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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水患严重威胁抗震救灾及重建/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18日 转载)
    记者17日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水利组了解到,位于成都市彭州境内湔江上游一处因地震形成的160万立方米库容的堰塞湖,于5月16日14时30分发生溃决。由于水利部门提前降低堰塞湖下游的凤鸣湖水库水位,并及时疏散群众,此次堰塞湖溃决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该堰塞湖险情已经解除。汶川地震发生后,因山体大面积滑坡,堵塞河流,形成多处堰塞湖,一旦溃决,将严重威胁下游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水利部把防范堰塞湖作为水利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多次发出紧急通知,并派出25个工作组157名水利专家与技术人员,深入灾区一线,帮助指导地方制定水库(水电站)以及堰塞湖除险和受威胁群众转移预案,并采取实地勘查、航空巡查、卫星遥感等方式,想方设法弄清堰塞湖堆积体的规模、稳定性、蓄水量以及上、下游受威胁范围和人员情况。对已核实的堰塞湖,帮助地方设立监测站,安排专人值守,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存在高危险性的堰塞湖,及时组织群众转移。据了解,由于工作组的提前介入与督导,加上地方政府扎实有效的防御工作,此次彭州境内的该堰塞湖险情得以成功解除。该堰塞湖自16日14时30分开始溃坝后,堆积体于当天17时基本消失。堰塞湖下游的凤鸣湖水库库容随即启动应急预案,逐渐加大下泄流量,保证了下游人民群众及凤鸣湖水库的安全。(2008年5月18日新华网)
    
     呵呵。 (博讯 boxun.com)

    
    同日《新京报》报道,震区的水库和堰塞湖发生险情,堰塞湖情况基本查明,共18处堰塞湖地处震区,其中8处目前正重点监测。另外,因降雨导致的滑坡泥石流达到数千次,目前至少2座电站被覆盖。险情产生后,北川、青川均出现大规模人员撤离。问题在于,无论是水库和堰塞湖,目前只能通过人工开挖或爆破的方式,疏通水道,避免水位上涨。而对于多数无法抵达的堰塞湖,则主要是通过监测措施,并派出技术人员对堰塞湖的稳定性、危害性进行评估。同时,对于堰塞湖溃坝后对下游的影响也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目前,还传来不利的消息:部分堰塞湖等水体地区,出现降雨。
    
    本报讯 昨日下午3点左右,正在北川县城参加救灾工作的上万名人员突然大规模撤离,有消息称救援的直升机发现北川县湔江上游一水库出现裂缝,可能引发决堤。据官兵称此前曾接到撤退命令。大约一个小时后,现场指挥部传来消息,证实北川上游苦竹坝电站水库目前堤防安全,无决堤一事。危险警报暂时解除,抢险工作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昨日17时,记者致电北川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黄勇,他说北川即将发生重大洪灾是谣言,“明天到北川采访是安全的”。
    
    5月13日,也就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在一个地方台卫视节目录制有关地震情况预测的内容当中,认为,都江堰水利设施情况如何?更值得担忧的是,其他农村水利设施的情况。现如今,中国农村被边缘化的程度非常之高。虽然2004年其中央每年都发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当作重中之重,我们也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口号,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实际上,从1990年开起,农村就一直处于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的状态,特别是农村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全国农村病险水利设施占到了三分之二。四川地区情况也是如此。这些水利设施在如此强度的地震当中是不是能够坚固,很令人担忧。
    
    应该说,在节目当中,说这样已经很装孙子不咸不淡的片儿汤话,足以安全了吧。结果,这段话在后期被拿掉啦。这种乌鸦嘴的话是不能够说的,好像我在凭借空穴来风制造无中生有的谣言蛊惑人心。
    
    结果呢?再一次被俺这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乌鸦嘴“不幸言中”。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2008年02月0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11北京时间 11:1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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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过半农田少灌溉条件”
    
    水利部:中国耕地不足一半是灌溉面积
    
    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透露,目前中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处于“望天收”的状态。
    
    陈雷告诉官方新华社说,全国有54%耕地缺少灌溉条件。他形容中国许多灌区工程目前的运营状态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浑身是病,难以为继”。
    
    陈雷说,中国现有的灌区大多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修建,相关设施老化失修严重,灌溉面积萎缩、抗灾能力差、用水浪费严重,大大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水利部官员指出,中国农业生产以灌溉为主,目前占全国耕地46%的灌溉面积,肩负全国75%以上粮食、90%以上经济作物的生产。
    
    其中,中国全国433处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溉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5%,但就生产了全国约25%粮食,占全国农业生产总值三分之一以上。
    
    水利部定下在2008年完成20至30个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任务、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2000万亩的目标,并对中部地区49座大型排涝泵站进行更新改造。
    
    冰山一角
    
    然而,灌溉水利设施落后只是中国农业生产问题的其中一环。
    
    在工业急速发展、农地不断被开发成工商用地的趋势下,中国农业还面对着水源和土地污染等问题。
    
    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去年公布的数据,全国有1.5亿亩农地受到污染、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
    
    以上三项合计,中国耕地总面积超过10%受到污染,全国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估计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近日中国中南部地区大范围冰雪灾害进一步重创粮食生产。截至1月29日,雪灾影响的其中16个省区因低温受灾作物面积达到1.05亿亩。
    
    2008年,中国民众在一片粮食价格上涨声中迎来了农历新年。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对物价会造成多大影响,相信是民众普遍关心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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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5月2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37北京时间 18:3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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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险水库威胁生命安全
    
    学者点评
    
    王维洛
    
    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
    
    最近,病险水库大坝的安全问题又成为中国现实生活的一个热门话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水利部部长换人了。原水利部副部长、 后又外放新疆的陈雷担任新的水利部部长。4月20日,水利部召开了全国水库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会议。新上任的水利部部长是要利用这个会议,告诉全国人民 ∶我接手的是一副烂摊子。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是不安全的。如果在我任内万一发生什么溃坝事故,这是前任遗留下来的问题。从钱正英到杨振怀,从杨振怀 到钮茂生,从钮茂生到汪恕诚,如今从汪恕诚到陈雷,都要玩一下这个游戏,没有人愿意为前任部长承担责任。
    
    这一次又特别凑巧,就在召开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会议的前一天,甘肃省高台县小海子水库发生溃坝,造成大坝下游5400亩耕地被淹或损毁,迫使下游四个村1700人紧急撤离,所幸是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中国病险水库的情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病险水库最多的国家。至2006年底中国有85874座水库,其中有三万多座水库有严重的安全问题,约占总数的40%;
    
    第二,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溃坝最多的国家,从1954年到2005年一共溃坝3495座,平均每年发生溃坝事件67起。溃坝洪水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超过自然洪水。
    
    第三,1963年8月海河流域洪水过程中,有两百多座水库相续发生溃坝,是世界上在一次洪水过程中溃坝座数最多的。关于1963年溃坝的真相和真实死亡人数,人们知道的还很少。
    
    第四,1975年8月淮河流域洪水过程中,板桥、石漫滩等五十多座水库发生溃坝,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原水利部副总工程师陆钦侃等提供的资料,死亡人数23万人。是世界水库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溃坝事件。
    
    第五,中国是世界上目前在建大型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投资治理病险水库资金最多的国家,但是治理的结果是,病险水 库的座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上升。1975年板桥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展开了一次全国水库大坝安全检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是不安全的,也就是两万 多座水库是不安全的。当时就制定了计划,要在十年时间内全面治理全国的病险水库大坝,国家对这一工程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可是十年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告诉 民众,这资金投下去了,两万多座水库是否治理完毕。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政府又展开了一次全国水库大坝安全检查,1999年结束的调查表明,病险 水库共有30413座,比1975年时还多。国务院又从国债中拿出大量资金,用于病险水库大坝的理。到了2006年底,还有三万多座水库大坝拥有严重的安 全问题。从1975年8月到2006年底,一共31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资金,用来治理病险水库大坝,结果是病险水库大坝的数量从两万多座增加到 三万多座,比例从三分之一上升到百分之四十,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这事情要是赶在大清朝,赶在"以河防为重"的康熙乾隆盛世,这几任主管河务的官员都得掉脑 袋。这也正是新上任的水利部部长不愿意为前任承担责任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如此之多的病险水库大坝主要原因有∶
    
    --水库大坝施工质量差;
    
    --气象、水文、地质、地貌等基础数据存在严重错误;
    
    --没有合格的设计或者设计存在严重错误,包括溢洪道能力过小;
    
    --水库中泥沙淤积速度常常超过设计,泥沙淤积使得水库失去大部库容;
    
    --建设水库目标的矛盾和水库运行调度的错误;
    
    --水库大坝的超期服役;
    
