「广州七中星」和「苏东坡星」,以及另外三颗以自己祖先命名的小行星。
    
    200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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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川新址有谱
    
    【本报北京二十三日电】在汶川大地震中被摧毁的北川县城,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新北川县城将在安县安昌镇东南方向两公里处重新崛起。
    
    四川新闻网报导,《北川县城「5·12」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选址与规划研究》对安昌东南、擂鼓镇、永安镇、安昌镇、桑枣镇五个选址方案进行论证后,推荐安昌东南选址作为北川新县城的选址,而这一方案目前已初步获得绵阳市政府方面的认可。
    
    200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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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老总 帐篷小学当义教
    
    有美女教师之称的李卓在临时帐棚所搭建的教室里为小朋友上课。【取材自华西都市报】
    
    【本报北京二十四日电】一名刚满21岁的成都女孩李卓,身家非凡,为了救灾,以志愿者身分到汶川帐篷小学做老师。从6月3日至今,学生从一个到六十多个,学生除了形容她是「云朵里来的美女老师」,也有人喊她「妈妈」。
    
    华西都市报报导,这名「美女老师」是四川多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地震发生后,她从13日到28日,兼程往返于都江堰、绵阳、广元和映秀等地震重灾区,自己买水和食物并订制帐篷,租来大货车亲自运送。
    
    6月1日,李卓以义工身分到震央汶川,被指挥部分配到县城三公里外大山深处的克枯乡,海拔近三千公尺。隔天,她把附近孩子陆续集中起来,希望能带给他们一些不完全是课本上的知识,她寓教于乐,想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暂时忘记灾难。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得知「云朵里来的美女老师」要帮孩子上课,整个杂榖脑河附近的小朋友都来了,有六十多个,从4岁到10多岁不等。救灾的解放军部队也捐赠50多套桌椅、两个小黑板,还帮忙搭了帐篷。
    
    报导说,6月6日上午9时,两棵有16年树龄的樱桃树之间拉起了「帐篷小学」横幅,举行了简单的开学仪式,家长和孩子的掌声代替鞭炮。
    
    20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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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重刑犯 千里大转监
    
    警力7718人次 接力行军10昼夜 规模空前
    
    【本报北京二十四日电】中国有史以来一次使用汽车最远距离转移服刑人员行动,于6月14日在阿坝监狱拉开帷幕,经过10天10夜,分八批次接力行军,出动警力7718人次,车辆1580辆次,途径23个市(县)接力行军,累计行程1万3500公里。
    
    中国青年报报导,建于1962年的阿坝监狱,地震后监舍毁坏,300余名干警与2000余名重刑犯在帐篷内同吃同住,干警一旦不能控制局势,后果不堪设想。
    
    更要命的是,由于阿坝监狱四面环山,受地震影响形成400万方泥石流,若遇暴雨可能会把整座监狱一口「吞」下。于是,狱方与相关单位终于敲定「千里大转移」行动计画。
    
    据报导,这是中国监狱有史来,最大规模使用汽车的一次服刑人员转移行动,由于多个部门协调和支持,这次转移行动未出现一起意外事故,更未出现越狱或逃脱的罪犯。截至今天,1900余名重刑犯被成功转移至其它监狱。
    
    20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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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家山堰塞湖 拟规划景区
    
    川震重创旅游业 成都官员赴各省市揽客
    
    【本报综合报导】四川大地震后,当地经济严重受创,其中旅游业首当其冲。为此,成都市派出由市委高官组成的「公关团」,前往各省市宣传,吸引各地商旅前往成都。而大地震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则将规划建设成旅游风景区。
    
    新华社报导,四川绵阳市委秘书长陈兴春24日在四川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新北川建设规划中,堰塞湖的科学开发成为重要内容,绵阳市将组织专家组调查研究。
    
    他表示,专家正对堰塞湖综合开发进行规划设计,这是整个北川重建的重要部分,把唐家山堰塞湖建成旅游景区将成为科学利用堰塞湖的一个探索。不过,陈兴春说,受到条件限制,唐家山堰塞湖尚未进入实质开发阶段。据初步统计,目前北川县内有14个堰塞湖。
    
    另据香港媒体报导,四川地震后,省会成都旅游停顿,甚至出现了投资减少及撤资情况。许多酒店客人很少,亏损严重,业者想关门停业,但当局并不准许,为减低成本,成都的旅行社和酒店纷纷裁员。
    
    面对这种情况,成都市委日前决定派出「公关团」前往各省区揽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带领由20名媒体负责人组成的「公关团」,前往广州、深圳、南京、上海、北京、杭州、长沙等地,希望能吸引人往成都旅游、投资。
    
    20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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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灾乱象多 固精丸在列
    
    八成捐款还「卡」在路上
    
    【本报综合报导】汶川地震后,救灾、捐赠款物的分配、使用和监管备受关注。财经网报导,审计署实行全方位的跟踪审计,截至目前「尚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但发现救灾款物管理漏洞不少,一些基层政府私设门槛贻误中央救济粮款发放,还存在虚报受灾人口多领财政补助问题,而更离谱的是,捐赠物品惊现「锁阳固精丸」。
    
    审计署称,审计人员进村入户审计后发现,灾区部分乡镇尚未完全落实中央确定的「每人日均一斤粮十元钱」的救助政策。四川省汶川县、黑水县、茂县和理县,共有65个乡镇应领取临时生活救助款,但只有28个乡镇的灾民按时领到了救助款。最离谱的是理县全部乡镇的灾民均未领到救助款。据报导,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私设救助门槛,是导致救灾款物发放迟滞最大的原因。
    
    审计还发现基层存在夸大灾情多领财政补助问题。以四川省汉源县为例,「该县一些乡镇交通通讯中断,灾情核实困难,统计出现差错,导致重复统计、多报多领补助金1333万元和补助粮133万斤。」汉源县民政局副局长罗全德证实,汉源最初上报受灾人口为69323人,后经审核,6月19日受灾人数减为58360人。
    
    审计署称,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捐赠款物的筹集、管理、分配上,出现了违纪违规问题。截至6月12日,尚有243.71亿元结存在非灾区的捐款接受地,占全国接受捐款总量的81%,未能及时上缴有关中央部门,或由单位统筹安排拨付有关灾区。
    
    此外,少数捐赠物资还存在质量问题。据新快报报导,一些捐赠物资与灾区实际需求脱节,甘肃省接受的「锁阳固精丸」等非抗震抢险救治急需的保健品,至今闲置未用。
    
    20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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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妹子保母 抵北京谋生
    
    【本报北京二十六日电】京华时报报导,昨天下午2点40分,来自成都的T8次列车停靠北京西站,35名身著制服的家政员走下车厢,她们是震后首批从灾区抵京的「川妹子保母」。
    
    川妹子公司负责人宋瑞介绍,这批家政员来自四川都江堰、绵竹等重灾区,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51岁,大多数在30-40岁之间。报导指出,她们在地震中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房子。因为家庭困难,她们来京打工。「这批川妹子在成都已进行了培训,还要在京接受岗前培训,学做北方菜。」宋瑞说,目前已有三成多的「川妹子保母」被预订。
    
    据报导,因这批「川妹子保母」属于就业援助性质,月薪稍高,约在2000元。
    
    昨天下午3点,这些川妹子走进出站大厅后,自发排成四排领队何春蓉的号召大家齐唱「从头再来」,当整齐的歌声在出站大厅响起时,川妹子们潸然泪下。围观的旅客和她们一起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
    
    20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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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学生入师德
    
    网民质疑教部不查校舍质量问题 意在转移公众视线
    
    【本报广州二十七日电】教育部一提出将保护学生安全纳入师德规范,网民们立马炸开了锅。赞同者不少,认为保护学生安全是教师的天职;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新快报报导,部分网民质疑教育部的这一做法本末倒置,「此时不查校舍质量问题,而出台保护学生条例,教育部是不是在转移大众的视线。」
    
    据报导,教育部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保护学生安全」首次加入其中。该内容的加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在坊间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范跑跑事件」。
    
    规范出台后,许多教师纷纷表示支持。网民「无心」是名教师,他说:「在危难时候人有逃生的本能,但作为一名教师在孩子们面前,也有保护其生命安全的本能!」
    
    网民「水晶心」剖析教师职业特性与保护学生的关系:「教师这个职业是神圣的,作为一名教师,他不仅仅是教学生认识ABCD,更是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如何做人。『跑跑』不是坏人,但他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任何一位教师,都应该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总不能高喊向『范跑跑』学习来弘扬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吧?」
    
    报导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条例的修改。有网民提出疑问:「难道教师的命就不是命?在危难的时候老师也想活命啊。」网友「云淡」提出疑问。「以后师范教育应该增加空手道之类的训练,不及格就不能毕业!对于学生的保护,是作为长辈的本能,而不是规定出来的。」
    
    一些网民甚至质疑教育部的做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有的网民不忘调侃一番:「看来老师也是高危行业啊,每个月两千多块钱还要随时准备玩命。」
    
    网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如何保护学生安全。「教师保护学生,应该。但前提是校舍必须安全。而校舍的安全是教育部等部门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呢?」
    
    也有网民认为教育部此举只是为「形势所逼」,并没有深思熟虑。网民「今天没空」的批评更是直截了当:「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查校舍质量问题,而出台保护学生条例,教育部是不是在转移大众的视线呢?」
    
    20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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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 北川再封城
    
    【本报北京二十八日电】据新华网报导,四川北川县公安局发出公告,从26日起,对北川县城实行再度封闭管理。来自绵阳及外地的600余名公安民警,将透过昼夜守护等方式,除持有特别通行证的防疫、公安等人员及车辆外,严禁其它人员进出北川。县城
    
    最近,北川县城的一些居民陆续返回家园,在地震废墟中寻找著幸存下来的最后一点家当。26日再次封城后,他们也被禁止进入县城。
    
    北川县公安局局长谭嘉敏强调,对县城灾区实行封闭管理,主要是为了有效防止疫情蔓延、保障群众人身安全,确保灾后防疫顺利进行等。由于天气炎热,此次封城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谭嘉敏说,早在5月20日,北川县城为防止疫情蔓延实行特殊管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大量被转移的北川县居民陆陆续续返回北川,寻找自己亲人和剩余的家当。由于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和疫情扩散的危险,公安部门决定再次封城。
    
    20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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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斯抵川震灾区慰问
    
    美国国务卿赖斯29日抵达成都,开始四川访问行程。【新华社】
    
    【本报北京二十九日电】应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邀请,美国国务卿赖斯率60余人代表团今日上午10时25分乘专机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展开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结一、成都市市长助理毛志雄前往机场迎接。赖斯是迄今为止访问中国地震灾区的美国最高官员。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报导,赖斯一行上午赴都江堰腾达俱乐部废墟、「勤俭人家」灾民安置点、玉塘镇永固村参观慰问,考察美国捐赠的水净化项目,并出席中外媒体见面会。
    
    另外,赖斯今天下午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见;并与杨洁篪会谈,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统计显示,地震以来,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总计一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和价值16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
    
    2008-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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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对于地震引起的连锁反应有着说辞。
    
    “范跑跑”挑战中国人传统道德观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6月23日11:59
    
    在5?12四川大地震中一位据称不顾自己的学生而独自逃生的教师在网上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随后他被取消了教师资格。
    
    都江堰市的语文教师范美忠在中国一个知名互联网论坛发言称,他不为抛下学生自己逃生而感到愧疚。被网民称为“范跑跑”的范美忠在文章里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
    
    范美忠的言行直刺中国人的痛处
    
    范美忠的学生都安全脱险,校舍也没有倒塌。但地震10天后他在网上的发言让他成为网民眼中的恶人,一些人将他视为公敌。在地震后受到攻击的其他人还包括姚明等,一些人抱怨他向灾区的捐款太少;辽宁省的一位女网民对国家设立三天哀悼日发泄不满的视频也引来了成千上万条愤怒的评论。
    
    这是中国国内今年不断积累的原始情感的又一次爆发,今年3月份西藏反政府骚乱和其它国家在奥运火炬接力期间发生的示威就曾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地震中倒塌的数百间教室引发的争论已成为这场自然灾害带来的最痛苦、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69,181人。
    
    尽管海外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不过在范美忠的案例中,来自他同事的压力也非常大。在被问到为何要在网上发表这篇引来如此多批评的文章时,范美忠称,他认为他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他说,这只是我的真实经历和看法。
    
    在地震发生以来的六周里,出现了很多英雄事迹,如10来岁的孩子冲进即将倒塌的大楼救走被吓坏了的同学、为压在废墟中的同学托着吊瓶的的男孩。互联网让这些故事通过有影响的论坛和博客迅即传播开来,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些人还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位居世界第一。
    
    范美忠的照片和讽刺他的漫画在网上到处流传,其中包括网名慕容萱的歌手创作的音乐视频,这首模仿瑞奇?马汀(Ricky Martin)《生命之杯》(Cup of Life)的歌曲嘲笑了范美忠的胆怯。一直到本周末,这段视频仍可在Youtube.com上观看。中国国有媒体新华社曾报导说,这首歌曲将可下载为手机铃声。上周,新华社公布了范美忠被开除的消息。
    
    不过,范美忠也有一些支持者。搜狐(Sohu.com)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范美忠这样的人有很多。但只有他站出来勇敢地说,“我没有救人。”他是牺牲了自己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一些体制,我们需要这种观点上的差异。
    
    在5月24日发表在一个教育网站聊天室的文章中,范美忠称,地震后善恶的两极化是一种道德绑架。他写道,他知道也有一些人选择了逃跑,而非帮助周围的人,他希望这些人知道并不仅仅只有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他还质疑过多关注他的逃跑、而不是预防灾害方式的做法是否合理。
    
    范美忠写道,我知道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抢救其他人要做出一些牺牲。但从媒体的报导和大众的意见看,我感到了一种道德上的宣传。他们封锁了所有的其他行为。他们宣传牺牲和极高的道德标准,道德绑架那些有不同行为的人。我认为有必要抵制这种成为殉道者的压力。
    
    新华社的报导称,范美忠被解聘不是因为首先冲出教室,而是因为地震后的言论。在地震前,范美忠以努力工作而闻名,也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新华社的报导援引范美忠所在学校校长卿光亚的话称,我认为在地震中求生是一个人的本能,但他不应该说那些话。那些话是不妥当的。
    
    范美忠认为,学校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和来自教育部的压力。新华社援引教育部一位发言人的话称,解聘范美忠的决定是学校自行做出的。
    
    范美忠说,没有经受过强烈地震危险的人难以理解对此做出的第一反应。因为这个指责我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我的直觉反应,至少应该有一些理解和理性而友好的评论。
    
    Loretta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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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发来电子邮件提供各种内容者对地震也涉及颇多。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13日 9:40
    
    抗震救灾,莫依赖政府,莫等温总理
    
    抗震救灾,莫依赖政府,莫等温总理
    
    李因才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282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反应异常迅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震后两小时即赶赴四川灾区,与邻国缅甸军政府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高度负责的表现令外界大加赞赏,西方媒体的态度更是出现了180度的大逆转,不仅此前的批评声浪一下子归于沉寂,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声音。
    
    也有人提出疑问,泱泱大国总理为何要奋不顾身,第一时间亲赴灾区?那里信息不畅,坐镇中央指挥调配不是更能发挥优势?一个国家对灾害的反应速度难道要以政府首脑的反应速度来衡量?为什么美国在遭受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之后布什总统可以从容不迫,七天后才赴现场?有评论认为,中央政府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原因在于中国政出多门,各种利益难以协调,由温总理亲临灾区指挥,才易于排除各种杂音。
    
    这种观点可以说触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痛处,不过,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民众对政府存在一种高度的惯性依赖心理,当灾难突降,这种依赖心理更是无以复加。不仅如此,在中国还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到场或主抓的官员级别越高,民众越觉心安,因为这样越能凸现政府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
    
    说民众过于依赖政府,在灾难或各种突发事件面前惰性地等待政府,其实从根源上讲,并非民众自己的责任。因为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的作为,源自政府一步步让民众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性。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两个:其一,除了政府,民众别无求助对象,尽管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有些不信任;其二,民众的自组织能力严重不足,他们在平日也没有机会训练这种能力,因为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组织限制颇严。所以当灾难来临时,民众只有把眼睛盯着政府。
    
    中国向以中央集权治下的社会安逸著称于世,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这种大一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赋予国家的日常事务以秩序井然的特征,不过,社会表面呈现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实则内部昏昏欲睡。这种社会的民众只需安分守己,因为政府已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种社会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缺乏公共精神,缺乏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创新与活泼,因而,"当它(政府)无精打采时周围的一切也无精打采,当它睡觉时周围的一切也会睡觉。"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更垄断了社会的一切领域,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在城市通过单位制,并利用意识形态教化,将个人编织在国家的权力网络里,个人成了国家机器上一颗心甘情愿的"螺丝钉",国家和个人直接面对面。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结果导致国家的权力萎缩,个人从国家的权力网络和意识形态的牢笼中挣脱,成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社会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气,不断地推动进步。
    
    不过,在国家权力退缩之后,社会相应的力量却没有适时地填补上去。原因在于,政府对社会自组织始终抱持一种不信任态度乃至怀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社会自组织大量涌现,会导致社会失序,会对既有的权力结构构成巨大挑战,教唆甚至主动对抗政府权力,与党和国家形成严重对立。于是政府出台了大量法规,对社会自组织严加约束。
    
    这种忧虑并非捕风捉影,公民社会的成长、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肯定会削弱现有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但过度的拘束往往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政府的权力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随意伸展。由于社会力量不能正常发育,没有适时填补上去,导致原来由国家管控的领域出现了大面积的权力空白、断裂地带。一旦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自我调适,往往要寻求国家权力的介入。
    
    此次大地震,让这种弊端暴露无遗:在外部救援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区域内自救能力严重缺乏;有些地方行政中枢陷于瘫痪,当地秩序随之一片混乱。
    
    另一方面,很多人观察到,在此次救灾当中涌现的自愿者组织表现非常亮眼。地震之后,他们及时自发组织赶赴灾区,捐款、捐物、救援、救助、心理疏导,做了大量工作,对积极的政府行为形成了有益补充。
    
    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表明,政府应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间寻求平衡,应改变对社会自组织的过度警惕心理。特别对救灾当中出现的一些公益性组织,政府更应适当放松政策并加以扶植,让他们充分发挥机动灵活、反应快速、贴近人心的优势,成为政府今后应对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6-12 本站发布时间:200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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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16日 16:43
    
    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
    
    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
    
    孙立平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129515
    
    不到半年的时间,两场巨大的灾难,夺去了数以万计同胞的生命。但不管怎样,灾难来临了,就只能承受,只能自救。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如果能将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努力化为社会的进步,并且保留和积累起来,也可以算作是不幸之幸。
    
    对于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国际社会几乎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德国《世界报》评论道,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地进行报道,观察者看到的是与以往不一样的媒体和记者,他们可以亲往现场进行报道,对震区情况进行现场播报,并提出尖锐的问题。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满目皆是哀悼者、送葬者、牺牲者以及沮丧的士兵,他们因为山体滑坡而无法挺进灾难的核心,因此眼中充满了绝望,但全中国人民都时刻准备着为灾区的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应对大型灾难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唐山大地震3年后才公开了死伤者人数。而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坦诚、沉着的应对方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这次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足3个月发生的大地震,中国政府没有隐瞒死难者人数,坦诚公开了所有相关信息。此次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做法让人感到 "耳目一新"。中国最高领导层意识到,在发生大型灾难时不应一味遮掩,只有如实公开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对于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的肯定,来自多方面的比较。与缅甸的飓风灾害相比,中国的抗震救灾倾注了举国之力;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次的抗震救灾反应迅速而有效;与30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加现代和开明的对待灾难的反应。因此,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积累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并不缺乏进步,特别是在某些灾难和悲情的氛围中,这种进步往往更是明显。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常常不能积累,过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一切就又回归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记得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让我们带着 "病毒"生存》。文中写道, "这两天,北京的疫情似乎已经渐趋平稳,更乐观一点说,也许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病人数已经降到了每天20例以下。恐慌的情绪在渐渐消散,大街上复又是车水马龙的景观,人们的生活在逐步恢复常态。……不管疫情是否会有反复,人们都不可能永远生活在 '非典'的非典型生活状态中。面对着大街上复如昔日的热闹与繁忙,面对复如昔日的常态社会生活,谁能够保证说,上述人们所分析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持续下去?谁能够说,一颗在非典型时期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在典型时期生根发芽?灾难可以给人们以教训,并且会由于灾难的创伤而使得这种教训更为深刻,但教训是否会长存在社会的记忆里,不是必然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许多方面不幸言中。
    
    尽管悲伤还没有远去,但隐隐的不安却已在萌生。正如最近网上一帖子说,CCTV在地震以来一直都算不错。这也是周围很多人的一致评价,僵硬的面孔上开始泛出人性的光辉,有时并非字正腔圆的声音里传达着更加饱满的信息。但当我们对它的看法刚刚有所改变的时候,它又回到了过去,依旧是那浑厚的男中音旁白,依旧是那套重复了无数次的套话。因此,要将灾难中所取得的进步保存和积累起来,仅仅靠社会记忆是不行的。社会进步的积累关键是要诉诸于制度。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这次对灾难积极而有效的反应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对灾难快速的反应,集中力量救灾的能力,信息的公开,还有对外界相对的开放性,都为人们包括挑剔的国外舆论所肯定。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一切背后的东西,即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仅仅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就可以看到,舆论强烈呼吁开放外国援助人员,两天后果然外国救援人员被允许进入;舆论指责银行收取捐款手续费,两天后银监会即要求各银行免收捐款手续费;灾情发生几天之后,国务院顺应民意正式确定了国家哀悼日,举国哀悼地震遇难同胞,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而降。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体现着我们这个社会一种极为重要的进步。但问题是,这种进步仅仅是一种措施,还是一种制度?许多社会进步最初体现的形式当然都是措施或举措,但举措或措施只有固化为制度才能恒久。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产生的进步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是体现出来的力量还是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与缺陷,都与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性有关。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投入抗震救灾,并且形成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是与我们的制度甚至权力模式有关的。就此而言,有官员说中国救灾机制是国际一流,应当说,也是事实。我们这个体制有一种很独特的能力,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其他国家往往自叹不如的地方。但必须看到,这个能力的形成是与我们的体制特点有关的,即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这种权力模式在形成瞬间迅速有效反应的同时,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至少有两点可以看得很明显:第一,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中,我们社会的自治性太差,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太弱。本应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付诸阙如;第二,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系统过于呆板和僵硬。为了这个集中的权力能够有效运转,手段只有强调上下之间的 "命令-执行"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在突然的灾难面前,僵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一级一级地听指示,贯彻领会精神,除最高层之外的每一级似乎都缺少些行动的自主性。
    
    但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也开始看到民间力量更加有明确自主意识的行动。如有的企业已经不是满足于尽可能多地捐款,而是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在救灾甚至重建过程中发挥企业作用,为此,有的企业派专业技术人员直接赴灾区进行调查和商谈,以了解灾区的需求,制订更有效的长期计划;有的NGO组织也在讨论如何使得救灾活动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为此而探寻新的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积累的,还有一种社会心态和国民精神,尽管这种积累需要的不是制度形式。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评论中,有两个人说了两句经典性的话:一句是评论员笑蜀说的,让我们以整个人类名义来面对灾难;另一句是一位叫做五岳散人的网友说的,天灾面前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笑蜀说,面对大自然的宣战,无分国界,无分民族,无分宗教,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一切的恩怨、一切的纷争都应中止,为绝境中的生命让路;巨大的灾难把全世界跟中国紧紧团结起来;我们更需要团结,跟整个人类团结。五岳散人则抨击了那种习惯于制造敌人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在天灾面前也在不断刻意地制造敌人,他们制造对立面,甚至不惜造谣生事。其实,不需要敌人,更不刻意地制造敌人,也许不仅仅在灾难的非常时期是如此,在平时就更是需要。灾难使人们体会到同类的善意,体会到人心的相通。而这种体会更需要保持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在灾难的背景中,人们用悲伤肯定着社会的进步,但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也许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还是没有进步,而在于进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积累起来。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8-6-1 本站发布时间:200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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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22日 19:09
    
    国管局副局长的话“刚性”不足
    
    国管局副局长的话"刚性"不足
    
    高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874
    
    6月1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在接受中国政府网的访谈时表示:对解决公务接待中的浪费问题,一定要在"刚性"的制度上取得新的进展。
    
    但他的谈话,却"刚性"不足。
    
    一、他透露,温家宝总理批示财政部、发改委、国管局、监察部等多个部门合作研究相应措施,治理公务接待当中的浪费问题,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何时?年初,年中,还是年末?语焉不详。尤为关键的是,今年已经过半,但"刚性"制度的内容阙如。
    
    去年的批示,今年仍不见落实,还停留在"下一步""一定要"的务虚阶段,只是放出了"刚性"的大话。  
    
    二、他否认中国各级党政部门每年公款吃喝消耗3000亿的说法,并称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该数据有夸大性,但他亦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确实不小。
    
    敢向媒体断言3000亿是"夸大"其词,一定是经过翔实统计已经得出了准确的数字,却又不予公布,这就难免使人心生比3000亿还要大的疑窦。
    
    还有,"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确实不小",这"确实不小"究竟是多少?却又是讳莫如深,何"坦言"之有?
    
    寻寰中执行国家有关政务信息公开的规定就既不坚决也不坚定,毫无"刚性"可言。
    
    三、他表示中央国家机关将今年的节约重点确定为汽车节油,并分析主要原因为国际油价攀升、治理通货膨胀、油价提价放缓和抗震救灾的实际需求(似应是"需要"——但原文如此)。
    
    此话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除中央国家机关应当节油外,各级国有企业也应该包括其中,它们的浪费实在惊人。
    
    二是不谈反腐,也不谈能源战略和减排治污的可持续科学发展,只强调市场和经济,尤其是抗震救灾的原因,人们从中只能得出节油不过"权宜之计"而已,并无"刚性"可言。
    
    支持"权宜之计"之说的根据,正是他透露的节油20%目标的措施——自6月23日至7月19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公务用车封存停驶50%(该帐如何算出,笔者无解,姑妄听之)。
    
    既然一半公车停驶27天就能实现节油20%,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节约潜力如此之大,节约目标何以如此保守?
    
    四、他还宣布,7月20日至9月30日,统一执行北京市的限行规定,公务用车一律实行"单双号",《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也有望年内出台。
    
    既然一半公车两个月停驶并不影响政务,同节约20%的燃油不如砍掉20%的公车一样,何不砍掉50%的公车?从根本上治理才是"刚性"。
    
    访谈的主题本是落实总理批示,解决"公务接待中的浪费问题",却只谈3000亿的"公款吃喝消耗"言过其实,而不谈解决问题的任何具体办法,还将访谈的重点暗渡陈仓到公车消费的另一个3000亿,大概是因为有"干货"拿得出手,谁料竟是毫无"刚性"的软货!
    
    中国政府的官员,接受中国政府网站的采访,或曰中国政府的网站,安排采访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自家内部的事情。所谓的"刚性",不过是先声夺人,除了敷衍外界的舆论,缓和一下民怨外,岂有他哉!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6-22 本站发布时间:200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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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26日 18:21
    
    也许根本就没有罪人
    
    也许根本就没有罪人
    
    ○黄章晋 2008.6.8
    
    魔鬼教官,较资深新闻民工,资深网民,长期不明真相围观群众
    
    汶川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孩子,不可能不令人愤怒。问责之切是人之常情,问题是,现在的问责全部指向具体的个人,如果没有能担负直接责任罪人呢?
    
    说实话,下跪四次的那位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我很同情,做到这个份上,他的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东亚社会官场的最高水平了,在我国,至少媒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表现,如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我下跪不是因为内心有愧"反过来说——"我下跪是因为内心有愧",他能达到西方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政客的水平了。我的恩师、大右派莫之许也这么认为,虽然孩子们大量死亡是不可接受的,但蒋国华本人与此并无直接责任,能下跪四次,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官员了。
    
    而蒋国华之无人公开同情,乃是因为孩子死的太多,人们不可能还有同情给这位倒霉的市委书记。刻下民意显然是不杀几个官员、几个校长、几个包工头,是没法交代的。
    
    假如真查出几个官员、校长有贪污贿赂问题,但因此被重判,实在是同罪不同罚,因为一个教学楼无论如何能榨出的油水,都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被查出的贪腐大案,上千万者未必就死。我相信肯定能查出来,但许多日子后,我想会有人认为,相比之下这些人死的有点冤。
    
    如果是这样一种极端情形,可能被判重罪就更冤:某个对学校建筑质量负有巨大责任的建筑承包商,很可能他当时长期被拖欠建设款。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国内地基层地方,公用建筑被拖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如此。
    
    在汶川地震死于学校垮塌的孩子们,本质上是死于教育贫穷。我想,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一定有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是始终未发不出工资而困扰的吧。在中国基层,正常财政收入是始终无法正常应付公共事业单位人头负担的。
    
    我不是在为中国基层官场上的畜生们辩护,但在中国内地,县一级行政,普遍存在财政不够应付人头支出,到了乡镇一级,则情形更加恶劣,即使没有贪官,仅仅为了养活人头,政府机关就会直接派人整天上街抢钱,穷疯了所以才会极恶,你要这样的政府去办学,他们首先就没有钱。
    
    中国的地方与中央财政税收分成系统的现实是,中央把财权不断上收,却把事权或者说公共责任不断下移。更糟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责任和事务越到基层越重,以极为有限的财力去承担巨大的责任,教育不可能不是穷的,孩子不可能不是苦的,医院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多开药,社会福利保障不可能不是寅吃卯粮的……所以,学校楼房不可能不是偷工减料的。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而那些为中国每一项耗资巨大的荣耀骄傲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随意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耀而无条件欢呼。本质上,一个没有真正考虑国民生计的国家,是压根就不值得去爱的。中国是个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但中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项支出所占比例,几乎就是全世界最低的。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有些经济学业余爱好者提出《免费义务教育可以终结了》,实在是比较扯淡的观点,中国并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对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你要么强调减税,要么强调福利,没有强调减福利的理由。
    
    关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基本公共事务的权责问题,有心者可以点击我的老贴《莫老师的经济史讲堂录》。
    
    再说一次,我绝无为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中应负其应负责任的官员辩护,但我相信,以地方财力,即使一个县的官员各个是焦裕禄,也一样会出现学校大面积倒塌的情形。当地垮塌的学校大都是九十年代初"普九"教育突击建设的产物,以地方当时的财力,很多是先盖后集资的,就是说,很多建筑商是垫资长期被拖欠的,它们多数不可能不是被偷工减料的。
    
    中国国情是政府财政应承担的最基本社会责任,大都在基层,而基层又普遍贫困,以中国税收在中央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毫无疑问,在很长时间,基层都应该大量接受中央财政的返还,即使在发达国家,边远地区的财力也是不足以支撑本地居民拥有基本平等的社会服务的,但事实却相反。所以,在我看,导致那么多孩子死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就没有直接的罪人。
    
    所以,如果为了那些死去的孩子,问责只问到基层的那些倒霉蛋,这个问责,除了制造几个冤死鬼之外,于那些还活着的孩子,活着的老人,以及迟早也会老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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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注,这种结论很匪夷所思,竟然会把责任虚置,化解在虚无缥缈之中。)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6月26日 19:55
    
    “不当言论”也要宽容
    
    "不当言论"也要宽容
    
    邵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0163
    
    这是一个令我惊讶的题目《我们对不当言论太宽容了》,它来自6月25日的《广州日报》。宽容是一百多年来华夏民族最稀缺的价值资源,突然我被这个题目告知,我们不仅"宽容",而且"太",这也太让我惊讶。
    
    作者举了汶川地震后包括范美忠在内的两个极端表达的例子,然后发表议论:"我的看法是,根本原因在于,在某些方面有些人说话太'自由'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且不说在事实判断上,我的看法和这位作者正相反;在价值判断上,他所反对的这种"太自由",正是我所捍卫的人的基本的言论权利。就此项权利言,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存在什么太自由。如果因为"太"而要削减,则必然导致言论自由的取消。
    
    言论自由的精义在于什么样的言论都可以表达,无论当与不当,社会都不应动用它的力量和权威加以制止。如果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是宽容的;反之,这个社会非但不宽容,而且极易导致专制。须知,宽容和自由是一对姻亲,正如不宽容与专制互为表里。
    
    尽管该文作者不宽容的是"不当言论",但,在人类的意见领域,"当"本身就殊难统一。很多问题,哪怕就是对正义的表述,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很正常,所谓多元是也。不正常的是一元独断,比如仁者见仁,却不能智者见智,或者相反。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舆论一律的社会,它允许了仁者的"当",便没有智者的"当",反之亦然。然而,人类固有的一个毛病:谁不认为自己正当。同样,认为自己正当,非但不宽容与己不同的言论,甚至还会以"正当"的名义,做出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不正当的行为——殷鉴不远,我们正有过这样的历史。因此,当"当"与"不当"的标准难于统一时,言论自由就要求我们必得宽容那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当"的言论。在此,让我们记住胡适的看法:"异乎我者未必即是,而同乎我者未必即非。"
    
    进一步,即使一种言论确实不当,比如该文所举的范美忠"不管母亲论",它依然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社会依然应该宽容这种言论发表(当然社会也可以对其批评)。19世纪密尔《论自由》时说:"作为一个伦理信念问题来讲,关于任何教养,无论认为它怎样不道德,都应当有最充分的宣奉它和讨论它的自由。"在密尔看来:"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这种掠夺,"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这样的表述实在精彩!它是从社会功利主义谈言论自由包括言论错误的重要。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如果排除言论不当,便无从兑现言论自由的意义。
    
    "不当言论"也要宽容,其实是在宽容自己,因为我们也难免在别人看来言论不当。当然,一个社会宽容所有的意见表达,并不表示它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任何意见,你可以认同,也可以批判,这乃是属于你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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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注,该作者是个坚定不移的的自由派。其言论很有代表性。)
    
    来自电子邮件的内容。
    
    寒山:做鬼幸福,做猪坚强
    
    中国是一块感情充沛的热土,常常让冷血而犬儒的世界不解和不安。每天随便找一张稍有行政级别的中国报刊,差不多你都可以读到相当数量的"感动了动情了流泪了愤怒了怒不可遏了千夫所指了热血沸腾了奔走相告了举国欢腾了"等等等等。
    
    有一个词汇叫"中国情",听上去很抽象,但具体来说也就是爱憎分明,并不是滥情,例如一些在海外谋生求学或者甚至已经入籍的华裔喜欢说他们"深深地爱着那片曾经生养他们的土地"和"愤怒声讨分裂祖国的行径"。
    
    再一个事例就是奥运火炬,本来也就是一个火把,已经传了不知几多城市了,但一和中国沾边就成了"火炬",不但所到之处人山人海,一片沸腾,而且还引得不知几多人要"用生命去捍卫"。
    
    多情的人往往是多血质,易怒,听到邻人在自家饭桌上对自己的非议也要拍案而起,因而一些老谋深算的海外敌对势力就利用这一点,使用骚扰战术,隔三差五地发表一点借题发挥的反华言论,有时借一张唠唠叨叨的电视臭嘴,有时指使一个过气的电影女星,有时散布某在华外企赞助某分裂势力的消息,有时见一见一个云游的西藏喇嘛,有时拜一下供奉战犯牌位的寺庙,回回都引得炎黄子孙肝火大旺,不但口诛笔伐,而且游行静坐抵制甚至要13亿人一起来打官司,还让国内的警察加班加点。
    
    这样的以小动口舌来换取从肢体到内脏的剧烈动作,其实是一个新的反华阴谋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家韩寒虽然年轻,但却看了出来,劝告同胞说"不要动不动就举国暴怒",实在像是一句由非常爱国的老中医说的话。
    
    中国是如此热血如此悲情,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情商高于世界人均水平,而是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中国和别人不一样,特别值得爱,值得用情,值得惊叹。这次的四川大地震,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都是一场人类悲剧,但它发生在中国,于是变成了一个新的巨大的感动源,在有些文人笔下中国成了做鬼也幸福的国家。这种感天动地很快就盖过了悲伤,甚至惠及牲畜。
    
    有一头猪在地震后的废墟下竟然生存了36天,被救出后很多人"为这头坚强的猪而感动",呼吁刀下留情,说"这样坚强富有生命力的猪,让它自然终老吧。""猪界的英雄!这头猪应该留着,好好养起来。"现在这头不平凡的猪已经落户一家博物馆,馆长认为,这是一头感动了人类的猪,它"用生命记录了抗震救灾"。在众人的关爱下,在这头本来默默无闻的猪有了一个名字,叫做朱坚强。
    
    毫无疑问,朱坚强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中国。它用顽强的生命意志实践了"猪权就是生存权"的真理。它所居住的猪圈不是豆腐渣,没有像校舍那样一垮到底。
    
    它被困在废墟下时无疑听到了"主席唤总理呼",闻到了"左军叔右警姑",从而坚定了只要"有党、有政府、有解放军"就有希望的信念。更有可能的是,它并不知道如果自己死掉,主人会不会在猪圈前放上一台电视机,和已经成了鬼的自己共享奥运盛世。因此,为了奥运它也要活下来。
    
    如果我们相信在中国做鬼也幸福的话,那么做猪又有什么理由不坚强呢?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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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早统筹安排救灾财政
    
    秋风
    
    四川汶川大地震,必将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救灾及救济将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灾后重建更是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对此,财政部门,尤其是负责预算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预估相关财政需求,并从预算方面给予妥善安排。
    
    地震发生之后,民政部门已经拨付了几笔救灾资金,民众的捐款热情也非常高涨。但是,民众的捐款更多是表达对同胞的关爱,而政府对于救灾和灾后重建,承担着法定的财政责任。更具体地说,大地震的救灾、救济、灾后重建开支,应当全部、至少绝大部分由中央财政来承担。
    
    这是各国通例,即便在政体上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也不例外。在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救灾及灾后重建的绝大部分财政责任。至于中国,尽管有学者探讨所谓的财政联邦制,但中国的政体安排基本接近于单一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功能、或者说根本功能,是进行跨地区的转移支付,以使全国各地区的发展保持均衡,让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民众享有大体均等的福利。
    
    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这种转移支付对于恢复地区间财政平衡尤为重要。自然灾害肯定是地域性的,即如这次大地震,给四川若干个市县造成毁灭性损害,重庆、甘肃、陕西等地一些市县也遭受严重损害。自然灾害本身给这些地区带来巨大损害,其财政能力将大幅度下降。将这种财政责任转移到省一级,对四川省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四川省本来也因为灾害而大量损失了财政能力。
    
    因此,由中央政府承担全部救灾、救济、灾后重建的财政责任,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目前的财政制度安排本来就有利于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每年还有大量超收收入。因而,目前中央政府的财力非常雄厚,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
    
    可以设想,救灾、救济、灾后重建将需要巨额财政投入,行政部门可以动用预算已经安排各项救灾款项以及总理特别基金,用于救灾及短期的救济。但是,灾区民众显然需要更长时间的救济,灾后重建更是耗资巨大。这方面的投入要持续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对财政投入事先制定一个可持续的规划。
    
    而制定如此长时期的财政规划,显然超出行政部门的视野和能力。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立刻行动起来,指导财政部门及其他与救灾、救济、灾后重建相关的行政部门,评估财政需求,制定出一份具有法定效力的《灾区重建特别预算》。
    
    这样一份重建特别预算可以作为未来行政部门安排救济和灾后重建的法律依据,可以让灾区各级政府对于未来的重建及发展胸有成竹。灾后重建需要钱,而且比较紧急。为此,可以给予行政部门以一定自由裁量权。但是,归根结底,财政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即便是救灾的钱,也不可例外。满足目前紧急需求的唯一办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制定预算的部门更快地行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一份预算更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它能够显示,宪法上所说的国家权力机构,也在这大灾难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然,这样一份特别预算也可以让灾区人民看到政府帮助他们的决心。
    
    这样一份特别预算还可以用于指导灾区救济与灾后重建工作。比如,这份预算可以明确规定重建的基本原则:在恢复基础设施的同时,优先解决普通民众的住房,优先建设公立医院、学校。同时,为了与本来就多元化的社会、市场格局相适应,这份预算也可以规定,对那些遭受损毁的私立医院、学校,政府也应当提供补贴,基本弥补其损失。这些机构尽管是私立的,但其功能却是公共的。
    
    这份预算甚至可以规定得更具体。比如,可以明确一个原则:医院、学校等机构应当按照最高安全标准建筑。这些天来,民众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地震中倒塌较多的是中小学校,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大楼?那么,在中央财政所支持的灾后重建中,能不能建筑一些可以使用百年的学校、医院?
    