    --现行的水库承包制度不利于水库大坝的维修等等。
    
    中国水库溃坝频繁的最主要原因是水库大坝施工质量差。就拿这次溃坝的甘肃小海子水库来分析,这个只有5百万立方米的水库, 在2001年被列为"西部专项资金病险水库",加固工程共投资2275万元。加固工程于2004年11月验收,被评定为"优良工程"。为什么花这么多的 钱,却没有质量好的水库大坝工程呢?这是因为社会制度和水利系统的腐败。如今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养二奶,不吸毒,不赌博……。这本是对一个普通 公民的起码要求,怎么称为执政党优秀成员的标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能要求一个"优良"的水库大坝工程能有什么好的质量呢?就是号称工程质量最好的长江 三峡工程,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 组组长张光斗的真话是∶"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 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既然张光斗可以把质量一般的工程鉴定为优良工程,人们也有同样的理由可以推论,张光斗说的质量一般,其实和质量很差同义。
    
    中国的绝大多数病险水库都位于大中城市的上游或者是重要交通干线附近,直接威胁近200座城市和1亿五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就是首都北京,也是"头顶一盆水"。中国建造水库的一个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洪,为了让受洪水威胁的居民能睡一个安稳觉。但是现在每年汛期到来之前, 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都要下达"保证水库大坝安全渡过汛期"的死命令。现在水库不是用来防洪的,而是成为防洪过程中重点保护的对象。水库为保命而采取的突 然泄洪,往往给下游人民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如湖北恩施地区运载小学生的汽车被水库下泄洪水冲走,福建福州市武警部队的训练营地被水库下泄洪水淹没,只是 几个公开报导了的实例。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说,中国要实现国家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目标。笔者以为,这个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一,中国从1975年治理病险水库的实践来看,31年没有完成的事,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完成。
    
    第二,中国一半以上的水库是在五十年代建造的,已经进入经济使用期的暮年,用中国水利界的术语是超期服役。这些水库本应该淘汰,但是淤积在水库中的泥沙怎么办?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只有继续超期服役,继续长期保持病险水库的状态。
    
    第三,水库大坝施工质量差,许多在大坝选址,工程设计和建造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后期的加固工程得到改善的。
    
    第四,中国许多水库的安全问题是由于水库严重泥沙淤积所造成的,目前用加高大坝来弥补库容的损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有解决中国国土大面积水土流失问题,才能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而这在两三年内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第五,目前中国实行的水库承包制度,承包者的目标很明确,在承包期内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个经济利益来自发电和卖水。而承包者不会对水库大坝的正常维修进行投资。没有经营者对水库大坝的正常维修,结果只会是越来越多的水库进入病险水库的行列。
    
    第六,按照小海子水库加固工程的投资标准计算,要实现国家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 目标,中央政府起码要拿出6千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考虑到向小海子水库加固工程投资的无效和水利工程的普遍质量差的问题,中央政府还要考虑追加投资。而 中央政府只准备了二百多亿的投资,杯水车薪。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人还不得抱着这三万多颗定时炸弹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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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4月2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37北京时间 04:3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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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三峡库区滑坡逾千人安全受威胁
    
    三峡大坝(2004年档案照片)
    
    三峡大坝等水利工程被批评破坏生态环境
    
    受暴雨影响,中国三峡库区湖北省兴山县高阳镇发生特大滑坡,威胁到逾千名群众的安全。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山体滑坡还造成泥石流险情。
    
    泥石流冲垮了一所小学的围墙。新华社称,幸亏学生周末放假不在学校,否则将会导致群死群伤的灾难性后果。
    
    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内,灾区仍将持续降雨。加上滑坡后又有地下水外渗,高阳镇的滑坡险情还在进一步加剧。
    
    高阳镇是三峡库区最后一个移民迁建集镇。
    
    对中国三峡工程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认为,随着三峡蓄水量的上升,该地区的污染和面临的地质威胁越来越严重。
    
    去年三峡库区发生的滑坡造成有三十五人丧生。
    
    ……………………
    
    王维洛可以算是现如今全世界里面对中国水利设施很看空唱衰的主儿了。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他和易富闲都是对中国相关政策采取严厉批评态度者,与郑永年、陈志武、以及杨恒均等人一起,构成了海外兵团的阵容。张宏良文字里对“美国鹦鹉”口诛笔伐,王、易好像不应该在此列。
    
    洋鬼子对中国人定胜天情怀里热衷于水坝建设的行径愤懑不已。
    
    大坝建设激起争议浪潮
    
    大 | 中 | 小2007年12月19日13:49
    
    公元前250年前后,一位名为李冰的中国官吏独具匠心地在都江堰设计并完成了一项治水工程,成功降服了经常洪水泛滥的岷江,并把江水引入农田。传说他是得到了天神的帮助,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些水利工程至今依然矗立,帮助人们治理自青藏高原倾泻而下的河水,并引流它们灌溉四川丰饶的土地。
    
    而今,随着中国对其庞大水利系统利弊的反思,都江堰又成为了两种意见交锋的主战场。为了治理水患、提供清洁能源,中国政府大兴土木、建设水坝:中国共有22,000座大型水坝,占全球总数的将近一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这些工程引发的环境及社会问题提出了批评,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指出古老的都江堰是以一种较少干预自然的方式治理河流。
    
    2003年时,环保活动家和一些政府官员成功地阻挠了在该水利工程上游扩建一座大坝的计划。现在,持不同意见者则将矛头对准了在附近的柏条河兴建若干水力发电厂的计划,在这一地区现在只剩下柏条河尚未被大坝拦腰斩断了。
    
    在中国,像大坝建设这样允许公众合法争论的议题凤毛麟角,同时它也能测试出普通百姓在影响国家决策中究竟拥有多大的力量。除了都江堰之外,西藏等地的水利建设也曾因为公众反对而被迫搁置或缩减建设规模。
    
    专业团体中国大坝委员会(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on Large Dams)主席陆佑楣表示,时代不同了;工程师们需要加强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陆佑楣原先在中国倍受争议的三峡大坝工程中担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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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安德鲁•莫萨(Andrew Mertha)表示,历史证明,在其他国家,公众对大坝建设的争论都会成为整个社会对待环境问题的转折点。以美国为例,1963年政府批准了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水坝的提议,但招致公众强烈反对,美国政府最终在1967年放弃了原定计划。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美国大型水坝的建设正是从那时起开始步入下坡路。莫萨撰写的一本关于中国大坝问题的书籍即将出版。
    
    虽然大型水坝在提供清洁能源和治理洪水方面的功用常常被大肆宣扬,但它们也会造成社会混乱,因为许多当地城镇为了给大坝让位都会被“一锅端”。大坝还会引起复杂且有时无法预料的环境变化:斩断一条河流的流水会改变生态环境,并加速污染物和泥沙的淤积。
    
    有关修建大坝的种种弊端在中国三峡大坝的建设中得到了再明显不过的体现。这座始建于1994年的大坝是全球最大的、可能也是名声最差的水电项目,它的建设迫使数百万人告别家园,令当地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随后发生的数起山体滑坡事件夺去了多人的生命,至于污染及其他环境问题就更不胜枚举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三峡大坝建设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就预见到了会有上述问题发生,但是由于该工程有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撑腰,那些直言相谏的人搞不好就饭碗不保。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压制相关的批评之声,但今年9月中国官员坦率承认三峡大坝工程存在一系列问题,称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该项目将会引发巨大灾难。
    
    政府官员事先已经为承认问题和重新考虑大坝建设方式进行了铺垫。为了改变不惜一切代价求发展的旧有理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更加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大坝建设就是其中之一。
    
    在去年发布的五年计划中,政府提出的新政策就是对大坝建设难堪现状的一个总结,政府表示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项目,这和从前“积极开发水电”这样的措辞相比可谓是一种退让,而后者几乎相当于政府给所有水坝项目建设开出的一张通行证。
    
    由于水坝在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国家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仍将热衷兴建水坝工程。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水坝建设有所提速,因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大了清洁电力的需求,而靠水利发电正好能够满足这一点。中国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60年代就在清华大学的水利工程系就读。
    
    即使对个别项目持批评意见的许多专家也仍然认为,水电是中国在不带来严重污染的情况下满足能源需求的最佳途径之一。他们的分歧主要不在是否应该建设,而在于应如何建设大坝上。
    
    曾担任海事官员的刘德洪说,目前是中国历史上建设大坝最集中、最活跃的时期。他今年向政府呼吁放慢大坝的建设速度。
    
    他说,规划人员需要考虑大坝对当地百姓和环境的影响,避免造成不良后果。刘德洪表示,我们不应在这个领域搞“大跃进”。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为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发动的“大跃进”带来了严重饥荒,有数百万人丧生。
    
    一些中国人对地处四川西部、青藏高原边缘的都江堰格外关爱。每天,都有游客穿过树木密集的公园来到都江堰前,一睹这一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员李冰的杰作。仅依靠石头、竹子和绳索,他把岷江一分为二,让江水自动分流。李冰也因此受到后人敬仰。
    
    在2000年时,有关部门制定了在岷江上游建设大坝的计划。尽管部分媒体,尤其是海外媒体发表文章警告称,大坝可能会损害都江堰,但国内的反对意见始终没有形成气候。紫坪铺大坝于2001年3月动工,去年12月完工。
    