    为了确保财政分配的合理性,这份特别预算还可以在财政控制与监督程序上作出一些突破。比如,让重建所涉及地区的人大主导地方财政预算的编制,让民众更广泛地参与监督。
    
    (转载自《财经》)
    
    ……………………
    
    四川,你会造这样一座碑吗?
    
    丁学良
    
    中国四川5.12 大地震之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不计其数。震后重建家园时,一定要广征海内外最好的艺术家,设计出最佳的碑亭塑像,让那些地裂山崩关头无与伦比的人物和事件“凝固”起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体现,留给后代,永垂不朽。
    
    这个建议,相信人人皆会赞同。
    
    此时,我要建议震后的四川,还须建造另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物的残骸,建一座碑,可以考虑命其名为“永不”碑。
    
    截止5月17日早晨8时媒体的报道,震区已经有统计的倒塌教室高达6900间,这还不包括震中最惨重地方的学校,因为目前尚无法计算。在这近七千间教室的废墟之下,埋压着几千个中小学生的肉体,以及随着这些柔嫩的肉体一起被毁灭了的孩子们对明天的梦想,以及随着这些孩子一起被毁灭了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他们未来的期待。
    
    我们能够忘记这一切吗?天理、人伦、法律的哪一条允许我们忘记这一切?
    
    大批教室的倒塌,原因是多重的:农村和偏远城镇的贫困,使能够用于学校建筑的拨款太有限;小地方的技术水平较低,建造抗震房屋的力量可能不足;国家明文颁布的建筑条例,到了基层往往就成了一纸空文,工程验收徒有虚名;那一点有限的学校基建资金,经过一些腐败的负责人和偷工减料的承包商的克扣,又大大缩了水,等等。所有这些原因造就的大批“豆腐渣”工程,一到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杀人恶魔。
    
    以上这些原因,可以用三个范畴概括:贫困、失职、腐败。第一项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补救,后两项必须经过法律来追究惩处。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监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显著的、实质性的进步,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更高“学费”?
    
    中国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四川地震的时候,用了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任我们流多少泪,也冲洗不走丧失了孩子——许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的伤痛。
    
    5月16日,在回答《中国日报》等记者提出的中小学房屋倒塌比其他建筑更严重的问题时,中国住房和城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豆腐渣”工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最后调查出来有偷工减料等问题,一定要严肃查处。
    
    公众期待着你们严肃查处的透明过程和正义结果。
    
    我建议四川在灾后建造一座名为“永不”的纪念碑,其含义有二:永不忘记已经发生的这些悲剧;永不让这样的悲剧以后再发生。
    
    四川会不会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的残骸建这样一座警诫碑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有意义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在西柏林建了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盟军把柏林城轰炸得体无完肤,一座著名的古教堂被炸燃烧得只剩下半壁残墙,摇摇欲坠。战后重建时,一部分人的意见是清除它,因为它立在市中心,既难看又危险。另一部分人的意见是设法保留它,以警示以后的德国人不要再发动战争,以免自己的家园焚于战火。
    
    后者的意见被明智的政府采纳。于是建筑设计师紧挨着古教堂的半壁残墙,建起半壁玻璃钢的现代主义建筑。这样一来,旧半壁就有了依托保护,不会倒塌。新旧一体,仍用作教堂。明丽的新一半直耸云天,展示着欣欣向上的生气。在它的衬托下,那被炸烧焦的旧一半显得格外凄凉死寂。两相对比,把战争的可憎与和平的可爱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匠心独具,使该幢建筑在遍布欧洲的千百座二次大战纪念物中,鹤立鸡群,名震遐迩。1990年春,我们开车横贯中欧八国考察,驶入西柏林时,正值晨曦冲破蓝天。我立在这座反战纪念物前,对它透露出来的民族反思的道德勇气和化残壁为奇景的神工鬼斧,真是叹为观止!
    
    世人都赞赏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和战后复兴的宏业,若无直面正视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坦诚心胸,哪来的深刻反省?历史之所以对未来有意义,就在于它保留了前人和我辈的善行和劣迹。若删去劣迹,只留下业绩,历史就成了粉饰。它对后代,只有误导作用,没有教育价值。
    
    个人的进步、群体的繁荣、民族的复兴,全都要从正视自己的真实过去开始。惟有智慧的强者,才敢看着自己的丑陋处不蒙眼、不托辞。
    
    我引这个例子,并非是说发动侵略战争与建造“豆腐渣工程”是百分之百一样的行为;当然不是。我强调的是: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
    
    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在我看来,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
    
    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本文原载金融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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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捐的君子
    
    薛成
    
    鲁国法律规定,如果国人在外沦为奴隶,有人出钱将他们赎回,可以到国库报销。有次子贡赎了个鲁国人,回来拒领国家的补偿。孔子说:“你这样做不对。有此先例,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替同胞赎身。接受国家抵偿你的赎金,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不接受,就破坏了鲁国法律。”子路救起个落水者,那人表示感谢,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鲁国人必将勇于救落水者。”这就是著名的“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的故事。
    
    让而止善有了最新的版本,汶川大地震后的逼捐。一些明星人物和企业捐款没有达到一定额度或比例,就受到非议。同理,有此先例,很多国人将再不愿替同胞捐献。上面的故事充分显示了孔子的智慧。但在我看来,逼捐行为也能追溯到他的思想中。
    
    很多道德体系自下而上构建,比如佛教有五戒,基督教有十诫,规定底线,其上都是善。儒教却相反,以上善为底线,提倡君子,其下都是小人。又怎么做才是君子?先贤几千年长篇大论,但对比那些自下而上的道德,就能知道,底线以上,人们的动机平等,行为和结果只有程度的差别,不可能划出明确的界线。孔子自己也在《论语?里仁》中承认:“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大意是没有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做,根据义行事。义又该怎么做?说不清。经典就是翻来覆去地循环论证。
    
    惟一有执行性的,就是君子比小人好,小人比君子孬。道德并非绝对尺度,而是相对高度,比出来的。人生漫长复杂,要有可比性,又只能截取特定情境中最容易看到和量化的事物。在汶川赈灾中就是捐款额度,所有明星企业构成一个情境,明星人物构成另一个。
    
    孔子自己非常世故,把上善定得很低,但他设计这样的机制,不能保证别人把底线无限抬高。逼捐者们没有说明他们心中的底线。但我们参考多家明星企业捐出1000万,这就是君子。万科只捐200万,就成了小人。
    
    逼捐者们显然并非明星企业家,而是普通人。所有的普通人构成一个情境,据传最高的捐款已达十万,比例则有一位乞丐身上全部的105元,再多些人捐出月薪。如果只有他们是君子,大多数包括逼捐者就都成了小人。但这个标准只用在别人身上。君子小人循环论证,逼捐者们先用君子企业把万科打成小人,自己再因为批判小人成为君子。只需在论坛上发发帖,多么廉价。
    
    捐款本意是无偿和自愿,但如此逼捐,就变成交易和苛捐杂税。既然是交易,要考虑性价比,但名是如此昂贵。苛捐也没有强制力,捐200万和不捐都是小人,不如不捐。总之只能造成少数好名之人和企业攀比,却伤害更多的善心。我们也能看到某著名网络媒体将企业按捐款额分等排列。
    
    让我们思考更难看到和量化的事物。地震无法预测,很多企业的捐款之多,肯定早已超出预算的慈善支出和不可预见费用。他们必须填上这个大窟窿,只能通过节流增效。如果转嫁到客户、员工、股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头上,那不如让他们自己掏腰包捐,管理层在利用企业沽名钓誉。
    
    捐款不能全数到位,也是公益事业公开的秘密。在大纸板上划零高高举起,很爽很轻松,但拿出真金白银就有些痛苦。如果那些君子企业迟迟不兑现承诺,怎么办?媒体揭露,把他们再打成小人?还是弄一个实到捐款君子榜?参考孔子对子贡的教诲,我们应私下鼓励他们尽力而为,协商各种变通的办法。
    
    企业的优势不在钱,理论上钱都是股东的,而在效率。逝者安息,活人还有很长的日子,灾后重建才刚开始,特别是数百万人的房屋程度不同地损毁。国家将投入大量资金,社会各界捐款也近百亿,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改善灾民生活,虽然政府主导,最终企业承担。能履行合同,获取基本利润,不发国难财,已经值得庆幸。如果新房成本压缩1%,同时坚固和舒适度提升1%,要比捐出千百万强的多得多了。
    
    (本文转载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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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悲痛为问责
    
    温克坚
    
    根据官方消息,截至5月27日12时,四川汶川8级地震已造成67183人遇难,361822人受伤,累计失踪20790人。
    
    在这样巨量的人员伤亡面前,在那无数的灾难惨象之前,文字已经苍白无力,悲痛在内心郁积,如何派遣这种悲痛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不过官方主旋律的那套路数显然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他们希望把这种悲痛化成感恩,感谢党,感谢政府。 问题是这种廉价的宣传引导已经俗不可耐,正如杨宽兴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作法。在大难之际,这其实是一种公共形象的自杀行为。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很多新闻报道也提到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的问题,根据常识,这种心理干预是进行一些安慰,重新树立信心,对灾难场景进行脱敏甚至逐步忘却,防止极端行为…这些当然是有意义的心理引导。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积极的心理引导之外,对于许多灾民来说,他们内心无数的问题要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地震事先没有一点预警? 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坍塌,孩子惨死?为什么救助姗姗来迟?不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追问本身也是一个心理疗伤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问责,通过一个个的问责进程,来化解我们的悲痛。如果没有有效的问责机制,如果不能确切的知道在这灾难过程中,哪些错误可以避免,哪些错误无法回避,那么就意味着正义和公道被遮蔽,没有公道和正义,灾民将永远生活在灾难的阴影当中。灾难之后,如果不进行彻底的问责,如果我们选择悲情和感恩之心来替代理性的问责,那么我们将重复过去的错误,一个民族如果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还不能从中找到错误,深刻反省,追查,那么下次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遭到大自然的惩罚,那么多惨死的同胞将会死不瞑目。
    
    因此,就这次灾难处置过程中对公共权力进行不断的问责,即是我们公民权利的体现,也是我们的心理救灾努力。
    
    灾难还在延续,很多信息还不得而知,但是从5月12日以来的公开信息来看,我们起码可以对以下一些现象和领域进行追问:
    
    一是地震局系统是否尽职。虽然,从科学的角度讲,准确预报大地震还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个颇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但对于此次大地震,人们对于中国地震系统的质疑已经广泛流转,地震局起码应该对这些质疑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鸵鸟姿态只能是公共形象的自杀,非但无助于消除人们的质疑,反而会加剧人们的疑惑。如果地震局仍然继续鸵鸟,我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对地震系统在汶川地震前后的职业行为进行尽职调查,同时公布最终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的检验。
    
    二是抗震救灾指挥系统。虽然,中国已经在2007年指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来负责应对突发事件的专职机构,而仍然延习传统的临时性的应急抗灾系统,这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反应的标准模式。问题在于,这种系统的制度化程度很低,随意性大,与法治政府的现代行政行为要求还很遥远。同时内部责权利分工并没有必要的透明性,公众对于抗震指挥系统的决策机制,内部分工以及权限来源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这种长期以来实行的指挥系统其实弊端很大。一旦决策失误发生,引发的恶劣后果甚至比灾难本身还要可怕。据说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救灾资源投放和灾情严重程度地区之间就出现很多差错。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灾难发生频繁的事实,这种以灾难事件而设立指挥部的落伍做法必须摒弃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设立国家层次的应急中心,对应急中心的权限和应急体系作出恰当的法律规范。
    
    三是对救灾部队在这次灾难中的功能和角色进行评估。这点和上面的第二点高度相关。在突发公共灾难发生时,如何把军队放置在国家层面的应急中心结构中,也是需要不断检讨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在这次救灾进程中,部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部队是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通常来说,抗震指挥系统是一个临时性机构,而部队却相对是个建置成熟、相对程序化的一个机构。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如何有效的指挥军队进行抗震救灾,这里面有法律层面和现实操作中的双重障碍,都是值得探讨和反思的。起码在很多人眼里,在地震灾难发生的48小时之内,部队的参与力度是不充分的,资源投放是不充分的,这也是总指挥温家宝现场发火的背景之一。
    
    四是地方和中央救灾关系的责任和权力配置。毫无疑问,类似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并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义务投入抗震救灾活动。不过毕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限不同,功能不同,对情况了解程度不一,因此,面对这类灾难,还是有一个权力和责任的最佳搭配问题。传统的逐层汇报,中央决策,或者中央决策,然后逐层执行的模式往往过于僵化,肯定不是应对这种灾难的最佳模式。
    
    五是公民社会参与的问题。汶川地震再次表明政府的能力—哪怕一个强大政府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无法有效应对这类巨型灾难。因此,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自我救治能力,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公共参与能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哪怕面对那么多制度性的约束,公民社会已经开始成长,已经有能力展开自我救治。当然,我们也看到灾区一些行政部门对民间努力的警觉和排斥,象牛博网发起的民间救助努力就遭到了很多束缚….公民社会的继续成长需要执政集团进行某种思路更新---或者执政集团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更新,执政者必须摒弃那种把公民社会当成潜在对手的斗争哲学。
    
    六是当地房屋建筑质量问题,尤其是众多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迄今为止,灾难中最让人揪心的无疑就是那一片片孩子们的尸体,据一份在网络流传的师生遇难统计表中,已有13680名师生在此次地震中遇难。一个网友在跟帖中说道“一万个家庭从此失去了欢乐,十万人从此失去了欢笑,十亿人的心在疼痛。应该有一千人被杀头。”虽然说1000人应该被杀头是激愤之语,但是这么多的学校倒塌,这么多的学生遇难,当局如果不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那必将销蚀执政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将给这个社会投下常常的阴影。
    
    除了上述提到的领域,救灾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接受监督等问题,也逐步变得迫切。随着最危急的救灾阶段过去,人们应该有更多的信息和能力来反思这次救灾中的种种问题,并展开恰当的问责。
    
    那么,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如何进行有效的问责呢?除了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的监督之外,民间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保持新闻开放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展开独立的民间调查,通过法律诉讼,采取和平的抗议活动等都是公民社会的天然武器。在民间自治权利仍然极为脆弱的中国,民间自治权利主要不是靠政府赋予的,而是民间自我赋权的过程,必须依靠民间自发的持之以恒的争取。一个不断自我赋权的公民社会将在问责进程中走出灾难的阴影,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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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苏占军
    
    汶川地震了,震碎了很多房子,注意是震碎,而不是震倒;但也有很多屹立不倒的。房子被破坏的罪魁祸首肯定是地震,但遭受地震,房子是否就变成豆腐渣,是否应该有那么多的人被填埋其中,官方和民间的说法不一;比如,教育部门对房子质量的解释,至少学生家长就不干。抗震救灾还在紧张进行,学生家长们便不顾一切集合起来,举着孩子的镜框上街、上访,弄得当地市委书记在大街上下跪阻拦、哀求,甚至一连跪了四回。以前碰到这种情况警察、武警就能解决问题,根本不用劳书记大驾,但这次失效了。
    
    在地震研究、监测、预报方面,人们也颇有微词。临震预报谁也没有能力做出,但中期预报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局的专家如是说。既然如此,国内、外有无汶川地区要发生地震的研究成果及监测成果?如果有,地震局分析、上报了吗?报告了,是谁决定不发布地震中期预报的,动机又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地震发生当天晚上,四川省政府网站上关于成功平息地震谣言的网页还挂着呢,但后来却没了。
    
    地震发生的当天,国务院立即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温总担任总指挥长。而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已经成立了“国务院看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的办公室设在地震局。1996年,国务院为这个指挥部配齐了人马,总指挥长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担任。地震发生后,原先的机构没派上用场,因为它起不了顶点儿作用,还得温总亲自挂帅出马,原来的总指挥长回良玉,这次成了副总指挥长。
    
    地震是自然现象,无法避免。但地震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把房子盖得结实一些,以便地震时不至于研成粉末,人可以多逃出一些来;可以发布中期预报,要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灾;地震发生后,相应机构和应急预案应当立即启动、发挥作用,而不应该临时再组建一套人马、现想办法。我觉得上面几点都是大问题,值得好好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其实核心问题就一个:对地震这一突发事件,政府部门有无失职,是否应该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次不调查、不处理、不追究,下次再发生地震怎么办,还死这么多人?难道中国人的命永远如此低贱?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里面就有人大特别问题调查制度。这是跟外国学的。现行宪法仍有这项制度。《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第一款)。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也都有这个规定。可惜,建国以来,这项制度一直躺在宪法里睡觉,至少在全国人大这一层面还没用动用过。并不是说这项制度不好,缺乏操作性,也不是说没有值得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去关注、去调查的事儿,而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历来就没有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习惯和传统,出了大事儿,往往习惯于和稀泥,反正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记了。而不以法律作为解决手段,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个“汶川地震”的。
    
    这次汶川地震给人民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太过惨重了,绝不能放过。放过这个,人大就是瞎子,就是摆设,就是渎职,就是犯罪。但我也注意到,此次地震之后呼吁设立哀悼日、降半旗的人多,而呼吁人大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的人少,至今我没发现过。没有人起来呼吁,没有人来关注,人大自然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如果同意我的观点的话,都行动起来,一起呼吁人大对此次地震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现在已经开了个好头:哀悼日、降国旗的建议国家不是采纳了吗?如果专家、学者、大腕们以及数不清的网友们也如呼吁哀悼日、降国旗那样一起为启动汶川地震特别问题调查程序鼓与呼,国家是不会漠视的,毕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人民的权力机构,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地方。
    
    让我们都站出来齐声呼吁、呐喊吧!我在这里先开个头,放把火。(如果基本同意本人观点,不用打招呼,本文可任意转载、修改,署自己的名都没关系)
    
    附:特别问题调查相关规定
    
    一、《宪法》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主席团、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第四十七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八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条 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四十一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
    
    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产生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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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灾大难过去 把大爱大善留下
    
    李昌平
    
    汶川大地震激发了国人的大爱大善,截至昨天,社会捐款已接近300亿人民币。大灾大难很快会过去,但大爱大善未必能留下。
    
    我曾经亲历的两次救灾
    
    1996年,某县的南部地区遭受大水灾,60万农民不仅痛失家园,庄稼也颗粒无收。省委书记、省长亲临现场,失声痛哭,号召举全省之力救60万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时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政府也“开仓放粮”。可后来的结果是:灾民仅仅得到了一些衣被和少量药品、食品,政府“开仓放粮”变成了“开仓借粮”,在1997年秋后,那里的政府部门让灾民连本带利还新粮。至于救灾期间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多少、省政府财政拨款多少,只有少数县领导知道。但灾害过后,不少单位换了新车,盖了新房。买车买房的钱是哪里来的?例如全省土地部门干部职工的捐款,通过县土地局转交给灾区人民,县土地局得到救灾资金之后,拿出一部分给了受灾乡镇土地管理所灾后重建,其余的钱就买车或建房或做其他了。其他部门得到的救灾款大致都是这样用了,举全省之力救灾民演变成了肥灾官。
    
    1998年长江大洪水,本人自始至终参加了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还是一个救灾工作队的队长。98年大水灾,也是举全国之力救灾,社会各界捐款无数,灾后重建确实做了一些得民心的事情,但改变最大的还是政府部门:县宾馆升级了,县政府和县委办公楼翻修扩建了,干部住房面积翻番了,各个科局都换新车了(连最穷的妇联、共青团都买了新车)。
    
    发灾难财的背后
    
    在中国,发灾难财从来就不乏其人,官员借灾难之机改善干部福利也不是个别现象,这不是某个人的恶:第一,中国的社会救灾捐款(如红会和慈善会等)一般都是通过政府发放给灾民的,但信息是不对称的。政府不对红会或慈善会报告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红会和慈善会也不对捐款人报告资金使用情况;第二,很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捐款,带有行政指令性质,有的是直接从工资中扣的。这些“捐款”一般都由政府部门对口安排给灾区的政府部门,捐款人捐给灾民的救灾款实际上演变成了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之间或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对口援助款,改变了捐款人救灾民的初衷;第三,政府对财政拨付的救灾资金和社会救灾捐资并没有严格区别,都习惯由政府统筹。政府统筹的结果是一本混账。如果上级政府来检查,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票据和项目应付检查;如果有社会监督,政府也可以指鹿为马;第四,对救灾资金使用和管理,灾民难参与,灾后重建甚至成为少数当权干部千载难逢的寻租机会。以98年大洪水后的长江干堤加固工程为例,中央预算价格是12元/立方米,通过层层转包后给农民施工队的价格为3.6元/立方米。我所知道的一个县,有数十名负责98年长江大洪水重建项目的干部,轮番被检察院和纪委二次“寻租”,原本住房和办公条件最差的检察院和纪委,在灾后成为全县之最好。
    
    必须保证地震捐款得到善用
    
    汶川大地震,凝聚了全球华人和全世界人民的大爱大善,大善大爱是汶川人民、四川人民、中国人民用大灾大难换来的福音。当灾难逐步远去的时候,私和恶会像荒草一样开始在人心里不知不觉开始生长,不限制私和恶的生长,私和恶最终会蚕食掉大爱和大善。管住私和恶,保证善款善心得以善用,乃当务之急。
    
    第一,信息公开,阳光赈灾和重建。省、市(县)各级政府,都必须在政府网站上随时更新善款、善物、政府对口援助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的来龙去脉,便于全社会监督;电视台和报纸,都要开辟《阳光赈灾》栏目,定期公布善款、善物、政府对口援助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的收支报告和重大项目的进展报告。
    
    第二,明确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各省市对口援建资金和民间捐款的事权。建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使用到灾民基本生活保障、病残人康复、卫生防疫,乡镇以上文教卫体设施、政府机关重建和跨县公路、桥梁、水利、水厂等市政设施的重建和恢复上;各省市对口援建资金重点使用到乡镇内文教卫体设施、政府机关、道路及桥梁、水利、水厂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上;社会捐款和国际援助资金主要用村庄灾后重建,村庄灾后重建由政府和捐款团体或个人协作村民规划、预算和实施,捐款团体或个人所捐资金建设该村庄如有缺口,由政府财政补充。电力、通讯等重建,责成相关国有企业在规定时间修复或重建。
    
    第三,以县为单位,将政府财政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统筹计划,分开使用和管理。在对各县市灾害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初步确定各县市灾后重建所需资金的规模。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各省对口援助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统筹计划安排,但分开使用和管理。政府财政专项资金,下拨到县市政府使用,由上级政府和本级人大监管决策和预算,专业监理员和人民代表监管工程招标和实施;各省对口援助资金,分配到各乡镇政府使用,由对口援助省市派出的代表和乡镇人大监管决策和预算,专业监理员和人民代表监管工程招标和实施;社会捐款资金,由村庄村民主导使用和监管,捐资方参与使用和监管,或委托第三方参与使用和监管。
    
    第四,向全社会招标;无论是政府专项资金项目或是各省市对口援助项目或是社会捐助项目,都对社会公开招标。不仅对企业招标,社会组织(NGO)也可以参与招标,党支部、妇联会、共青团也可以参与招标。打破招标过程中的资本独大,官商勾结局面,消除招标过程中的腐败。鼓励各级党群组织和社会组织在“以工代赈”中展开竞争,提升组织能力,并动员更多灾民自力更生,以劳动换资金,以劳动换食品,以劳动换福利。
    
    第五,接受国际国内媒体监督;灾区重建,除军事禁区外,对国内外媒体开放,接受监督。政府要主导公开信息,参与重建的社会组织或企业,也要公开信息。中央和省级大媒体,要在地震灾区设记者站,大媒体要开辟专门的版面或栏目,跟踪报道灾后重建。
    
    第六,让群众广泛参与。灾后重建,是灾区人民的事,要让灾区群众成为重建灾区的主体。所有重建项目,灾区利益相关人群都可以派出代表参与建设和监管,任何施工单位都必须接受灾区利益相关人群派出的志愿者和监督员。各级政府和党委要高度重视灾区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做到有访必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要向灾区前移,做到有报必查。
    
    上述办法,都是一些治标的措施,有总比没有好,至少可以留住一些爱和善。但中国更需要改革社会发展体制,激发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真爱和真善。有真爱和真善,社会才有真正的和谐。
    
    创新体制,让真爱和真善无时无处不在
    
    学校组织小孩子捐款,下达指标,小孩子找妈妈要钱去捐款,尽管妈妈没有钱,借款也要捐,因为怕孩子在学校受歧视。孩子捐款,谁都不愿少捐,因为老师有要求,捐少了更怕同学低看。这捐款不是真爱和真善,这是逼爱、逼善。小学生不需要捐款,应该利用周末为NGO组织做义工募捐;领导号召干部职工捐款,正处500元,副处400元,正科300,以此类推,员工不能不捐,更不能超过领导。这不是真爱和真善,是被计划的爱、被计划的善,或者是秀爱、秀善。领导干部、职工、市民,应该找自己信得过的公益组织捐款,捐多少不必参照领导,应该随心愿。没钱捐,可以做义工;没时间,可以献血;中国大地,在大灾难到来的时候,到处是逼爱、逼善,或秀爱、秀善;或计划爱、计划善。当大灾害远去的时候,面对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苦难,全社会视若无物,甚至“牺牲别人幸福自己”。其实,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私和恶,中国需要创新社会发展体制,以激发中国人的内心实处的真爱和真善表达,让真爱真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首先,中国要建立起众多社会主体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发展体制。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这样经济才会繁荣;NGO是社会建设的主体,NGO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这样社会才会和谐。中国只许红会、慈善总会、青基会等五家社会组织(NGO)具有筹款资格,当地震等灾害出现的时候,全中国只能将钱捐给这五家由政府任命领导人和由政府发工资的NGO——二政府。这种垄断性公益,既不利于红会、慈善总会等五家公益机构通过竞争、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和质量,从而积累公信力、并调动全社会力量持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也不利于政府从“社会全能体制”中解放出来。大地震是不常有的,但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是非常复杂多样和无所不在的,社会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承担起服务社会需求、消化社会问题的责任。社会组织的成长,不是靠政府培养的(更不可由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需要政府创造竞争环境,一些社会组织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为服务能力强和有公信力的社会建设主体,另一些社会组织可能在竞争中淘汰掉。有了众多有服务能力和公信力的社会组织,才能把社会的善心和善款用好。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香港慈善机构援建的6所小学都没有倒塌,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香港慈善机构不是“二政府”,是在竞争中炼就精益求精的社会服务能力,并依靠精益求精的服务能力积累社会公信力而获得善款。如果香港慈善(公益)机构援建的学校是豆腐渣工程,这些慈善(公益)机构就很难存在下去了。一个社会有了很多值得信赖的慈善(公益)组织,持续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不仅仅在大灾大难时候),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和企业,爱心才可以托付,社会问题社会办才能落到实处——真爱、真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就是香港成为慈善之都、和谐之城、财富管理中心的道理。
    
    从80年代开始,中国随着无数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的企业——市场经济建设主体的出现,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解放了“苏联模式”下的“经济全能政府”;同样的道理,只有无数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建设主体的出现,才能创造中国社会和谐的奇迹,“苏联模式”下的“社会全能政府”才能获得解放。只有经济资本积累竞争和社会资本积累竞争同时存在,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一个既富裕又文明的大国。
    
    其次,中国要建立起政府部门与NGO合作或竞争的社会服务体制。如果准许众多的NGO提供社会服务,就对某些提供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构成了比较,只有这样,政府部门才有改善服务的压力,这就是竞争;如果某些NGO提供的社会服务特别专业、特别好,政府可以购买这些NGO的社会服务,这是合作。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竞争或合作关系,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基础,政府和社会都会变得有效率。一个国家,当政府和市场都有效率,这个国家的GDP一定增长很快;当政府和社会都有效率,这个国家一定很和谐,真爱、真善无时无处不在,并留得住财富。只有财富不断创造、并留得住财富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
    
    再次,要建立让公民在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之间有选择权的公民管理体制。“社会全能政府”并不必然愿意和公益组织之间合作或竞争,这要依靠法律赋予公民在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之间的选择权。如果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比公益组织好,公民就会多缴税,少捐款;如果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比政府部门好,公民就多捐款,捐款应该抵扣一定比例的税款。当然,前提是有众多的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公益组织可供公民选择,而不是只有政府指定的五家“二政府”公益组织。公民的选择权至关重要,对政府和公益组织都构成压力。多缴税,是对政府的表扬,对公益组织的警告;多捐款,是对公益组织的表扬,对政府的警告。多捐给红会和绿会,黑会、蓝会有危机;多捐给黑会和蓝会,红会和绿会有危机。公民缴税或是捐款的选择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公民缴税后,授权人民代表监管政府善用税收;市民捐款后,直接参与公益组织所得善款的使用和监管,使善款得到善用。只有公民权利或责任都不是一句空话的国家,这个国家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学校在地震中倒塌,这个国家才能在废墟上建立起不再倒塌的大厦。
    
    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全面开放了,“政府经济全能体制”已经革除了,GDP增长不断创造奇迹;但社会还没有全面开放,“政府社会全能体制”还没有触动。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汶川大地震,应该把中国人震醒了!中国迫切需要像创新经济发展体制一样,大刀阔斧创新社会发展体制。
    
    让大灾大难过去,让大爱大善、真爱真善与中国人随时随地同在。
    
    (本文原载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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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己的方式悼念逝去的亡灵
    
    ——杭州网友为四川灾民默哀祈福侧记
    
    唐尚武
    
    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大地震。此后,网络与民间关于国家应该举行公祭悼念的舆论不绝于耳,许多网民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国降半旗悲悼死难同胞,停止不合时宜的奥运圣火传递仪式。
    
    5月14日,《南方都市报》头版社论《今天,让我们在心中为他们“降半旗”》,并将日常彩色报头换成黑白,以悼念死者,铭记悲情,同时暂停一天的娱乐新闻和消息资讯类报道,将当日该报所有的零售款,作为捐款捐献给四川灾区……
    
    5月15日晚,天涯知名网友孤云和笔者商量,准备搞一个祭奠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的活动,地点暂定在杭州西城广场,时间是星期日(5月18日)或星期一(5月19日)。
    
    5月17日,孤云确认在5月19日晚6点半开始,在杭州吴山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让大家通知各自的朋友自愿参加。
    
    笔者通知了自己所在的几个QQ群的群友,有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和几位同学表示愿意参加。与此同时,笔者又发动同学群内的10个同学报名给灾区受伤民众献血,用实际行动表达帮助灾民的意愿,后经多方联系,献血办告知:由于灾后主动献血的人数骤增,浙江血库已经全满,血液有保持期不便久存,让我先留下联系方式,待血库有容量时再献。
    
    5月18日,各大媒体发布消息,国务院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纪念在汶川大地震死难者。外电评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首次为死难的平民举行全国性的哀悼仪式。
    
    5月19日下午,突然接到杭州市公安局某警官的来电,询问笔者要在吴山广场搞什么活动,我作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并强调“我们不拉横幅不搞游行”,只是自发的纪念死难的同胞,警官表示理解,提醒了一下“小心火烛”未作其他干预。
    