    2003年4月,当地官员举行大型研讨会,希望再建一座大坝。他们称,这是为了调节从紫坪铺水库流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水流。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简称Unesco)已将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中国可在联合国的帮助下为后代和公众保护这一遗产,提高旅游收入。
    
    这次,新建大坝的计划立刻招致了反对。主要的反对者之一是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这个政府部门因都江堰被Unesco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设立,它负有保护都江堰的文化价值之责。
    
    反对者表示,大坝会改变水流,无可挽回地损害李冰当初的设计,而且距离都江堰也太近,会让大坝暴露在游客面前。大坝对历史遗产的威胁让争论的焦点从技术和环境问题转为国宝的保护问题。
    
    文化部门的官员没有无动于衷,他们接受了数十次的媒体采访,大量反对这一建设项目的文章见诸报端。这导致政府出人意料地迅速放弃了建设大坝的决策。2003年8月,这一计划正式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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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环境科学教授艾南山说,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看,让公众参与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当时,艾南山和其他学者发起成立了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Chengdu Urban Rivers Association),这是一个呼吁保持河流自然状态的非营利组织,它也关注都江堰的问题。
    
    大坝项目在全国面临的舆论氛围也开始转变。四川其他地区和毗邻的云南省都出现了反对大坝建设计划的声浪。反对者主要强调了强制移民以及大坝对环境和自然景观的损害。在云南,计划在怒江建设的一座大坝因此而停止。
    
    面对如潮的抗议声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于2005年1月作出了回应。该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重视许多水坝存在的环境问题,并要求对水坝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例如环保总局在通知中指责某些河流上的水坝建设过于密集,导致河流几近枯竭。接着在2006年2月,环保部门颁布了新规定,要求包括水坝在内的项目建设必须就环境影响问题征求公众意见。
    
    然而在中国,支持水坝建设的工业及政治势力可谓力量强大,反对意见赢得优势的希望渺茫。
    
    都江堰地区的工程师们现在看中的是柏条河上一段45公里长的水道,而在由古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提供“给养”的六条河流中,柏条河是目前唯一尚未遭到大坝腰斩的河流。工程师们认为,通过在柏条河上兴建一系列小水坝和发电厂,就可以借助现代水力技术来扩大都江堰地区的灌溉面积。
    
    艾南山表示,他是在2006年4月首次获悉柏条河开发计划的。当时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一位志愿者在四川省政府网站上偶然发现了一份关于对该计划公开征求意见的文件,但那时距离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于是有识之士们立即行动了起来。他们向政府递交了信函质询开发此项目的经济及工程依据。这次他们套用上一次的成功经验,称该项目将给都江堰这一堪称无价之宝的历史遗产带来破坏。然而这次他们的反对理由却不大能站得住脚,因为这一项目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下游,而且距之很远,大多数游客都不会到访该地区。
    
    艾南山认为,为了保留李冰设计都江堰的精神,都江堰地区应该至少保存一条水流畅通的河。对此艾南山问道:“这就好比截肢一般,怎么可能不对身体其他部分造成损害?”还有一些人指出,修建水坝将减缓河水流动,进而破坏水质。目前柏条河担负着供应成都周边地区1,000万人饮用水的重任。
    
    都江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在听取意见,但希望能推进这一项目。都江堰管理局(Dujiangyan Administration Bureau)总工程师孙隆科称,我认为不能一听到要建电站就一概反对。他表示,柏条河水利项目已经通过详尽的影响评估,反对者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今年8月份,柏条河项目的负责人在成都一家饭店会见了艾南山及其他反对此项目的人士。双方均称会谈气氛是友好的。孙隆科表示,项目负责人作出了一些让步,将筹备建设的水电站由15座减少至10座,柏条河一段长17公里的河道将不会受到水坝阻拦。四川省政府一位发言人表示,政府方面仍在仔细研究此项目,尚未给予最终批准。
    
    虽然柏条河项目的反对者认为他们可能无法成功制止这一项目,但他们希望能在政府应如何与百姓沟通的问题上树立先例。
    
    在成都某家常有知识份子聚集的茶馆里,柏条河项目的积极反对者、四川作家谭作人指出,问题不在于一个项目能否上马,而在于政府是否在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就关系民生的问题作出决定;我们所做的就是让政府知道,普通老百姓也有权力说“不”。
    
    Andrew Batson
    
    ……………………
    
    如果说,从藏人骚乱事件当中洋鬼子媒体的表现被咱们概括为都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新华社老牌媒体应该不算是忘我之心不死了吧。2006年8月14日出版《瞭望新闻周刊》载:长江上游泥石流灾害严重。长江上游滑坡泥石流灾害严重,而且人为灾害呈加剧之势。据统计,近十年来长江上游发生的滑坡、泥石流灾害七成是由人为活动造成的。……据统计,近十几年来长江上游每年都要爆发重大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数十起,每年造成数百人乃至数千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亿元,已成为影响灾害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滑坡、泥石流灾害治理任重道远。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康志成等研究人员介绍,我国共有泥石流灾害近十万处,治理数不到100条,治理比例仅为1/1000,而日本泥石流沟治理比例为1/100。
    
    而这种水利设施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也被提出。
    
    中国有代价的粮食安全
    
    李昌平
    
    尽管“以粮为纲”的口号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但当2008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一路飙升,整个世界都在探讨粮食危机的大环境下,很多人不得不开始担忧:中国这个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将面临怎样的险境?
    
    为此,科学时报记者洪蔚采访了李昌平——这个曾在2000年含泪给总理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任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在全球都在关注粮价的当下,他打破了多年来“不参与粮食问题讨论”的沉默,作出这样的判断:
    
    中国粮食的生产潜力是安全的,中国粮食安全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政策底线的。
    
    中国粮食是安全的
    
    19世纪马尔萨斯就提出过,在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为人类未来吃饭的问题表示出忧虑。10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更直接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李昌平的回答简单而充满信心,“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高峰的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
    
    李昌平分析说,建国以来,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4亿多,在这30年中,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并且还是粮食净出口国。在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国人口又增长了4亿多,依然是粮食净出口国。以现有的人口增长速率计算,从2009年到2039年的30年,中国人口顶多增长1.8亿。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最高峰的中国,单纯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会比前两个30年小很多。
    
    他的结论是,尽管未来30年,粮食产量的增长未必会超过前两个30年,但无论从土地利用、生产力水平,还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评估,中国粮食实现自给,应该不是太艰难的事。
    
    李昌平分析了影响粮食生产的几个主要因素。
    
    先是土地资源。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可利用耕地目前还有增长的可能。比如,三峡工程建设后,长江流域就新增了旱涝保收良田数千万亩。中国有60万个左右的村庄,至少占地4亿亩,如果能进行科学规划和整理,从中可以节约出1亿~2亿亩土地,作为耕地使用,增加的面积接近目前18亿亩耕地的10%。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各大流域和沿海增加人造地的潜力还很大。因此,在人口增长速率减缓的前提下,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从生产力水平和土地利用水平上看,我国中东部和四川等地,一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的粮食产量可以超过重庆、贵州、甘肃、宁夏、西藏、陕西、山西、青海等省市区的粮食总产量;随着技术进步促进装备农业、设施农业的发展,中部、西部、北方和东北,一亩大棚蔬菜生产量就相当于数亩大田的自然生产量,技术进步替代土地的潜力还非常大;随着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和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我国北方、西北等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也将大幅提高。
    
    此外,生物技术的进步和现有品种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普及,粮食至少还有20%的增产潜力。将来会不会有袁隆平第二、第三,虽不敢肯定,但是可以期待。
    
    中国粮食安全有代价
    
    李昌平认为,长期以来,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他们醒悟过来,选择“不玩了”,那么,本来可以安全的中国粮食问题,就会产生危险信号。目前,耕地撂荒、劳动力流失所显示的,正是这危险信号的第一征兆。
    
    “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昌平说。
    
    李昌平说,表面上看,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是保护农民的,其实不然。我们看看政府调控粮价、“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就明白了。
    
    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耕时节抛售库存的粮食,控制市场上的粮价回落(尽管国际粮价在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政府会推出比上年稍高的保护价,以“钓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当千家万户的小农围绕政府的“魔棒”生产出粮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规定了“保护价”,市场上的非国营收购主体也会心照不宣地“搭保护价便车”——围绕保护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即使国际市场上的同期粮食价格在大幅上涨,也对国内粮食收购价格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政府和粮商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基本收购完毕后,粮食及其加工品会涨价一段时间,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抛售粮食,并出台新年保护价。
    
    “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分散的小农是很难享受粮食涨价好处的,他们一旦觉悟,就会退出这场不公平的游戏。”李昌平说。
    
    在李昌平看来,从长远来看不存在安全问题的中国粮食生产,却有可能因为政策失误,导致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也使围绕粮食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总收入中用来购买食品的比例)普遍很高,要保障10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是不可行的,因此,保护价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但其中,有些政策的底线却是不可逾越的。
    
    首先要从政策上保证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不下降,并逐步提高。而今年的保护价,根本就没有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粮农的作用。李昌平以稻谷为例向记者解释:
    
    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9%,早稻75元/50公斤,中稻76元/50公斤,晚稻79元/50公斤。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上涨都超过了20%以上,而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100%以上的前提条件下,粮食保护价9%的上涨远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显而易见,这不可能不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再者,今年早稻保护价也过低,不利于农民扩大复种指数,提高种粮效益。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早稻定价过低,我国的复种面积一直在下降,导致2000年前后5年粮食持续减产。今年的早稻定购价格依然比中稻价格低,晚稻价格也只比中稻价格高出3分钱/500克,这对促进“单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粮食产量和种粮比较效益作用不大。
    
    从已发布的保护价看,李昌平估计今年的粮食产量维持去年的水平有点难,今年粮食收购期,农民会普遍惜售。增产停滞和普遍惜售,必将导致今年实际稻谷价格会超过早稻88元/50公斤,中稻86元/50公斤,晚稻90元/50公斤,并且,政府还会在粮食收购中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
    
    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和土地大规模兼并
    
    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模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引出诸多争议、导致政权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李昌平看来,当前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经营模式也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认为1988年以来的土地政策,在维护粮食安全上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李昌平分析,因为“粮食安全”的理由,在1988年,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用权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被漠视。他认为,为“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对的,但剥夺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则只会加剧土地的被征占。政府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可获得巨大的独占地租。指望从中获得利益的地方政府来保护耕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虽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土地乱征乱占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仍然存在。
    
    他提出,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要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护神,并有积极性造田和培养地力。
    
    面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困境,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规模化、工业化的思路,把农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厂,把农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人。而在李昌平看来,这种“鼓励资本家下乡改造小农”,走“公司+农户”的路子,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理论,具有极高的欺骗性。与之相反,他提出要“避免资本家改造小农,避免大规模土地兼并”。
    
    李昌平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和公司大规模经营相比,虽然经营主体的收益没法比,但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20%以上的优势。中国如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就动摇了。不仅如此,现行粮食安全的流通和价格体系的基础也会随之瓦解。
    
    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应该走政府扶持农民自主的现代化路子,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对中国粮食安全却是有利的。他认为,为了粮食安全和亿万小农的可持续生计,中国必须逐步加大对小农和小农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资本改造小农。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策略。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新问题:生物能源
    
    2007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鼓励大规模生产生物能源的新能源法案,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粮食供需形势,从长期上支撑了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
    
    面对汽车与人争粮的新形势,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联合国一位官员曾表示:“在世界上还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时,却大规模利用粮食生产燃料加入汽车烧掉,这简直是在犯罪。”这一观点与李昌平基本一致,他认为,这一新问题的出现,使我国进入“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中国要避免跟随美国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竞赛。”李昌平说,“石油价格超过了100美元/桶,这为生物能源产业创造了前景。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但中国,将面对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李昌平提醒,未来一些年,美国将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大发展,中国绝不能跟风,因为中国的土地只能养人不能养车。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配合国际NGO,高举“反对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粮食人权”的大旗,并大力倡导制定针对生物能源的惩罚性措施,维护人民吃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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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平的看法还算是乐观的。
    
    陈励志: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粮食危机
    
    一两场短暂的大雪也许不会给农业带来严重的问题反而有所益处,但长达数周而且目前仍然持续的集中长江流域的明显降温和雨雪带,连续零下3度的气温将直接威胁到粮食作物的生产。四川告急、重庆告急、贵州告急、湖南告急、湖北告急、江西告急、安徽告急、江苏告急、浙江告急、上海告急,整个中国南部的传统产粮区都处于低温、暴雪和冻雨之下,大约40%的中国粮仓都在危险之中;目前也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事例来说明形势,但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已经几乎成为定局。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没有防冻保耕措施,没有集中的水利建设,更没有足够的农业劳动人口(大量数以千万计的青壮劳动力都离开农村地区在城市中打工,几乎整个农村成了“养老院”和“托儿所”),假如这一形势无法得到有效而迅速的改变,我们不得不要对08年中国的粮食安全性提出疑问。
    
    如以受灾严重的湖南和贵州为例,越是交通不便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受到影响越是深重,据报有些县市可能要到3月份才能恢复正常交通和物资运输状态,而且人员进出受到严重影响,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地农业所需的各种农业物资无法及时投入,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能投入生产中,而大量清壮劳动力的缺乏又会给灾后的各种基础建设和农田复种带来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另一方面,由于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和日本相继进入经济衰退中,而广东从07年底下半年就已出现的制造业疲软,可能高达数万家的中小制造企业面临倒闭与外迁,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对于实际流动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随着经济衰退的趋势日益明朗,中国其他沿海地带的以出口为依赖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而且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国内整体的经济景气将受到影响,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发达地区的人口对于其他相关高消费的需求也在减少。所以,必须有一清醒认识,那就是整个中国对于流动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将会减少,过去那种因循守旧候鸟般的劳动力迁徙局面必须得到立即改变。假如这种局面不改变,当数以千万计的农业无技术和低技术人口仍然按照过去那种记忆模式,携带少量生活费用青壮劳动力,涌入沿海地区却无法得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足以容纳,这对于整个社会和经济本身就是巨大的冲击,必然带来不稳定和各种消极因素,流民似水,不导则溃。
    
    此外还同时面对着国际市场上节节攀升的粮食价格,各国日益采取的严格粮食进出口控制,中国希望依靠国际进口来解决农业作物和粮食减产的问题已经不太现实,正如前面章节所介绍的, 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粮食危机问题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危机的世界性第二大经济问题. 根据12月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开始采取粮食限制性出口,其中包括世界上各大地区主要产粮国,阿根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印度,中国,甚至非洲仅有的少数粮食出口国埃及等.
    
    中国在07年12月前,小麦出口尚有13%的退税,12月初取消退税,12月中开始征收关税,1月出开始执行出口许可证管理,鉴于迄今尚未有任何许可证发放,事实上中国已经禁止小麦出口达一月之久.而与此同时中国将大豆和玉米的进口关税下降到1%以吸引粮食进口,国内粮食专家已经公开宣称,中国现在要做的是"有多少粮食进口多少粮食",但是世界粮食市场养活不了13亿中国人。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建议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确保提高在农业地区投入,劳动力的投入、财政投入、政策投入。其中一个重要点就是如何引导流动劳动力复归农村和转入农业投产中,当然在现有条件下采取任何强制和粗暴的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适当和合理的政策来引导劳动人口留在农村和大规模地恢复农村复兴建设。
    
    1)国家全面调整政策,执行“以粮为纲”的重点政策扶持。立即提高农业补贴标准,改变对流通领域的农业补贴而直接对实际农业劳动人口按人头和粮食产量挂钩进行补贴,只要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人口就应该直接得到人头补贴,而且补贴金额要足以吸引他们愿意放弃长途跋涉到城市中去寻找风险系数大而收益少的数百元一月的收入。同时这种补贴应该同作物产量进行挂钩,政策性平遏粮食销售价格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国仍然是采取粮食定价收购的,所以假如将对于流通领域的暗补改变为对于个体农民的实补可以既让农民得到实惠,也可避免在价格倒挂的情况下,农村出现的“惜售”和“囤积”现象。
    
    2)大规模的重新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农会等组织架构。近三十年来,由于个体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农村的基础建设几成瘫痪,包括直接服务的农业生产的农业水利建设,农机建设,农村金融信贷机制,农村生产和信用合作社,也包括服务于民生的基础医疗、基本教育和文化设施,还有即使农民自己的组织民主机制建设,如农会、农村合作社等。
    
    3)调整产业优先重点扶持政策,确保农业生产物资的供应和价格控制,以工业反向扶持农业,对于农药、农机和农资生产企业进行政策性补贴,并严格控制农资的流通领域,农村市场的销售价格进行控制,必要时采取国家专营或者国家许可而清理私人零售体系。
    
    4)以教育和技术人口反向支持农业建设。面对目前每年数以七八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城市的就业压力日益严重,事实上总有超过上百万的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随着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剧,城市中出现的大规模有一定教育水准的人口的失业和无业形式会更为严重。 同时也存在一大批在城市中已经掌握一定技术能力的原农村劳动人口,他们相对而言对于新技术和设施有所认识,又比较了解农村。 而目前的农村中实际是大量缺乏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教育水准的劳动力,而且随着农业基础建设的重新兴起,这就意味着对于专业知识和技术劳动力需求将会成倍增加。
    
    5)促进农村的合作社,公社等集体生产的运作模式,当然不是以一刀切和强迫的方式进行完成。在现代经济和流通中,任何个体的小农生产都无法与强大的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假如维持农民的个体小农生产既不利于与现代社会的溶合,也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发展,所以应该大立发展和扶持在自愿和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合作社和公社,并通过农民的集体投入来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
    