    5月19日傍晚,我和几个朋友来到吴山广场,已有二三十个人聚在约定的“吴山天风”题字石前,手中都有蜡烛,大家相视,会心一笑。看到傅国涌先生和《南方周末》的记者吕明合也来了,问了一下其他人,除了媒体从业者,也有一些是从网上看到消息赶来的市民。
    
    到了18点30分,天还很亮,大家决定再等一会儿,等天黑了,就把蜡烛摆起来。7点左右,天色暗了下来,我和孤云招呼大家摆放蜡烛,就在我们摆放时,忽然来了一个自称是吴山广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请大家把地点放里面挪一下,放在喷水池附近,就在我们和他交涉时,有三个警察也跟了过来,不过没有任何言语。
    
    管委员工作人员问谁是这次的活动的组织者,傅国涌先生回应:我们都是普通的杭州市民,自发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我们来到广场喷水池边上,背靠假山开始摆放蜡烛,此时,孤云到附近的花鸟城买来两束鲜花。
    
    起先,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参与,同行的人中有些人没有带蜡烛,最初摆放的蜡烛占地面积只有两平方米左右,后来随着人越聚越多,蜡烛也越来越多,终于摆出占地约十平米的“5?12”造型,多余的蜡烛还可以在外围包成一个心形的图案。
    
    随着数百支蜡烛的同时点燃,很快吸引了在周围散步的市民,人群也越来越密集,假山石上也站满了人,许多人掏出手机和相机拍个不停。有个坐轮椅的残疾人要挤进来,人群为他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也挤了进来,孩子问妈妈:“这些叔叔阿姨点这么多蜡烛干什么?”年轻的母亲对孩子说“他们在悼念四川地震死去的人,5?12就是地震的那一天”,孩子答应了一声“哦”,便不再言语,纯真的眼睛盯着烛光,表情凝重。
    
    一些市民自己带来了蜡烛,也加入了悼念行动。据目测,当时的参与者和围观者至少有三四百人。
    
    蜡烛全部点亮之后,孤云对大家说,现在开始默哀三分钟,大家在心中为四川灾区的同胞们祈祷。瞬间,原先七嘴八舌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绝大多数人都低下了头,有的还双手合十祷告。
    
    默哀之后,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离去又有新的围观者加入进来,多数人站在原地注视着烛光,直到它们渐渐熄灭。其间,有几个消防队员挤进来,拍了一些烛光的照片,离去。
    
    20点15分,大部分蜡烛都已经熄灭,人群也逐渐散去,此时,仍有三四十个参与者还在现场,我和孤云、吕明合等一起把地上残留的蜡烛收拾进塑料袋,融化在蜡烛底座的烛油还很烫手,每个打扫现场的人两手都沾满了白花花的蜡烛。
    
    在广场的不远处,还有许多人围在大屏幕电视机前,关注的地震报道……
    
    这次活动,由于有媒体从业人员参与,浙江在线、杭州电视台等部分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另据了解,当晚,杭州武林广场、西城广场、庆春广场、杭州体育馆以及十几个大型居民社区,均有市民自发进行悼念活动,各地点的人数从数十人到3000余人不等。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更是聚集了三四万人,以至于警方喊话要求参与悼念的民众不要再加入进来。此外,温州、绍兴、金华等地也有市民自发聚集,在当地的市民广场或公园举行了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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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的历史与现实
    
    牡首湖畔
    
    在本次汶川地震灾害中,“红十字”标志成为了很多灾民心目中希望的象征,实际上,这个标志在其诞生14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并宣扬着全世界共同的普世准则:即人类不分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其生命都需要得到尊重与必要的救护。
    
    一、成立
    
    1859年,在欧洲南部爆发了一场并不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争,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联合撒丁王国对国势渐衰的奥地利发动了战争,并迫使后者于次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议,这场战争在法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的历史中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却是“红十字会”诞生的肇始。
    
    苏法利诺位于意大利伦巴第省,是一个2500人口的小城,在法国、撒丁王国与奥地利的“苏法利诺之役”(Battle of Solferino)进行之时,来自瑞士的商人兼银行家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正在此为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公司拓展业务,这一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战场尸体无人收殓,伤兵无人照顾,完全是一片地狱般的景象。
    
    杜南曾经是一个宗教工作者(年轻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看到此情此景,他自费筹措了一支平民救援队,对伤员进行必要的救护。
    
    让?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01年),此人晚年贫困交加,但始终未动用过一分钱的红十字基金
    
    经过了战争的震撼,杜南在回到瑞士后撰写了一部回忆录(《苏法利诺回忆录》),书中,他建议成立一个民间的中立救援组织。这本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该协会随即对亨利?杜南的设想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1864年,在瑞士政府的倡议和资助下,16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名为《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成立了“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这个《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就是《日内瓦公约》的前身,而“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即通常所说的“红十字会”)。
    
    二、“红十字”标志
    
    “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从建立之日起就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响应与支持,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的救助工作得到了战争双方(普鲁士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尊重,但是由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猜忌,“红十字会”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从“红十字”标志的变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从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其标志为白底红色十字,这个标志由瑞士国旗反色衍生而来,为的是感谢瑞士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成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瑞士国旗上的“十字”却成了日后的大麻烦:当这个标志扩展到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十字”标志不为伊斯兰教徒所接受(因为“十字”源于耶酥受难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在1876年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以“‘红十字’标志违反本国士兵宗教信仰”为由采用“红新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而波斯帝国(伊朗)则采用了“红狮日”(即“红狮”和“太阳”图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从此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同时使用三个标志。1949年,以色列国成立,以色列又建议增加“红大卫盾”标志作为“红十字会”标志(即红色六角芒星),考虑到如此一来,“红十字会”的各种标志可能泛滥开来,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
    
    红十字、红新月与红狮日
    
    以色列救护人员,后背上印有“红大卫盾”标志,而这个标志并不被承认
    
    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政权宣布废止“红狮日”标志,开始使用“红新月”标志,由于此前“红狮日”标志为伊朗所特有,因此,“红狮日”标志也由此被“红十字会”废止,红十字标志由此又变回了两种,即“红十字”标志(144个成员使用)和“红新月”标志(24个成员使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红十字”标志影响巨大,并非所有伊斯兰国家都使用“红新月”标志(如黎巴嫩、印度尼西亚),而前苏联曾是世界唯一一个同时采用“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的成员。
    
    “红十字”标志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象征着中立的符号,但是其所涉及的宗教因素却使国际红十字运动受到了置疑和尴尬,为了避免这一现象,使“红十字”彻底消除歧义,促进和解,“国际红十字运动”于1986年改名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红十字会联合会”于1991年改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2007年1月14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正式起用了第三个标志——“红水晶”——这个标志可以供那些不愿意使用“红十字”或“红新月”标志的成员使用,如信仰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以色列(虽然不被承认,但以色列在建国以来一直在使用“红大卫盾”标志)。
    
    三、国际红十字运动的7个基本原则
    
    在1965年召开的第20届红十字国际会议中,国际红十字运动的7个基本原则被确立起来,它们是:
    
    人道 Humanity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系由于意欲为战场伤患提供无差别待遇之协助而萌生,应依其国际及本国之功能,致力于预防及减轻出现在任何地方之人类苦痛。其目的在于保护生命与健康;确保对人类的尊重,并促进世人相互之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的和平。
    
    公正 Impartiality
    
    它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治意见而有所歧视。它致力于解除个人之痛苦时,全系根据他们的需要行事,并优先考虑特别急迫的苦难个案。
    
    中立 Neutrality
    
    为求持续获得各方的信任,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于任何敌对情形中,不得采取支持其中一方之立场,亦不得在任何时候涉入具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型态本质之争端。
    
    独立 Independence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其独立性。各国家红十字会虽为其政府人道服务方面之辅佐机构,且需遵守各该国之法律,惟仍应永远保有自主性,以便在任何时候均能遵循红十字运动之原则行事。
    
    志愿服务 Voluntary Service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乃志愿救援之运动,并不企求任何利益。
    
    统一 Unity
    
    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它必须对全国公开,并在全部领土内推行人道工作。
    
    普遍 Universality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遍及全世界,各红十字会地位相等,也共负彼此互助之相同责任与义务。
    
    与很多人所理解的不同,“红十字”并不是“医院”的标志(这一点在中国很多地方曾被严重混淆),因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志愿服务组织,且不赢利。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红十字”(也包括“红新月”、“红水晶”)标志在战时和非战时都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攻击标有“红十字”(也包括“红新月”、“红水晶”)的车辆、人员、设施者,将被视为“当然战犯”。
    
    历经了140多年的风风雨雨,“红十字”几经变迁,但它意义则始终未有更改,无论是战俘还是自然灾害的受困者,当他们看到“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重新燃起希望,因为它们都是爱的标志,当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爱的力量就会高高地飘扬起它的旗帜。
    
    红十字、红水晶与红新月标志
    
    ……………………
    
    汶川震后话结构〖武际可〗
    
    ●武际可
    
    结构工程是人类文明的脊梁。这是十年前笔者在一次结构工程学术会议上讲的一句话。没有结构我们都会还处于穴居野处的蒙昧状态,当然谈不上其他文明了。
    
    其实,作为现代社会的人,一举一动都会和结构打交道。出门,有车船和道桥结构,坐飞机有航空结构和机场结构。不出门,有房屋结构,工作有办公楼结构,厂房结构,采矿又有地下结构。饮水灌溉有水工结构,就是吃饭穿衣,也得有相应的和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的机械和厂房结构。总之,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都必须和结构打交道。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的损失多达4千亿人民币。仅2008年年初南方的雪灾损失就达千亿人民币,四川的地震又损失在千亿以上。这些灾害和事故有许多是和结构相关联的。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需要发展抗震、抗雪灾、抗风灾、抗水灾、抗泥石流的结构。而为了应对各种安全事故,又需要针对火灾研究结构的防火与抗爆,针对交通事故改善车船与航空结构与道桥结构,针对矿难,又需要改进与矿井建设有关的地下结构。等等。
    
    然而,我们对结构本身和结构的安全性很不重视的。高等学校为了迎接211工程检查团,把大量经费用在学校建筑的内外装修工程上,检查团也很少检查楼房的主体结构质量。为了迎接奥运,花大量的钱实行当街的许多建筑外装修一新的“面子工程”,很少检查这些建筑的结构。各个城市都有相当一部分危房,对这些危房的改造和修缮进展也是十分缓慢的。
    
    对于结构本身的不重视,必然会导致对有关结构的基础性研究的不重视。举例说,为了抵御风灾,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有合乎国情的“风谱”,也就是当地风速的频率结构。而我们没有,电力部设计大型冷却塔和烟筒主要控制载荷是风载,但电力部不投资研究,气象局也不投资研究,建筑部门更不投资研究。于是只好用外国的风谱来设计。
    
    十年前,有一个交通研究部门,因为有数以百计的关于某种设计的混凝土桥梁出现了规范不允许的裂缝,想委托我们研究并提出补强方案。我们问,能够给多少投资,回答是六万元。我们当然没有接受这项任务,回来时我们估计了一下,即使是投入六十万,对这样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可见他们对一项结构研究的成本和作用的估计,距离实际要求多么远。由于对结构研究估计得过分容易,这就形成一个怪圈,我国几乎每天都有与结构直接间接有关的事故报导,而专长于结构力学的学者却无事可做。
    
    合格的建筑结构是需要经费支持的,高效而又经济的各种结构是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的。例如,为了设计经济的抗震结构,单凭计算是不够的,有时还要做实体试验。为此,有的国家建造巨大的振动台,可以把一座两层楼结构放在上面,按照给定的地震谱和强度进行振动试验。
    
    1976年唐山大地震,总结的结构上的教训是,预制板楼房,承受垂直力的支撑构件没有配筋。这样,地震时预制板很容易下落,而由于预制板是配了筋的,所以下落时一般不会粉碎,又由于预制板过重,这就给抢救带来麻烦。不过即使是这样,在预制板下落时,也不会是平行下落,而由于楼层之间的隔墙或屋内的能够承力的家具的衬垫,还会给人留出一定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形下,按照概率统计,对全垮的结构,在其中的人大致是有三分之一死亡,三分之一受伤,三分之一没有受伤。事实上,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半夜3时42分,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熟睡的时候。实际死亡和生存的人数也大体上符合这个规律的。
    
    这时,如果抢救及时,能够把这三分之一没有受伤的人救出来,他们就可以组织起来救助其他受伤人员。
    
    唐山大地震后,接受事故调查得出的教训,建议在受垂直荷载的支撑构件以及预制板搭接处适当配筋,或者使用框架现浇结构。这样即使结构垮了,预制板也不会下落到底,能够给人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间。所以我国的抗震规范后来的几稿都是吸取了唐山大地震的教训进行适当修改的。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规范执行设计和施工,损失会要小得多。
    
    汶川大地震,有唐山大地震在结构设计上的经验教训,地震地区又不像唐山那样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地震时间也不像唐山大地震是在半夜而是在白天,除了有不少人在户外作业外,即使在户内工作和学习的人,也是处于清醒状态,在地震来临的几十秒时间内,有可能跑到户外。尽管如此,仍然有近十万人死亡和失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汶川地震后,据统计,倒塌和破坏的房屋有千万间。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有许多学校建筑在地震中坍塌,造成在学儿童的大量死亡。
    
    从汶川大地震所给出一些学校教学楼的破坏情况的图片来看。不仅垂直承力构件没有配筋,而且有的承力墙,用的是单砖砌就的12墙。就连预制板中的配筋也是少得可怜。有的预制板在下落后,不仅垂直承力构件倒掉,连预制板也跌得粉碎。在倒塌的结构中没有给人留下任何生存空间。这样的结构必然造成惨重的死亡。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有的人出主意,有的人做解释,有的责备地震预报部门,众说纷纭。有的说要提高学校建筑结构的标准,有的则要追求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更有的要揪出教育界的贪官。
    
    首先,是否需要提高学校的结构标准,我们需要查阅有关的规范。我国的抗震规范明确规定(《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4)),建筑根据其使用功能的重要性分为甲类、乙类、丙类和丁类四个抗震设防类别。
    
    甲类建筑应属于重大建筑工程和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如核电站、生化实验室、重要化工厂、通信中心等建筑。规范明确规定,人数较多的幼儿园、小学的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乙类。乙类建筑应属于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者需要尽快恢复的建筑。而且规范还要求对所有的房屋“多遇地震不坏,设防地震烈度可修和罕遇地震不倒”。丙类建筑应属于除甲乙丁以外的建筑,丁类建筑属于次要建筑。
    
    可见,我国的抗震规范,已经明确规定了对学校建筑结构的要求。我们且不奢谈要求把学校的抗震标准提高到甲类,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不要说按照乙类了,即使做到对一般房屋结构要求的“多遇地震不坏,设防地震烈度可修和罕遇地震不倒”,损失也会比现在小得多。但是汶川地震实际表明学校的结构,不仅达不到乙类,而实际上已经降为丁类的次要建筑了。
    
    国家的规范,实际上就是法律。在设计、施工与监理中,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致使工程质量如此之差。
    
    其次,有人说是建筑费被贪污了。我认为,不能这样看。我虽然无法保证,在受灾的这许多县市中,不会出现个别贪污分子贪污基建款。但是几乎每个县或乡镇的学校建筑,都普遍坍塌,这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须知,我们的教育界的人绝大多少是好的。为什么政府建筑坍塌的就比较少,难道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廉洁的,反而教育系统的人员都是贪污分子?我相信教育界的贪污分子的比例决不会比政府官员中的贪污分子还要多。
    
    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长期国家对教育的欠账太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教育经费占GNP的百分比,在1970年是1.3%,1975是1.7%,1980是2.5%,1985是2.5%,1990是2.3%。近几年据我国公布的数字,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数,1995年是2.41%,2001年提高到了3.19%。这个数字终于结束了教育经费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在百分之2到3之间徘徊了20年的历史,上升到了百分之3以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增长。不过,我国到2000年GNP的增长已跃居世界第6名,那么,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内,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百分比始终在3%以下,几乎没有增长,致使教育经费排名落在世界第一百几十名之后呢。
    
    与此相对照的是,据报道,中国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19.5%。这个速度远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至19.03%,近几年来仍居高不下。以2004年为例,中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
    
    近年来,我们经常谈论反对腐败问题。实际上,行政经费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地增长,效率低、消费高,官僚化的政府,就是腐败的一种症候,它是从政府的功能上的腐败。对于老百姓来说,这种腐败是比个别官员贪污腐化更为可怕的腐败。
    
    1986年4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首次把免费的义务的教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9年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在法律上规定了实行义务教育,就意味着国家必须为受教育者提供一切条件。以往我们说“养不教,父之过”,在实行义务教育法之后,就应当是“养不教,政府错”。家长只要是忠实履行了纳税义务的,他就不再是对子女进行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经济负责人。而政府对义务教育应全面负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建造结构合格的符合各种规范,包括抗震规范的校舍和聘任合格的教师。然而可怜的教育经费,比起实行义务教育所需要的经费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据我所知,许多学校一直是在危房中上课。许多年前,我的故乡村里,学校上课的破庙坍塌,压死了九个小孩,后来故乡的县城又坍塌了一间教室,压死了20多个孩子。这两起事故都没有看到报导。有的农村小学的办公费之少,甚至买不起粉笔,上课时,教员端一碗水,用手指蘸着水在黑板上写字。所以更谈不上建造合格的校舍和教室了。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汶川地震后大量倒塌的是学校建筑。而政府的建筑坍塌很少了。我是很同情教育办事机构的,他们拿到政府很少的教育经费,又要照顾到那么多受义务教育的学龄儿童。于是就只好降低标准来盖房子了,这样才能够使更多的孩子上课。按理说这样做,违背设计规范,是违法的。话又说回来,政府的建设局和有关部门是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的,对于违犯规范的建筑项目怎么就可以批准呢。所以,最大的违法,还是政府。进一步说,你制定了义务教育法,要求每个孩子都能够接受教育,又不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义务教育,到底是谁在违法。即使是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掌握大权的官员要克扣挪用他们也无权干涉。地震后,教育部门又得对坍塌了那许多校舍编造出很可笑的原因(诸如学生上课楼面负荷大、地震超过设计强度等),来为政府开脱。
    
    几十年来,更为难以理解的是,义务教育既然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却要在社会上搞一个“希望工程”由社会上捐助来建“希望小学”。义务教育与慈善事业不同,他应当是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卸或减轻的责任。与许多坍塌的校舍相对照的是,据悉,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附近,它们既没有倒塌,也未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表示,6所学校中,3所在建、3所已经建好,有一所虽较靠近震中汶川,地震后却只出现一些裂缝。这就越发衬托出我们的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失责。
    
    欠债是要还的。符合抗震规范的建筑结构是要经费保证的。汶川地震只不过给我们显示了一个窗口,它提示我们在全国像汶川那样结构不合格的教学校舍是大量存在的。在我们不太重视结构工程的大环境下,又不重视教育的政风下,学校的危房、不符合结构规范的校舍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检查和彻底消灭,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对照我们的行政经费如此地阔气,我们的教育经费如此地紧迫,难道不值得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们深思,彻底改变一下政风吗。
    
    能不能来一个调换,让在危房中上课的孩子们到政府豪华的大楼里去上课,让政府的官员们到学生上课的危房中去上班,危房大概就会很快消灭了。如果有哪个地方政府能够带头这样做,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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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
    
    陈志武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 —— 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 “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本文转载自天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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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注,如此内容当中,对于涉及民主讨论的业余程度,可以看出,经济学者谈政治的令人捧腹之处。)
    
    灾后房屋重建主体在民
    
    秋风
    
    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即将启动。考虑到社会自治与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应当首先明确重建的一项基本原则:重建的权利主体是灾区民众自己。
    
    毫无疑问,政府要发挥重大作用,但政府主要是灾后重建的义务主体,它有政治、法律上的义务对灾区重建提供财政及其他方面资源的支持。而从制定重建规划开始,到不同共同体内的规划,房屋重建模式的选择,产业重建规划,一直到具体家庭房屋的重建、经济恢复等等,民众都理应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和外部世界提供重建的资源,但重建决策应当由民众自己作出,或者是由家庭作出,涉及到公共领域的问题,则应当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集体作出。只有通过这种制度安排,重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灾区民众的需求,从而使重建获得最充分的正当性。
    
    仅以房屋重建而言,其主体就应当是城镇居民自己。这方面,1996年初云南丽江地震后的重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曾参与灾后重建的官员近日指出,农民自建的效果要好很多。
    
    那次震后重建,民众房屋分原地修复与异地重建两种类型。原地修复当然是民众自己修建,政府给予补助。异地重建则分政府集中修建分给灾民与政府统一规划、提供补助、农民自建两种模式。事实证明,后一种模式要好得多。一个原因是经济,民众相互帮工,修好一家再到下一家,节约了现金开支;更重要的原因是质量有保证,因为,民众自己购买材料,施工质量也可以亲自控制。
    
    这种农民自建模式,还有更多好处。比如,农民自建,相互帮工,可以使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民众重建乡村紧密的邻里关系。这有助于乡村伦理秩序之重建,进而有利于乡村自治秩序的发育。
    
    同时,农民主导重建房屋,很有可能使传统乡村民居风格得到恢复。近些年来,乡村民居的建筑风格发生巨大变化,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乡村出现了大量混凝土建筑。但有很多资料表明,乡村传统砖、木结构房屋比起质量无法保证的混凝土房屋更为安全。地震灾区本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恢复传统民居风格,也更有助于文化的多样性,并与当地的自然景观更为协调。考虑到灾区也处于著名风景区辐射范围内,旅游业是未来重点产业,具有鲜明地方风格的民居对旅游者将有很大吸引力。
    
    当然,农民并不享有任何住房福利,传统上,乡村与小城镇居民的房屋都是民众自己建筑的。所以,乡村重建以农民为主体,似乎不成问题。除此之外,政府似乎还可以考虑,在城市居民房屋重建过程中,突破现有的土地与房地产供应模式,让城市民众自行建造房屋。
    
    受灾严重的城市可以考虑,直接向城市居民开放土地供应。居民家庭可以直接购买土地,若干家庭可以组成住宅合作社向政府购买土地。开发商仍然可以开发商品房向居民出售,但城市居民将享有购买土地、自行建造房屋的权利。当然,政府可以由此更进一步,允许这些城市居民到乡村购买土地,从而推动乡村的郊区化。
    
    可以设想,这样的制度框架,将为受灾城市的重建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框架,有助于城市走出畸形发展之路,形成良性的土地-房屋供应模式。这些尝试可以为全国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当然,除了财政义务之外,政府还可以在灾后重建中行使其公共权力。对于房屋重建,政府可以提出强制性防震标准,也可以制定规划。制定规划的过程必须有民众参与,村庄等小社区的细节性重建规划,则需由民众主导,充分尊重民众的习俗与审美偏好。让民众自己来决定,他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非政府公益组织更可以大显身手,他们可以向民众提供设计、建筑、施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支援民众自我组织起来,协助规划的制定、建筑施工及重建后的社区治理。这种知识与专业援助,当然也应当以承认民众的主体性为前提。毕竟,将要生活在重建之后的世界上的人是灾区民众,那就该让他们自己想象自己的未来,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功能仅在于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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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愤怒的非主震区见闻
    
    村人
    
    抗震归来,感受颇多。为了不影响主旋律,我一直忍到了今天。四川汶川震中等地的的确确遭灾,四川周边未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方实实在在获利;十几甚至几十年前的危楼建筑,在大地的战栗后都归于地震,都以地震损失向人民伸手,当日多少贪官和奸商的罪恶勾当在这次的地震中被一笔勾销。
    
    央视给我们展示了汶川救援的大爱与崇高,我却从自己的身边目睹了地方官员的无耻与自私。于是,久积的愤懑终于凝结为这样的声音:
    
    地震,有多少罪责假汝之名!!!
    
    聚源中学震垮了,学生被安置在了附近的聚源小学。当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我即心生一惊:豆腐渣工程吧!然而,当时也就是一闪念,没敢说出口。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陕西也遭灾,听说汉中、宝鸡震感强烈,而且损失严重,我急急赶回X老家抗震救灾。半月时间,在忐忑中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余震,在一天天的耳闻目睹中,积聚起的不是对地震的恐惧,而是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担心。
    
    一、时现时隐的救灾帐篷
    
    5月15日踏进县城,只在西大街北侧的大街旁见到独独一顶标有正规的救灾帐篷,蓝色,上面印有“救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字样。我当时很是奇怪,整个县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怎么只有一顶帐篷?是政府作秀?但转念一想,毕竟县城没有楼房倒塌。次日,我把自己的不解告知遇到的高中同学,他告诉我,X县这样的救灾帐篷不止一顶。他说,等到晚上,新开发的西区就会支起一顶顶帐篷,那是县上的官员防震的地方。每天下午快下班时,秘书和司机就早早去西区给领导搭帐篷了。我对同学的话将信将疑,17日下午四点,我专程骑车到所谓的西区看个究竟。宽阔的出奇的新修路上未见到救灾帐篷,倒是有不少汽车停在路两边。返回时,却意外地发现西大街的那顶救灾帐篷不见了。更吃惊的是,在经过县委时,从大门的东侧能清楚地看见县委大院搭建了好几顶救灾帐篷!
    
    电视和广播的新闻中不断地播送着汶川灾区急需帐篷的消息,并号召社会捐赠最急需的帐篷。于是我很是纳闷:为什么汶川等地需要的帐篷会调拨给可有可无的X?
    
    回到家,说到没见到的和不见了的帐篷,邻居说我到西区去的不是时候,西街那顶帐篷是县上的某个官员是给自己的家人弄的,街上人为此都在骂,是不是受不了,拆掉了。小妹让我去看一看她们逸夫小学的操场,校长在操场正中支起了儿子从县民政局弄来的救灾帐篷,给她们这些教师摆阔,真让她们受不了!吃完晚饭我骑车到她们学校,果然是一顶正宗的蓝色救灾帐篷雄踞操场正中,在普通教师用课桌支起的露天床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约是五天后的早晨,小妹从学校回来后既高兴又生气,高兴地是校长的救灾帐篷头一天拆了,听说是民政局收走了。生气的是校长可能因此不舒心,在会上又开始骂人。
    
    二、稀里糊涂的捐款
    
    从20日开始,县城各单位陆续开始捐款,救助灾区。的确,电视和广播的及时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了灾情的真实情景和灾区人民的境况,奉献爱心,以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和心系灾区的真情,人们纷纷解囊捐款。然捐款之后,多数人却愤愤然。“早知是给X受灾捐款,我宁愿通过其他途径捐献给真正受灾的四川人民。”
    
    小妹她们单位要求每人至少捐献50元,对于捐款多少,老师并不在意,可当捐款完毕的第二天,校长告知她们捐款是用于X的灾后重建后,小妹说,她们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X在地震中死了人没错,但似乎与地震的关系不大。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烟囱、老墙即使没有地震也可能坍塌。好多人担心:以救灾名义筹集的捐款极有可能挪作他用。
    
    人们的担心很快在小侄子接受捐赠的事情得到应证。5月23日,小侄所在的学校通知他第二天7:30在操场集合,去参加受灾儿童受捐赠仪式。小侄听了反问老师,我又不是灾区儿童,受什么捐赠?老师告诉他,整个宝鸡地区都是灾区,尽管和四川灾区相比,我们没有一个学生受灾。学校要派200名学生参加受赠大会,每个班只能通知离校近,且学习较好的学生。小侄死活不肯去,还是他妈妈最后劝他,你可以将自己领到的物品在捐给灾区的儿童。小侄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去了。接近中午12点时分,小侄带回了据说价值40元的物品回到家: 1支钢笔,5个小笔记本和一件印有“慈善关爱”的短体恤和1个小书包。小侄说,我们其实就是去让电视台摄像的。小妹说,看来我们的捐款在给你们捐赠的名义下,就要被贪了!
    
    三、残垣危房都归在了受灾的名下
    
    5、12地震,X县的确震感强烈,也造成了损失。比如,山区年久失修的茅草房和危窑倒塌了,单砖垒砌的隔墙震倒了,据说还死了人。一小型企业的职工在地震时急急跑出厂房,不曾想却被外边堆放的锅炉滚下砸了个正着。这些我都未曾证实。而自己搞清楚的则是,很多本已是出了问题的建筑(比如危房、危楼)都归在地震受损的名义,终于有了解决的结果。
    
    我曾在县城教育系统工作十年,对于城区学校建筑情况还是比较熟悉。这次被勒令强行拆除的XC中学宿办楼其实从建校的那天起就注定是危楼了。大楼在施工选址时就被告知此处处于沉降带,不能建楼。但楼还是在这里建了,第二年楼即出现裂缝,接下来只有加固,再加固。即使是危楼,但教师依旧要居住。没有上级的拨款,没有哪一个领导能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幸好遇到5、12地震,有了救灾捐款的保证,5月20日楼就开始动工拆除了。儒林小校是县城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数十年前的砖瓦洒房在县城乃至全县都已经很少见了。地震赐予这些危房光荣的退休机会,也祛除了主管领导的心头病。逸夫小学的教学楼出现了裂缝,学校和县局三番五次坚持其确定为危楼,但最终省上的专家认为这些裂缝并非地震造成,原因不明。在需要加固的圆弧门厅的支撑柱被剥去粉刷的外衣后,清清楚楚露出了粉扑扑的水泥石。我怀疑当时使用的水泥是否合格达标。
    
    四、迟迟不能复学
    
    从5、12开始,X中小学就开始停课。学生早上到校后,学校通知放假,一直持续到5月30日。尽管有发生余震的种种传言,但听到四川受灾区孩子回到课堂上课的声音,家长着急,老师着急。
    
    坊间猜想,教育主管部门肯定对于全市和全县教学楼和教室的情况了如指掌,做出放假的决定不是说上级对地震的发生有充分的预测,而是他们害怕他们监管的学校建筑建设的质量问题。
    
    五、奸商大发横财
    
    5、12地震后,听说与防震有关的物资价格一路飙升。5、26余震后,我亲自目睹了奸商的贪婪和冷酷。16点34分余震,当时在下小雨,我不得不上街买搭建帐篷的防雨布。尽管没有出现断货的现象,但老板对防雨布的要价在半小时内翻了近一番。6×4的防雨布从问价时的48元一直涨到68 元。6×8的防雨布从85元涨到125元。1米竹板床从120元飞涨到了180元。而这些在余震发生前的价格比刚问价时基本都要低10元左右。乘着人们对地震的恐慌,奸商就是这样暴发的。
    
    地震,更加深了人们对贪官和奸商的痛恨。
    
    (本文原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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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台湾的“软实力”
    
    王丰
    
    近年以来,台湾除了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阵痛,同时也随着统独争议摆荡,岛内各种难题左支右绌,搞得人心惶惶。外界也一度对台湾社会表示忧心。然而,台湾社会坚韧而经得起考验,证明这完全是人们的多虑。诚然,蒋经国主政时期(1978-1988年)台湾社会进入急剧变革的阶段,到了蒋经国去世以后,李登辉继位,再之后陈水扁执政,台湾社会的各种波折动荡,进入几近野马脱缰的失序期。但我们宁可相信台湾正处于形成“公民社会”的前夜。
    
    以台北为例,一如许多国际发达城市,正处于努力建构“公民社会”的痛苦过程。近年来的台北,一直是台湾政治蓝绿势力竞逐的焦点火线,亦是统独矛盾尖锐对峙的突出点,然而,位处社会纷扰的前沿位置,并未阻碍台北迈向“公民社会”的进程。可以确知的一点是,台北对社区意识的营造,已经较十几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外地人来过此地之后,也会深深体会到这种微妙的变化。
    
    依据一般的定义,所谓“公民社会”,它既不凭借以政府为代表的“第一部门”(“公部门”,PublicSector);也不凭借以企业机构为代表的“第二部门”(“私部门”,PrivateSector),而是由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或又称为志愿部门(VoluntarySector)的力量与组织来组成。“公民社会”的特质,主要是在于提升社会的多元利益,并且创造健康的公众生活。台湾类似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的组织,存在已有三十余年历史。
    
    “公民社会”的模式,和之前内地常见的钉子户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最牛钉子户之存在,仅着眼于争取自己小我的权利。而“公民社会”,非但不是建构在对社会的反抗之上,而且正是建构在对社会的整体关怀与正面肯定之上,更重要的,“公民社会”的目标,是要确保与促进整体社会的公众利益,并且有利于社会团结之巩固。
    
    1999年,台湾发生百年仅见的“大地震”,经过这一震,台湾各地有不少房屋因之倒塌,同时也震出许多民居大楼原本隐藏不见的危机。我居住的社区原系一处国宅社区。所谓“国宅”,即系政府当局早期为照顾低收入家庭或者军公教人员眷属,而由市政府主持兴建的平价住宅。
    
    地震过后,我住的国宅社区的居民们在检视住宅建筑安全时,惊觉大家住了十余年的房子,竟是一批海沙屋。许多楼地板和墙壁,由于海沙比例过高,其品质已近似“苏打饼干”,一经碰撞随即摧枯拉朽。社区的近千居民惊恐之余,由几位居民领袖登高一呼,大家透过民意代表向市政府提出申诉,并借着传播媒体的大幅报导,对当时的市政府(马英九时代)表达居民要求改建的强烈意图,形成民意与媒体压力。最后市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与社区代表们进行协商谈判,提出住户可以接受的补偿方案,经过不断折冲,在民意代表的全力斡旋之下,双方终于获得共识。
    
    如今,台湾老百姓已经习惯透过合法的途径,逼迫公部门必须积极作为,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而传媒和民意代表基于提高曝光率及收视率的考量,也乐于参与类似的行动。虽然台湾的“公民社会”仍处于局部建构的雏型阶段,距离理想目标还有一段遥远路途,但自各方面来讲,台湾社会早已习惯“公民社会”的运作模式,并透过这种模式来维权,以及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与态度。
    
    城市面貌与公民意识
    
    和三千公里半径的外围城市相比(香港、上海、北京、东京乃至马尼拉),过去十年来的台北,在硬件设施方面,实在进步有限;除了多了一幢世界最高的101大楼,一条从台北通往高雄的高速铁路,以及市区更绵密的捷运系统(地铁)路网,有形建设实在乏善可陈。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台北街头巷尾人们生活的样貌,以及细细推敲社区居民思维的方式,人们将会发觉一个从来不曾注意的“软台湾”。
    
    在台北,开车的朋友若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警察吹警哨把你拦下来,你摇下车窗,面带腼腆。一般情况下,警察一点都不趾高气扬,第一句话:“先生,抱歉,您刚才违规了,请您把驾驶执照和行车执照让我查验一下,谢谢您!”光是他的三句“抱歉”、“请”、“谢谢”就更加让人汗颜,你岂敢再抗颜强辩?警察即使合法执行公权力,也适度展现他应有的社会礼仪。这是台北街头常见的场景。
    
    十几二十年前,行走在台北街头通常得要“三躲”:一躲车(横冲直撞的汽、机车)、二躲地上的浓痰与槟榔汁(除了躲人行道地面的痰,还要避开车上和路边的“飞来横痰”)、三躲满地的狗屎(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997年光是台北市的流浪狗就有三四十万只)。
    
    如今,台北街头这“三躲”的情况大幅改善,有些已经几近绝迹。在车水马龙的台北市东区,曾经亲见一位行人,走过行人斑马线时,刚好有一部大巴士准备转弯,来势汹汹,似乎不想礼让过街行人。这名路人硬是站在斑马线中间,僵持达半分钟之久。满街的行人,和一车的乘客,众目睽睽,大巴士司机无可奈何,只好向路人挥手道歉,让他优先通过,才解除尴尬场面。如果大巴士运气不好,隔天就会收到一张违规告发单,破财3600元。
    