    6)基于目前整个经济局势和农业生产的状况,停止依赖出口和大规模开发区建设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如道路,通信,住房等设施建设,但绝不能以牺牲耕地为代价,任何小城镇建设的目的应该是以作为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和设施支持为基础,是为农村建设进行服务为目标,而不是以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和一部分为宗旨。
    
    面对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预见未来的可能形势发展,我们相信必须要依靠对于农村地区的彻底改造,重新强调农业建设,以民主和人道的计划引导模式来复兴农业和改造农村,这才是解决经济衰退、内需不振、就业人口过多的唯一可行之策,也就是说必须采取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才能真正解决即将或者正在出现的困局。
    
    当然我们的建议绝对不是为了维护旧有的个体小农经济,而恰是为了提供农村的生产的效率化,组织化,民主化,为中国目前四分五裂零散型的个体小农经济结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农业生产进行基础建设和组织准备。只有中国的农业建设真正完成整体的工业化转移,改变个体的零星的无组织的建设,中国的农业和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解放”,而采用“羊吃人“圈地模式而妄图培养数以亿计的流动无产阶级人口,绝对不是可能的应因之道。中国需要的是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和农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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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可以看到,被咱们吵得稀烂的所谓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到底是要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还是依靠财政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都是艰难的选择。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舒建军、贺雪峰、黄平)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一个问题意识,一种思考路径
    
    舒建军 贺雪峰 黄平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作为一个问题,也就一百多年。如果是在一百多年前,写它要颇费思量,连写什么字,说什么话都成了问题。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现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躯体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下,这些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却要被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小到大重新来建造。这是何等的挑战!今天,我们来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话题,不时看到历代先贤的身影。
    
    从最近的说起,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提出并铺垫好的。费老当初在描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江村和中国之间的关联会促及西方人类学范式的转换,这样的题目是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加上去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远非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所可比拟。对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进行现代人类学的观察和研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奋,但对当时的中国学子来说,如何促进民生和抵抗外侮是迫在眉睫的行动。所以在《乡土中国》之前的作品,如《江村经济》与《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西南社会经济调查),就是对当时中国如何朝向现代文明的进程的描述与阐释。然而,很快,到了1947年,费先生完成了《乡土中国》的分析,现代经济的诉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静态的模型。就是这个还仍然只在纸上的模型平息了之前费老对传统中国经济社会不能如其所愿地快点进入现代的冲动。同样在1947年,费先生远赴他乡对昔日的老师和同学谈起了“乡土重建”。这一次,西方人听得很认真。因为费先生在这次讲演中触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西方人刚刚经过了世界大战,带有一丝“西方的没落”的表情。费老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太过于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位育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资源利用上的克己,这种特性虽然让自己大吃苦头,但终究没有贻害别人,而西方病就病在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两分推至极端并应用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费感叹“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费孝通文集卷四,312页)这仅仅只是对西方人讲的。因为费返身回国后并没有证明自己这个历经东西方文化反思而提炼出的乡土重建理念恰切如否的机会。
    
    在费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他并非独此一家。这其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合唱。费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都有所认识。位育这个词就来源于潘光旦。至于开展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更是如此。但当时首要的时代任务是中国现代经济力量的建设。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有的只是尽快的行动。
    
    毛泽东在他此前的经济社会调查中已经确立了自己对乡土中国的认识论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新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重新出山时,他的主要精力却仍然是他三十年代未完成的“江村经济”,因为毛泽东只有时间解决一个“江村政治”问题,即乡民经济之上的政治强制关系的解除。这种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序现象提醒我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思是一个长期不懈的每日必修之功,而将这种反思带到人们的实践中更是任重道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看到乡镇之中现代工商业兴起的时候,也许可以安慰自己一下,多年的从实求知路终于有了结果。但1947年那个乡土中国的宁静、东西方文化特性反思之上的乡土重建理念同束缚中国的乡土的尽快破除之间的观念转换,使费孝通先生更有勇气面对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昨日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之间的变化。文化自觉的呼吁在他谢世后更像是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半个世纪前是乡土中国,半个世纪后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费孝通对半个世纪现代中国历史的勾连使我们看到了这种观照和这种视角的更为广阔的画卷。在展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读书人在这种观照与视角下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认知之前,请允许我们将费孝通先生放回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之中。
    
    文化自觉先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省与多样现代性的呈现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回转身来看中国的姿态比五四时期要温和得多,这与中国的参照物——西方正处于一个不可师法的状态有关。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军事与经济方面的自强运动在中西体用之间一直持续下来的紧张状态到四十年代缓和了不少。三十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尽管从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没有最后的赢家,但它所透露出来的多样现代性的追求却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乡土重建的实践上,立足于本土的现代发展模式占有主导优势。这种多样性的状态在四十年代的中断反衬出后来很长时间内的社会发展模式立足于本本的成分反而要多于立足于实地的成分。毛泽东三十年代就确立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改造实践反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至于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多样性的状态难以立即恢复。
    
    表面的原因是本本主义妨碍了对毛泽东早年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特发展道路的必要反思与重新发现,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
    
    冷战结束使西方人也失去了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必要反思,远没有二战结束后西方人对自己文化进行系统反思的迫切性。西方文化在文明发生学上相对于非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成长期的普遍性的种种西方中心论层出不穷。这个时期又恰好是中国文化断层期和实用主义哲学泛滥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一种既没有历史也没有世界格局的真空发展阶段。西式现代化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唯一的社会发展模式。虽然有所谓“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成长奇迹,也催生了对儒家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一种肯定的心态,但这种以西方为圭臬的普适现代性的追求仍然不足以成为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多重现代性的文化基础。
    
    二战以后,来自于更多地区或地方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二十世纪末汇成挑战西方中心论的潮流,这些另类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已经成为多重现代性的重要维度,至少在发展道路或者方向上是西方现代性的有力的知识替代。这些多重现代性的开掘涉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时期被遮蔽掉的本土知识和发展经验,也涉及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批判和解构。多重现代性内容的建构和西方现代性具体内容的解构为当前我们对全球化过程中按照全球化化、市场化与现代化原则改造各地区和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现象提供了分析与批判的知识基础。例如,中国等其他文明世界对本土历史的重新发现,中国突破1949年、1978年,1919年或者1860年等等过去断裂节点的大历史的阐释,非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比西方现代性进程更为丰富的发展模式的发现以及西方生态与炮舰殖民政策与传统政治经济力量同市场相结合模式的延续等等。这些知识均有助于我们对欧洲中心论的破除和多重现代性建立的可能。这些知识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自觉在中国的兴起做了很重要的铺垫。另外,作为一个个社会工程来解决的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在各种机械式的努力都在理论上呈现出无力甚至无理。
    
    出于对一向秉持的观念的反思和对社会问题进行更具历史深度和全局理解的要求,费老等中国知识界深思熟虑之士也在真切呼唤着文化自觉。对于今日中国的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读书人少有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视野,社会问题被作为社会工程来一个个地解决,经历文化断层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专家只能用各自习得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辞藻来套裁中国现实,鲜有创造性地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并回到中国社会问题本身分析的知识积累与文化自觉。
    
    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功能超强的解释体系还没有出现,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深刻而具整体性的叙事也没有出现,更不用说对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形象的整体叙述了。因此,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专家意见往往还不如直接接触实际事务的大众来得全面和具体,同政策制订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研究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都做成了快餐,既没有相关的历史性,也没有世界格局的关照,而只能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中摇摆。大局和全局的定力缺失导致民风浮躁,无法应对内部和外部的文化-知识挑战。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回到文化自觉的视野中,将已有点滴文化自觉视野下积累起来的知识整合起来作全面的观照,才有从容解决的可能。
    
    全球化的冲动与乡土中国的复归
    
    文化自觉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习得的内在修养。而文化自觉先行则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特性的基本态度。我们在具体探讨中国社会与文化特性之前安排对“文化自觉”进行文化自觉,就是一个小小的实践。
    
    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与接续才使我们发现多重现代性发展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足。这种不足在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层累的诊断报告上一览无余。回到我们破题之前,我们首先就提及每一个时代面对“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无可厚非。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式微时节,王国维对乡土中国的呼告是要我们记住这个传统文化是有生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行动时期,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只不过是让人们思量一下往现代化前进的时候不妨看看脚下的大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呼喊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时候,不只是为了要缅怀前辈先贤,而是我们也面对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可笑的是,这个变局不是中国面临西方的冲击辫子要被剪掉了,而是辫子剪掉了之后这么多年还要回到西方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西方的近代早期、中世纪结束的时候,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头开始!
    