    过去遭人诟病的狗屎污染环境问题,之所以能逐步绝迹,也是其来有自。主管单位自十年前展开大规模捕捉流浪狗行动,同时强制为所有狗只植入芯片,纳入管理,而且对遛狗的主人施加压力,严禁狗只随地大便,否则施以重罚。为了监督举证方便,市府有关部门会拍照存证,并循着芯片追查狗主人,想赖都赖不掉。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过去满街游荡拉屎,满身跳蚤和寄生虫的流浪犬,如今不复可见。
    
    由于实施罚款,以及老百姓个人修养的提升与卫生习惯的养成,随地吐痰的人也少了,飞来横痰的场面,或者乱吐红色槟榔渣汁的人较诸过去显著减少。
    
    搭乘台北的捷运系统(地铁),是游客万分称便的另一桩美事。台北捷运系统已经营运了13年,截至今年二月底,已经有三十亿人次搭乘。台北捷运模仿新加坡的地铁管理原则,严格禁止民众在车站与车厢内饮食。更由于服务品质及效率超高,台北捷运系统连续三年被国际人士评定为“可靠度世界第一”。
    
    今天,人们只要走进台北的任何一个捷运站,登上捷运手扶电梯,所有的市民都会自觉地站到手扶电梯的右方,而腾出电梯左侧行走空间,让后方急着赶路的旅客,可以顺着电梯,拾阶而上。
    
    旅客进入车站月台后,习惯性地按照地面划好的等候线,井然有序地排队等车。不论是旅客拥挤的尖峰时刻,或者旅客稀疏的离峰时段,上车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懂得空间秩序的观念──随时让出车厢中央的行走空间,方便供人上下车。而且,捷运车厢内的博爱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爱座,即使乘客拥挤时,如果博爱座被普通旅客占用,只要见有老弱妇孺、残障人士在车上,很少有人敢厚着脸皮霸占博爱座而不怕挨人白眼。
    
    这些就是台北捷运族强烈的公民意识。台北市长郝龙斌最近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台北市捷运路网大体落成之后,不仅交通改善、环境变好,都市更新也加快,更重要的是还形塑出台北的“捷运文化”,成为国际学习的典范。郝龙斌说,台北市民在搭乘捷运的过程当中彼此潜移默化,彼此学习,变成非常有水准的市民。
    
    政府角色转换
    
    像台北捷运车站这种以现代化交通设施为民众服务的模式,已经成为近年隐没于政治纷乱之中的“软台湾”的一部份。然而,“软台湾”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所谓的“第一部门”,即政府“公部门”近十几二十年来经历的一场“宁静革命”,以及以企业机构为代表的第二部门,或“私部门”(PrivateSector),近年来逐步与全球接轨之后,给政府“公部门”带来第二波的改革压力。
    
    十几二十年前,台北市民到政府机关办事,有“两高一长”:政府单位的柜台特别高──几乎与人的肩膀同高,个子矮的市民,还得踮着脚与柜台内的官员沟通。另外的“一高”是承办官员的气焰高;“一长”是排队的队伍特别长。不论你是去“监理处”换领汽机车驾驶执照、缴违规罚款,去“户政事务所”办理户口手续,乃至到邮局领一封挂号信……。
    
    大约二十年前,政府单位的柜台高度放低了,低到只及一般人肚子以下的高度,公务人员接待民众,也规定一律得笑脸迎人(主管就坐在附近监视办事人员的工作态度及表情)。民众等候办事的大厅,通常摆着好几只茶桶,工作人员人手充足的情况下,按规定得倒茶给前往办事的民众喝(台湾称之为“奉茶”)。虽然现在很多人骂陈水扁,记忆中,台北市政府所属单位柜台人员的服务态度,在陈水扁时代得到了大幅改善。政府人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仆”。
    
    而公家单位办事的快速与明确实在,已经和民间机构毫无二致。在民意代表和媒体的监督之下,公务人员丝毫不敢怠慢,否则就是和自己的饭碗过不去。
    
    商业服务升级
    
    三四十年前,台湾的一些馆子或者商店的墙上,常贴着一幅标语“顾客至上,童叟无欺”,那句口号可不比政府机关的政治标语,店家对这张座右铭基本上是奉行到底的。更何况,台湾毕竟也继承了日据时代服务业的遗风,顾客永远有理的风气沿袭至今。台北的百货公司、各行各业,不论店大店小,谁都把顾客当财神爷奉承,“即使店大也不敢欺客”。
    
    现在,“顾客至上,童叟无欺”的标语口号已经完全消失,但餐饮商家的服务水平反而愈见提升。类似美式快餐连锁店,以及国外各种连锁餐饮业者的进军台湾市场,颠覆了台湾本土既有的餐饮服务管理模式,也是不容忽视的外在冲击因素。更重要的,一种源自前述第二部门的同业竞争──不论是打价格战,或是在大力度强调服务品质方面相互较劲,大凡不把“顾客至上,童叟无欺”当一回事的业者,早已消失在台北的餐饮事业版图之外。
    
    台北市和全台湾任何地区,无论城乡,只要在大马路边,几乎隔不了三四百米,就会有一家24小时便利超市营业。这是台湾人日常生活最称便利的一个领域。
    
    台湾超市售卖的产品包括“有形物品”和“无形物品”。“有形物品”通常以吃食为主,日用品为辅。服务人员听到客人走进店内,当自动门铃声响起瞬间,就会齐声高喊“欢迎光临”。便利超市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主要的吃食与基本日用品,店内几乎应有尽有。
    
    台湾超市商贩售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它最令人称赞的“无形物品”。比如说,在便利店可以代缴手机通话费,代缴家庭水电费,代缴信用卡账单,甚至连交通违规罚单,也都可以在便利超市代缴。因此,台湾的便利超市,是一家永远不打烊的银行(除了代缴款项,通常店内还放置了提款机),也是永远不打烊的政府机关,永远不打烊的快递公司(超市也代寄发国际快递信件),永远不打烊的电信局(可代发传真),以及永不止息的影印店、冲洗照片店。总之,一切想得到与想不到的服务项目,便利超市都可能提供。
    
    更让市民称便的,是可以驾车进入购物的大型卖场,它更是遍布全台湾各个城乡的人口密集区域。
    
    假使消费者在超市便利店或大型卖场,买到品质有瑕疵的劣质品,或者完全不符安全规范的黑心商品,消费者完全可以在购物之后的七天内,凭购物时的发票,无条件退换新品或折价退换其它的等值产品。卖场内贩售的一切商品,都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和各地方政府的卫生机关监控之列。“消基会”经常对各种商品进行抽检测试,各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也不敢玩忽职守,定期不定期检测商品是否合乎规范,严格把关。
    
    严格防止黑心商品侵入市场,成为最近以来的全民运动。因为攸关人民的切身安全,不仅在卖场和超市不慎购入黑心商品时,可以循合法管道退换,即使是和政府部门进行商业交易,如果发生黑心商品事件,也可以依法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
    
    (本文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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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一月祭:学生遇难的真相不容封锁
    
    [日期:2008-06-13]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字体:大 中 小]
    
    6月12日是汶川地震一月祭,网上流传的关于重灾区悼念活动的报道仅限于官方指定的媒体,由此可见新闻封锁之严重。6月12日、13日记者试着联系北川等地一些受灾学校老师及遇难学生家长,终于在6月13日获得了一些确切消息。
    
    据居住在都江堰聚源中学附近的许先生讲,6月12日上午9点左右,他看到几十名遇难学生家长骑着摩托车从乡下赶来祭奠自己的孩子,但整个聚源镇已被戒严,有部队和特警驻扎,家长被阻止进入聚源中学遗址。经过聚源镇政府领导的思想疏导,家长们在中午十二点左右陆续离去,未能完成烧纸等祭奠活动。许先生告诉记者,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家长早在6月12日之前就被聚源镇政府派人接到青城山等地游玩,目的是防止他们在这一天聚在一起组织活动。
    
    另据北川中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讲,该校高一遇难学生陆芳的家长陆世华与其他几名家长6月12日去学校遗址请愿,向政府和学校提出了几点倡议,遭到打压。
    
    记者6月12日晚试着联系北川中学的校党委书记、副校长张定文,但张书记以开会为由拒绝了采访。6月13日晚,记者再次拨通了张书记的手机,采访内容如下:
    
    记者:6月12日,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家长组织了纪念活动,您了解这个事情么?
    
    张书记:我不仅了解,而且(看)见了。
    
    记者:这个纪念活动是学生家长自发组织的么?
    
    张书记:现在怎么说呢?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串连了学生家长,利用了我们学生家长的这种心情,制造一些事端,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您认为学生家长祭奠一下自己的孩子,这个举动过份么?
    
    张书记:这个不过份。但有些(家长)把矛头指向学校、指向政府,向学校、政府发难,让我们的工作没法开展,我们理解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家长的心情,但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很为难、很难办。
    
    记者:遇难学生家长提出了什么要求?
    
    张书记:现在对这个事情我不想多说,到此为止。(之后挂断电话)
    
    当记者再次拨通电话想证实6月12日遇难学生家长是否被允许在学校遗址举行纪念活动,以及当天是否有带头的学生家长被抓,张书记均表示不知道。
    
    注:以下图片为6月12日下午亲临北川中学地震现场实录,来源于中华网论坛,作者为sjdszhh。
    
    与全盘倒塌的教学楼相比,宿舍楼却安然无恙。
    
    相差不过百米开外的一家老百姓住房居然丝毫无损。
    
    地震震不倒的还有距北川中学教学大楼废墟不足百米的这栋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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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江:中国的通胀还将继续
    
    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今年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幅度为百分之七点七,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价格仍在高位运行。
    
    路透社图:四川一家银行的职员在数人民币
    
    如果将今年前四个月的物价涨幅考虑在内,今年前五个月的物价总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百分之八点一,其中城市上涨百分之七点七,农村上涨百分之八点八。在消费品中,上涨幅度最高的仍然是与低收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的价格,其在前五个月的上涨幅度为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尤其是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涨幅仍然高达百分之四十多。
    
    国家统计局没有具体谈及上个月在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的地震灾害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否有影响。考虑到地震主要集中在西南局部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对全面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所以此次地震应该不会从供给的角度对中国业已高涨的通货膨胀带来进一步的冲击。同时,相对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而言,受灾地区的重建资金的总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重建资金将逐步到位,将分散到今后若干年的时间内完成,所以震区的恢复重建也不会从需求的角度进一步拉高通货膨胀。
    
    自去年年底以来,在谈到中国的通货膨胀时,中国政府总是强调中国此次通胀的结构性,否认当前在中国发生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但是,最近公布的有关数据使得中国政府对通胀的这种解释更加缺乏说服力。按照中国的官方解释,中国的通胀主要发生在消费品部分,尤其是由于部分食品、尤其是肉禽类食品的价格的剧烈上涨所推动的。但是,前天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生产品价格也正在呈现大幅度上涨的趋势。
    
    在公布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数据的头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的有关数据。这个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五月份的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二。这是自今年以来,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五个月创下三年来价格上涨的月纪录。从趋势上看,过去三个月内,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呈现出不断向上攀升的趋势。事实上,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个月的涨幅已经高于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涨幅。显然,仍然坚持用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涨来强调中国通胀的所谓结构性特点是不合适的。
    
    同时,另一个典型的通货膨胀现象也正在中国出现,那就是物价和工资上涨的互相推动。就在前天,北京市劳动保障局正式向社会发布了本年度的企业工资增长的指导线,建议北京工资增长的基准线为百分之十一点五。在此之前,深圳和上海也都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深圳为百分之二十;上海为百分之十四点二。中国的其他省市也将陆续公布自己的工资增长建议幅度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显然,今年的工资建议增长幅度的提高与通货膨胀有着明显的联系。不可否认的是,上面提到的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增长和工资基准线的提高一定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和服务的成本,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服务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继续增长。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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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三洲:红嫂破格提拔了吗?
    
    抗震救灾时期,一幅"警察妈妈"蒋晓娟(见图)为受灾群众婴儿喂奶的照片,深深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据 报载,6月16日,蒋晓娟所在的四川省江油市公安局局长张德溥向记者证实,江油市委组织部已按干部任免程序,拟将其破格提拔为江油市公安局副政委。据介 绍,29岁的蒋晓娟原是江油市公安局巡警大队的一名普通民警。地震发生后,她将自己才6个月大的孩子送到乡下交给父母照料,自己却忙碌在抗震救灾一线,义 务为受灾婴儿喂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承诺。她的事迹感动了全中国,她本人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称号,被中组部命名为"优秀 共产党员"。
    
    由此,想到了早年间看到过的颇具影响的舞剧《红嫂》,剧情说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区,一个八路军战士负伤后,被当地的老乡收养,在战士伤情危重、缺医 少药的情况下,一位大嫂出于对人民子弟兵关爱,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了年轻战士的生命。这红嫂,也是有原型的,以后,"红嫂"成为一个拥军模范的群体形象,是 沂蒙山人民救护子弟兵的中年女性的泛称。当年《红嫂》由小说改编成舞剧,舞剧又拍成电影,也感动和传遍了中国。对照准备破格提拔"警察妈妈"蒋晓娟,我想 问的是,当年的"红嫂",破格提拔了吗?据查史料,没有,这"红嫂"本人当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
    
    正如蒋晓娟本人多次对组织上所表示的那样,她只是尽了一名民警应尽的义务,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以中国人观点的来看,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在过去,很多 人都知道"吃百家奶"的传统,孩子生下来没了娘,为了救婴儿的性命,当爹的就要抱着孩子串百家寻奶吃,街坊四邻凡有在哺乳期的产妇,都会毫不犹豫地给没娘 孩子喂口奶,这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农妇都能干的平常事情。这种义务在老百姓眼中,乃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正常事情,与收获名誉地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兔 死狐悲,物伤其类",不要说作为具有高级智慧和提倡"真善美"的人类了,电视上说,小老虎生下后没了妈,"狗妈妈"还能担当起哺乳的义务呢。蒋晓娟的事情 之所以感人,成了江油市的榜样,一是在地震的非常时期,彰显了正常的人性与爱心;二是在物欲横流的这些年来,这种普通人性与正常爱心显得淡薄了。唯其淡薄 了,才显示出特有的少见与可贵。
    
    所以,对蒋晓娟事迹的高度评价和道德颂扬,如"二级英模"、"优秀共产党"怎么称呼都不为过,但这个破格提拔为"江油市公安局副政委",却值得商榷。因为 荣誉是可以褒扬的,但领导职务却是需要实践能力的,尤其是在一个法制社会,干部的升迁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地震期间,感动中国的人那么多,如果个个破格提拔 的话,本来就拥挤官场又要多出多少官员呀。假设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都需要依靠破格提拔职务来奖励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就显得太功利化和世俗化 了,到头来,反而会起到伤害甚至矮化这种社会道德的副作用。
    
    最新的报道,由于网民的质疑,江油市公安局对蒋晓娟破格提拔任命已经暂缓了,笔者的意思,不应该是暂缓,应该撤销才对,不要再给一个正常人上套了。因为一看到这篇破格提拔的报道,就禁不住想问一声:当年的红嫂,破格提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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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36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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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震能否推进“良治”?〖丁学良〗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海内外对中国这次救灾的正面评价,目前正处在一个翘首以待的观望点上:灾后重建刚开始,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利用这次地震中展现的多种形式的开放要素和活力,催生在“良治”建设方面,迈出明显和坚定的步伐?这不仅是中国国内公众高度关注的,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良好的治理简称“良治”(good governance),是指决策的过程及其贯彻实施的结果,均体现出公正的、有效的、可以客观检验的一系列标准,因此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良治是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视的领域之一:若治理不良,一个社会自己的潜在条件和国际社会对它的援助,会被大量浪费乃至糟蹋掉,产生不了应有的综合性正面社会效果。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尤显重要?因为任何体系的改良、治理的进步,总是和大的经验教训相伴生。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国无论是其政府还是民间社会,救援的方式及效果,总体上来讲,都赢得了海内外很高的赞誉。
    
    中国在这次之所以赢得很多的赞扬,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来辨识中国的进步。三个参照系中,两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在中国的旁边。
    
    第一个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最大的参照系;第二个是2003年的SARS即“非典”;第三个是在四川地震之前一个多星期的缅甸飓风灾难。这三个参照系,给四川地震中的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反应,设立了一个黑白分明的背景。没有这个客观背景,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国际上对中国这一次的总体评价是那么的好,这个“好”与在这之前刚发生的西藏事件及与此相关的奥运火炬传递中出现的广泛抗议形成鲜明对比。
    
    海内外对中国这次救灾的正面评价,目前正处在一个翘首以待的观望点上:灾后重建刚开始,中国政府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利用这次地震中展现的多种形式的开放要素和活力,催生在“良治”建设方面,迈出明显和坚定的步伐?这不仅是中国国内公众高度关注的,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治社会学一直关注政治制度形成和变化的社会条件;这个形成和变化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果翻阅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你会发现,它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现代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是怎么演化、变得更有效率更公正或相反?支持它变得更“良”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因为经验资料所限,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是近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来的这个时段。
    
    促进该体系成长的最主要动力是三个,第一是战争。战争对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刺激极大,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昔日的欧洲,比英国更早的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有很多杰出的表现,但最后为什么都败在英国手下?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最基本的原因里,有一点是:它发展了组织和支持近代战争的有效的财政等相关的制度。而它的竞争对手只是把打仗当作打仗,英国却致力于建设合理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战争过程中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大,它不是被战争拖垮,而是被战争所强化,它的竞争对手却被拖的疲惫不堪。
    
    第二个促进动力是大的自然灾害,也是现代国家机构包括行政管理体系进步、走向更合理及更有效的刺激因素。除了战争及大的自然灾害,能促进国家行政治理进步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竞争,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观察中国政府能否抓住这次大震灾难,在制度层面上把坏事变好事,在推动良治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大的自然灾害与战争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却很相像。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可能发生的大自然灾害,事前做了一些准备,而当灾难真正到来,大部分都会超过事前的设想。因此,国家机器、行政系统、社会管理的诸多机制,能否比较灵活积极地应对和消解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冲击,把这种破坏作为进步的一个契机,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作为。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看看海内外对这次四川大震之后,最为关注和期待的是哪几个方面?
    
    第一是信息的透明度,大家最关心的话题。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的媒体全部只能用新华社的统发搞。而那几篇关于唐山大震的新华社通稿里,充满了当时疯狂的没有人性的政治术语,对大震本身造成的灾难尤其是人命的损失,基本上没有提及。正因为官方媒体的消息封锁,唐山地震在当时中国社会里造成巨大的恐慌,帮助了小道消息的四处扩散。由于对灾区真实情况不了解,全国民众对救灾能做什么也很不清楚——惟一盛行的是谣言,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对怎么防震、怎样救援,都是在无知和愚蠢的指导之下,非理性行为多多。
    
    二十七年过去,到了2003年的“非典”前期,又使出信息封锁的老手段,很快导致海内外的恐慌,弊端彻底暴露。所以,每当严重的自然灾害突发之时,这种信息不透明,就为谣言误导制造了肥沃的土壤。谣言盛行的最大前提,是真实的信息得不到及时披露。
    
    因此,国际社会这次给予中国最正面的评价,第一条就是四川地震期间,中国体现出罕见的透明度。从政府的公告、主流媒体的主动介入、到老百姓的手机和电邮等各个渠道发出来的信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广泛动员、积极救灾、并抵制谣言,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国际上关注的是,中国此次罕见的透明度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海内外均有报道,中国宣传部门在地震发生的最初,也是希望重复过去的那种方式,用“通稿”来统一舆论。然而地震一发生,众多中国媒体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奔赴现场,迅速把最新消息发了出来,一下子促成了中国在大灾时罕见的信息透明,使得中国不仅在国际上赢得巨大的赞扬和同情,更在国内推动了全面的团结和互助。
    
    所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政府能否正面肯定这次短暂的透明度所带来的贡献,将其制度化和常态化。这样的透明做法,哪怕只是它的一部分被制度化了,那也是中国在良治方面取得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的进步。
    
    第二,是这次救灾过程里中国民间力量自发广泛的参与,既有NGO、小型基金会、商会,也有个人行动、朋友结伴救援,种种爱心义举,令世界由衷叫好。当今世界,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遇到类似四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突发性灾难,其行政系统也无力全面承包。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的地区和人口处于贫困或半贫困状态,政府更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和资源全面承包、照单全收、替天行道。如果不让民间社会自愿、自发、自主地参与,如此巨大的突发灾害,只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引发更大的灾难,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治理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中国民间社会的自动全面参与,显示了一种令国际社会衷心赞许的伟大爱国主义(patriotic),即对自己各族同胞的爱心与帮助,而不是那种令外部世界高度警惕的极端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宣泄。
    
    因此海内外也非常关注,中国政府能否珍惜中国民间这种自愿自发、自主自组的爱国精神和公民意识,在制度的层面上给予稳定的保障,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加健康、互爱、强韧。这方面有诸多工作要做,首要的是中国能否不拖延制定一部与国际接轨的、开明有效的法律,对NGO、慈善团体、基金会等等予以规范管理和正当保护。中国境内稍有点规模、做过一些实实在在公益事业、多少与国际上的NGO有联系的NGO,据报道有三千多个;其它更小、更不稳固的有数万之众。只有在一部开明有效的法律之下,它们才能大大方方地运作;那些名不副实的,才能被依法整编或淘汰,那些卓有成效的,才能更上层楼。
    
    第三,是中国政府在遇到突发的、大的自然灾害时,如何与国际社会联手,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使国际救援进入中国本土。
    
    这次中国政府的做法,也与1976年的唐山地震和2003年的“非典”形成对比,进步显著。唐山地震后,中国高喊“自力更生”,关起门来,虽然能力远不足,也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此举不管真实用意如何,实际后果是加剧中国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2003年“非典”也是如此,最初问题发生时,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不主动接触,当人家主动要来时,却把门关起来,直到问题严重、几十个国家对与中国的旅行交往实行隔离后,才开始短暂有限地接受外援。
    
    这次四川大震,中国一把消息发出去,海外各方包括台湾同胞立刻表示,愿意入境参与救援。灾后第三天,海外救援力量进入四川,这比起1976年和2003年,是个大进步;比起近邻缅甸,更是天壤之别。然而遗憾的是,海外救援还是迟了两天半。对地震救援来说,头几天是性命攸关的时段;专家们都说,大地震后越早来的救援队是找活人,越晚来的是找遗体。
    
    尽管如此,能否从此次中国与国际社会稍嫌晚了半步的合作(它仍然是个巨大的改良)获得正面经验,把与国际联手接轨方面的程序合理化、简化提速,以后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能在第一时间跟国际社会联手,接受海外的有效帮助。只要是在“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原则下革新规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第四,应从这次灾害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据我看到的资料推算,大震中死亡的学生(和少量的老师),总数一万多,甚至达到全部遇难者的三分之一;目前官方数字还没出来——吸取教训,对那些位于地震频发地区的公共建筑进行普查、加固甚至重建。要硬性规定:对于校舍和医院等的建造标准,不得低于当地的政府办公楼。必须反复强调,四川倒塌的那些数千所教室夺去的上万名孩子和教师的生命这个巨大的社会和人伦悲剧,若不能对此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给予严肃处理,我们对国内、国际公众都无法交代。只有在严肃追查、惩处的基础之上,才能在以后大规模减少天灾变人祸的恶性可能。
    
    第五,对救灾及重建的捐款和拨款的使用,建立公共监督体系。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出于爱心,以各种形式给灾区人民的支援,如果不能在透明的方式之下得到严格监管,就保证不了恰当的使用,那将是悲剧之后的另一种悲剧。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除了大灾,中小灾害每年都有。对救灾物资和重建家园的资源建立透明、公正、有效的监管机制,会使国内和海外的爱心援助更多更快地到来。这之前看到的数据,一个国家民间慈善捐赠占本国GDP的比例,美国是1.85%,英国0.84%,韩国0.18%,印度0.09%,中国大陆才0.05%(SCMP,2006-10-9,B3)。四川大地震有可能长期改变这种状况,但前提是把中国有关捐赠的税收和监管制度建设好,那样才会促成中国内部以及海外可持续的慈善行为。
    
    第六,在任何地方建立大中型水电工程,都必须有透明的、让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被公众知悉的听证过程。越是尖锐的反对意见,越是要有通达上下左右的机会。
    
    这次四川大震虽说很难预报,但无论从现代科学还是从历史资料都可得知,这一地区是地震多发带。然而就在这个地震多发地带,居然条条江河水坝林立。我们读到,很多水电设施在建设之前,就遭到了一些地质专家的质疑或反对,然而面对官方决策,纷纷无效。资料显示,在地震周边地区有近7000座大中小型水坝;据中国官方披露,地震导致8省市水库出险2380座,其中69座存在溃坝险情,有高危险情和次高危险情的水库分别达到320座和1991座。换言之,它们变成悬在几千万居民头上的巨大水盆。进而言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几条江河上没建水坝?建这么多水坝时,有几个经过公众的听证?这次大震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的高度,而不能听任商业利益一手垄断。
    
    这次四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了将近十万的人命丧失、几十万家庭的破碎、无量的血泪、难以计数的财产损毁。如果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能够把这次巨大灾难中展现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伟大潜力当作宝贵资产,再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良、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中国在“良治”方面就会迈出一大步。那样的话,我们想到不幸遇难的十万同胞的亡灵时,就可以宽慰得多;面对他们的遗属和亲友时,就可以少内疚得多;以后再遭遇类似的大自然灾害时,流的血和泪就可以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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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防灾、救援、重建的反思和建议
    
    邹啸鸣
    
    汶川地震“突如其来”,灾害中死亡和失踪的人员接近9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00亿,间接经济损失达到5000亿元以上。痛定思洞,亡羊补牢是立刻就开始“灾后重建”更重要的工作。本文拟从防灾、救援、重建三个层面,运用对比分析法,针对暴露出来的制度性漏洞进行反思,并提出可行的建议。
    
    一、防灾
    
    地震到底能否被预测,以及预测能否被及时告知是两个概念。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地震灾害对人类的影响,日本气象厅和消防厅在全国每个市、町、村至少设一台地震仪。高灵敏度地震仪通过捕捉人们感觉不到的微震,立体监测地壳内部的岩石运动,宽带地震仪主要监测超长周期的固体潮。这两种地震仪全天候向防灾科学研究所传送数据。此外,太空中的卫星为防震救灾提供了通信支持。并构筑能及时通过手机向人们发出警报的卫星网。
    
    实际上,这种预测最多只能在地震发动之前的几十秒的时间向人们发出警报。也许平时的几十秒不算什么,但是震前的这几十秒足以让大多数人远离建筑物而逃生。而我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所谓的“高科技”,而是:这种地震警报是直接传达到每个居民的,需要每个居民对这种传导进行反馈的“制度”。
    
    但在我们国家,1998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地震预报是需要经过严格授权的。
    
    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两个结果:1、要求地震预测的准确性必须基本达到100%,否则各级政府不敢发布这类信息;而国人的科技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此有些地震即使已经被科学家预测了,却未必会被发布;2、地震信息的公布会受到一些非科学因素的影响。比如唐山大地震的预测信息未被公布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忧信息的准确性而影响“批邓”的政治局势。因此,我认为我国《地震预报管理条理》必须进行一定的修改,以满足老百姓对地震预报的需求。
    
    二、救援
    
    08年5月12日14:28分,灾难降临汶川等地。一、两个小时后,国务院总理就开始登上了前往灾区的飞机。随后,救灾部队就开往了救灾第一线。先后共出动了近10万官兵和直升机等参加救援。救出的灾民也不少。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做的更好呢?
    
    台湾一参加921地震救援的人员总结到:第一时间最需要的三个兵种是无线通信、战斗工兵、野战医院。地震发生后15分钟,台湾国防部所属的参谋总部依照预案发出第一道命令是关于通信,就是各军团通信营开始准备器材,要求在通知灾区地点后,马上能空降无线电兵到受困灾区。并且命令空中预警机立即升空,在灾区通信系统受损时,在灾区上空中继无线电讯号。而无线电兵也以二个人为一组,在震后二个小时就由直升机机降到还无法回报灾情到台北的可疑地区,并且建立了联系管道,并且在几个小时候,整个野战通讯营就在灾区建立了临时无线通讯网,一直工作到所有受困灾区通信修复为止。
    
    1995年1月17日,日本大阪和神户地区发生了里氏7.3级大地震,给这两个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震后全国各地约10万志愿者立即奔赴灾区救灾,据统计,3个月内共有约110万群众参与到了这次大地震的志愿者活动中。在1995年初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中,约80%需要营救的人员是被邻居救出的。
    
    而民间自愿参与救灾的人力是极为宝贵的,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公益团体,但是一般来说除了有特殊专长以外,是不鼓励一般民众单独加入救灾行列。民间公益团体中,除了少数平日有受过救灾训练的救难协会、义勇消防队活跃在第一线外,这些自愿义工组织在第二线可以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提供第一线救灾人员与后彻灾民的各种生活与安顿所需,举凡食衣住行,心理辅导,非紧急医疗,重建协助等。指挥中心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有水有电,够大的地区,指定为救灾基地,让这些公益团体能快速进驻,并确保交通线的顺畅。
    
    通过这种对比,我们认为值得总结的地方有:1、救灾总指挥最重要的职责未必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而是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从而制定合理有效的救援计划;2、一定要紧紧抓住灾后72小时黄金时期救人。因此最重要的是及时空投通信兵传达灾情,及时调集所需救援的设备和人员;3、救援的主力军未必一定是军队,但一定是拥有专业技能的、成规模的救援队伍。这需要培养民间NGO组织来承担这种任务。而非专业救援义工则可以承担二线救援任务。
    
    三、重建
    
    汶川地震损失惨重,目前估计直接损失至少达到1500亿元,间接损失可能在5000亿元以上。目前重建资金有六条途径:1)国家财政拨款700亿元;2)四川当地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作为配套资金;3)各大银行提供的授信贷款数百亿元;4)国际组织援助;5)各类捐款。6、各省对口支援灾区资金。
    
    即使有这六条渠道获得1000多亿元的资金,离5000亿元的损失仍然有巨大的缺口。而且,即使我们假设弥补了资金缺口,也最多将当地的收入水平提升至灾前水平。而灾前该地区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不过2000元左右。处于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容易重视物质的价值而轻视生命的价值。有媒体拍摄到,有个灾民在避灾途中,居然将一个冰箱绑在身上随行。
    
    地震明示该地区处于高烈度地震带上,这意味着未来的重建成本将大幅度提升,这对逼仄的资金来源而言,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我们必须清醒地预见到:汶川等灾区就像中国其他灾区那样,不可能长期依赖中央及各地的支援来筹措全部重建资金,恢复和重建需要另寻资金来源。但是汶川地震的受灾地区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边界,这意味着可以考虑用建设经济特区的思路重建灾区。
    
    建议1、执行减免税赋政策。其实执行这样的政策即有历史渊源,也有理论支持,更有执行的基础。针对灾区等特定地区执行税收减免政策,无碍政府开支的全局。但这种减免对于减轻灾区人民的负担而言,却属于雪中送炭。对于培养他们重建的信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考虑前10年免税,后20年减税政策,形成长期预期,有利于吸引各地投资进入。
    
    建议2、执行大幅减少“税外费”政策。必须从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恢复效率。地方政府各级机构因为利益驱动,以费养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税外费”存在三个特点:一是秩序乱;二是重复多收乱要;三是随意开口收费,没有章法。这样的问题肯定也存在于灾区,而且往往是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这类问题越严重。
    
    建议3、执行开放市场政策。比如灾区中小学跨塌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当地教育界的建筑市场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市场,外面的企业很难打入。这种封闭的状态有利于建造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勾结,而不是相互监督。这种勾结导致两个结果:1、建造成本包含很高的腐败成本;2、建筑质量受到严重损害。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汉建造的五座北川“史上最牛希望小学”造价居然低于公立学校;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61所学校,其中有6所位于震央附近,它们没有倒塌,也没出现伤亡。而公立学校却几乎没有一座可以免灾。实际上,执行这条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全面放开各行各业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准入门槛,不但可以吸引当地投资,而且可以吸引各地投资,迅速地建设灾区。
    
    建议四:执行明晰产权政策。灾区经济水平相当落后,农业是当地的主要就业渠道,当地农民并不是当地投入产出比较高的两个产业——水电资源和旅游资源的主要受益者。否则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至于如此低。因此,我建议要利用这次灾区重建的机会,将这二项资源的产权划分到当地农民家庭。实际上,水库电站的风险由当地居民承受,水库电站的收益不由当地居民分享是说不过去的。
    
    后面两条建议,是开源的,前面两条建议是节流的。当然,都是从灾区灾民的角度讲的。我们坚信,贫穷的地区,严重匮乏的未必是资源,而是利用资源的能力,是吸引资金去当地投资的稳定性预期。
    
    高昂的税率、税外费率以及严苛的市场准入,都严重制约了本地及外地的投资,从而制约了对当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模糊的产权则使得掌握公权力的人分享了资源的主要收益。只要这四条建议中的大部分能够落实到位,能够成为新制度,那么新制度所产生的激励将使得灾区更快地不再依赖外地的同情心,而是主要依赖本地资源被开发和变现的能力,依赖可以形成的稳定预期而被迅速建设成一个美好家园。只有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迅速提升,当地才有能力提高建筑质量、有能力提高生活质量。这种产出能力的提升,才会导致当地居民更看重生命的价值,避灾时再也不用背个冰箱到处跑。
    
    实际上,通过制度改善以大幅度减少人祸,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天灾所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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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见:怎么这么多"各执一词"
    
    四川大地震一个多月,新闻报导有所突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开放的样子,而某种的消息混乱,似乎也就不可避免。
    
    先是,人们关注空军的出动,特别是空降兵的举动,据说难度极大,于是传出上千的空降兵出发前写了"遗书",相形之下,那些批评空军出动迟缓的人看上去似乎 是无情地逼空降兵们"赴死"。很快,这则大肆宣扬的报导被斥为"谣传",再后来,又说是"请战书"误传为"遗书",这样,军人请战而指挥官指挥冷静,相映 生辉。其间,空降行动迟缓已是事实,据说是因为危险极大,而高空伞降被称为"壮举",但还是引来批评,说是低空伞降实际更为危险,何况军队秉承"从难从严 从实战出发"的训练宗旨,所有行动迟缓的辩解实际则为"畏难畏严畏惧实战"之辞。
    
    接着,是救灾帐篷出现在成都市区的图片出现在网上,而追查后则称,是某位灾民转给了他的市民朋友,似乎这就是合理的解释,更为严厉的追查却是对准着揭露此事的人们。
    
    更奇怪的是,央视报导中,"红十字会人士"称,价值千万元的一批帐篷已运到灾区,而细心观众却发觉,那批帐篷单价高达万元,致使舆论大哗,红十字会于是追查,那报导中"红十字人士"竟然"查无此人"。
    
    此外,还有几件"各执一词"的事情。
    
    其一,"非主流"地震专家在地震前提出了预测、预报,地震后痛心疾首,愤而公开说出了当时的情况,而有些地方地震局看来也有预报,在地震后的有关报导中披露出真相,但是,国家地震局官方则坚持否认震前有过这种预测及预报。
    
    同时,震央映秀镇附近紫坪铺水库诱发大地震的推断,不仅涉及地震预测预报,更涉及普遍出现的水库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多人提及,但实在关系重大,官方如何反应,尚须拭目以待。
    
    其二,教师范美忠在地震中未能"为人师表",事后公开为自己辩护,受到许多批评,而他在电视节目中低调而坦率,特别是,他呼吁大家不要再关注他,多些关注 害死数千学生们的豆腐渣工程,则得到了许多人的理解和赞同,使得对他的批评也有所缓和,但是,范老师的教师资格随后即被取消。校方说是"接到都江堰教育局 转达的国家教育部通知,吊销范美忠教师资格证,解除继续聘用,但原因不详",范美忠说他"一直就没有中国教师资格证",坚持自己是"因言获罪",教育部新 闻发言人则表示,解聘"先跑老师"范美忠是由他所在的学校自主决定,而非教育部决定。
    
    其三,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灾区学校建筑物的倒塌,造成大量学生伤亡,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建筑物倒塌之原因事关重大,形成最为尖锐的官民对立局面。民间的看 法,一般集中在教育经费短缺以及腐败问题、施工问题而造成学校建筑物质量低劣,特别是,遍布全国的学校危房问题多年来未能彻底解决,在大地震中凸现其严重 性,而官方则一般都自觉地回避1989年即已确定的建筑物抗震"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原则,回避学校建筑物倒塌现场暴露出的"铁丝混凝土"现 象,一味将学校建筑物倒塌主要归咎于大地震之烈度超过建筑物设防烈度。
    
    在未成年人严重的生命损失面前,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苍白无力。官方相当被动,也就当然需要有人助一臂之力,于是余秋雨引人注目地挺身而出,"含泪劝告请愿灾 民"。他引证所谓"国际地震专家"的话说,"地震到了7.8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这位对国外"反华媒体" 警惕性极高的"余大师",看来对自己本国的建筑物抗震原则一无所知,但是,中宣部要求将其文章在网站置顶,还有"救援队的朋友把我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及时 地向有关帐篷作了转达",显示出其来头实在不小。
    
    比较富于"专业"水平的辩护,是最近出现的以"工程地质条件"或"场地条件"为主因,巧妙地罗列各种各样的现象,将施工质量问题淹没在各种原因之中。然而 不可回避的却仍然是,多处地方展现出学校建筑物倒塌而邻近建筑大多未倒之现象,表明灾区学校建筑物的"工程地质条件"或"场地条件"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
    
    对一件事情,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这很自然。对一件事情本身,人们有不同的描述,这很有意思,而这种描述甚至还会直接对立,就更有意思了。
    
    震前有无预测预报,或解聘教师是谁的决定,本来都不复杂,却偏偏呈现不同版本,表明了事情的复杂。而学校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其原因尽管较为复杂,也并非 什么难题,却发展成为对立局面,成为敏感话题,甚至上升到"为反华媒体所利用"的政治高度,从而转移人们对政府施政的政治关注,就有了鲜明的政治意义。在 这个意义上,余秋雨掀起"余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其本意看来是为官方平息民怨而"釜底抽薪",但却弄出了一场"余震",说不定反而"火上浇 油",因为他的"含泪劝告"象传单一样洒向灾区帐篷,实际上是在撕裂死难者家属心头的伤口。
    
    "为反华媒体所利用",是一顶相当传统也相当沉重的帽子。公布灾害数据,开放国外媒体采访,接受外援,接受外国救援队,以及温家宝摔电话、对军队将领说狠 话,等等等等,只要"反华媒体"们愿意,都可以为它们所利用。这样的话,余大师的眼泪恐怕不够多,恐怕劝不过来。不过,似乎"反华媒体"们最喜欢干的事 情,就是报导民众的自发的声音,而事关众多的死难学生,政府一时还不好过于强硬粗暴,余大师的眼泪就派上用场了。
    
    自发地发出声音,自由地讲出意见,官方说法之外,民间也执一词,或执多词,在中国,看上去仍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其一,威胁到专制的权力,其二,得 到"反华媒体"支持。那么,就要以后者为借口而消除前者。这样一来,危险就反过来对着民间,进而,官方对自由的恐惧表现为民间对自由的恐惧,就成为公民社 会成长的巨大障碍。
    
    不过,市场经济进化到如今,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市场经济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初期,马克思等人分析其矛盾过程,就 得到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判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当市场经济伸展到信息社会,出现了突出地以自由为其追求的互联网技 术,人类自由发展的潮流已经清晰可见。这时,坚持专制的政治力量,还在步步顽抗,甚至不惜运用大量资源在互联网上建造专制的屏障,为专制而推波助澜。它们 会取得相当的成功,因为自由的进程同样不是直线性的,全球化的自由进程更是充满着曲折,不时会出现倒退。坚硬的专制板块横冲直撞,要让其它的一切都变得松 散,成为齑粉,只是,它将来会撞上新的板块还是新的物质,以及到那时候它是否还能经得起新的撞击,却不是完全取决于它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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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36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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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少孩子受到死亡的威胁?
    