    根据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人们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十九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讽刺性极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些年来既不讲历史也不问世界埋头拉车的必然结果。这种前不要古人后不管来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让中国人集体短视。知识者无定国大计,民众则只为眼前小利。如果单是不顾生态、社会与文化持续的经济发展一下,折腾一下,那么在大局既定的情况下还能再调整过来。但真正让人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是:真空中的经济发展已经成长为一头怪兽,或者说是那头跑进卧室的大象,它要按照自己的那点食性吞灭整个社会。这个食性就是十九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土地、劳动力、产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财产权利的绝对私有化。这是西方十九世纪发展模式的神话,被文化断层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与读书人捡拾起来。西方中心论破除后,十九世纪对内剥夺对外殖民的社会发展模式本来弃之如敝履,然而由于文化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又恰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以西方自由化、市场化与现代化为原则的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反省空间。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西方十九世纪社会发展模式的那点食性怎样的本末倒置。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滑坡、农民权益和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三农危机不是一个局部的危机。较长期只注重西化而忽略中国社会本土特性是造成大多数与国民经济总值增长不协调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们当初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只注重了现代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这个单一方面,而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和乡土中国的知识积累。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人口约束的情况下,极力利用外资并不顾资源环境约束而发展低端工业。中国用自己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国际流动资本实现增殖的平台。在为跨国资本做配套生产的“干中学”(有人用了“血拼”来形容)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加入了这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虽然中国的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却成为连绵的公害,对中、西部的“拉动效应”(或“涓滴效应”)也未见端倪。至于“血汗工厂”更是持续近二十多年未有明显的改善。离开土地的年轻一代劳动者在人身权利和劳动权利等方面所遭受的压迫与他们为国家的资源-人口约束松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长期“北上南下”的民工潮在规模上并没有有效降低。这种国民经济发展失衡的状况同中国的三农问题结合在一起已经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完全寄希望于自由化、私有化与现代化的经济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国目前诸多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难题,还将严重侵蚀长期积累下来的乡土中国的基业。如果说还有机会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还有机会谈中国的自主发展,甚至中华民族的复兴,谈这块历史悠久、为追求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土地该如何扬长避短,那么最根本的底气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轮廓分明、大局尚在的家底。
    
    今天我们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在这个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来畸形经济发展观所产生的乡土中国社会文化失所的影响,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不至于偏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中国13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还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按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数量计算,当今中国至少有9亿农村人口,占13亿人的绝大多数。9亿农村人口又是现金收入很少,将来增收空间有限的大多数,而正是这个大多数,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复制欧美式高消费生活方式。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消费主义对中国自主发展道路产生了过度的冲击。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敛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但中国庞大过剩劳动力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为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不只是农民,而且相当多赚取工资的被雇佣劳动力被市场化了的社会所边缘化,而且导致他们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体系在解体,而且也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之间的基本价值观的维系能力在降低。各种奢侈品和绝对拥有各种消费品的感觉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冲击着无力消费它们的社会群体。而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过上基本生活品充足文化生活丰富的利用自有资源发展的地方性知识在消费主义面前却是“错误的”,人生价值也是“愚昧的”,人生目标则显得无趣与可笑。但是,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人们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结果,人心失去了,宁静的生活也变得离人们越来越远。人们离开乡土追求消费广告上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但是等到他们在“南上北下”的民工潮中奔波了二十多年后,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幻莫过的烟云而已。
    
    这种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和跨国资本对这些产业的上游也就是技术的绝对控制而播传甚广。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已经完成了资源与劳动力利用当地化的进程,达到了将初级工业化阶段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急剧冲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因此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并维持白领占大头的纺锤型社会结构。这种全球自由贸易的格局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并由于冷战结束而得到加强。
    
    不过,揆之全球政治经济不平衡格局的历史和乡土中国的历程,大抵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乡土中国失所的程度与未来中国发展的机会。危机是危险的时刻,但它也暗示了可能的机会。
    
    人类在各文明地区依靠自有资源发展的历史可追溯久远,也形成了一个个以资源为中介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演变过程与人口、政治经济权力的更替密切相关。从最初利用强度不大的平均分配的发展模式到凭武力分配的社会再到用社会契约或者法律文书来制约的社会,加于资源之上的权力只剩下了经济利用的美妙面纱。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只靠自有资源发展的神话被不断改头换面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打碎。
    
    那些强调内部发展的理论认为生产力的突破是各文明兴衰嬗蜕的主要动因。因此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作物生产技术各环节的不断提升、农田生产组织方式的提高以及资本(牲畜)与劳动者组合方式的优化成为主要讨论的对象。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要复杂得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因为生产的变迁并不是完全体现在耕地之上的人类理性的活动(改良工具、植物育种、生产组织、资本与劳动力优化组合基本上是十九世纪对农业生产的系统认识),人类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综合利用从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对社会与自然的影响利弊参差。除了可以提炼出人类不断地超越资源利用效率改进、社会关系改善的延续模式外,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文明断裂则提醒我们人类对土地及其他资源利用的政治经济体系本身就有无法克服的问题。掩埋在泥沙下的废墟充分显示资源利用的失败,可能是上层建筑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生产破坏了资源自身的循环系统。
    
    文明从某个地区兴起,又在该地区消失。废墟浓缩了文明的生死、简化了文明的历程。地中海沿岸的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其土地及其他资源本身就不充裕,它们要靠从外面输入相当的粮食才能支撑其文明,因此要极力维持对外贸易通道畅通的武装力量。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或者由于自身供给不足,或者因为贸易物品在其他文明地区找不到交换物,因此对外掠夺其他文明地区的资源的战争最终登场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各文明、欧亚大陆草原上的各文明的对外扩张也是如此。对内的拓殖可能因为生产本身的原因会失败,那么就极力维持对外的贸易、希望通过其他文明地区的资源来支撑文明的生长,在贸易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不得不走上对外掠夺资源的征途。对外贸易与战争这种古代延续至今的自有资源利用的世界体系就这样形成了。西欧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对新大陆的殖民则是承前启后。十九世纪西方国家不顾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将一切自然资源和人转化成资本和劳动力并加剧二者的紧张,这种发展模式不过几十年就造成了资源耗绝,只有发动世界大战才能解决它们的发展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不得不回到本土依靠自有资源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潮流下,西方国家只能寄希望于他们所主导的自由贸易的政治经济体系依靠自己的先发工业化优势继续抢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并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污染的水土与环境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
    
    中国的自我发展模式同样经历了按照单纯农耕需要分配资源、武力争夺与社会契约安排的一个大致相同的轨迹。但中国的自我发展模式却与十九西方国家分道扬镳,走上了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宁愿苦自己也不害别人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在集历史、传说与记忆一身的井田上有足够的体现:方田上的私人耕作是效率的要求,但是乡土资源还有其他功能,或者是自然、生态的,或者为公平之见,或者就是社稷的象征,或者是对边远地区独特的文明的敬畏等等,但所有这些当时已有的和还不能预见的乡土的属性就这样通过井田中心唯一的一块公田来传递了。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土只面临一个最为原本的问题,即乡土资源负载的人口逐步合理减少使乡土资源获得空前的松解,恢复它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乃至自然与生态上的基本价值。人口的合理减少是指他的权利得到清偿后流动到不直接利用资源的领域谋生存与发展并且不至于造成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冲突。
    
    1978年至今乡土资源利用已经形成了许多习惯。这些习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居住在乡土上并依靠乡土资源谋生的劳动者是这些资源的真正主人。只有把乡土真正交到耕作者手里才能保证乡土的历史传承。二十多年的个体耕作实践由于在法律上只是含混地规定了集体所有,而没有明确谁是集体。因此在外部力量或者是权力或者是资本进入的时候,社区的乡土资源很容易被掠夺和侵吞。如果政府不考虑乡土资源已经形成的习惯并且不让这些习惯进入持续的城市化,那么政府将承担的政治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近代以来附着乡土上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特权是被革命最后一击打掉的。政府就是要监督乡土资源使用中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特权的滋生,保证乡土的基本价值的实现。城市化是乡土资源使用的转化,其主导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政府,而是乡土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城市化的乡土资源的交易只能发生在社区成员与非乡土资源利用者之间。政府依据法律监督正常的交易行为。中国政府在乡土资源上的胆怯及由此造成的放任同政府直接控制乡土并作为乡土资源的最后代理人极具讽刺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道奇特的风景。在农村,政府的国土管理部门无视乡土社会形成的习惯,在乡土资源转化为非乡土使用的过程中与各地方势力或利益集团沆瀣一气、甚至越俎代庖大量掠夺和侵吞本来已经降低利用程度并且恢复自然生态属性的乡土资源。
    
    宅基地和房屋是乡村社区最具有十九世纪物权概念的财产,千百年来它就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在社区内,宅基地是和风水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其选址和占有不仅受到乡土信仰的约束,也受到社区传统的约束。几十年里,各家各户在社区里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国家的法律应承认这种既有事实并尊重业已形成的习惯,政府部门应该是乡土资源使用历史与现实的记录者,它们应该提供这些记录给立法部门作为乡土资源使用立法的依据。
    