    马少华
    
    这几天,我的眼睛一直蒙着层层泪水,看着那揪心的画面和涌动的爱心,任何人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几天,全国人民每天都眼含热泪的关注着灾区的灾情,踊跃捐款捐物,踊跃参加自援者队伍,只求能够尽自己所力帮助汶川地震灾害的受害者。那一片片倒塌的房屋、温家宝总理从都江堰市一所学校的废墟中捡起的学生的鞋子和书包、被埋在废墟中的女学生伸出一只求援的手……强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
    
    这几天,全世界的人,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政治见解,携起了手,有钱出钱、有物捐物,有技术献技术,已经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渠道,竭尽所能,在争先恐后地挽救灾区民众的生命……
    
    这几天,英雄老师谭千秋一直深深震撼着我。当地震灾难无情降临的时候,德阳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没有选择自己逃生,而是张开双臂紧紧地护住了自己的学生。在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为了保护四位学生,谭千秋老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让学生能够活下来,还有更多的老师,包括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永安坝村小学苟晓超老师、四川省崇州市怀远中学英语老师吴忠红、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瞿万容老师、绵阳市平武县南坝小学代课老师杜正香……许许多多的老师在地震来临的那一刻,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毅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造出保护区,打算把地震全部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更多老师甚至来不及伸开他的手臂保护学生,就带着无限遗憾永远地留在了那个让他播撒了无限爱心的校园。
    
    这几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汶川人;这几天,我恨不得自己就是谭千秋;这几天,我天天梦见学校房子倒塌时跨下来砸向惊慌失措的、稚嫩的学生的水泥板。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每一次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或者来观礼的教育局领导都会说:“孩子门,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课堂上,老师也经常这样说,那时侯,我感觉很幸福。我听说,现在的每个小学生也被这样教育着,我相信,谭千秋老师们也这样教育着孩子们,而且,地震来临水泥板砸下来时,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自己的肩膀和脊梁保护着未来的。
    
    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愤怒了!有两篇报道深深地刺痛我心:《国家救援队:聚源中学混凝土内根本不是钢筋》(《南方周末》记者朱红军2008年5月22日,发自四川绵竹)《都江堰聚源中学是地震中唯一周边倒塌建筑,278人死》(2008年5月22日;18:18;中国新闻网;来源:广州日报,记者柯学东、何涛)。
    
    这让我愤怒而又酸楚地回想起一系列学校坍塌事件:
    
    1、2001年6月16日下午,内蒙古赤峰松山区三眼井乡中学初三(1)班教室顶棚突然开始掉土,紧接着房顶塌下来。该班31名学生中的16名以及1名英语老师被倒塌的房顶砸伤; 7月1日下午,教室的屋顶开始往下掉土,紧接着顶棚塌了下来,全班28名小学生全被压在土里,27名受伤,1名死亡……。20天连续两次教室倒塌!(联合早报;2001-07-19)
    
    2、2001年6月,浙江宁海一中学教室倒塌造成学生1死14伤(新华社;2001-06-08;记者郑黎)
    
    3、2002年1月16日,浙江乐清市湖雾镇硐领头村小学一间教室的屋顶整体塌陷,32名学生因还未到校而躲过一劫。倒塌原因教室横梁腐烂。(新浪新闻中心2002年01月16日)
    
    4、2003年9月,河南封市大冶镇火石岭小学发生教室倒塌事故,造成二名学生死亡,三人受伤。(中国青年报;2003-09-13 ;单纯刚)
    
    5、2003年9月,因遭受洪灾,陕西华县发生一起教室倒塌事故,高塘中学高三理科补习班的17名学生受伤。(新华网;2003-09-24 10:34:28)
    
    6、2004年6月,连日的阴雨天气,致使四川渠县的一起乡村小学教室垮塌事故,当时有28个孩子被跨塌的房梁砸倒(网易2004-07-01 原载: 千龙新闻网)
    
    7、2005年4月,河北邢台沙河市一小学学前班的教室突然倒塌,至少造成6名学生受伤。(中青在线;2005年4月8日,《燕赵晚报》供稿)
    
    8、2006年3月,安徽宿州市泗县遭龙卷风袭击,该县长沟镇朱彭小学6间教室倒塌,造成2名学生当场死亡,4名学生受重伤,40名学生和2名教师受伤。(新华网;2006年7月3日;周相吉)
    
    9、2006年2月15日下午3点钟左右,位于南京建邺区双塘街道中和村的育蕾小学一间教室在雨中突然倒塌,三年级一班近40名小学生正在上课,突然学生们听到“咔嚓”一声巨响,随即教室里尘土弥漫,原来教室的房梁倒了下来,事故共造成七八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而用作教室的平房有近20年的历史了,已破旧不堪。(新浪网;2006年02月16日;原载龙虎网)
    
    10、2003年7月24日早7时40分许,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一幢正在续建第五层的教学楼突然发生特大坍塌伤亡事故。现场的施工人员、蔬菜店业主等22人被砸在教学楼内死亡16人,另有6人受伤。(四川在线;原载: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27日;孙英威 颜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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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次都是学校损失最大?为什么这些学校这么弱不禁风?为什么这类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对于中小学校建筑的抗震设计要求,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都有相应的规定。还有其他许多标准规范,其中的相关内容,也有对中小学校建设的规定。其中,《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对中小学校校址选择、平面布局、教学及辅助用房、建筑层数和构造、交通和疏散等,其中规定,中学教学楼不应超过5层,教学楼采用何种的结构形式,要根据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当地的抗震设防要求来确定。但是,那些贪心的人就是不按照规定执行。这就是这些学校这么弱不禁风的根本原因。
    
    针对汶川地震中校舍倒塌等问题,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杨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校舍建设中的质量问题绝不姑息。杨榕说,这次中小学校教学楼的倒塌情况,我们已要求当地建设主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目前在抗震救灾中的主要任务是救人,对这些问题将通过认真的调查来确认,若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一定从严查处,绝不姑息,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代。杨榕说:“我们注意到新闻报道上有大量的学校倒塌的信息,对此我们十分痛心。”,
    
    杨蓉的痛心是真诚的,政府部门对于这次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中小学校教学楼的倒塌校舍的调查也会是认真的,对于建筑这些学校的腐败问题的处理也将会是严肃的。
    
    每一次出现问题的就是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除了那些灾区的学校,能不能把全国的每一个学校检查一遍,看看全国的每一所学校是否都达到了国家的建筑要求;查查每一个学校,看看是否存在腐败问题导致的偷工减料!我们还必须建立起真正的监督机制,保证再建新的学校时,能够从制度上杜绝“豆腐渣学校建筑”。
    
    在我国的进行地震知识避险学习时,其中有这样一条:“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果遇到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在这次汶川地震中,聚源中学初三(4)班的王科亲眼看见:“地震来时,有一位班主任让大家不要跑,躲在课桌下面,但没想到大楼坍塌,连这位老师也被压在里面。但是有些选择跳楼的孩子,反而活了下来。” (《聚源中学:死亡名册 “消失”的班级》2008年05月22日;18:18;中国新闻网;来源:广州日报:记者柯学东、何涛)那位班主任和他的学生永远没有“有序撤离”的机会了,他们的冤魂一定不能原谅“豆腐渣校舍”的建设者以及各级对“豆腐渣校舍”承担安排责任的监管者!尤其是那些从这些“豆腐渣校舍”中获得利益的人,其实他们吃着的是这一个个鲜活生命换来的“人血馒头”。在建国哀悼和反省的日子里,这些吃着“人血馒头”的人却没有一个出来反省。
    
    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繁华区的一块草坪上,竖立着一块牌子,漆黑底板上书黄色大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恐怖之地”,下面列着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内的一系列第三帝国时期集中营的名字。它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德国纳粹的暴行。每年的1月27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周年纪念日,德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几乎都能看到德国政要的身影。它清楚地表明,德国战后对第三帝国野蛮与黑暗历史进行了深刻反省,对纳粹所犯暴行和罪恶进行了真诚忏悔。而整个德国社会更以一种刮骨疗毒的态度对丑恶的历史进行检讨和批判。经过几十年不断地反省自责,德国主流社会开始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永远铭记这段恐怖历史,永远记住纳粹法西斯罪行,不再重犯。而日本的许多政要对于他们战争的暴行一直遮遮掩掩甚至美化,日本的国民也一直没有进行全民的深刻反思。现在,日本的行为受到一切正义之士的谴责,日本无法得到亚洲各受害国的原谅,亚洲对日本戒心重重;而德国成功塑造了一个与世界文明有共同呼吸频率的“新德国”。
    
    我热切地期盼,那些“豆腐渣校舍”的建设者以及各级对“豆腐渣校舍”承担安排责任的监管者,能够学习德国,站出来真诚地忏悔。我认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站出来忏悔,才能够使他们自己得到救赎,才能够让那些因为历次“豆腐渣校舍”而蒙难的冤魂得到安息。也才能使那些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逝去变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才不至于继续重犯这样的错误。
    
    我是一字一泪写完这篇短文,但想到地震瓦砾堆下那些一个孩子就是一滩血,愤怒和酸楚涌上心头,我强烈要求,一定要尽快把全国所有的学校认真检查一下,把杜绝“豆腐渣学校”的制度建立和执行起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祖国的未来”正在受到因为“豆腐渣学校”这种死亡的威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让孩子们鲜活的生命不受到我们人为的建筑工程质量的威胁,即便地震降临的时候!
    
    ……………………
    
    把握机会,打破五年一次的轮回
    
    詹士珈
    
    2008年5月12日是一个拐点。此间的观察家发现,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还受困于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指责,担心一些国家会对奥运会进行抵制。但大地震爆发之后,巨大的灾难与中国政府的积极应对使得外部一切批评的声音都很快归于沉寂,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也彷佛在一夜之间就全然改观。甚至于在中国内部,之前对股市、楼市与通货膨胀的批评也突然噤声,公众与媒体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抗震救灾与哀悼死者,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地震中的表现无疑赢得了广泛的国内支持。
    
    回忆起来,5年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2003年那个春天,当SARS在全国漫延之际,普通百姓无不心中惶然,国外媒体则是一片质疑。直到4月20日,隐瞒真相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抗击SARS的胜利曙光才现。随后,中国政府还宣布取消“五一长假”,进行全民动员,启动军队和武警实施严密的戒严式“隔离”,迅速遏制了SRAS的漫延。这些努力获得了海内外舆论一致叫好,此前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很快销声匿迹。
    
    再往前推5年,那是1998年,在抗击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军民一心,共志成城”的情况。
    
    这一次地震后展现出来的民心、政情,尤其令人鼓舞。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有目共睹,国家领导人的作为也是可圈可点。尤其难得的是,这次地震中,政府敞开了大门,让民间力量有效地参与了救灾,新闻媒体也得以自由进入。这一次,民间与政府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合力。
    
    可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良好形势往往不能持久:好不容易在大灾面前积聚起来的人心、志气,过不了多久就很快耗费殆尽了。虽然俗谚有云“多难兴邦”,但中国非得等到大灾大难降临的时候才能给人希望吗?如果真的那样的话,这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绝望。
    
    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不能不注意这次地震前的一件事,在5.12地震之前不久,缅甸政府面对热带风暴带来的灾害时,表现糟糕,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大灾大难发生时,在全球媒体的密切关注下,政府不能不十分注意自身形象。因为这事关人命,不能出一点差错,也不能有一丝拖延。不然的话,政府就会受到广泛的指责。而在平时,政府对自身的不作为,甚或失误,都不难找到辩解的理由。面对来自国外媒体的责难,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调动“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这种武器来化解。
    
    显然,全球化时代,来自国际的正面评价,已经构成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尤其是政府或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正处于一定程度的“危机”当中时,政府为了“维护形象”,就有很大的动力去实施一些开明的政策。
    
    当然,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内部。在这次地震中,政府真正把人的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她的政策得到了民心,于是她也就无须对公民的各种行动满怀戒心,而是放心地让公民参与到各种事务中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力量抗击灾害。换句话说,面对大灾大害,政府的责任伦理苏醒了,这样维护人权就成了其自觉行动。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动员,才有了非政府组织、民间人组织、志愿者和国际救援组织的广泛参与。在这段时间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似乎让人隐约地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影子。
    
    但是,政府本身仍然严重依赖于行政命令和军事力量。之所以让其他力量参与到救灾活动中来,很大程度上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政府(甚至军队)的效率并不总是那么高,而且力量有限。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温家宝对着救灾部队喊“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的时候,“中国首善”陈光标率领的民间自发抗震救灾队伍——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已经快将抵达灾区,他们行动速度之快,令军事专家也感到惊佩。另外一个例子是,虽然几乎已经全军动员,但参与救灾的军人数量肯定要少于志愿者的人数。无数的自愿者,自掏腰包,乘火车搭飞机来到灾区,参与救灾;更多的志愿者,活跃在全国各地,参与各种救灾活动。军人数量是可以统计的,但志愿者是没法统计的。
    
    现在最紧急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我们希望的是,公民参与的大门不至于随之关闭。灾后重建即将展开,在这项工作中,政府和军队或许不必再充当主力,这个位置应该由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来担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灾民的心理辅导,事关他们的心理家园的重建,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而这正是一些专业的非政府组织的长处所在,政府应该创造条件,让它们得以尽展所长。
    
    随着最紧迫的救灾工作的告一段落,由于这次灾害而暂时搁置起来的其他问题也将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事实上,这次地震本身,就引发了许多问题,有的甚至可能会演变成为严肃的政治性议题。例如,震事前是否有过预警?是不是存在瞒报?又如,为什么地震中倒塌最严重的建筑都是学校和医院?这里面是否有腐败问题?还有,地震与水电开发是不是有一定关系?这些问题都应该允许公众讨论,政府有关部门则应当公开相关的所有信息。另外,政府已经宣布将投入700亿元重建资金,再加上数以百亿计的社会捐赠,这些资金和款项的使用,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纳入公共的视野、并置于最严格的监督之下。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和灾后重建的公民参与,对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对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对于政府责任伦理的教育,都是极为可贵的机会。
    
    5年之前,王元化先生在评论SARS事件时曾经提出警告。他说,“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SARS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SARS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1998年的大水灾后,2003年的SARS事件后,中国都出现过一个相对“开明”的时期,给当时的人们许多期待;可惜后来的演变都不尽如人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民参与的大门重新又关上了。这次地震,或许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在抗震过程中,人们看到民间力量在成长,看到许多美好事物在涌现。希望这些都被珍惜呵护。希望中国能够跳出这个5年一次的轮回,由此开始迈向一个真正维护人权的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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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权要入宪――汶川共识的宪政启示
    
    刘军宁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六天,国务院发布公告,设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暂停奥运火炬接力;并且在19日下午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5月19日距地震发生刚好一周,这也是国人传统上哀悼逝者的日子。
    
    汶川共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为了普通的受难者,全民哀悼、全国下半旗、全国笛声齐鸣,在这片土地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不仅是五十九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可以说是五千年以来的第一次。付出数万人生命代价的汶川地震催生了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朝野全民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国民们呼吁“人命关天”,公共知识分子宣称“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普世价值”,《人民日报》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生命至尊”,国家执政者宣称“救人第一”。这是中国五千年以来第一次在朝野间达成这样的普遍共识。人的生命至高无上,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共识,因为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
    
    越大的灾难需要有越深刻的反省,越应该让我们懂得生命的宝贵和尊严。在最近的六十年中,中国发生了多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灾难性地震。即使是使二十四万失去生命的唐山大地震也未能带来触及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反省。直到这次汶川大地震才终于形成“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一全民的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要求国人在此共识的基础之上确立以生命权为核心的新的价值秩序,并将保护生命作为制度重塑、政策制定以及施政理念的出发点。唯有凝成这样的共识,做出相应的制度改进,形成生命至上的公民文化,才能对得起那数万在天的亡灵!
    
    国家应以保障生命权为最高使命
    
    国人常说“人命关天”。这意味着,江山并不关天,国家财产并不关天,只有人命才关天。人的生命价值是衡量其他一切价值的尺度。人的生命权也是判断政府的性质及其目的的标准。美国著名的开国者杰弗逊总统曾经说过:良善政府的首要正当目的就是关照每个人的生命,而不是毁灭生命。在文明社会,设立国家与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打倒人、专政人、消灭人,而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消除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威胁。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才是国家与政府的最高使命。
    
    用法律来保障生命权早已是文明社会的通例。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各不相同,实行宪政的现代文明社会无不把对生命权的保护写入宪法。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它们的最高法律即宪法中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通过宪法保障生命权。联合国也在其各种权利公约中一再强调保障人的生命权。194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在第3条宣布“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项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汶川共识的意义在于它修正了以往的价值序列,把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长期以来,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朝野之间缺乏共识,对国家财产的重视高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对给予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的荣誉高于抢救民众生命的英雄。因此,历史上涌现了许多保护国家财产的“救财英雄”,他们为国家的一根木头、一匹马、几只羊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震救灾有一个崭新特点,这就是抢救生命的“救命英雄”越来越多。一条条类似“牺牲生命、保全财产”等硬性政治要求也渐渐淡出。执政者和官方媒体开始把挽救生命看作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这一重大变化非常值得肯定。人命关天,因此,对汶川共识的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然而,与汶川共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行的许多正式法律依然明确地把国家财产置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之上。在这样的价值序列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财产,其次才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8月10日公布《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就规定,检察人员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在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中,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上述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现行的宪法之中。从条文上看,现行宪法一方面没有关于公民生命权的任何规定,另一方面把国家财产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绝对凌驾于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之上。(宪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宪法本来是为生命权而生,而生命权却在现行的宪法中完全缺席。不仅如此,现行的宪法乃至许多法律和政治教科书都把国家看成是维护政权的暴力专政机器,而不是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工具。面对汶川大地震的无数牺牲者,现在是从宪法的高度认真对待生命权的时候了。
    
    应该把对生命权的保障写入宪法
    
    宪政相对于专政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以尊重与保障人的尊严与生命权为根本出发点,视人的生命价值为最高的价值。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或制度的安排都必须服从并维护生命权,珍视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可是,在当下,人的尊严与生命权的价值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漠视生命价值、忽视生命安全的现象普遍存在。现在,汶川共识的初步形成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从专政向宪政转型,而对生命权的保障是其枢纽所在。
    
    要落实汶川共识,首先应该把对生命权的普遍承认和平等保障写入宪法。汶川共识要求国家职能有一个根本转变,即从维护政权的专政国体到保护生命的宪政国体的转变。这意味着,政府最根本的职责不是去对一些人实行专政,不是去消灭一些阶级,而是去保护每个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以尊重和保障生命权为一切制度、法律、政策的出发点。要想类似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造成重大生命伤亡的事件不再发生,就不能继续让生命权在宪法中一直缺席。
    
    其次,落实汶川共识还要求在宪法中用“公民的生命权不可让渡、财产权不可侵犯”来取代现行宪法中规定的“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行宪法法律规定国家财产高于人的生命与财产。这是与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以及汶川共识根本冲突的。国家财产来自于作为公民的纳税人,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来自于公民的国家财产置于公民个体的生命血肉之躯之上。宪法首先要保护的不是国家的财产,而是公民的生命权;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实行阶级专政,而是对公民的生命安全加以切实的保障。国家利益并不高于一切,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才高于一切。
    
    第三,落实汶川共识要求用“公民”的概念来取代现行宪法和法律中“人民(群众)”的概念。现行的宪法和法律根据正统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把人区分成“人民群众”,认定人的生命价值因政治地位不同而有差等,而不是强调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这也是与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与汶川共识相冲突的,是专政思维的遗产。不是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甚至不是公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而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更是文明社会的底线共识。
    
    汶川地震,是上天,在提醒我们,是承认“生命高于一切”的时候了;在敦促我们,生命至上的汶川共识还需要有后续的观念更新和制度跟进;在告诫我们,现在是把生命权写入宪法的时候了!唯有如此,才能让公共权力向人性回归、向生命尊严低头、向民意靠近、向普世价值归顺。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该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性程度,生命权得到保护的程度,人的尊严得到尊重的程度。因此,值得再次重申的是,在文明的价值序列中,生命的价值才居于顶端,其他一切都居其次。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或者说人命关天,是文明的合乎人性的执政理念的出发点,也是中国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新起点!
    
    (原载于《南都周刊》2008年6月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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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后重建需要制度创新
    
    本刊评论员
    
    四川5.12大地震是最近数十年来绝无仅有的惨剧,迄今(5月28日)已经夺去了近70000人的生命,20000多人失踪,还有三十多万人受伤,震区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估计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次巨大的浩劫。
    
    公民月刊谨此向所有受难者表示哀悼,向受伤者表示慰问,对政府投入的抗震救灾努力给与一定的认同,本期公民月刊特别刊发数篇地震特稿,来表达我们的悲痛,同时履行公民义务,追问这次灾难中行政机构的未尽职之处,以期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救能力。
    
    大地震最悲惨的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是长时间的艰巨的灾后重建。基于公民月刊的一贯立场,我们提出关于灾后重建的一些基本立场,我们认为,四川灾区灾后重建并不仅仅是把震塌的房子重新修葺,把损毁的公路重新修建,或者把工厂的机器重新开动,灾区的重建应该是重建公民的现代生活,而不是原来极权体制下僵化生活的重现。重建意味着制度更新,那些束缚灾区民众权利,那些限制灾区民众幸福生活的制度都应该被废弃。
    
    概括说来,灾后重建需要在以下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更新和展开:
    
    尊重灾区民众的财产权。对于赈灾善款,除了必要的管理费用,应该足额转移到灾民手中,让灾民们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和使用。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在灾区实行特殊的鼓励土地流转和交换的土地政策,让土地要素在灾区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保障灾民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这意味着要打破金融垄断,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在广大的灾区,尤其要允许各种小额信贷机构进入,提供金融服务,鼓励灾民的创富能力。
    
    必须维护灾区民众的基本公民权利。很多灾区民众,家破人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生命是否依旧有意义,这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追问,因此,灾区人民需要抱团取暖,心理辅导并不是简单的励志灌输,而是让他们重新适应生活,走出阴影的挣扎,灾民们需要参与,需要社会生活,需要相互帮扶的机构,因此一方面要大力鼓励各种各样的民间志愿机构参与,另外一方面必须尊重灾民的自由选择,让他们自己能组织起来,各种同病相怜的组织,相互提供心理安慰。一些不合时宜的社会政策,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应该首先在灾区废除。
    
    灾后重建必须依赖灾民的自发和自主参与,同时他们应该掌握重建的进程和形式。这需要保证灾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尊重,在农村地区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的基础上,更要有效推进乡镇一级官员的直选,通过这种公共参与以及公关生活也可以激发灾民尽快走出心理阴影。重建要兼顾地方特性,要依赖地方智慧。灾区重建,不能简单的由上级政府或者高官越俎代庖。因为权力的单一性和僵化性很容易导致重建千篇一律,会扼杀地方民众的自主意识和多元生活。
    
    灾民的自由迁徙权应该得到保障,他们应该可以全国移民,迁徙和定居,这种自由迁徙权利的行使不应该成为他们获得救灾款的障碍。现在由官方意志建立的各省对口援助计划看上去很美,但是如果不尊重民众本身的意愿,剥夺民众的选择权,那将容易引发纠纷和埋下隐患。
    
    总而言之,上述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灾后重建的基础,它们不能再一次在救灾赈灾大合唱中被虚置。灾后的政府重建行为必须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接受公众的监督,才能防止低效率,腐败和不可持续性。
    
    支援灾区重建是全国的事情,但是灾区的民众才是重建的主角,只有他们自己的投入和参与,灾区人民才能真正走出地震阴影,重建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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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注,这是网上的电子杂志《公民》的评论员文章。)
    
    强化灾区财税扶持 提高善款透明度
    
    李炜光
    
    以往中国在巨大灾难后通常走的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子,救灾责任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1976年唐山大地震,国家拨了43亿款项,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财政拨款,新唐山基本上就是靠它建立起来的。到1998年特大洪水,中央政府拨款83亿,加上各种捐款,约113亿用在恢复建设上。此次也不例外。地震受灾地区几乎夷为平地,灾后重建所需资金主要还要靠中央财政拨款。中央要加大财政转移力度,为灾区重建提供有效的资金保证。而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则应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无克扣并高效地用于灾区建设。
    
    目前灾区的救助工作已经进入了十分关键的阶段,有关灾区建设的多种金融、财政、税收政策必会有重大变化和调整。关于灾后重建,至少有以下四点将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第一,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扶持灾区经济发展;第二,加大对地震灾区的税收减免力度和减免时间的长度,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切实考虑到灾区企业和个人的难处;第三,加强对社会各界捐赠款物使用的监管,要有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让人民放心;第四,节约财政开支,缩减行政费用,为重大紧急财政支出保存实力。
    
    考虑到受灾地区企业和个人的受灾情况,对灾区应该加大税收减免力度。目前的减免力度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加大,减免时间也应该加长。对于这种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减免时间应该延长到2-3年。特别要加大对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灾后最先恢复的,能够比较多地安排就业和能够比较多地安排就业和恢复当地经济的就是这些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应该给他们以减免税待遇甚至专项财政补贴,鼓励他们投资办厂,迅速恢复当地的经济生活。政府财政应给重灾区人民每人发放较大数额的补助金,而对伤残者、遇难同胞家属,应发放更多数额的抚恤金。要增拨专项财政资金,大力完善灾区的社会养老、孤儿救助、低保、慈善医院、医疗保障体系。这些,都是政府无法回避而且只能做好不能做坏的事情。
    
    政府要节约财政开支,各级领导身体力行,缩减行政费用,公车消费、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支付赌资外流等应坚决杜绝,以改善政府及其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今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春季南方遭遇雪灾和目前的汶川地震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拨款帮助灾后重建,相比往年今年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奥运与民生孰重?我以为是后者。我国政府行政开支过于庞大,各政府部门都应该尽可能地节约财政开支,缩减行政费用花销,保存充分的结余以应对重大和紧急的财政和紧急的财政支出项目。
    
    长江上游及其支流建大量大坝是否适当?美国胡佛大坝建成后诱发了大量的中小地震,此后美国便停止了修建一切大坝的计划。我们这里就完全没有这类的问题吗?请科学家、专家秉持科学立场、说实话,慎重考虑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问题。
    
    应进行全面的建筑质量安全调查。不只是灾区,全国都应做这件事。此次地震对建筑的抗震能力提出高要求,今后在房屋建筑上要严把质量关,提高抗震能力,至少能抗八级地震。在重建优质的中小学教学楼的过程中,必须建好教学楼,不要超过两层,最好为平房,还要保证有足够的操场面积和学生的活动空间。
    
    应重视保险在特大灾难后的特殊作用。美国从1968年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开始,就将商业保险引入了救灾领域。日本的直接保险公司出售附带地震保险的家庭财产保险,然后将地震保险业务全额分出给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后者将一部分业务以非比例超额再保险的方式,转分保给政府(超出一定赔款政府才承担,双方的责任、权益与保险金额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通过再保险,一方面直接保险公司就可承保更多业务,使在局部区域内不可保的巨灾风险成为可保风险;另一方面,可将巨额风险分散给其他保险人,共同承担,能保护直接保险公司免受异常风险和巨额索赔的影响。
    
    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保险法》对直接保险人接受保险业务有一定限制。再保险公司少,市场承受能力有限,保险公司风险转嫁渠道狭窄。由于大多数城乡居民并未投保,保险业共支付水灾赔款占水灾损失的比率仅1%。今年年初的雪灾造成 1516.5亿元经济损失,但截至2月24日,保险业赔款仅16亿元,预计最终赔款占总经济损失额2%-3%。这主要是由于受灾地区投保比率偏低,保险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的缘故。政府和保险业有义务加强引导,改变现状,在灾害多发地区可实行企业和个人的强制性投保。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不仅有利于维护保民的利益,有利于保险业务的扩展,也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负担。
    
    此外还有个问题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即灾后重建大规模赈灾款的投入应循序渐进的原则予以安排。如果一下子投入太多,有可能引起当地CPI上涨,甚至牵连全国出现“普涨”,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由于灾后灾害有大量的物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资,有可能通货膨胀向非食品方向传导。应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减少经济波动,稳定宏观经济。
    
    自汶川地震发生以来,社会各界捐款热情空前高涨,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21日晚18点,仅企业捐款捐物就高达50亿人民币,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这么多的钱物如何投入到灾区救助和建设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地震发生后,民政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等组织机构的表现并能不尽如人意,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成熟活跃的非政府民间组织的稀缺。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一共拥有超过160万个非赢利性民间组织,其中包括73万个慈善组织,12万个所社会福利组织,35万个宗教组织。平时有组织训练,有宣传教育,又掌握着一定的资源,灾害到来时就有准备,投入快,运作高效、能较为充分地代表民意。在组织发放食品和饮用水的过程中,红十字会和宗教团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应以之为鉴,从此次地震中总结教训,允许成立并支持各种民间的非政府的慈善机构和民间共救组织。到时候,这些组织可以派出自己的救济小分队深入到村落中,把救款或救济物资直接送到灾民手中,中间不经过政府之手。要把善款使用明细全部公开,只能加大监督的力度,要给有关机构施加压力,为捐款人查询提供一切便提供一切便利,如利用网络查询或电话查询等。有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发展才真正有动力。
    
    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构,大量资金,大量拨款集中在灾区,这些钱由谁来使用,如何才能保证中间不出现克扣现象,怎样才能足额足量地用于灾区建设等等,都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如今所有的捐款者都在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看你怎么花这个钱,搞不好就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和信誉。我们必须促使一个严格和透明的监督机制的建立,所有经手善款的组织机构和地方政府必须廉洁高效,全部善款用途的明细表一定要全部公开,领取任何每一件救济物资或每一项善款都要有灾民的签字或按指印。要让公众能方便的查询捐款的帐户情况和使用去向,要建立通畅的查询渠道,可以用政府公告的形式,也可以网上查询,随时查,随时得到结果。总之,要给捐款人一个明确无误的交待。如果这连些也做不到的话,那真的是亏待了亿万人民,辜负了捐款人的一片爱心和善心,受损害的,必是政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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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藏事件、火炬传递、到汶川救灾
    
    小国寡民
    
    对中国而言,2008 年的3月到5月可谓多事之秋:先有3月的西藏骚乱,后有奥运圣火传递中的世界性对抗,直至目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在处理这一系列纷乱事件中,当局在决策过程中既有不俗表现同时又产生种种紊乱行为,实在令人叹为观之。
    
    西藏当然存在着诸多民族与民族文化冲突的问题,如果讳认问题存在,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的多年会谈也就成为了多余。在高层会谈中,切忌底层群众的搅局,因为众口纷纭根本就不是谈判的出路,甚至会将原有的会谈基础付诸一炬。由于“达赖集团”与现今的中国当局在实力上完全不对称、各自目标差异太过巨大,这就决定了谈判势必旷日持久、每个阶段都进展甚微。
    
    “达赖集团”的优势是,几乎整个国际社会明里暗中都支持它(甚至包括许多口头上声称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也许获得一般藏民的内心都认同;他们的劣势是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对西藏地区一切自然资源没有支配权、对藏族社会没有行政权、对西藏民众没有直接控制的的机会,而且最致命的是,即便得到所有藏人内心拥护,600万与13亿相比,数量上简直不值一提。反之,“达赖集团”的劣势则是中国当局的巨大优势;但是,因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正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大,受西藏、人权等问题的牵制,中国推行其国际战略往往相当被动,而且因为“代表”600万的怨愤也一直不对声言“代表”13亿的一方而是对全世界去诉说,弄得“代表”13亿的非常没有脸面。
    
    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局存在着与“达赖集团”还有谈的必要,但也决定了这种谈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中国当局自己在国际上的面子,绝非意味着中国当局打算满足“达赖集团”任何一项涉及“真正自治”的实质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当局同“达赖集团”的谈判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会谈有几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1、海峡两岸本属同一民族,没有文化根源上的冲突,只是同室操戈、争权夺利、是政党政见之争;而目前的藏汉矛盾本质上是民族与文化认同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处显然远多于海峡两岸。
    
    2、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个单独的治理实体,从台湾的自然资源到各种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资源始终为台湾当局所支配,大陆方面一直没有机会染指过;而“达赖集团”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丧失了对西藏地区一切资源的支配权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对藏人在精神方面的遥控。所以,在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当局眼中,“达赖集团”的地位与台湾当局的地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当局连对国民党在野期间的尊重上的一点零头都不曾给予“达赖集团”。无论达赖本人如何声言认同一个中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就是一口咬定他“搞藏独、分裂国家”;不光如此,中国的各级官员还对达赖这位唯一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在人格形象上极尽羞辱之能事。
    
    以上对立性质的不同与各自实力上的悬殊巨大,就决定了“达赖集团”与中国当局的谈判势必是漫长而艰巨的。期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沉不住气、精神失控,随时有可能发生世界范围的冲突。
    
    何况中国这个国家有个特质,就是宏观层面上凡与国内民生民权无关的事情上,制造与操纵民意玩得比世界任何国家来得纯熟:只要主要媒体集中播发某一倾向的观点、根据需要封锁或放大某些“事实”,或者外交部某个头脑发热的人随便作个什么狗屁发言,就会有批闹哄哄的“愚民”去随意热爱或仇视上哪个国家或某个政治人物,并就此在国内闹出一场场风波。这就是制造与利用的所谓“民意”,也就是当局经常提起的那个非常容易“受伤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关于西藏骚乱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处理:涉及暴力犯罪的,坚决惩办,这里只有法律因素根本不必考虑政治原因;如果是和平表达的,当局也不必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你跟他们的大头目还在谈,何必与那些小喽喽过不去?如果你将谈判中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早都用武力解决掉了,还去谈个鬼?
    
    尽管当局对西藏社会投入巨大,控制方法也无所不用其极,但藏人与当局的对峙状态从来没消减过。其原因就在于,一个民族的行为规范不能由一个异族去规定,只靠规定解决不了社会和谐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个社会成员都认同的社会契约,而协议之形成又需要当事人之间有谈判的诚意与愿意妥协的心理。如果都抱着战胜对方的心态,那还有什么可谈的?那倒不如打一场、弄个你死我活,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可双方未见得都有这个勇气或思想准备。在全球化潮流下的国内纷争,对于强大的一方而言,胜者未必能称王;而对于弱小的一方来说,败者亦未必就入寇。
    
    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邓小平先生曾经交代过十六字的真诀,第一句四个字就是“韬光养晦”,意思其实也差不多。
    
    “3.14”骚乱后,达赖在全世界祈求和平,表示对出现的暴力“痛心”、反复呼吁中国当局与他们和谈等等;可是已经严惩了暴徒的中国当局,却不见好就收,动用了所有宣传机器对“达赖集团”进行穷追猛打,甚至说出了达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与“达赖集团”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等等;不仅如此,外交部的所谓发言人还用国家讲坛与“西方媒体”进行着唇枪舌战,今天“驳斥”张三、明天“正告”李四,一副不依不饶、逞勇好斗的文革大批判架势。
    
    国际舆论有它自己的评判标准。这场弱者与强者本来就不对称的博弈中,弱势一方的“达赖集团”却屡屡得分。这表明双方的政治智慧与公关能力根本不在同一水准上,那些被调动起来,对整个藏族进行声讨的“民意”,更是将整个国家的形象破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国际主流社会无一谴责“达赖集团”、却一再规诫中国当局与“达赖集团”坐下来会谈上看,中国官方宣传机器的一切努力完全起到了相反效果,手法着实拙劣。
    
    尽管“3.14”骚乱明摆着是声东击西,意在奥运,真正的目标就是冲着奥运圣火的传递路线。可是,中国当局太渴望借助奥运圣火传递去扩大自己的声望、也太低估了海外藏人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能量,依照既有方针,传递策略一成不变。于是,百年来历届奥运从来没有的怪事诞生了:一边是主办国在异国他乡的武力押送、一边是反对者的“和平抗议”,反正你圣火传递到哪里,就把“达赖集团”的影响带到哪里,人家就是利用你太把奥运当回事的心态,借力打力,事半功倍。象美国洛山矶奥运会那样干脆把举办权转移给私人又哪里损害它的国家形象了?尤伯罗斯即便将奥运圣火传递到火星,又有谁会跟他过不去?
    
    如果以正常心态考虑问题,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本来就很坎坷,民主宪政的发育还很不充分,民族问题多多、两岸割据多年;同时,因为近年发展比较迅猛,是一个在世界上很受关注且存在较多争议的国家;由中国举办奥运有若干国家或组织发出某些杂音,那毕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于奥运,作为主办国只负责圣火的传递;至于护送原则上应该是所在国治安当局的事情。如果奥运圣火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任何状况,责任完全在所在国;退一步说,即便在传递过程中出现某些闪失,对一届奥运的举办也产生不了多少实质影响。哪有必要组织那么庞大的武力护送队伍去国外与肇事者沿途一直对抗,这么做,所在国警方可以脱了干系,且正中对方下怀,把对方的声势越弄越大,这与曹孟德草船送箭有何两样?
    
    博弈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越想表现自己强大则越容易捉襟见肘;越表现悲情则越容易得到意外收获。写到这里,不禁要问一下,现时中国各级官员还知道“韬光养晦”这四个字吗?
    
    如果事情就此为止,对奥运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接下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居然也发生了:由于在国外传递奥运圣火遇到了一系列阻难,在中国国内居然集中爆发在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上:短短几天内,北京、合肥、武汉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群体冲击“家乐福”的浪潮,数量不菲的中国暴民不仅动用大量机动车辆围堵那些商场,甚至出现了类似拉萨“3.14”骚乱中的打砸抢。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公民为自己切身利益维权而举行再小规模的聚集都会遭到当局迅速取缔的国度里,那些大规模的非法暴行居然可以如此大范围地展开,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弹压。这就不仅将奥运政治化而且是暴力化了!人们看到的是,奥运在中国,不但被政治化,而且更是民族主义化。一切宣传策划为这种不智行为统统一笔勾销。
    
    更为可笑的是,为了宣传中国人爱中国的奥运,媒体人员被关照每个人在其网络名号前面加挂中国红心,还不伦不类地镶上china这5个字母,可谓“举国红灯照、全民纳忠心”,文革中人人得背上毛泽东语录“红宝书”套袋的那一幕刹那重现。奥运,本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可中国有人就是有本事将它弄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好不容易捱到奥运圣火回到了国内,直到艰难地将它送上珠穆朗玛峰顶,总算关起门来称了一回大王,自我陶醉了那么几天,没想到还是乐极生悲,汶川大地震爆发,所有人不得不从癫狂中回到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反倒是那些在“3.14”骚乱中的骨干分子在为地震遇难者做起了超度他们的法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面对巨大灾难,温家宝总理以个人冒着巨大风险在第一时间亲临灾区中心指挥、抢救人民生命的出色表现,胡锦涛主席在地动山摇的余震中走到了灾区的人民中间,与灾区人民一起抗震救灾,是他们以个人的人格魅力为中国及中国政府在全世界挣得了一份体面,夺回了几多同情与尊重;全中国一切原本在沉默中的善良人民用自己对受难同胞铺天盖地的爱心将中国人被一小撮狂热分子长期遮蔽的善良本性昭示于世界,全世界因此又知道中国是值得敬重的。值得一提的是,之前胡锦涛先生的日本暖春之旅,高屋建瓴地做出战略性决策,得以建立中日长期“战略互惠关系”,这对中国人民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情。
    
    最后,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也“正告”一下那些打着“爱国”旗号从国内斗到全世界的狂热分子,拜托你们,请不要再“代表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的感情”了。人类美好的思想情操不是你们这样丑陋地表达的。
    
    用我在2002年《全民参与的外交,国家形象的扭曲》一文的结尾对本文进行归纳:“在一个稳定正常的社会里面,每个人(团体)的角色或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个人或团体很难突破现成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结构来实现超常的、过度的个人或集团的要求,他们不可能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下面获得这样的能量来实现这样的要求;但是,在遇到外部纠纷或摩擦的时候,蓄意提升热点的温度,过度激发‘民族自尊心’或所谓的‘爱国主义’,往往不能用于纠纷或摩擦的解决,只能造成问题的复杂化。因为解决纠纷或摩擦需要采用外交的、谈判的方式,而外交谈判主要的又是采用协商机制而不是热情的对撞。
    
    一个国家,除实际上遇到它国入侵外,凡遇上一些国际摩擦或纠纷,便‘民族自尊心’大爆发,其原因一定是这个国家本身存在问题了、或者是这个国家的思想发育还处于一个相当幼稚的阶段;一般而言,民众最普遍的愿望当然是要求是能够安居乐业,是生活、家庭、工作,没有人会拿口号当饭来吃;而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求这么做的只有两种人:对现实与生活极度绝望的人以及贪欲之念恶性膨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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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注,从圣火转移到地震,非常突兀,而且对地震与前面事件的关联、以及地震自身的社会发生机制基本上没有涉及。)
    
    真相、监督与公民社会
    
    ——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一点感想
    
    文彰
    
    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举世震惊,万民哀恸。无数涌向灾区的志愿者,各地赈灾中前所未有的公民参与,在官方的营救外,构成一幅与以往半个多世纪历史绝然不同的画面,见证着中国公民意识的日渐觉醒和成熟。如果说这次巨大的灾难或许能带来些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的东西,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公民参与或许就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事件。那一直因制度的原因被压抑在地下潜动而无法充分表现的公民参与大潮,终于象地浆喷涌一样惊天动地地涌现出来,浮出地表,成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必将大写的一页。
    
    事实上,从一种宏观的历史角度看,这个新型的公民参与浪潮从文革后就开始发端,穿越八、九十年代的时空,在其中有过几次重大的激荡,跌宕起伏,九曲宛转,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积蓄了巨大的能量,跃跃欲试,甚至以一些扭曲的方式如"超级女声"这种流行文化的火爆而不断地表现出来。或许,非典时期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因疫情的特殊和力量的薄弱而显得相对疏离,孙志刚事件也还只是触及一些阶层,而这次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则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的一场全面的自发的公民参与大潮。显然,地震的惨烈触动了人们,但公民自主意识的增强,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则是孕育这次公民参与大潮的前期条件。
    
     不过,这场大潮能否成为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新动力源,为未来的中国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则还是要取决一些重要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官方对此的反应,以及公民社会的自我发展策略选择。笔者多年来一直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传统制度崩解以来,中国就一直没有找到一种现代的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连带的制度架构。今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亟待解决的课题依然如此。这关系到中国能否最终在现代性的构建上迈开一关键的步伐。过去几十年,国家吞噬、压抑社会。文革后,传统社会有所复兴,新型的公民社会开始浮现。在这种传统社会和新型的公民社会的联手推动下,集权式的国家一方面因其以往政策的失败造成的虚弱,另一方面因这种压力,开始一步步退却。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由于教育的提升和视野的开阔,捍卫自身利益的需要,公民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逐渐高涨。但这种参与要求一直被现有体制所压抑。出于对自身合法性的疑虑,也出于因八十年代国内外一系列事件造成的恐惧,官方对公民的参与要求表现出特殊的敏感,一系列相应措施的指向就是压制这种参与要求,这更加扭曲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给建构一个现代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努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与此同时,借助市场经济的活跃和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社会的力量在九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展,官方不得不在许多领域适当放松对其的监控和压制,但对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是抱高度警惕,丝毫不做任何放松。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来自传统的集权主义 的一个思路:有组织的力量可能会对政权带来威胁。但问题是,人类社会一日不可缺少组织的,人们是要借助于组织才能生存。面对一个日渐现代化、日渐分化的社会,在脱离传统的集权式管理后,如何赋予社会一个自组织的功能和空间,以回应这种组织的需要,就是国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些年,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家在这方面所显现出的尴尬和摇摆:既想维持传统的治理模式,又时有力不从心的表现;必须回应社会的要求,又担心社会挑战其地位。因此常常是采取一些变通方式,一方面释放压力,另一方面维护现有模式。那种中国特色的以企业名义来注册公民社团的注册方式,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理论上的线画在那里:在经济领域生存和活动,不可跨到非经济的公共事务领域,那里还是我权力的禁囿。尽管事实上,这条线早已被勇敢者踏得有些模糊不清。
    
     此次汶川大地震,在一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时代,激发出人们心中最深层的人性之光,无数感人的故事,证明这个民族的道德虽经几十年权力的摧残蹂躏,残缺扭曲,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预示着一个财富至上的时代将要退潮。人心在开始寻找新的港湾,新的天地;觉醒的公民意识正在赋予社会一个新的力量,新的定位。连带着,也必然会带出人们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建构的新的思考,而这,依笔者之见,恰恰是中国下一步改革所必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国家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崛起和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试图要说明的正是这一点。尽管主政者和官方媒体依然操着那种传统的带有父权式的语言,"党和国家关心你们","会照顾你们"等等,但事实上,国家在向社会的要求倾斜,一定程度上是在循着社会的脉动扮演角色;以往国家所具有的那种傲慢不再。当然,这一切都是与此次震灾的惨烈相关的,有些不得不为,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社会力量的成长所带来的压力后果。此外,虽然具有各自的行动逻辑、特点和目的,在救灾这一点上,此次国家的施力方向和社会努力的方向是彼此一致的,这也在某种意义上为重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一个条件,现在,端看国家一方能否正面回应社会参与的这种要求,以现代的眼光,为双方的互信开辟一个新局。如果随着救灾的激情减弱,官方便重施故技,一味打压公民社会的参与要求,那不仅将丧失掉这用数万生命和几十万的伤残换来的民族和解进步的机会,或许还要为中国埋下一个比这场地震还可怕的灾难的肇因。
    
    至于公民社会一方,能否把握这样一个机缘,将其对救灾和重建乃至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推向常态,取决于其除继续参与救灾和重建外,能否有效地推动对灾情的真相包括对地震预测、校舍倒塌原因、救灾的措施是否得当等进行调查,这不仅是生者对死者的道德义务,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否新生的一个道德基础,一个根本保证。当然,这自然也会构成对官方是否有意真心与公民社会合作,重建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的一个测验。也许,灾区的重建乃至中国的重建都要取决于我们对真相的追求。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公正;没有公正,就谈不上灾区真正的重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良知之士和广大民众才有如此强烈地追求真相的要求。用"南方周末""真相比荣誉重要"访问记中,四川教育厅官员林强的一番话来讲,那些倒塌的校舍"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原来在理论上并不是不清楚,但原来想象的后果,最多也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罢了,很少跟生命上的悲剧联系。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 。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在这样一场巨灾之后,一个民族具有勇气去面对灾难那只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面对造成灾难的人为因素,具有反思的能力。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对真相的追寻。对真相的追寻,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就是道德的提升。而如果任容真相被掩盖,死亡的阴影将随时再次笼罩国人,公民社会也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的可能。显然,追求真相的工作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不能在此问题上有所推动,所有公民社会参与的工作都最终会付诸流水。所以,真相,应该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行动的座右铭。
    
    同时,在追求真相的基础上推动对权力的监督,也应该是公民社会在这场大灾之后一个理应承担起的使命。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都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这场灾难中,造成大量人员尤其是学生伤亡的原因之一是权力滥用缺乏监督造成;那营造了众多的豆腐渣工程的贪官和奸商才是令大批学生丧生的直接凶手。而报载四川教育局对大批学校校舍的倒塌的五点解释,其混淆视听,强词夺理,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的态度,让人愤怒之余,不免让人担心到恐惧:如此官僚,如此厚颜,如此草菅人命的轻描淡写,还会有多少无辜的学子要因此而丧生致残?!因此,落实制度性的监督、来自社会的独立的监督以避免再次出现那种用林强的话讲"惨绝人寰的生命悲剧",是公民社会必须为之努力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允许监督,才能破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彼此不信任,重建一种正常的互动关系。不允许监督,其结果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就是国家的异化,就是大小各类汶川地震式的灾难不断上演,就是无数的生命再被摧残牺牲。一个现代的文明政权是没有理由拒绝,也不应该惧怕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也就是实行对权力的监督。没有监督权的公民决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公民。监督权力,这既是公民社会力量的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的第一步。但愿在再次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后,公民社会能最终能在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上得到些进展,如此,那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告慰那些死难的孩子,他们的生命还是没有白白牺牲,是他们的尸体,为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建造了安全的校舍。让生命之花不如此这样悲惨的突然凋零。愿死者安息,原生者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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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伟:从唐山到汶川:守护生命尊严,构建公民社会
    
    发布时间:2008-06-26 点击数: 34
    
    作者/周大伟*
    
    公元2008年5月19日中午,我正在台北参加支援四川的赈灾活动。中午1点17分,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中国移动的短信:“中国移动真诚提醒:请大家在14点28分为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寄托我们的哀思!让我们众志成城,奉献爱心,尽最大力量帮助灾区重建家园!”
    
    这条短信足以令人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这次举国哀悼的意义,不仅仅是针对这次四川地震死亡的数万民众,其实还应当包括在中国历次灾难中的死难者。翻开共和国的历史,为普通平民而设立的哀悼日,这应该是第一次。即使是32年前的那场死伤更加惨烈的唐山大地震,这么多年来,人们的伤痛只能在沉默中隐忍。直到21世纪的中国,普通平民的死难,才能以国家的名义悼念。
    
    是的,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32年前发生的那次举世难忘的唐山大地震。那一年,我是北京第31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但我真正了解到唐山地震的真相,却是在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32年前的中国,还正处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荒唐和最尴尬的年代。
    
    32年前,人们只能从政府的广播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中获得极为有限的关于灾区的消息。唐山发生大地震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比如人民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时,在“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媒体中,还念念不忘“批邓”和“阶级斗争”。1976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中提出,抗震救灾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摘自7月28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抓住要害,深入批邓》等等。灾情被隐瞒了,人民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即1979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来自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新闻稿(《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中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32年前,从唐山废墟中爬出来的求救人员风驰电掣地赶到中南海,见到中央领导时,他们激动中高喊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值得理解的是,这句话在当时是发自肺腑的。当时的亿万大众的福祉和安危的确和那个当时重病在身的伟大领袖紧密相连。发生地震后,当时的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首先赶到中南海看望已经被紧急转移到代号为“202”抗险棚中的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拉着华的手说:“我自己现在病中,这些事呢,就由你去处理吧。”7天后,华亲临唐山慰问灾民,并转达“毛主席的极大关怀”。据毛泽东身边的医疗组成员回忆,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毛泽东哭了。他们第一次亲见主席哭得如此伤心。地震发生的当天傍晚,华国锋对国家地震局有关负责人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这句话倒并不意味着要求国家地震局只保护中央领导人而不管人民的安危,而只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套话。因为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只要党中央还在,毛主席还在,人民百姓自然就会在。但是我们还是遗憾地发现,当年,尽管当时的领导者们也一直在为抗震救灾的各项部署日夜操劳,但是“救人高于一切”的理念,还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
    
    这次四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率抗震救灾指挥部有关领导人,在震后5小时抵达灾区,深入各地指挥抢救,安慰民众。这里展示出的并不是7天和5小时的时间差别,而是执政理念的区别。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个普通国民的生命,我们的政府今天正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32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看过电视。完全不可能像今天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这样,所有人都可以一天24小时不停地注视着灾情,让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那一只只从废墟中伸出的手,看到那一颗颗在钢筋水泥板下闪动的瞳仁,看到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小学生的书包,还有那一双双在泥泞中行进的士兵的脚步,还有那一场场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大型赈灾晚会现场直播。全国的男女老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赶到灾区的温家宝总理,正抚摸着一个小女孩的头在说:“你幸运地活下来了,今后要好好地活下去。”人们看得泪流满面。电视媒体的震撼力,辐射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各类媒体争相进入,并没有给我们的政府“添麻烦”,反而与政府的力量相配合,形成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灾的合力。
    
    32年前,我们的政府极不明智地拒绝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当时,我们的国家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以“勒紧裤腰带,不靠外援,自力更生”而骄傲。国家和领导人的“脸面”总是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唐山大地震后,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因:“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使团随后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国大厦里散发了这篇社论的英文译稿,这意味着中国明确拒绝了世界各国提供人道援助的建议。很多海内外人士后来都痛心疾首地回忆说,如果当时的政府能够接受来自海外的人道援助,一定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体生命在唐山地震中的伤亡。如今,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国际援助争相进入,不惜一切地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生命,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32年前,生活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那些同文同种的同胞们,还和大陆人民处于隔绝和敌对的状态。我们当时压根儿也不可能想到港澳台同胞也能伸出手帮我们一把。我从小就和大人们一起唱着“一定要去解放他们”的歌曲,一想起这些同胞们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饱受煎熬,我们眼前这些困难实在还算不了什么,怎么可能再去麻烦他们呢?如今,国门开放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人们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海峡两岸,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万众一心,争相解囊相助。当我在伏案撰写此文时,有消息传来,来自台湾和港澳地区的赈灾捐款已经接近人民币20亿元。
    
    32年前,人们还没有电话,更没有移动电话,互联网当时还没有问世。今天,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首首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传送的赈灾诗歌令人撕心裂肺。“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住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我已长大/我失去了家/但我很想我的爸妈/以后,我要孤独长大/可是我会害怕……”上海《新民晚报》的记者从盛大集团内部员工处听到一个说法,盛大总裁陈天桥在读到“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后,潸然泪下,在当晚的公司会议上做出了再捐600万元的决定。 这首诗,因此成为网络中“最昂贵的文字”。
    
    32年前,还没有可能出现今天这么多“志愿者”。户口单位外加粮票布票,使人们除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以外,没有个体行动的自由。当年地震发生后,我身边的大多数人想到只是:政府能为大家做什么?政府能让大家做什么?而今天,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到: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自己愿意做些什么?“志愿者”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32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还都是典型的“无产者”,完全没有捐款赈灾的能力。不像今天,在我生活的圈子里,几乎找不出没有捐过款的人。32年前,也没有多少人有能力收养震后的孤儿。政府民政部门是唯一承担抚养震后孤儿的单位。1976年8月,石家庄市一座3300平方米的震后孤儿学校在震后33天后竣工使用。3名只有数月大的女孩被抱进了这所学校,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学校分别给她们起名党育红、党育苗和党育新。学校认为是党救了她们,是党养育了她们,所以她们就直接姓党了。
    
    32年前,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法院和检察院,更没有律师。执法部门就是公安局一户。地震发生后,从唐山灾区到北京天津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灾民和暴民抢劫和偷窃公私财物的丑恶行为。记得当年我和中学同学们被有组织地参加过一个由公安局和街道办事处举办的公审犯罪分子的大会,在这个公审大会上,那些去国营商店偷西瓜的人被判了重刑。有人事后盘算过,当初偷窃西瓜的个数几乎大致被用来做为量刑的尺度,比如,偷一个西瓜的人被判刑一年,偷两个西瓜的人就被判了二年。
    
    在这里,我们无意用今天的社会条件来责问32年前的国家领导者,这样做显然过于苛求。更何况,在当年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地人民为解救灾区人民付出过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我们在此拷问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当我们曾经走进灾难后,一定要记住,今后尽可能使人们远离灾难。假如明天灾难降临,我们能不能让可能避免的悲剧重演?在2006年7月29日的《参考消息》上,我曾意外看到一位法新社记者在前一天(7月28日,唐山大地震30周年)从北京发出一条新闻,他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说,在30年前的今天遭受上世纪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下一次地震。近年来,面对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开始骤然增大,高楼林立,山川变形,在歌舞升平和衣食无忧中的中国人群中,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担忧:下一次大地震,将会是个什么情形?
    
    其实,对唐山地震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个名叫钱钢的军旅作家。大多数中国人对唐山地震的了解,都与他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有关。当我们今天有机会重新阅读这篇报告文学时,我们或许会发现,钱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所做的那些努力,在当时似乎显得有些奢侈,因为他当时就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它们与任何政治口号或领袖意志无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个体的生命,都需要我们加以百般珍重。32年过去了,钱钢在1980年代苦苦思索的事情,今天,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虽未被超越,但已经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过,钱钢在这一次汶川大地震面前,却显得格外冷静。他的评语听上去坚实得掷地有声:“32年,进步显见。我无意赞扬,我们理应有这样的进步。衡之现代文明尺度,我们仍期望进步更速。从历史的视野看四川大地震,我们有理由期待一次壮丽的涅磐。在废墟上,站立起崭新的公民,崭新的社会,崭新的政府,崭新的体制……”
    
    不过,我还是觉得钱钢过于吝啬自己的褒奖文字。思绪至此,我不禁沉思:匆匆32年光阴流逝,不经意间,祖国发生的变化令人恍如隔世。这些年来,我们自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其中最大的成就可能莫过于“人”这个字从“小写”变成了“大写”。这个大写的“人”字预示着,改革开放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正是有了这种转变,我们才可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也开始重新认识世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和谐社会”的观念今天已深入人心。有了这些共识,民族就会和解,怨恨就可以消除,整个世界就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会和我们休戚与共。中国就会和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的康庄大道。尽管我们为这个仅有一撇一捺的最简单的汉字历经磨难,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但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人”的深刻含义,把“人”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过去付出的一切也许还算值得。
    
    l 作者为旅美法律学者。
    
    本文原载于《法学家茶座》2008年第3辑(总第21辑),2008年5月出版。相关目录见:http://fxjcz.fyfz.cn/blog/fxj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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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平:举办对得起孩子的教育
    
    发布时间:2008-06-26 点击数: 13
    
    举办对得起孩子的教育
    
    ●杨东平
    
    杨东平,1949年9月生。1969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后赴黑龙江德都县太平公社插队。1972年至1975年在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学习,毕业后留校。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总策划。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数种理论著作和书籍,发表论文30余篇,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倾斜的金字塔》、《最后的城墙》、《无梦时代》、《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等,主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大学之道》、《社会圆桌》、《中国教育蓝皮书》等等。
    
    在被眼泪浸透的日子里,重新拿起笔,我最想表达的是对四川灾区教师崇高的敬意。学校是这次地震灾害中创巨痛深、牺牲惨重的部门。最令人落泪的,是大地震前夜北川中学操场上学生最后的体育活动,是废墟中成群消逝的花朵般的孩子。与此同时,在天崩地裂之际,灾区教师用舍身忘我、拼死保护学生的英勇行为,奏响了教育最动人的乐章,赢得了全社会的高度尊重。
    
    同样优秀的是学生。他们临危不惧、舍身救同学的壮举,在废墟中读书待救的沉稳勇敢,真可谓感天动地。他们同样用鲜血和生命洗刷了对“80后”、“90后”的流行偏见,证明了他们是大有希望的一代。
    
    痛定思痛,面对逝者,我们仍有很多不能释怀之处。一首网上流行的诗歌,借天堂路上一对母女的对话,道出的正是这种遗憾:“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和朋友……孩子,你走吧,前面的路再也没有忧愁,没有读不完的课本,没有爸爸的拳头……”这是相当真实的生命的留言,每次读来,不抵辛酸和沉重;作为教育工作者,还有深切的自责和歉疚———在他们短暂的生命和教育生活中,获得了应当属于他们的童年的欢乐吗?只有在天堂之路,他们才能解除恐惧和忧愁!这不啻是地震之外的另一重悲剧,至今仍悬在千百万少年儿童的头上。
    
    几天来我一直在想,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究竟能为依然活着、花朵般绽放的孩子们做些什么?从死亡和废墟中凝聚出的是:举办对得起孩子的教育!
    
    首先,我们应当把校舍建得更加坚固。被地震摧毁的校舍,是前些年教育发展隐患的暴露。只要想想全国农村“普九”欠债高达500亿元,相当多的校舍是由施工队垫款、向教师和社会借款勉强建成的,其质量如何便不难想象。至今,全国中小学还有相当数量的D级危房。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花更大的努力,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以告慰那些消逝的花朵。
    
    生命无价,青春无价,童年无价。用生命反思教育,用生命唤醒对生命的尊重,最重要的是改革我们的学校教育,把快乐还给儿童。我们学校教育的现实,远没有真正转移到“以人为本”、也就是以学生为本、以儿童为本、以学生的终身幸福和快乐为本的轨道上来。
    
    这一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能够解决。今年山东省严格贯彻教育法、强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举措,就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亮点。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尤其是如温总理所说的“心力”,是对少年儿童真挚的关心和热爱。今天,我们对此当有更多的良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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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怎样重建灾区的中小学校校舍?〖赵俊臣〗
    
    赵俊臣
    
    赵俊臣,男,1944年11月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长期关注改革、农村发展、扶贫、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出版个人专著《股份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县域发展战略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主编专著25部。2001年起,主持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行动研究项目《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市范项目(YUEP)》,在2个县、6个乡、48个村,成立了46个社区村民组织,由村民组织运作村民基金,基金按小额信贷的模式放贷。止2005年底,累计对2211户贫困户贷款168万元,农户项目成功率95%,按期还款率100%。由此得出结论:贫困户的民主意识很强、金融意识不比城里人差、诚信度非常高的理论结论。
    
    媒体报道的事实表明,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撼动中,学校比其他任何建筑倒得都快,塌得更厉害。对此,网友们纷纷提出了“人祸”和“追究责任”的诉求,是合理的、合法的。
    
    然而,四川省教育厅却不以为然。据腾讯网转南方日报记者谢苗枫、胡亚柱报道,四川省教育厅对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调查和评估,将倒塌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二、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四、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五、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对于这种狡辩,许多网友表示了不能认同、质疑和愤慨,一面倒的要求追究责任,我完全支持。在此,我想就灾后学校重建的问题,提几点建议。
    
    一、灾后重建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
    
    灾后重建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想人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了公识,那当然是应该防震、防洪、防冰雹雪灾、防雷击等。具体来说,应该确定以下标准:
    
    一是要能抗八级地震来设计。
    
    有种议论议为,一次大的地震灾害过后,几十年不会再有大的地震。其实,这是没有理论与实践根据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误导。本次地震区域,本来就是大地震频发区域。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汶川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川西龙门山的中心,位于汶川—茂汶大断裂带上。过去几百年来里这一断裂带附近多次发生里氏7级以上大地震。因此,重建的学校一定要按照能抗八级地震的标准来设计。
    
    二是重建的学校还应承担震后本村人逃生场所的职能。
    
    本次地震的一个教训是,震区乡镇和村里都没有供人们逃生的场所。我建议,下决心在一个村里,选择地势较高、位置最佳、较为平坦的地方修建学校,特别是预留出一定区域作为学生活动场所,地震时即可成为本村人逃生场所。
    
    学校校舍、学生活动场所等,平时可以成为本村人开会、集会的场所,当然是以不影响学校学生的上课为原则。其实,在一个村里,如果没有党政官员干预,村民们是决不会作出影响学校学生上课的任何举动的。
    
    三是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学校还应承担震后救灾指挥部现场、救援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媒体采访中心的职能。
    
    本次地震的一个教训是,震区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都没有可供设立救灾指挥部、救援直升飞机起降、媒体采访中心等的场所。我建议,下决心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学校修建大一点的学生活动场(操场、篮球场、体育场等),以供今后地震或其它灾害时用作设立救灾指挥部、救援直升飞机起降、媒体采访中心等的场所。
    
    这样设计,当然要占一部分良田好土,好象有点可惜。但是,我们只要回顾以下这次大地震的教训,也就可以想通了。
    
    二、怎样重建?
    
    写下这个标题,忽然觉得有点幼稚可笑,但是仔细想来还是有必要一说。通常,提起重建,无非是由设计人员画出图纸,出资部门出资,建设部们招标投标,中标的施工队施工,监理单位监理,验收单位验收。这一过程表面看来很严密,其实里边问题大的很。我们不妨以这次汶川地震中媒体的报道,具体分析几点应该汲取的教训:
    
    设计部门怎样设计出防灾校舍?
    
    据报道,中国建设部早在1978年就颁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该设计规范中列明:“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据悉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中北川、汶川、绵竹、茂县和都江堰属于7度设防,九寨沟、平武、松潘和文县属于8度设防。显然,本次地震区内的这些单位并没有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来设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来设计呢?人们期待着过一阶段四川省对世人有一个交代。
    
    怎样防止官商勾结、偷工减料腐败?
    
    长期来,我国各地的基本建设存在着官商勾结、偷工减料等方面的腐败,“豆腐渣工程”屡屡被揭发出来,即使是重点工程也不例外。正如深圳建筑业人士林绿野投书BBC中文部表示,那些1978年以后建设的建筑物,至少应该在这次地震中不至于彻底倒塌。他指出:“北川中学教学主楼是在1996建设的,在这次地震中被夷为平地。问题就出在偷工减料,出在官商勾结的政治腐败。”
    
    防止官商勾结、偷工减料腐败,我们现有的办法,一是按照现有的程序,“严格”走下去;二是责成有关部门严格把关;三是重罚相关责任人。事实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这些办法并不管用。
    
    那么,有没有管用的办法?有。据报道,四川汶川的大部分学校在地震中倒塌,但是一些由香港慈善机构监督建造的学校却屹立不倒。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61所学校,其中有6所位于震央附近,它们没有倒塌,也没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表示,这6所学校包括3所正在建设当中的和3所已经建好可以使用的。他说,其中有一所比较靠经这次的重灾区汶川,地震之后该学校只出现了一些裂缝。谈到为什么他们资助的学校没有倒塌,而绝大部分中国内地建造的学校却夷为平地,梁建华没有正面回答。他指出,不同年代的建筑有不同的抗震要求,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大部分是在2000年以后建造的。在出钱建造学校时,苗圃行动要求由县一级以上的设计院设计学校,建筑蓝图再交由香港认可的工程师检验。在学校建好之后,还需要当地县一级的部门以及香港派去的义工一起进行验收。
    
    请看,一个是建筑蓝图交由香港认可的工程师检验,另一个是香港派去的义工和当地县一级的部门一起进行验收。
    
    办法好简单呀!操作也不复杂呀!为什么我们的工程师检验、审计、监理就靠不住呢?我想除了受贿,不应该有别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派义工、志愿者去验收呢?原来,我们是只相信政府机构官员,而不相信义工、志愿者。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相信义工、志愿者呢?一个解释可能是歧视义工、志愿者,另一个解释可能是相信义工、志愿者,政府机构官员也就没威信了,没工作可干了,就要失业了;如果失业,也就没饭吃了。因此他们要拼命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义工、志愿者。
    
    三、要不要追究责任?
    