    一小部分城市与乡村起来的资本与权力的物不仅与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乡土资源的存在不成比例,同利用程度较低的乡土资源相比更是无比的渺小。在辽阔的中华文明的版图上,到底是以资本与权力攫取的有限的物为标准来建设物权还是以更广阔空间存在的人类活动的物为标准建立物权?先把那些我们还没有利用的还有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资源利用方式下的乡土资源用物权保护起来,把那些人们辛勤耕作、早晚侍弄并大量供给我们日常所需动植物食品的乡土资源用物权保护起来,最后再来讨论聚集在城市上空的资本与权力攫取的物的保护问题。
    
    只有这样做了,中国的物权才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只有这样做了,中华文明的基业才算尘埃落定了。
    
    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能够出产食物、适合耕牧的土地上生存,在这里人们对这些土地的改造频仍。而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土地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的定居,人们对这些地方的地貌的改造幅度则要小得多。所以利用自有资源发展的模式并不完全是集中于肥沃、可耕作的土地上,它还涉及内部的殖民。在各文明地区的历史上,这种由于人口增加而发生的对内拓殖基本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中华文明在南北朝时代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拓殖以及明清向西南地区的拓殖。中世纪的西欧还只是一个蛮荒地带,该文明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从小定居点向四周拓殖的文明。近代北美地区则是一个翻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从东向西拓殖的地区。这些拓殖的地方本来是水土等自然条件都很优越的区域,因此最终在基本的资源利用的政治经济体系或文化模式上被旧有的文明同化,而在边远地区或者地理险要、气候恶劣的地区还保留了与该地自然条件相适应的资源利用模式。内部拓殖的很多地方并不完全是无人地带,因此对内拓殖往往伴随了战争和屠杀。最终形成的文明体系是一个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密度高为主并保留资源利用密度低的复合文明体系。所以人类的文明是一个单调和脆弱的体系。它所能生存的地方非常有限,仍然局限于适合出产粮食、饲料、纤维和燃料等土地产品的地方,而且往往是以食物生产为主、其他产物为辅的地区。二战以后,人类开始向地球以外的太空寻找“新边疆”,大概是对于这种局限性的一种恐惧表现吧。另外,二战后人类开始朝降低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依赖度的方向发展,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兴起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利用跨国公司将大量利用自然资源和矿物质作原料和燃料的初级工业化生产放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而集中发展无烟工业,自己国内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所以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自然环境优美、农业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产业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开始越来越回归其自然、生态的属性。它们不再是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对象,而是作为战略资源被储备起来。
    
    中国的情况是至少60%的人口仍然以直接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来满足温饱与发展问题。70%的产业仍然与直接利用自然资源和矿物质的初级工业化相关。土地等自然资源看似被利用的经济政治属性高,无法回复到自然、生态属性上。但考察农业的具体情形,可发现农业生产者已经逐渐降低了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对它们的倚赖性也大大降低了。这些变化与欧美等国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趋势是同步的。
    
    乡土中国是通过内部机制的调整而获得的。她显示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传统与现代的成就。例如农业与乡土资源利用方式的完善、逐步容纳个性的社群文化的位育、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和多样性生态背景的养成等等。乡土中国的丰富内容都是有历史意蕴的现实的形成。
    
    2000年代的乡土中国并不是西元纪年标注的两个千年后的某一时间点,她是本土的天干与地支支撑的两千年前后、一个持续的时间流中奔腾不息的伟大文明。
    
    可能的切入点与当务之急:乡土中国与文化戮力
    
    在乡土中国复归后,来考虑实际生活中的危机底气就相当足了。
    
    首先,我们要立足自己的历史传统来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还没有被资本和权力侵蚀太多的山河。
    
    其次,我们要近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并积极参与竞争为自己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中谋得生机保护自己不过分受这个规则的左右,从而有一个相对宽舒的调整空间。
    
    最后,在国内的资源利用的法律、法规的创建上以乡土中国的基业为社会契约管理的基准,以广大的乡土上所发育起来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约束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对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并以此抵制资本与权力对这些资源的侵蚀。
    
    对于三农问题,应该积极为乡村社会创造自我管理资源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具体而言,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农民合作的解体,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例如,在华中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农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农民增支压力的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过快地市场化了。
    
    因此,我们除了在公共设施建设上构筑乡民自我发展的基础外,还应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为他们谋社会与文化的福利。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生活意义的丧失;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长,而苦于人际联系解体;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预期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提高太慢,而苦于整体福利丧失太快;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大,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快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角度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而正是九亿农民“低消费,高福利”生活的实践,可以使九亿农民真正创造出一种十分地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运动出来,这种运动因为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因为强调人的包括经济但远非经济的各种体验,因为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强调“天一合一”和“以人为本”的东方智慧,而可能使运动本身的目标,成为建构文化自觉下的乡土中国的有机成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农村本身的生活质量,相当部分来自于市场经济以外。在农村中,因为能够与土地接触,人们可以从自然中获取生活的情趣。在村庄社会,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世世代代还可能生活下去,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关怀,就使人们可能在人际交往方面获取收益,就使人们为了相互承认而奋斗,并在这种奋斗中获得价值。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无法生活,在农村却可能比较富裕。生活在村庄中,消费的物质资源较少,而生活质量较高,这不仅是农村需要购买的商品较少,而且因为农村熟人社会的生活,使人们可以从经济以外获取福利。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回到二十世纪乡土中国多样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摸索上去,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各种努力。例如梁先生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构造乡村组织,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的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而这个新组织的构造则要从乡村入手,梁先生认为,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籍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他所构造的乡村组织就“乡学村学”,他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时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们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
    
    ……………………
    
    这里,把中国农村问题上升到了文化自觉的层面。不过,我引用之,还是要看中国农村凋零败落的景况,有关文化自觉,那是另外的话题。
    
    老周发来参考材料。
    
    zhoujd
    
    2008年3月17日 15:02
    
    供参考
    
    主题:毛时代与改革年代之全面比较.doc
    
    主题:毛时代与改革年代之全面比较 阅读 5467 回复 121 [回复] [编辑]
    
    1949年前,被八国联军侵略,任东西方列强掠夺、凌辱, “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两百多年。千疮百孔,一穷二白(连洋火洋钉洋皂从外国进口) 。而且还仍然处在'战争状态',经历了朝鲜(如援朝中国付出了50亿美元)、越南(如援越抗美200亿美元)、印度、中苏边界大军压境抵御战争及中越西沙海战 (曾5次遭核打击威胁)、和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国际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以及国内地富反坏右叛特(国民党反动政府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有200万,伪军汉奸陈壁君之流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120万。还有众多是如今山西洪洞黑砖窑厂这种老板奴役、伤害包身工化身的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地痞流氓惯盗、盗窃分子)26年的破坏下,人均资产仅10元, 然而, 毛泽东却依靠自力更生,就以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8%速度,我国经济与美国相比由49年相差28倍变为1978年的相差5.52倍, 事实上49-76年中国GDP从世界第8变成第6,而05年是第7。是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66年至76年的文革,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67、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69年年均递增16.9%,70年比增19.4%)。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说'中国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因此,'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试问,人类历史上和今天有过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奇迹吗?
    
    (1)毛逝世时, 即无内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粮(78至80年让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米),500多万吨棉花, 20多亿美元, 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了600吨黄金等,支援国外200多亿美元,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几万亿(反毛派胡说经济快崩溃了?);
    
    (2)遍布全国的无数水利工程;平均寿命由35岁增加到65岁,婴儿成活率从20%上升到70%;
    
    (3)建立了数千所大专院校、各类中专基础教育体系(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识字率从20%上升到80%, 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 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02年我国文盲约8507万,其中2000万左右为15~50岁的青壮年文盲,文盲总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0%,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 教育投入却排名世界到数第三),在校学生增长8.4倍,小学在校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1.5亿,入学率达到了97。3%。普通中学在校人数1977年达到了创记录的6780万人,而1977年之后的几年,大量学校关闭,在校规模迅速减少,仅中等学校在校生到1982年已经减少了2000多万 ;
    
    (4)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几个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几个国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种下了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档雨的外交大树;
    
    (5)毛时代只用十年时间就成功发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如果没有毛、周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杂交水稻、大型喷气客机、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已经起步的歼十、大型喷气客机,80年某某一句话被迫下马,天真地幻想和波音公司合作,结果97年放弃了和中国的合作)、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排'、'复方蒿甲醚'、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神5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蚕式导弹世界闻名、建成下水的高科技'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70年下水的导弹驱逐舰其制海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等领域, 创造了无数第一(当然,为了工业化,也牺牲了一代人的消费和健康, 但这是为了使后人不再如此受苦啊),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工业和科技成就超过了中国以往几千年的总和,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20年,也就是说, 新中国仅用了26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科技成就更是远远超过改革开放的26年(转贴:中国科技报,80年,瑞士洛桑局的统计数字,我国当时的科技竞争力第13, 05年却降到第31。世界经济论坛公布05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第49 );
    