    当前,大家都在集中紧急的抗灾救灾,谈论追究在学校房屋建设中的有关责任,是不是不合事宜?有的人更是提出不能苛求的主张,至于四川省教育厅的态度更是不能令人接受。我觉得,根据实事求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精神,谈谈追究责任不但不是不合事宜、也不是苛求,而是题中之义。“豆腐渣工程”严重违法,不追究不能平民愤,也无法告慰遇难者。
    
    好在有不少老百姓已经在行动了!地震过去半个月后,因教学楼倒塌致127名学生死亡的绵竹市富新镇第二小学悲伤的遇难学生家长,面对在这个垮掉的教学楼周围没有一座房子倒塌、而包括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房子在内的楼房均安然挺过大地震的事实,他们质疑这所学校的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5月25日,百余名遇难学生家长怀抱遗像,列队徒步前往德阳市讨要说法。途中,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四度跪下挽留未果。
    
    读了这条报道,我很同情、理解遇难学生家长,也赞扬遇难学生家长讨回公道的举动,但是我不同意这种上访的作法。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来追究违法当事人的责任。
    
    四、定期演练防灾救灾
    
    据新快报记者郭晓燕报道,与汶川大地震伤亡最为惨烈的北川县毗邻的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说:“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另据新华网报道,这所在大地震中没被“震倒”的学校全靠一位名叫叶志平的校长加固了“豆腐渣”教学楼,4年坚持组织学生紧急疏散演习。网友们称其为“史上最牛校长”,网友号召“各地校长好好向叶志平校长学习,借鉴一下桑枣中学的成功经验。”
    
    我觉得,不但要演练防地震,还要演练防防洪、防冰雹雪灾、防雷击等。
    
    此外,怎样救灾,怎样进行灾后心理干预,都要列入中小学校的必修课,配备正规教师。作为亡羊补牢,学校党务工作者、政治工作者、班主任等,先接受灾后心理干预培训,以应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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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为学校垮塌寻找借口〖张映光〗
    
    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不应再寻借口。让更多孩子,走进更安全的教室,是不容逃避的责任。
    
    《财经》记者张映光《财经网》[05-2218:11]
    
    让更多孩子,走进更安全的教室,是中国社会不容逃避的责任
    
    【《财经网》专稿/记者张映光】汶川地震对学校等公益性建筑的损害程度,及学生死亡数字,官方的最新统计还停留在5月16日。当时,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公布,此次地震中,校舍已倒塌6898间。而这一数字,当时尚不包括北川、汶川等震中地区。
    
    此次地震等级为8.0,烈度为11左右,已超过国家在四川设定的7度标准,加之“大跨度结构”不易防震,是部分官员及建筑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学校在地震中大规模垮塌的一种解释。尽管他们也都不排除很多公共建筑的质量可能存在严重问题,但类似说法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在一场强度远超过建筑设计抗震标准的特大地震灾害中,学校因其大门窗、单向走廊及“大跨度”结构等设计中存在的天然抗震劣势,大量垮塌首先并非一种太反常的现象。
    
    如SARS、禽流感等公共灾难一样,面对学校垮塌背后的建筑设计问题,公众的认知同样会受到专业技术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的阻碍。不过,与前者相比,人们对建筑质量问题更有切身体会,在了解国家关于建筑抗震设计的规范后,更易依据常识及逻辑,作出判断。
    
    这次地震中,都江堰聚源中学一栋教学楼倒塌,造成200多名学生死亡,而周边居民楼等其他建筑均完好,从现场看,这一栋独自倒下的教学楼,仿佛是被一枚导弹击中一般。单以此次地震烈度过大及学校结构存在天然抗震弱点等原因,很难解释。
    
    事实上,与聚源中学类似的情况,在汶川地震中还有很多。如与震中区相距较远的重庆梁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亦在地震中倒塌,其周围建筑完好。
    
    据专家介绍,地震烈度在不同区域表现不同,一般距震中越远越低,这意味着,许多区域的地震烈度,可能并未超出建筑抗震能力。不过,由于国家地震局至今未公布汶川地震的烈度分布图,对这一点,现在无从考证。
    
    其次,建筑抗震能力的确因建筑结构、材料而有差异。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钢结构建筑比预制板材及砖混结构建筑抗震能力更强。受力比较均匀的框架结构,比奇形怪状的不规则建筑,更抗震。
    
    但无论何种结构,何种材料,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均有明确的技术规范,以保证其可达到每一地区所规定的抗震标准。即使如砖混结构一类抗震性能较差的建筑,亦可通过增加构造柱等方式,达到抵抗8度以下地震的要求。
    
    如此,按照设计规范,学校的“大跨度结构”即便存在所谓抗震劣势,亦必须达到高出一般住宅建筑的抗震标准,才算合格。
    
    是次汶川地震中,都江堰聚源中学旁的聚源小学,未见倒塌,聚源中学另有两座教学楼亦完好无损,同是“大跨度”的教室,按同一抗震标准建造,经受相同的地震冲击,有塌有立,足可说明所谓“大跨度”结构问题,不足以掩盖这次地震中很多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
    
    另一事例似更能说明问题,便在受灾最重的震中区北川县,一所被网友称作“史上最牛希望小学”的刘汉希望小学,屹立不倒,学生无一人死亡。同在曲山镇的北川中学,教学楼全部倒塌,2000多名师生被埋。据原始资料,刘汉希望小学与北川中学均为楼房,前者甚至比后者一座仅建成约六年的教学楼更老。其在震中地区未倒塌,显然是由其合格的建筑质量决定的,而绝非上帝创造的“史上最牛”的奇迹,这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学校建筑结构、地震强度过大等原因,均不应成为学校大面积倒塌的借口。
    
    可以想见,因舆情压力,只要有关部门对建筑安全开展调查深入,必有一批“豆腐渣学校”的建造者将遭严惩。但如此做法并不能彻底改变学校——这一关乎无数孩子生命的公益性建筑在各种灾害中不堪一击的痼疾。解决这一问题,还将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对学校建筑的抗震设计,规范及标准仍然偏低,执行中更缺乏监督。《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中并没有抗震设计的要求。而在国家颁布的建筑抗震规范中,学校与商场一样,仅被列入乙等,即易在地震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建筑。对这一类建筑,要求其抗震烈度比一般建筑标准高,但与甲等建筑——需制定特殊抗震规范的要求仍有距离。而在日本等地震多发国家,学校、医院等建筑都被要求作为可供人们震时避难的特殊建筑建造。原因很简单,这里多是未成年人。
    
    当然,在汶川大地震中,人们很遗憾地看到,学校的抗震能力不仅不比一般建筑高,反而要差得多。许多学校是几秒钟内垮塌,没有给上课的孩子们留下任何逃走的机会。这里暴露出来的是监督和执行中的问题。
    
    此次地震中,学校建筑从预制板到现浇水泥等材料、结构差异巨大,造成其抗震能力不一。对学校尤其是处在地震带中的学校,出台强制性的统一建造标准,设置更高的抗震标准,令其在地震中,成为最坚固的建筑之一,是减少重大灾情人员伤亡的方法之一。
    
    不过更重要的,仍然是建立一套对学校建筑的招标、监督机制。对承建单位加强审核,对出资机构和管理机构加强监督。学校等公益建筑在招标中,往往因其项目资金少,利润低,只能吸引到一些小建筑商或施工队。一些施工单位为攫取利润,经常存在侥幸心理,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降低了抗震标准。对参与公益性建筑的施工单位进行资质认证,加强监管,或可起到一定规范作用。资质更高的建筑单位及开发商亦应承担公益性建筑的建造责任。
    
    ——其次,是加大投入。提高学校建筑的建筑质量,势必带来建造成本的提升。有专家称,建筑抗震级别每提高一度,其成本将增加一倍。北京等城市抗震标准为8度的建筑,其成本约为1000元/平方米。以此成本,即使再略加提高,均在可承受范围内。国家应加大教育投入,拨专项资金提高学校建筑质量。
    
    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不应再寻借口。让更多孩子,走进更安全的教室,是不容逃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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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民主乃灾后重建之本〖张千帆〗
    
    ●张千帆
    
    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方向包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司法制度;中西方政治、道德与法律思想。
    
    从体制性原因入手
    
    此次汶川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中大批中小学教学楼倒塌,造成大量正在上课的师生伤亡,举国哀痛。然而大震过后,痛定思痛,我们不能不冷静思考产生这种现象的体制性原因,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尽量弥补制度上的漏洞。惟其如此,才能在今后避免汶川悲剧重演。
    
    这次地震灾区倒塌的学校有5层以上的教学楼,而且多是预制板屋顶,涉嫌违反了《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相比之下,灾区倒塌的政府行政大楼虽然不是没有,但比例较小,因而引起了众多网民的议论。教育部和建设部有关官员已在网上公开回应了部分网民的质疑,建设部也要求当地建设主管部门配合调查。这些固然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还不足以解决汶川地震反映出来的问题。
    
    正如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一位研究员指出:“地震本身不杀人,是房屋的破坏才导致人员伤亡。”如果进一步追问,校舍倒塌固然是建筑质量问题,但房子是人建的,建房时为什么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同样是建房,为什么政府行政大楼的质量一般要比校舍好得多?
    
    答案并不难找:因为建政府大楼花的钱一般远比学校教学楼多,因而当然质量更高、抗震能力更强。但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央和上级拨款,但相当部分是来自征收当地老百姓的税费。如果让当地老百姓决定自己交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他们会如何选择?是把更多的钱投入政府大楼还是自家孩子上学的校舍?这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谁家不更在乎自己的孩子呢?
    
    然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质量低劣的校舍?答案无非是当地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决定税钱的去向,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政府和学校都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公家单位,它们的房子都是从地方政府预算中拨款建造的。但由于拨款主要由当地政府自己决定,更多的建房款自然流到政府大楼那里去了,校舍自然就面临资金短缺、质量低劣、不符合国家标准等问题。
    
    地方选民参与预算
    
    为什么国家有规定,地方不执行?难道中央和上级监督不管用吗?对汶川个案,现在既已引起全国和中央关注,建设部又表示要彻底调查,我们或许可以期望中央直接干预可以解决汶川当地的校舍质量问题。然而,建设部、教育部、中纪委等中央机关人员不可能永远驻扎在汶川,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的官员落实国家标准,他们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他们一走,如何保证灾后重建符合灾区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再说全国上下有多少个汶川?我们不可能指望中央盯着每个地方的官员一一落实国家规定。如果只靠中央自上而下的监督,那么即便汶川地区的校舍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各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下次哪个灾害事故一来,汶川悲剧仍将在其他地方重演。
    
    既然如此,如何保证各地的校舍不再倒塌?从根本上说,要通过地方民主机制,让地方官员真正对当地老百姓负责。更具体地说,老百姓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预算过程,让预算真正成为“公共预算”,而不是政府自己控制的预算。在浙江温岭等地,地方政府已开始进行“民主恳谈”和预算听证等试验,保证地方选民参与预算过程的权利。这是极有价值的地方民主试验,值得各地大力推广。
    
    完善选举制度
    
    当然,老百姓未必有时间和兴趣直接参与各种政治过程,因而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一般委托自己的代表监督行政、决定预算。从一开始,地方政府征多少税、钱花在哪里就是由地方议会决定的,地方行政只是执行预算而已。这样一来,税钱当然就不会自动流到政府大楼那里去了。
    
    为什么那些民众的代言人会把更多的钱留给建设校舍?因为他们就是由当地老百姓选出来的。如果他们的决定违背了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各家孩子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或者将老百姓的钱浪费在建造豪华办公楼这样无益的事情上,那么老百姓同样可以将他们选下来。民众的代言人想当选、想连任,就得做符合多数选民利益的事情,并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整个政府围绕着老百姓的利益运转。
    
    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了全国和地方人大制度,地方人大代表也有监督预算的职权,但由于人大选举存在诸多问题,宪法规定在许多地方实践中未能得到落实,因而才会出现豪华办公楼和学校危房并存的现象。我们从汶川地震中看到各级官员坚守,惟独不见人大代表的踪影———也可能是报道没有关注到,就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因此,汶川地震与其说暴露出中国农村学校存在大量危房,不如说揭示了中国地方民主机制还有待完善。
    
    要让学校教学楼像政府大楼那样在灾害到来时巍然屹立,只有落实和完善宪法规定的人大选举制度。灾区重建无疑迫在眉睫,但首先需要重建的还是地方民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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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林达〗
    
    ○林达 南方都市报2008.5.24
    
    这些天来,电视里播放的救援,曾经给予大家很多期待和希望,可是事实很残酷:建筑的恶性坍塌,绝大多数不幸被压在下面的人,他们的命运在第一分钟就已经被决定了。最令人痛心的是学校,小学生、初中生,都还是孩子。这使我忍不住想说说那瞬间就倒塌成一片砖瓦混凝土山丘的建筑。
    
    地震发生在白天,学校、工作场所成为死亡陷阱,其实民用住宅也同样是危险的。假如地震发生在夜晚,造成伤亡最大的就会是民宅,当年的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对建筑结构工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建筑是人生产的一种非常危险的产品,需要极其严格的制度来步步监管,才能让人们保有安全信心。
    
    面对地震的灾难现场,从建筑角度反省,人们首先会想到震区的建筑防震级别设定和相应的建筑设计防震规范。从亡羊补牢的角度去看,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相对容易纠正和做到的。震区的建筑防震级别设定,只需要一个法令;若论建筑设计的防震规范,中国做得并不差,中国有着大量一流的科学家和结构工程师。这次汶川地震后,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的绝大多数地震专家就表示,中国现有的地震法规即便不是最现代的,也是够用的。和建筑历史相比,地震法规当然是现代产物,大量老建筑自然没有被涵盖在法规之内。一些多地震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加州,都有加固老建筑的地震防范规定。换句话说,在地震防范规定之后的新建筑,应该就是相对安全可靠、不会恶性坍塌的。可是在中国,关键问题是建筑规范执行不力,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巨大漏洞。“豆腐渣工程”成为一个常用名词。因此,人们对防震规范下建造起来的新建筑,仍然无法持有信心。中美中心亚洲协会专家斯米尔在这次地震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已有“相当严格的建筑法规,问题出在执行这些法规上”。中国普遍缺乏严格执法的习惯、缺乏专业精神,而行贿换取“通过证书”的做法却非常盛行。在建筑行业,一般来说,后果在当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切都是有后果的,尤其在地震时会集中爆发。
    
    据说在多震的日本已经进一步检讨到,“只关注建筑物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是错误的,还必须要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地质结构”。可是汶川地震在告诉我们,对中国来说,地震来袭时建筑物本身不恶性倒塌,还是需要做到的最基本要求。
    
    中国建筑业漏洞太多。在过去的建筑行业中,国有建筑公司几十年下来,技术质量监管还相对比较规范和稳定。建筑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工种,都必须经过三年学徒,有师傅带着慢慢学出来。最近二十年,是建筑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一方面,是大量私人包工头进入建筑行业,最大化地追求利润;另一方面,是熟练工人普遍离开岗位、由农民工顶替上岗的时期,许多技术工种的岗位是流动性大的生手草草在做。前些年就听到一些包工头私下说,自己是绝对不敢住进自己盖的房子的。
    
    建筑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工人必须有技术训练的要求,还需要有严格步步验收的制度。因为混凝土都是所谓隐蔽工程,钢筋扎得对不对,型号数量错不错,只要混凝土一浇上,什么都看不见了。框架结构搁置预制的混凝土楼板,楼板的搁置长度按照设计规范是12厘米,也就是一边6厘米。那么多年过去,这个数字我还会记得,就是当年在实际施工场地看到的情况太受刺激了:吊装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疏忽,两边搁置长度就有很大出入,经常是一边多一边少,偏差大的,少的一头就只有四五厘米、甚至三四厘米,楼板重量都以吨计,吊车一放下,工人就懒得再调整,技术员也并不要求严格。楼板当时是搁住了,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可是一地震,稍微摇一摇楼板必然就会脱离横梁整块砸下去。至于低层和多层建筑大量使用的砖混结构,就是砖墙上去加圈梁,就算是按照规范圈梁都加了,地震摇晃是在砖与砖之间产生剪切力,水泥砂浆的黏结牢固度就很关键,工人拌砂浆时,水泥加得不够、砂浆标号达不到设计标准是常有的事情,地震一摇就完全散成一堆砖块了。
    
    建筑的结构设计是一回事,施工是另一回事。施工中有许许多多常识性细节,是绝对不能疏忽的。例如,混凝土要28天才能真正凝固,因此,混凝土建筑是不能大干快上的,在混凝土保养期内,必须经常洒水养护,否则无法达到强度要求。又如,混凝土浇灌时需要充分震捣,由于钢筋的障碍和混凝土有大量碎石,混凝土倒入模板后,很容易在中途被阻断,只有用震动器充分震捣,才能保证混凝土密实、达到设计强度。否则浇灌不密实造成的“蜂窝”就是薄弱环节,地震时,建筑只要有几个关键的薄弱环节,就可能造成恶性坍塌。中国的建筑工地混凝土拆模板的时候拆出“蜂窝”来是常有的事情,我甚至看到过一段完全漏浇、没有混凝土只有钢筋的空心柱子。遇到这种情况,施工单位常常就是用水泥补上去糊一糊,只能糊弄外行,结构损伤根本补不上,地震时柱子会突然折断。
    
    中国建筑行业更有许多不是疏忽而是由犯罪行为造成的重大隐患。例如建筑材料的质保单,就有造假的,也就是钢筋和水泥等基本建筑材料的品质可能和设计要求严重不符,甚至还有故意少放钢筋、偷工减料的。多年前我就在深圳看到过造假的水泥质保单,所担保的水泥初凝和终凝都不能达标。一般来说,质量不好的水泥可以酌情降低标号使用,可是我见到的劣质水泥被复验的实验室判定根本不能当作水泥使用,也就是说根本就是假水泥。而这样的材料进入工地,涉及一系列违法行为,违法生产、违法提供质保单、工地的材料采购人员违法收取贿赂,等等。英国地震学家穆森指出,“你可以收买质量检查员,但你不能用金钱去收买地震。”执法不严、执行规章制度不严、马虎糊弄,法不责众,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人命关天的建筑业只是其中之一罢了。这样的情况在技术先进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可见先进的不仅仅是技术。
    
    今日大难当前,我们或许需要鼓舞士气,在危难时刻表彰先进和看到被激励起来的爱心和凝聚力。可是,灾难是短暂的,更多面对的是平常日子。这些平常日子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真正决定着灾难来袭时大家的命运。以前马马虎虎对待城市抗震级别的设定、马马虎虎建起房子来,甚至对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的法治建设执法力度远远追不上高楼大厦的建造速度,追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就会留下安全隐患。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判断:这些充满隐患的房子盖起来的时候,那些今日受难者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是的,危难时刻见真情。而我更愿意看到一个个平常日子表现出来的基本素质、敬业精神。平常认认真真的工作积累,才可以使得危难只在它无可避免的层面发生,而不是由人的疏忽甚至罪恶叠加成严重后果的大灾难。
    
    站在废墟面前,残酷的事实在教育我们每一个人:建筑不能弄虚作假,而不能弄虚作假的还远远不止建筑。在精神层面呼吁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对社会中人的弱点有充分估计:中国是一个超大社会,必须建立起能够有效执行、有充分细则的法治和制度。这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假如灾难过去,大家又回到原点,我们又如何面对同胞的亡灵。
    
    ……………………
    
    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普查和重建教室的呼吁〖公盟〗
    
    5.12汶川地震最惨痛的一幕是教室大量坍塌,中小学生死伤数以万计。痛定思痛,国家追查责任的工作已经开始,但这远远不够,即使这次严厉惩处了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在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我们也不得不担心别的地区出现地震时同样的悲剧。比追查过去责任更重要的是预防长远的后患,是建设震不倒的学校。因此,国家有必要汲取2008年汶川血泪灾难的教训,利用几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室抗震普查和重建工作,打造不会倒塌的学校,打造一个民族百年兴旺的基业。
    
    我们相信,抗震设防烈度达到10度以上的建筑技术已经普遍使用,北川汉龙希望小学的完好无损也证明建震不倒的学校并不困难。我们也相信,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在未来几年内完成教室普查和重建工作。同时,我们担心,教室普查和重建工程可能成为新一轮特权腐败的温床,可能出现一批新的豆腐渣工程,因此有必要动员社会健康力量有效参与和监督。基于以上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我们郑重建议:
    
    一、未来三年内国家拨专款分批对全国中小学教室进行抗震普查,优先普查地震带区域中小学教室,抗震设防烈度不能达到10度的教室一律重建。
    
    二、成立教室普查和重建委员会负责教室普查和重建工作,委员会由有关国家机关专业人士和公众推选的社会德高望重人士组成,集体民主决策。
    
    三、教室重建引入社会力量,单位或个人捐助的学校由单位或者个人命名,并由该单位或者个人负责监督建设。
    
    四、教室重建工作对全社会开放,接受新闻媒体和民间组织的监督和参与。
    
    呼吁发起人:公盟法律研究中心(www.gongmeng.cn)
    
    此呼吁信将寄给相关部门。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推动此事,支持和提出意见的朋友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200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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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这也算是有着千奇百怪的角度和视野了吧。
    
    老周发来的内容。
    
    zhoujd
    
    2008年6月23日 9:28
    
    供参考
    
    心理干预一场传奇.doc
    
    心理干预一场传奇
    
    (2008-06-22)
    
    早报导读
    
    ● 应磊
    
    5月,对置身中国大陆的人们来说,敲打神经最猛烈最频密的黑色字眼非“地震”莫属。对我而言,多数日子都在国内度过的这一个月,我已经无法数算读到多少情感激越的新闻特稿,看过多少让人单单一瞥就无法从脑海里抹去的电视画面……然而回到岛国,《亚洲周刊》一篇关于慈济的救灾故事却以新的视角给我带来一番别样的触动。
    
    据报道,慈济最初展开救援行动的地点在四川罗江的金山镇,一个安置规模600人、灾情只能算中度的地区。除了运送救灾物资,慈济志工兵分三路:一组带小朋友玩游戏、教手语,让他们回到帐篷后可以和更多长辈互动;一组探访市民;另一组则准备热食——慈济人相信,医疗与热食是快速建立救援体系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借助温暖的食物安定人心。从洗菜、煮饭这些最平常的劳作开始,富有经验的救援者将灾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向重寻“生活步调”、重建信心迈出第一步。
    
    慈济的尝试与众不同,而且耐人寻味,一如那篇报道也不同于成篇累牍催人泪下的文字:慈济的努力旨在为孤凄灰冷的心注入一股暖流,同时给焦灼怨怒的心送来阵阵清凉;要在余震未息之前先遏止心灵的梦魇,让废墟边惊魂甫定的幸存者重新体尝日常生活的平实滋味。当证严法师透过长途连线鼓励志工时,她强调:“你们要把他们的心引领出来!”具体地说,如救援队发言人薛明仁所言:“有行动才有互动,有互动才有感动,有感动才有撼动,最后才能引众。”
    
    其实,慈济的团队是在救灾的“第一时间”来到了一个已进入“第二时间”的灾区。若说十几天前,我们还没有这份奢侈来谈热食和手语,那么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第一时间”紧张抢救的势必结束和“第二时间”的逐步来临,我们就不能不回头咀嚼慈济的努力所凸显的两点重要信息:首先,给内在的精神创伤止血,与清理外在满目疮痍的家园同等重要,心理愈疗与生活秩序的重建本就互为表里;其二,心理干预不能简单地与苍白的聆听和耐心的劝慰划上等号,这里包含一套复杂的理念和技巧,其实践应从明确的生活细节入手。
    
    用这把无形的标尺去衡量,进入灾后“第二时间”的中国令人喜忧参半。
    
    就心理干预这一课题,并非独有慈济值得我们鼓掌。在我的印象里,近年来似乎还没有一场天灾人祸,把中国社会对心理治疗的重视提高到如此程度:从关注部队什么时候能进入重灾区、搜救生还者的几率还有多大,到越来越多目光聚焦在获救者的情绪状态,“心理干预”、“情绪疏导”、“二度伤害”等词汇很快频繁出现在各路媒体上。没有记错的话,地震发生后仅三天,就有一位嘉宾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谈起灾后的“心理治疗”——与滚动新闻里“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的激昂话语暗暗形成对照。这句仿拟革命时期调调的批示无意间透露,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传媒多么习惯将每一次大自然的浩劫提炼成一则人定胜天的神勇传奇,并以集体想象的英雄情怀来掩盖、消解个体生命的创痛;然而,这场罕见的天灾让人们不得不直面现实,承认所谓“克服万难”、“化悲痛为力量”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如何给一场多面向的传奇提供恰如其分的心理干预?举例来说,台湾有慈济,为什么在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大陆,却没有这样一个深谙心理引导的艺术、同时成熟高效的救援组织?救灾行动中所显露出来的,新闻自由、信息透明与记者访问过程对幸存者可能构成的二度伤害之间的矛盾应如何调和?又由谁来关心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的部队、医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冲击?有多少领导人能够说出像温家宝那句“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对死者的最好安慰”这样睿智又体贴人情的话,而又有多少人支持余秋雨的观点,认为罹难学生家长此刻有责任“顾全大局”?……帐篷可以连夜赶制,抚慰心灵的艺术却无法速成。此刻中国人意识到,我们仅仅站在一个单薄的起点,离真正的目标还很远很远。
    
    (作者为新明/晚报联合新闻部记者)
    
    ……………………
    
    zhoujd
    
    2008年6月23日 16:03
    
    供参考
    
    是什么在改变中国政治生态.doc
    
    是什么在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促进民众参与和成熟?
    
    [4422] (2008-06-23)
    
    早报导读
    
    近见《人民论坛》刊登文章说,汶川地震后发生的一切正在改变着国人的认知、意识、观念和态度,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官员之间、民众之间的关系,地震改变着国内政治生态。
    
    笔者觉得,此言颇有道理。同时还感到,此番中国的政治生态变化、民众心态变化,不只在地震后才出现,在奥运圣火传递受藏独干扰和西方推波助澜阻碍时,已经展露。更早还可以说,南方雪灾时已现端倪。
    
    一、此番中国政治生态、民众心态变化,起于奥运圣火传递受阻
    
    不是吗?
    
    ——南方雪灾期间,贵阳街头万辆私家车就飘起“绿丝带”,免费载人送人。……
    
    ——而奥运圣火在欧美几国传递时,一些藏独激进分子借机制造麻烦,一些西方人士、媒体幸灾乐祸,激起了有着深厚民族情感、爱国精神的海外留学生的义愤。留学生们和海外华人,自发组织了西方始料不及的保卫奥运圣火活动。在伦敦、在巴黎、在堪培拉,在圣火途经的各个城市,人们都看到海外学子们与全球华人欢迎奥运圣火、保护圣火的热情。正如一位澳洲留学生说的那样:“我们要让全世界见证真正来自中国的主流民意。”
    
    这期间,护圣火反“藏独”的呼声,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聚集,越来越多的网友自发地在互联网上表达对北京奥运会的祝福和反对分裂祖国的鲜明态度。“转发:MSN名字前面请加(L)CHINA,让全世界看看华人的团结。请转发您的MSN朋友。”红心与中国,成了网友的重诺与追求。
    
    从抵制家乐福到要求CNN道歉,在互联网上,处处可见网友对“奥运火炬横遭非难”的不满,中国网友对火炬传递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其中,深圳网友发起一项名为“火炬在线大使”的活动,不足一月即吸引逾3000万QQ网友自发参与。登陆QQ会发现,许多网友的头像都变成了五星红旗、国徽,或者奥运五环等图片,与奥运“火炬”图标交相辉映,鲜明、突出的表达了来自民众的、对奥运火炬传递的广泛支持。
    
    ——再至四川震灾后,出现了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民间自发形成的抢险突击队。从对每一位伤员的营救,到每一项具体救灾活动的展开,都能看到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所散发出的光芒。
    
    在高速、远距、面广量大的互联网上,还有网友展开了对地震募捐和救灾中各种人言行表现的评论,形成了颇具压力的社会舆论。
    
    有网友发出捐助企业的名单及金额列表的帖子,并实时更新。网友关注的对象集中在一些排名靠前的富豪和他们的企业,以及一些垄断性、高利润行业的企业。曾经被负面新闻缠身的一些企业和富豪以及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企业家,也被纳入网友“监督”的范围之内。
    
    比较典型的,是网友炮轰一知名企业老总抠门。其企业捐款200万,且仅建议本企业员工地震捐款以10元为限。为网友不容,十分不客气的公布了此公近些年十多次登山,每次耗资二、三百万元的帐单,……。终使其正式道歉,再做比当初所捐大50倍的一亿捐款,而能否挽回该企业公共形象的危机,还很难预料。
    
    网友评议所形成的舆论,对尚未采取行动的企业也产生了无形的压力,不少企业纷纷发布向灾区捐款的信息,网上实时更新,让网友即时了解企业捐款信息。
    
    有人认为,这是普通民众在灾难中表现出的关注程度和责任意识,这表明:“草民心态”正向“国民意识”转变。
    
    而所谓草民,是封建社会对老百姓带有些许轻蔑色彩的通俗称谓。革命胜利,劳动人民翻身,草民成了公民。但“草民心态”还在。如,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意识淡薄,面对社会问题或消极等待,或漠不关心,事无巨细都想由政府出面解决。再如,“清官”情结,把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期望,简单寄托在领导清廉或个人能力之上,而不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上。
    
    现在,经过圣火传递的“非难”和地震灾难,民众爱国精神、民族意识、责任意识进一步觉醒,经由互联网舆论为首的现代传媒的作用,民众个体对公共事件的关注、评判与参与意识,大大提高了一步。这也可谓正应“多难兴邦”之言吧!
    
    二、是什么在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促进民众参与和成熟?
    
    如果要问:是什么在改变中国政治生态、民众心态,促进了民众的参与和成熟?产生如此变化的原因何在?
    
    可以说,这深层原因是,圣火传递的“非难”和地震灾难,促使了有深厚文明传统的中国在国内和国外民众的爱国精神、民族意识、自强和责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其直接原因是,高速、远距、面广量大、几乎势不可挡的互联网舆论为首的现代传媒的作用。
    
    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在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的网站上,与超过2亿的网民互动(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报告,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2.1亿,居世界第二,预计今年升为全球第一)。最高层领导直面网友,也正反映了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意向,即“官方在对民意进行关注时,网络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载体”。
    
    正如有专家所表明的,今年以来西藏问题、奥运火炬、地震等几大公共事件,均有互联网的深度参与。网民的意见汇聚与表达,深刻改变了这些事件的进程。“在地震中网民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民族的凝聚力,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今天人们大概是可以说,互联网正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并影响和改变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理念。国民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网络中展现得尤为充分,“官方已充分看到这一点,也很明白公民社会崛起的趋势。胡锦涛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让各级官员都能明白这条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三、民族复兴之路上,古老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精神可用,以互联网为首的现代传媒可用
    
    总之,民心可用,有着古老深厚传统文明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凝聚;而现代科技的互联网,这一民意迅速与广泛汇聚、表达、沟通的方式,正在形成发展。
    
    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我们应该将传统文明的伟大民族精神与现代科技手段、方式结合起来,进一步改善中国的政治生态,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为民族振兴与复兴,而不懈努力。
    
    (文磬)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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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6月26日 16:50
    
    供参考
    
    “谁无耻”与“谁更无耻”.doc
    
    “谁无耻”与“谁更无耻”
    
     [4443] (2008-06-26)
    
    早报导读
    
    近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针对“范跑跑”事件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补充道:“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
    
    某家媒体记者据此电话接通范美忠。对于自己弃学生而逃的事情,范美忠认为自己确实不崇高,他补充说“我也不想崇高”。范美忠进一步解释说,在他看来,现在社会并非由崇高的人组成,现代人只需要人性合理、遵纪守法就够了。对于“无耻”的评价,范美忠表示不能接受,“在逃跑过程中,我并没有失职,也没有造成学生死伤”,范美忠反而提醒教育部应该关注倒塌的校舍“建造这些校舍的官员和教育官员才最无耻”。
    
    这里再补充一句,白岩松是不是就是道德圣人呢?酒后驾车、与警察发生冲突的负面报道也是见诸报端的。还有,一句“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的语言表明自己是处于“高端”的精英,此类表现也难以不让人反感:你有什么权利界定无耻者与非无耻者?即便按你的定义划分了无耻者与非无耻者,你有何资格剥夺无耻者的生存场所甚至必要的表达自己意见的场所?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上帝吗?!白某的言论、做派,似乎白某也不是什么圣贤人士,与“无耻”也逃不了“干系”。从居高临下的这句话而言,他更无耻。
    
    看来,三个人用我们的现实道德标准衡量似乎都“无耻”(这说明或许我们提倡的道德标准似乎高不可及,或者我们通行的道德标准经不住严格推敲,或者我们他们通行的道德标准是不是也有“潜规则”),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真真是印证了柏杨他老人家的“酱缸”学说。看来,没有“谁无耻”,只有“谁更无耻”了!
    
    历史上,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吗?历史学家的考证表明:不是。圣人都不是完美之人,那为什么历朝历代还需要抬出来道德超人呢?说白了,那是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教化人民的。那是不是统治者自己就能成为道德超人呢?结论不用我说,大家也想得出来:统治者不要说成为道德超人,有时候就是一般的道德标准也是达不到的。正因为历史的如此吊诡,最后就成为了“嘴大真理多”,谁有实力、谁有资源、谁把自己见不得人的东西隐藏得最深甚至把别人的嘴堵得最严(你张口随便乱讲我就搞残你、搞死你,甚至连你的朋友、家人都不放过)谁就最有资格当批评他人的“道德家”。话句话说,这些道德超人都属于“手电筒”式,只能去照他人,而照不了自己的。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就像范美忠当时跑出课室一样),于是乎,“伪君子”越发有市场,众人喊打的“真小人”越来越少。想成为真小人,有时或许要以极端的付出,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这个时候,“真小人”反倒成了最崇高的英雄了,历史真是吊诡!)。正像我们有些专家学者所言: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容纳不了异端的。
    
    有时出现的问题比我们想的都要严重。心理学不是伦理学,可某家报纸发表一位心理学家张某某的文章,该文章不是同情灾民范美忠,也不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居然是从道德上对范的行为大加讽刺、挖苦和鞭笞。这里我倒要告诉这位心理学家:假如范美忠是粘液质气质类型,他就是想第一个从教室跑出来可能都跑不出来。这个时候,你又做何解释呢?建议你要么你专注你的心理学,要么你就不要宣扬自己是心理学家,干脆做你的手电筒式“道德超人”去吧!
    
    海浪滔滔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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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6月28日 9:52
    
    供参考
    
    震区学生异地借读遇困难 写借读保证书后终上课.doc
    
    震区学生异地借读遇困难 写借读保证书后终上课2008年06月27日18:13 [我来说两句(39)] [字号:大 中 小]
    
    6月24日,胡嘉豪和妈妈在北京简陋的宿舍里。 记者 邵欣 摄
    
    特别讲述:震区的孩子在异乡
    
    尚未明白离开家乡的伤痛就得上路,背后是已成废墟的故乡。在四川安县,500个孩子即将远赴昆明读书。他们的行囊里,没有母亲的陪伴,手中提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袋子里掏不出换洗衣物,只有一双薄薄的丝袜。在异乡,数千名这样的孩子,被称作“地震灾区来的孩子”。他们是留守儿童,是临时借读生,是受伤的小伤员,是青春期还在迷茫的中职生,是没了依靠的孤儿。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专题策划:石扉客 专题采写:杨猛、石磊、陈鸣
    
    在突然被置换的环境里,灾难带给他们的震荡和伤痛,在遥远的异乡得到怎样的释放?他们得到善意的对待了吗?他们被地震震碎的未来在哪里?还有,那些含混的陌生与热情“伤害”到他们了吗?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广州、杭州、丽江追寻孩子们的足迹。
    
    胡嘉豪借读记  
    
    南都周刊记者 杨猛 北京报道
    
    儿子突然到来,打乱了胡丽苹的生活。
    
    5月19日,地震7天后,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三年级五班的胡嘉豪小朋友,来到北京。
    
    胡丽苹见到儿子胡嘉豪很高兴,逢人就介绍:“这是我儿子,从灾区来的。”晚上睡觉,儿子和妈妈拥在一张单人床上。3年了,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儿子还不可能享受到母亲如此近距离的关爱。“如果不是为了生活,我也不想离开家和孩子。”看着熟睡的儿子,胡丽苹心情盘杂。
    
    34岁的胡丽苹,3年前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此之前,她没有离开过四川江油市那个叫三合的小镇,丈夫和人合开的婚庆店,生意一般。儿子上学要花一大笔钱,而公婆岁数大了,眼看着种不动地放不了牛。这个家庭需要钱,胡丽苹决定来北京闯闯。
    
    在北京,她换过很多工作,卖过家具、窗帘。去年7月,她到北京海淀区这家梭边鱼馆做收银员。从早上9点半上班,要忙到晚上11点。这是一家川菜馆,老板也是四川人,对老乡还算照顾。
    
    她的薪水,从来没有超过1000元。即便如此,胡丽苹认为这里也比老家强。这个数字,比起很多打工妹已经好很多,但还是租不起北京四环以内任何一套独立的住房。她想到了一个更省钱的办法,住在餐馆里过道改建的“宿舍”。所谓的宿舍,不过是用隔断把走廊隔开,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旁边就是整天轰响和油腻的厨房。“宿舍”是免费的,这是仅有的好处,可以把有限的工钱尽可能多存起来。
    
    胡丽苹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也习惯了孤独。唯一的牵挂是儿子,每年春节她才能回家跟儿子“熟识”一下。来北京打工时,儿子刚要上小学。她最大的希望是,儿子将来考上大学离开江油。她时常对人说:“我们江油那里,很多孩子都是考试考出来的,他们考上了北大,清华。”但是现实告诉胡,只有在北京这样的大地方,才有更多的机会。
    
    来到北京的胡嘉豪在人前很沉默,惟独和妈妈一起的时候话多。他的身上,依旧穿着一个月前离开老家时的那件黑色T恤。
    
    虽然在北京谋生不易,但是胡丽苹还是希望儿子能喜欢和适应这里的生活。儿子说四川话,妈妈用普通话作答。她还不忘提醒胡嘉豪:“儿子,在北京一定要说普通话,别人听不懂咱们的家乡话。”
    
    胡嘉豪对眼前的这一切还不能适应,初来见到妈妈的兴奋已经消失了。他显得倦怠,对周围的东西提不起兴趣。“这里没有同学,不如老家好耍。”他小声说。
    
    地震时,胡嘉豪正在上体育课。“好多小朋友都往后操场跑,他紧紧抱住篮球架,吓得大哭。”胡丽苹说,儿子就读的那栋教学楼成了危房,学校决定停课。家长到学校签字,领走了各自的孩子。
    
    地震后,胡家房子也倒了,一家人住进了防震棚。胡丽苹只和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一想到地震后到处都乱糟糟的,丈夫忙着照顾老人,孩子不上课也没人管,胡丽苹不放心。很想儿子的她临时决定,让要来北京的同乡顺道把胡嘉豪也带来。
    
    北京对于胡嘉豪是个神圣的地方。此前他只在课本上看到过天安门。5月19日,11个小孩,从江油搭乘志愿者的车子到成都,分三批坐飞机来到北京,陆续住到亚运村附近一栋四川老乡提供的房子里。
    
    儿子来了,胡丽苹却没有时间陪他。她很忙,每天都要到晚上11点才有空闲时间。但是,胡还是觉得这么多人住在别人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就把儿子接过来,暂时和自己挤在一张小床上。胡丽苹也想过另外租个房子,但是很快意识到这不现实,房租太贵。“我现在的条件,还不能很好照顾他。”她反复叮嘱胡嘉豪,“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
    
    胡嘉豪哪里也去不了。餐馆的环境有点乱。早上9点醒来,胡嘉豪端着一杯豆奶,坐在油迹斑斑的餐桌前,看着一群高矮不一的厨师站成一列,接受领班点名训话,最后齐声高呼“加油”后散去,他感到很有意思。晚上看看电视,胡嘉豪9点多睡觉,这时妈妈胡丽苹还没下班。
    
    胡丽苹很担心,再这么下去,儿子可能真不爱上学了。在胡丽苹看来,“小孩子早上起来应该去学校。”此时,她得知,北京市出台政策允许灾区孩子免费借读。这些日子,她不断看到报道,目前灾区学生到京人数已达数百人。此前各区县都对灾区学生进行了帮扶,不少学校已经开始接收灾区孩子,西城区还为灾区来的学生安排了统一的体检。这让她看到了希望,决定去试试。
    
    借读证明
    
    但是现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北京媒体的报道说,5月22日前后,宣武、丰台、西城的中小学里陆续接收了几位来自灾区的学生,他们都是在亲戚的帮助下从四川辗转来京投亲靠友的孩子。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以个人方式要求学校暂时接收的来自灾区的学生,学校要积极提供帮助不能拒绝,区县教委应积极协调。
    
    西城区率先公布了灾区学生在西城的借读原则,灾区学生或学生亲属只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及体检证明,就可以由学生亲属居住地片内学校协调解决学生借读问题,接收灾区学生的借读期限暂定到本学期末止。学生在校借读期间免收借读费,教材由学校为学生免费提供。
    
    胡丽苹所在的餐馆,位于海淀区花园路。旁边不过500米就有一所小学,北医附小。5月23日,她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激动地看到,操场上悬挂着号召援助灾区人民的大红横幅。
    
    但是在听了她的讲述之后,学校的领导告诉她:“你得证明他是灾区的孩子。”
    
    胡丽苹有身份证,儿子来的时候还带来了户口本,上面家庭关系一栏写得很清楚,还有家庭具体住址。她说,我还可以把儿子的飞机票带来,他的确是19日从灾区逃难来的。
    
    但是学校的领导说,必须要有当地学校的证明,证明孩子在原籍就读,学校确因地震无法上课。胡丽苹说:“学校还说要考试,只有考过了,才能借读。”
    
    胡丽苹打电话给哥哥,让他立马到长城实验学校开来了证明:因我校遭受汶川大地震影响,学校校舍和设施设备严重受损,无法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现有我校三年级学生胡嘉豪请求到贵校借读,希接收为谢。
    
    一周后,6月2日,胡丽苹带着证明再去学校时,这回学校又告诉她,这些还不够。
    
    “他们告诉我,必须有家长在北京居住的街道证明,还有孩子的体检证明。”胡丽苹觉得这个要求也很合理。
    
    很快,街道证明也开好了,“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到暂住地管片学校申请借读”。
    
    6月3日上午,胡丽苹带着孩子去医院体检,下午体检结果也出来了,孩子很健康。当天下午,她拿着体检报告和街道证明再次来到学校。
    
    但这些东西还是不够。学校告诉胡需要补充新的材料:要有所在灾区政府的证明,同时还要证明投靠人员是海淀区北京市户口,必须具备监护权,或临时监护权。
    
    老家的哥哥说,四川当地政府每天忙于抗震救灾,哪有时间专门开这个证明呀?更让她泄气的是,自己没有北京的常住户口,只有暂住证。“要是有常住户口的话,我还用得着让孩子借读吗?”尽管她每次去学校都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但是学校强调,“这不管用。”
    
    胡丽苹终于意识到,学校开始就没有打算接收自己的孩子。
    
    这一次,胡丽苹终于按捺不住,和学校的领导吵起来。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跑到学校,这段时间,工作也顾不上了。学校教导主任说,站在个人立场很同情,但得按照规矩办事,“北京这么大,全国人民都来,那不乱了?”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假期就快要到了。“明摆着拖到放假,就不用接收了。”胡丽苹说。甚至有人这样告诉胡丽苹,说她借地震的旗号想让孩子入京上学。
    
    也有学校领导“开导”她,就算让孩子读书,成绩可能也跟不上,还有,这学期还有几天就结束了,还有必要来吗?下学期如果要读的话,借读费15000元……
    
    胡丽苹记录了一本子电话,市长热线,教育局,她不断反映自己的情况。看到新闻里别的灾区孩子在异乡复课,看到儿子茫然的眼神,她感到很不是滋味。
    
    但是,胡丽苹的被拒经历并不是孤立的个案。捎带胡嘉豪过来的老乡同时带来了自家两个孩子,但是在昌平区天通苑附近一所小学要求借读的时候,也遇到了被拒情况,后来,只好搬到了机场附近就读。而据胡丽苹所知,11名同来的孩子中有三个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借读学校,又从北京回到了老家。
    
    保证书
    
    6月10日,胡丽苹又带着孩子来到了北医附小。早上8点,正是北京上班的高峰,在车流中穿梭的母子俩显得很无助。胡丽苹打算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行,孩子就不借读了。”
    
    学校大门紧锁。保安显然认识他们,说:“今天学校考试。教导主任联系不上。”
    
    趁着一辆车进校园的功夫,母子俩溜进了教学楼。保安发现了,一直追到了楼里。“我们就跟主任见一面,起码告诉我们到底还需要什么手续,究竟能不能借读,不要让我们一趟趟跑。”保安最后告诉胡丽苹,教导主任上午监考,下午让他们再来。
    
    在校园里,胡丽苹见到这个学校的校长从外面进来拐进了传达室。校园空空荡荡。胡嘉豪一直沉默着,盯着校园里一棵大树旁的蚂蚁窝,蹲下身子拿起一根树枝去拨弄蚂蚁。
    
    “站起来!”妈妈有些生气,对儿子说,“一会看见校长要说‘老师好’。”从传达室出来的校长说,“这个事情你还是要找教导主任,她具体负责。”
    
    “我们都跑了好多趟了,我们就想问问,到底还需要什么手续,如果真的麻烦,我们就不在这里借读了。”胡丽苹说。
    
    校长答应找教导主任来。一会儿,躲着不见的教导主任气鼓鼓从楼里出来了,“你说就这么点事,怎么没完了!”
    
    她把胡丽苹叫到传达室,当着小孩的面说:“你没有北京户口,缺少手续,等于没有监护人,不能按地震借读政策借读,而且只能到这个暑假。我还要告诉你,还有3个星期我们学校就放假,你还有必要上吗?”
    
    胡丽苹说,她可以再去街道办事处开一个亲属证明,证明自己跟这个孩子是什么关系。
    
    “不行,必须要有北京监护人,而且这个监护人要到学校找我。他还要写一个书面的申请。”教导主任说。
    
    事实上,在6月11日,海淀区教委在解读这个政策时说,有合法监护人,有当地教育民政部门证明,可以在北京临时借读到灾区复课为止。没有常住户口是可以的,只要能证明是亲缘关系。
    
    “我只有暂住证,我没有北京户口,怎么别的灾区孩子可以借读,我的孩子就不行呢?”一直赔着笑脸的胡丽苹忍不住大声说,“我只知道,小孩子早上起来,应该去学校念书。”
    
    场面有些尴尬。教导主任最终松口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能借读到这个期末。这已经很照顾你们了。”教导主任说,“四川什么时候复课我已经知道了。人家已经提前放假了。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们也都有信息。你们现在只能作为临时的试读,如果下学期还要来,只能办临时性的借读手续。现在算旁听。”
    
    后来有人告诉胡丽苹,学校担心她将来会以“借读的名义”赖在学校不走。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孩子户口在江油,复课后当然还是要回老家,况且北京这么高的借读费我也承受不起。”胡丽苹说。
    
    6月24日,江油市教育局宣布,目前,该市只有初中3年级复课,其他年级学生都是由家长看护。全市要到9月1日全面复课。从地震到当日,他们已经为需要到外地借读的孩子开具了至少上千份证明材料。
    
    不是“地震借读”,而是“试读”、“临时借读”(编者注:地震借读,是各地出台的帮扶政策,必须执行),胡丽苹搞不清这些概念的区别,但是她认为这是目前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儿子起码不用天天在餐馆呆着了。
    
    “你还要自己写个保证书。”教导主任拿出一张信纸给胡丽苹,“你要写清楚,保证只能借读到7月17日放假。签上你的名字。”
    
    二年级借读生
    
    6月10日这天,胡嘉豪终于上课了。距离他来到北京已经20天,距离学校放假还有3个星期。
    
    最终学校把胡嘉豪安排在分校。在江油,胡嘉豪读三年级,没学过英语,而北京一年级学生已经开始说英语。胡丽苹担心儿子跟不上,主动要求孩子上二年级。“其实我心里很挣扎。这里的老师一再提醒我,北京和江油不一样,会赶不上课程。”胡丽苹说。
    
    胡嘉豪没有书本,也没有文具。教导主任特别说明,“只能给孩子提供几门主课的课本,这还得向高年级借,练习本,你得自己买。”
    
    二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对胡嘉豪很热情,在教室最前面为他安置了一张课桌。这个班上有34个小孩。下体育课回来看到新面孔,孩子们围过来问长问短,这些北京孩子活泼热情,一点不认生。倒是胡嘉豪有些紧张,他说的四川话别人也听不懂。
    
    上课的时候,胡嘉豪有些泄气,妈妈给他准备的是钢笔,但他现在是北京小学二年级借读生,要用铅笔,而他早已不使用铅笔了。
    
    下课了,别的同学都出去玩,胡嘉豪坐在自己的位置哪里也不去。
    
    胡丽苹心疼地说:“你怎么不跟小朋友一起玩呢?”
    
    胡嘉豪说:“我不认识后操场的路。”
    
    “那你问啊?问同学啊。你要和老师同学主动接近。你要说普通话,别人怎么能听懂咱们家乡话?”
    
    胡嘉豪不高兴了,他咬着嘴唇说:“我普通话比你好多了。你的普通话很烂。”
    
    他开始想念江油的同学。那里的同学都跟他说一样的四川话。在江油,他最好的同学叫刘哲喜,跟他同岁,是一个班的同学。“他是个矮个子,画画好,语文课的组长。做作业很快,字也写得很好。”从学前班一直到三年级都是同学,两人的友谊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们都喜欢短跑,班上33个男生,他跑第四,我跑第九。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胡嘉豪最后一次见到刘哲喜是在地震那天,刘被爸爸接走了,“我们只互相说了声再见。”而其他同学们现在大都放假在家呆着。
    
    第一天上学回来,胡嘉豪跟妈妈讲述北京的小朋友对他很好,有的还送他彩笔,他觉得北京的语文课本很有意义,其中还有他早就听说的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放学后,他画了放牛娃的画,虽然把王二小画成了肌肉男,但是仍然让妈妈胡丽苹很自豪。
    
    晚上,胡嘉豪背起了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妈妈说:“你得好好学习,将来回老家,重建咱们的家园。”
    
    胡丽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让孩子以借读的方式赖在北京。现在看来,也不会有这可能。自己和儿子都不属于这个城市,如果不是因为地震,孩子不可能在北京读书,只希望他将来考出来。
    
    每一个外来打工者遭遇的坎坷,胡丽苹几乎一样没拉。她把自己求生的艰难,归咎于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没机会读大学。她不希望儿子放学后在农村老家的猪圈旁逮蜜蜂,在鱼塘游泳。这不光危险,也没有出路。她意识到,儿子将来改变命运的方法,是进入庞大的城市教育体系,为自己在大城市争一席之地。
    
    虽然借读时间很短,但是孩子很珍惜。胡丽苹也认为这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将来学校复课了,你可以回去告诉同学,你在北京上过学。”
    
    (责任编辑: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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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6月28日 9:52
    
    供参考
    
    地震预报 群专结合路线的建立与消解.doc
    
    地震预报 群专结合路线的建立与消解
    
    作者:科学时报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61 更新时间:2008-6-27
    
    王铮研究员
    
    汶川地震后,对于地震预报的探讨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尽管一些权威专家给出了地震“不可预测”或“难以预测”的判断,但始终无法令公众满意。毕竟在地震前,曾出现过一些临震的征兆,这些征兆使人们对预报抱有希冀,更有一些科学工作者在震前数月甚至两年前,就对当地发生地震的可能提出预警。于是,在地震预报的“可为”与“不可为”之间的讨论,成了震后反思中一个滚烫的话题。
    
    然而,探索却不会因争论而停止,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说:“地震预报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一个管理层面的问题。”他所领导的小组,在汶川地震后,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地震预报所走过的道路,对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
    
    群专结合:
    
    一度成功的预报道路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较多的国家,历史记载,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发生过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进入20世纪以来,在我国境内发生的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就有10次。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6.8级地震,中国地震预报的初步探索就从这里开始。震后,我国的地震工作者通过收集各方资料,发现很多异常,如前震活动、形态变异、地下水位异常等现象,于是提出了“地震是可能有前兆的,因而有可能预报”的观点。于是,一批以观测地震前兆为目的的地震台站,在震区周围迅速建立起来。
    
    王铮从科学管理的角度认为,这是我国地震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王铮课题组考察认为,这些专业站点的分布毕竟存在局限,同时观测项目中适合捕捉临震信息的方法还不多,因此很难作出临震的短期预报。于是,一条“群测群防”的临震预报道路在探索中建立起来。自此,群众与专业人员一起,夜以继日地对地震前兆进行监测。
    
    1975年是“群测群防”的一个高峰,那时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专业地震站点数百个,而参与地震预报的群众人数则高达数百万人,各地设立的群众测报点5000多个,另有观察哨45000多个,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最大成果则是1975年对2月4日在辽宁海城的大地震进行了成功预测。这场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工业区的7.3级强震,死亡人数只有1328人,仅占受灾总人口的0.016%。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测很快轰动世界,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相继到我国考察,它似乎给人类对地震的预报带来了希望。
    
    然而,就在人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时,1976年唐山地震以及它灾难性的后果,把人们拉回到现实中来——地震预报还远没有达到人们所想象的水平。同时,随着“群测群防”路线的迅速铺开,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1979年开始,“群测群防”进入了整顿阶段。
    
    被边缘化了的“草根”科学家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地震管理和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向着更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群测群防”的路径,也被专业化、专家化的地震预报所取代。专业化、专家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一些科学工作者被冠以“草根”的名号。而在此次汶川地震前,发布地震预报言论的大多是这样的“草根”科学家。在这样的名号下,他们的预报似乎与“权威”相去甚远。
    
    作为地理信息科学博士生导师的王铮认为:“对于地震预报这样一个科学领域来说,动力学分析方法无疑占据着冠冕地位,而动力学自身的发展还达不到准确预报地震的水平,似乎有必要用其他方法,如统计、表象等方法,甚至对动物的反应进行观测,来弥补动力学的不足。从汶川地震前一些科学工作者所作的预测看,2006年龙小霞发布的2008年地震预报的预测,使用的是表象学中的对称性原理;此后在2007年,美国科学家提出的下扬子板块与青藏板块的能量正在积聚,有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说法,使用的是动力学方法;2008年4月,耿庆国等人又使用统计学方法提出了地震发生的危险。这些判断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达不到预报地震的水平,但把它们整合起来就应该成为地震预警的基础。”
    
    然而,耿庆国等人的预报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这些本来是正规军的科学家,何以被“草根化”了呢?于是,一些人开始反思目前的科技体制与政策。王铮提出,前些年片面追求SCI,更使得一批由于学科特点与英文水平的局限很难在国际高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在学术地位上更进一步下滑。而那些取得国际认可的学者,则在政治上获得地位。西方的一些学者往往缺乏中国文化赋予的整合思想,宣传“地震不可预报”,在SCI的强势文化作用下,侧重“群测群防”的学科发展日益艰难。一些主流学派占据着主导地位和话语权,致使非该学派的科学工作者被进一步边缘化,成了“草根”,使得我国的地震预报领域在结束“群测群防”时代步入正规化的同时,也处在了“高处不胜寒”的境遇中。甚至,占据主流的学派自身也会在SCI与务实精神之间左右为难。王铮强调,中国需要一种打破学派垄断、打破学术官本位化的科学治理模式。
    
    探索管理机制,明确预报责任
    
    王铮将地震前兆比做“秋香三笑”,他说,“一笑”可以看作偶然,“二笑”就不一定认为是小概率事件,而“一笑二笑连三笑”,似乎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此次汶川地震从龙小霞到耿庆国,三种不同的方法都发出了警示,可惜有关部门不去联系查证,而是通过政府网站“辟谣”。因此,面对众多预兆,应该组织避灾演习,检查工程安全性;加强检测,根据发展情况决定该不该发布正式的地震预报。由此又引发了地震预报的“责任”问题。如今,不报骂政府,报了不震也会骂政府,这样的责任真的必须由政府来担负吗?
    
    王铮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该发布正式的地震预报,漏报怎么追索责任,报错怎样认识责任,这是一个地震预报的管理模式问题。按照现在的治理模式,不预报或者警示地震,出了问题,理论上有主流理论学界扛着,而报了不震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似乎成了大家更担心的问题。于是,主流地震学家更倾向于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对预报地震持高度谨慎的态度。”
    
    王铮认为,在地震科学现有的水平条件下,“群专结合”依然是一条现实可行的务实路径,而同时,如果重新走“群测群防”的道路,地震预报管理机制和政策也会面临新的要求,在探索和完善管理机制与政策的过程中,完成责任分工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环。
    
    地震预测研究的技术路径之争
    
    作者:李晓明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6-4
    
    在汶川大地震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科学界尤其是地震学界被深深刺痛。在其后紧急召开的会商会上,对各种预报理论及技术方法的争论更带有一种别样的情感背景。
    
    尤其是,在没有大震发生的“和平时期”没能得以充分显示的不同技术途径,此刻纷纷亮相,也为普通人了解地震预报的“内情”提供了契机。
    
    测震学的“天下”?
    
    测震学方法是几十年来监测地震与预报地震的主要手段。几十年预报地震虽然也取得很多进展和成果,但预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除了测震学方法,别的方法和途径该如何评价又如何对待。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对此问题深有所感。早在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年之际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就强调,既然测震学方法不够有效,为什么不走一走李四光提出的地震预报的途径,即以地震地质调查与地应力测量为主线,加上其他探测方法进行地震预报试验,并认为这是有成功的希望之路。为此,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他认为,对地震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不应当放弃对其他途径的探索。因为科学途径选得对路与否,常常可以决定科学探索能否取得进展与成功,而地震预报的科学途径还是不清楚的。
    
    赵文津提出,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你对其他方法、途径的不相信,并不代表这样的方法就是不对的。现在许多专家已提出了多种地震预报方法,认为是成功的,这就需要给予重视,研究其有没有合乎道理的地方,不要一棍子打死。
    
    他说:“每年通过专家评审后向国务院上报的地震预报意见,准确率却一年不如一年,预报与不作预报结果差不多;2001年昆仑山口西8.1级大地震,预报为无震区,结果却发生了国内最大的一次地震,由于该地区人员稀少而幸免造成巨大损失。这次汶川地震也一样没有预报出来,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赵文津表示,我国地震预报工作应当好好改进。
    
    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池顺良告诉《科学时报》,“地震系统的同行或参加过地震会商会的人都知道,目前我们进行地震预测所需的信息绝大部分来自测震方法。尽管各种前兆观测手段各有价值,但提供的信息量只占很小的比例。”
    
    根据池顺良的统计,我国发展了测震、大地形变测量、地倾斜、重力、水位、水化、地磁、地电、地应力等9个学科方法,研究预报地震的理论与观测技术,以获取地震预测信息。虽已取得很多进展,积累了不少数据,但现在地震预报的主流还是测震学方法。测震学方法提供了当前地震预报工作中绝大部分的地震预测信息。1975~2001年间,中国地震科学家对24个4~7级地震作出了成功或一定程度预测。其中21个是依据前震、小震活动、地震序列信息作出的预报。但是,靠测震学方法对主震前无小震活动或小震活动不突出的,就难以预报;而且,小震活动与大震发生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也并不清楚。
    
    测震学方法的“短板”
    
    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曾把物理学家探寻自然奥秘比喻为侦探破案,这样的比喻同样适用于地震学家。
    
    池顺良说,与刑警捉住嫌犯一样,地震学家逮住“地震”必须依靠获得对象物的信息来实现。获得关于嫌犯的足够的信息量,无疑是刑警捉拿嫌犯的关键。
    
    而仅凭嫌犯在现场留下的语音记录去捉拿嫌犯会非常困难,但若现场有嫌犯作案时清晰的正面、侧面相片,则嫌犯被捉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因为相片的信息量是语音的数千倍!
    
    在池顺良看来,地震预测科学家目前的处境就像一个拿到了“嫌犯”录音的片言只语,而没有拿到相片和录像的刑警,因此“嫌犯”屡屡逃脱。
    
    测震学方法使用的仪器是经典惯性摆地震仪,它已成为地震预报人员最重要的观测手段。但是,这种仪器很不完善。它是一种运动学元件,只放置在地表,没有与地壳紧密结合,因此所测信号的放大倍数不是特别大。另外,它受限于自身弹簧-摆系统的自振频率,频宽很窄,无法观测到它的频带范围之外的地壳运动。在很多次地震前,许多人听到了从地下传来的隆隆地声,但地震仪上却什么反映也没有;一些大地震前,因为地面缓慢晃动,大群人感到头晕,地震仪仍然什么也没有记录到。这种灵敏的科学仪器因为工作频宽的限制,不能检测高频的地声和极缓慢的地面运动,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人和动物的感觉灵敏。
    
    显然,光靠测震学方法难以“包打天下”,毕竟,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认为,“测震学方法观测的结果并不能反映地震发生的原因。”地震学家傅承义也说:必须注意地震波是地震发生之后的产物,如果说地震图上有什么信息,那只能是关于后来的地震,而不是本次地震的前兆。
    
    池顺良举例说,在唐山地震预报实践中,测震学仪器一个前震都没有监测到。从研究的角度和探索自然法则的角度来反思这段历史,监测不到前震是不是观测系统本身不够灵敏、频带不够宽,没有把我们不知道的信号包括在内?这些问题是当前测震学方法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深井地声观测”
    
    “在唐山地震前后,很多人动员起来研究华北地区地震预报问题,中国科学院很多不同专业的科学家都参与了其中的研究探索。这里面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把地震预报作为未明的科学问题来对待,比单搞地震预报的思路要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池顺良提及了一段利用“深井地声观测”手段进行地震预测研究的珍贵历史资料。
    
    地声通常是地震发生的前兆之一,不过这种高频波并不被地震学家看好,理由是高频波在地层中衰减快,传不远,难以被地震仪接收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地震预报实践中,如果高频波不能传播数十到上百公里距离,观测高频极微震就很难被实际应用。然而,有可能满足高频波观测的条件依然可以找到:如果将仪器安装到振动干扰小的深井中,采用比目前地震仪的放大倍率高数千倍的新型仪器,上百公里外的高频极微震与地声信息就可以被记录下来了。
    
    最早想到这种方法的人叫伍富昆。1973年,天津市地震局,伍富昆带领着一批科研人员开始研制深井地声仪。1977年到1984年,利用研制成功的深井地声仪,伍富昆分别在天津宝坻(井深430米)、天津南郊万家码头(1200米) 、四川江油(2200米) 建立了试验观测点,并取得了一批宝贵的观测数据。
    
    当深井地声仪快速展开记录时,一卷记录纸只能记录约一小时数据。要保持这三个试验台多年取得不间断资料,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在天津宝坻深井地声仪投入观测后,在以宝坻台为中心、半径130公里范围内发生了5个5级以上地震;在半径70公里范围内发生了3个4.7~4.9级地震;在20公里处发生了1个3.8级地震。历史上难得的机遇令伍富昆取得了一批宝贵的观测数据。
    
    天津宝坻地声台的观测结果显示:在半径130公里范围内,发生的5个5级以上地震,都有地声出现。已经获得的资料表明,“相同震级的地震,越近的地声出现越早;相同距离的地震,震级越大的震前地声出现越早。同样为5级地震,120公里远的滦县地震,14小时前出现地声信息;70公里远的古冶地震,46小时前出现地声。震中距离相近的滦县5.3级地震,震前14小时出现地声;而卢龙6.2级地震,震前1700多个小时出现了地声信息。”
    
    物理而非地震专业毕业的伍富昆不受传统测震技术和惯性摆地震仪思路的束缚,大胆选用振频高、灵敏度也高的环状压电材料做敏感元件,打开了高频地震观测窗口。
    
    上世纪70年代,北京、太原、山东、四川、云南、辽宁等地也建立了一批地声观测点,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地声记录系统的灵敏度远远高于微震仪。证明了地震前确实有不同于极微震的声发射”。
    
    “这些试验说明,要获取更多的地震信息,要将地震观测技术向频率更高、信号更微弱的高频极微震领域推进,地震学家必须在他们已经使用了一个世纪、熟悉的摆式地震仪之外,寻找、发展新型结构的地震观测仪器。制造出比现有地震仪观测频带宽得多、灵敏度高得多的‘超级地震仪’来满足地震预报实践的要求!”池顺良表示。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伍富昆的这项工作虽然最后通过了国家地震局的鉴定,却没有推广使用,迄今也似乎后继乏人。其中,地震学家们认为高频波传不远的传统认识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很可能没有想到,这种仪器的灵敏度会比他们熟悉的惯性摆地震仪要高3~4个量级。微弱的高频波,是有可能被安装在远处、本底噪声很低环境下、灵敏度极高的仪器接收到的。
    
    临震前兆观测手段很关键
    
    汶川地震后,池顺良接到经历过唐山地震的老同志打来的电话:老池啊,这么大的地震,怎么可能一点前兆都没有?!
    
    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池顺良的感受颇为复杂,“不应盲目地推说此次汶川地震没有发现前兆,而应反思当前的测震技术体系是否满足观测前兆的条件。”此前13个月,他研制安装的分量式钻孔应变仪,在距离此次汶川地震震中140多公里外的姑咱台站上,已经连续观测到了清晰的震前异常。
    
    但令池顺良感到遗憾的是,虽然早就观测到姑咱台的应变异常,他也曾向中国地震局打报告,希望能够加密布设仪器进行观测,但因种种原因未能等到答复。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流的测震仪器在全国布设多达2000套,GPS观测在全国也布了上千个点。“地震预报难的关键就在临震预报上,那么临震前兆的观测手段就很关键。现在的局面是‘敌人’很强大,又专搞突然袭击,那我们就必须有足够的‘哨兵’,才能保证不被‘敌人’偷袭。”池顺良说。
    
    不过,另一方面,池顺良也感到很“幸运”,经历20年的努力,当年李四光先生提出的应力应变观测思路和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几家有远见的地方地震部门支持下,“上世纪80年代分量式钻孔应变仪就已经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在2003年,事情出现了转机。当年美国科学家启动地球透镜计划,其中一项板块边界监测计划,要在美国西部布设200多套澳洲制造的钻孔应变仪器。这个时候,国内有关部门认识到了这种仪器的重要性,于是也抓紧在全国布设了40套分量式和40套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所的体积式应变仪器。
    
    “实际上,李四光先生一直强调地震预报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不能老跟在外国人后面。我们为此耽误了30年的时间。”池顺良说,“现实是我们对前兆观测的手段考虑得太少,百余台的分布在全国毕竟太稀少,如果在这次汶川地震震源区布设了几台钻孔应变仪,是有希望观测到前兆异常的。”
    
    “现在地震学家预报地震的九成多的信息都是用测震学方法获得的,如果说让地震学家获得测震的信息占到30%到50%,把其他有效的方法吸收进来发挥作用,那么,测震手段占的比例虽然少了,但它获得的信息量更大了,预报能力更强了。这里很重要的是抛开专业的局限,让一个专家变成一个大家。李四光先生观测应变的思路如果能够发扬光大,加上测震学的方法,中国的地震预报研究就可能走在世界前面了。”池顺良说。
    
    对地震发生机理,人类暂时没有能力认识,但并不妨碍人类利用技术手段观测地震发生前后的异常变化,现在的关键,是找到适合地震预测的观测技术系统。气象台也曾有过养鳝鱼预报天气的时期,引入气象卫星后,配合其他观测手段和理论,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才大大提高,地震预报也是同样的道理。池顺良认为,发展“真正经得起科学检验”的宽频钻孔应变地震仪与高频地震学,是地震预测观测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实现地震预报的希望所在。
    
    ……………………
    
    其实,我最看好的,还是来自电子邮件当中下面这首诗。
    
    佚名:孩子,对不起
    
     发布时间:2008-06-26 点击数: 53
    
    孩子,对不起
    
    佚名
    
    ——为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而作
    
    一
    
    孩子,对不起
    
    该死的不应该是你
    
    世上最坚固的房子本应是教室
    
    可我却眼睁睁的看到
    
    最先垮塌的是你们学校
    
    原来欢声笑语的地方,全成了废墟
    
    
    
    孩子,对不起
    
    你倒下了,让大人还怎么有脸站立
    
    我痛恨自己
    
    因为我没有能力加固你们的校舍
    
    如果我有权利
    
    我一定要让你们的校舍和政府大厦一样坚
    
    在地震中依然雄伟挺立
    
    
    
    孩子,对不起
    
    我只能默默地哀悼
    
    用泪水洗净你脸上的血迹
    
    安息吧!孩子
    
    但愿天国里有纯洁的祥云
    
    护佑你幼小的亡灵,随风而去
    
    
    
    二
    
    孩子,对不起
    
    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课本里充满了谎言
    
    赞歌中浸透着虚情假意
    
    成年人的世界已是血淋淋的斗兽场
    
    可是他们
    
    却说这个社会是和谐盛世
    
    这个国家正在和平崛起
    
    
    
    孩子,对不起
    
    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掺着土的水泥中也掺着我的冷漠
    
    我的懦弱夯实了本不该歪斜的地基
    
    细细的“钢筋”正是我的脊梁
    
    支撑不起灵魂索性就选择卑躬屈膝
    
    是我在清醒时保持着沉默
    
    是我在吃人的宴席散后
    
    依然久久的回味不已
    
    
    
    孩子,对不起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
    
    生在这片拒绝思考和真相的大地
    
    我们习惯了服从领导统一思想
    
    我们擅长在镜头前表演做戏
    
    检讨会开成了英模报告会
    
    追究责任到最后多半无声无息
    
    悼念不该逝去的死者成了一些人的功劳
    
    灾难之后迎来的必定还是伟大的胜利
    
    
    
    三
    
    妈妈,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们就永远分离
    
    活着,是多么美好,就算
    
    再被您唠叨一万次,我也愿意
    
    可是我的生命
    
    还没有像夏花一样灿烂
    
    却如秋叶一般过早的埋入土里
    
    妈妈,您不要太难过,我知道
    
    死亡,是生者的痛苦
    
    留下来
    
    比离开更需要勇气
    
    
    
    老师,对不起
    
    我的心中有着太多的问题
    
    奥运会都花了四百亿
    
    可是为什么
    
    我们的教室
    
    就像鸟巢一样到处透风漏雨
    
    神舟飞船上了天
    
    可是为什么
    
    教学楼建成了豆腐渣
    
    校舍竟成了埋骨地
    
    您在课堂上说的“坚强领导”,“光辉成就”
    
    为什么在灾难面前
    
    总是像肥皂泡似的不堪一击
    
    
    
    孩子,对不起
    
    现在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但请你相信
    
    你不会白白死去
    
    天空不会永远笼罩阴霾
    
    罪恶掩盖不了所有的血迹
    
    高举自由的火炬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是我对你不朽的承诺
    
    也是我对你最好的回忆
    
    2008.5.23.
    
    ……………………
    
    众所周知,地震当初人们惊喜地发现的当局的豁然开朗早就不复存在了。随着天灾背后人祸因素的凸显,制度性问题就再度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之,信息的透明、舆论的开放、资讯的丰富、治理的宽松、资源整合上的隐忍、对非体制内力量的宽容、对内外势力的大度、等等,都物归原主,原形毕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啦,自从地震发生之日起,我就从来没有被悲情消解过,还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干好本职工作”,继续着自己看空唱衰的倒行逆施。我才不会理睬唐山地震的采访者钱钢的什么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放弃争论的胡言乱语(他也能够收到我如此文字),而是以为,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立场,才是最为重要的。
    
    即使我不如此,别人也不会照方抓药。我的文字现在博客中国几乎命中率不足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我发出的文字绝大部分都被删除了;而我在凤凰网上的博客则早就被关闭啦。
    
    这也算是言论自由?这也算是个人日志?
    
    啊呸!
    
    博客网站自身当然不会自发删除文章了。
    
    谁的指使呢?不言自明吧。
    
    哈哈。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中,如果成天到晚提心吊胆,早就一命呜呼啦。
    
    所以,革命的乐观主义还是要有滴,醉生梦死也必须滴,对危险视若无睹并且拿丫挺的当作如影随形的伴侣也是不可避免滴。
    
    信不信,老丫挺的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个很能够开玩笑的活宝。想当年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也是如此。
    
    嘎嘎。
    
    雪灾面向了鱼米之乡,地震糟蹋了天府之国,人们猜想,下一个当然是首善之区,接下来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可以完结的。
    
    看看人们对地震五花八门的说辞,就可以知道,当今的中国真是魑魅魍魉。
    
    民间对于中国的走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水落石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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