    如78年以来中国培养了3600万'人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198万,居世界前列,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但上百万的草包干尽坏事犯进了牢房,上千万没有真才的花瓶下了岗,上千万的得不到尊重学非所用,上千万的学而不用(只会公款吃喝嫖赌玩),只会读死书,除了60年代研制出来的红旗,因而至今中国的大街上竟没有一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悲哀的是却己把中国沦为外国人打工的血汗工厂,更遗憾的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至今中国再没有出现过象以身许国,年龄都只30几岁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氢弹之父于敏、卫星之父赵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钱三强、导弹之父彭桓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催化剂之父闵恩泽、黄土之父刘东生、植物学家吴征镒、数学家华罗庚、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等一大批顶尖级的科学家,至今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几乎仍是毛时代培育研发的,
    
    2008年03月01日全国政协会议广东委员痛陈“95%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应该彻底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重庆 委员提出大胆建议解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49年到65年,中国派往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公派留学生就50万,都无一不是学成后归来抱效祖国,改革开放20年公派留学人员40多万,只回了8万,不归比例全球最高)。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李国杰院士警告说,现在中国多数技术落后国外两代,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未换来的技术、市场却被占领(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8个重要行业21个被外资控制! 中国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例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企业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原本是中国大陆农产品的传统优势市场,但现在却正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逐步替;
    
    (6)毛时代没有假文凭、学历、干部、警察、军人、外商、成果、广告、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消除了拐卖妇女儿童;
    
    (7)公务人员普遍的廉洁奉公,被国际组织评为最廉洁,称强于世界;
    
    (8) 毛时代占压倒性优势的浩然正气盈贯国家上下,老百姓扬眉吐气,邪恶奸诈之流惶惶如丧家之犬。毛时代秩序优良, 26年来几乎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被他杀自杀枪决的不到1万人, 文革十年几乎没有刑事案件(文革全国武斗仅死几百人,84年邓**在全国恶抓了一次文革打砸抢3种人, 查了一年,查来查出, 不就仅几千人犯了案吗. 而现在一个月被杀死被枪决的人数就相当于毛泽东时代的总和呀,只有今天才算是真正的稀乱呀)。
    
    媚外的'精英'(调查显示,六成青年认为国人崇洋媚外,八成认为中国非强国)上台26年, 走的是一条与毛泽东'重工业,重技术,重积累,省自已'完全相反的'吃老本,挖墙角,留缺口,重消费,卖将来,坑后代'之路,是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地位和尊严、以社会黑暗、政治腐化、文化摧残、基干产业的瓦解、国家的安全度下降为代价换来的。GDP年均仅仅递增所谓的9.6%(人均收入世界倒数),而且由泡沫构成:
    
    (1) 信用缺失的低效(中国行政成本全球居冠 1/4财政用于官员消费,06年我国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7571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GDP的3.59%);
    
    (2) 无效益的产出(出口一个10当美元的芭比娃娃,留给国内的利润只有0.3美元,出口一个79美元的MP3,利润只有1.5美元, 大量的海外欠款无法收回,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 和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为出口退税制造假出口;
    
    (3) 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四十与人民币贬值(百分之几十) ;
    
    (4) 吃尽毛时代留下的水利、农田、港口、基础建设和教育等老本,留下了不小的缺口;
    
    (5) 是透支未来,有学者估计全国基层政府的隐性负债数以万亿计,面临破产的危险,每年赤字3000亿;
    
    (6) 是随处可见的假冒(70年代一双尼龙袜可穿10年, 现只能穿几个月)伪劣产品水份(每年5%以上儿童受劣质用品侵害);
    
    (7) 是卖断将来,出卖赖以生存的农民土地(26年来进入中国市场1.5亿亩土地,市场价折为50万亿, 人平可分3.6万元, 可是,不法官员和地产商、富官从农民手中窃取了)、矿山、工厂(国有资产私吞5万亿)等带动的经济;
    
    (8) 是重复统计(房地产进入市场几千元/亩炒到几百万的反复炒卖的暴涨'升值'。。。。。。)计算而增加的GDP与泡沫数据(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
    
    (9) 是杀鸡取卵,每年造成损失达GDP的10%为代价换来的,即森林的滥砍滥伐(《中国时报》报道,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现存荒漠化面积、危害人口、危害程度是最严重的国家),水利土地资源的滥用,耗尽土地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由近5亩减1.4亩, 不及世界人均耕地1/3)、水资源、植物资源和能源、浪费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四十多倍。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日本的1/20,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9倍) 及环境污染(三分之二城市供水不足,我国资源形势有多严峻);
    
    (10) 是在西方重工业过剩的前提下的发展,外贸依存度高到惊人,60%出口总额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财富可不是中国人的呀。中国经济就只能徘徊在高对外依存、低附加值的全球产业链之末端,成了依附在美欧列强下的三等大国。是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补贴( 摩根士丹利:中国最大风险是美国经济不衰退),要仰人鼻息,从别人的'饭碗'中扒饭吃,而以出卖工农人力,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换来的;
    
    (11) 是敲骨吸髓的看病、学费(26年涨千倍)、住房(涨近百倍)、坐车(涨50倍) 带动的消费经济;
    
    (12) 是靠巨额的内外债借贷(全国平均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左右的债务)和巨大的西方资金和技术;
    
    (13) 低水平重复建设(一年GDP中大约一半是城建, 奢华浪费已达惊人程度,如珠海机场, 在周围已有多个机场的地区内,硬要花几十亿元再挤进去一个机场。十年过去了,这个机场要赔上7000万元)、偷工减料的各种'豆腐渣'工程带来的财富贬值;
    
    (14) 官方统计,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5%;
    
    (15) 与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
    
    (16 )为显示发展速度超过毛时代,工业和科技上不来,没有其他硬本事,只有着手发动全民炒股,玩几乎无效益的股值数字游戏来填补10%的GDP;
    
    根据最近世界银行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被高估40%”,如除去30万亿土地值和90---04年占GDP比重30%的股值(几乎无利润)等等,实际上GDP仅递增长7.5%,远远低于毛时代9.8%这个增长实在,质量确保,没有泡沫的发展速度。
    
    听从事统计的前辈人说,毛时代的经济增长还有一块从未被计入GDP。例:2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的铁道兵完成,当时仅计入几十亿元,按如今计算需要万亿。世界第八大奇迹河南8000多公里的红旗渠,当时林县人只投入了7000万, 如今,没有几百亿投资是下不来的。还有毛时代没有计算经济成本的上千亿个业务工, 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公路增加了76万公里,相当于几百个三峡水库的农田水利建设几万个水库等都是没计入GDP的,按如今统计方法来计算至少增加了5万亿GDP,那么,毛时代的GDP又要增长几个百分点呀( 因此,现在与毛时代统计方法根本没有可比性,如文革乘公共车,当时2分,现1元,增长50倍, 你说经济高速增长50倍了吗 ?)
    
    ……………………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把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丰功伟绩与毛泽东时代进行着比较。李炜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回到了原点,而老周发来的材料里,却比较出来改革开放到现在比起毛泽东时代的差异。从国人的归属感、社会保障、公平性等等方面看,现如今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地震发生,把一系列问题都牵连出来。现如今,救援人员面临着水患威胁。有消息说,如果北川发生水患,那么被掩埋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难民,而施救人员也要变成被援救对象。
    
    所以,地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坊间的议论越来越激烈。
    
    崔之元发来内容里有美国科学家认为三峡工程不可能导致如此大地震,司马南指出蟾蜍大规模迁移并不是地震前兆,这些内容我会在这几天展示。
    
    而人们也注意到,中国水坝建设成为贪污腐败的重地,修桥铺路所能够中饱私囊的款项都不如建设水坝来的猛烈。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贪官污吏对于建设水坝如此兴高采烈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
    
    于是,就呈现出大型水利设施层出不穷,而农村中小型水利设施却无人问津的贪大求洋好大喜功的贫富差距。
    
    易富闲则认为计划生育是导致猪肉和粮食紧缺的原因。他分析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我称之为中国农村的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使得农产品生产完全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地带,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城市劳动力短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移动,使得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的栖身之所,中国的农产品就是由这样一些群体无所事事地提供着。(这个话题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以前,我曾经多次对中国农村水利设施状况冷嘲热讽,认为改革开放把农村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的实际情况,使得兴建于毛泽东时代的这些设施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况,农村承包责任制把农民送回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境况之中,对几乎所有原来的水利设施的维护都很成问题,再加上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这些病险水利设施就成为定时炸弹。
    
    现如今,四川抗震救灾还在艰苦卓绝地进行着,这个时候提出农村水利设施是抗震救灾的拦路虎,好像也不太地道。问题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相关信息透露,如果大规模水患发生,绵阳将受到极大影响,而北川则可能完全被淹没。
    
    今天的消息说,抗震救灾地区一线救援人员已经接到指示,听到枪声就往高处跑,这就意味着水患发生。
    
    让我们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但如果幸运绵阳发生如此状况,也不能抹杀问题的存在。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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