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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聚焦:农民宣告土地私有,第二次土地革命爆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7日 转载)
    作者:施英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十二月九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七十二村四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公告: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南岗村村民召开了全体村民民主大会决定收回被侵占的土地。十一月二十九日对土地进行了丈量,十一月三十日准备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十二月三日,分地正式开始。 (博讯 boxun.com)

    
    十二月十二日,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七十六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向全国公告:我们三县市约七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十二月十五日,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居者有其屋”。省庄村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建村历史,历朝历代农民各户所属耕地、竹山权属清晰,……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
    
    对于黑龙江等三地农民宣告收回土地,许多人称之为“第二次”土地革命。这主要是源于中共在1949年以前进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甚至宣布农民对分到的土地农民具有土地所有权,也承认农民的自主经营、自由买卖的权利。中共就是利用土地革命承诺,赢得战争的胜利。但一转眼,在1950年就开始陆续收回农民的土地,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改造,实际上就是土地国有化,是承袭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传统,也就是说“党权”(相当于历史上的“皇权”)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土地私有化问题,几年来在学术界一直有讨论。著名学者秦晖是专家,有专门论述。有的学者曾经反对土地私有化,这次爆发黑龙江三地农民宣告收回土地事件,有的学者改变了观点。笔者今天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讲“国穷国富”讲座,茅于轼他几年前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发生社会混乱,观点产生于他对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考察。不过,他承认他的观点并不正确。
    
    黑龙江等三地农民宣告收回土地,已经在中国政坛引起爆炸性的震动。中共当局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付这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地方当局有的在进行镇压,拘留土地维权农民,有的在与农民谈判,甚至答应农民分地,但要合法化,拖延实际解决问题的时间,也是在等待最高当局的决策。
    
    ●黑龙江、三门峡库区和江苏三地农民宣告收回自己的土地
    
    ▲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
    
    我们是黑龙江省富锦市长安镇、兴隆岗镇、头林镇等10个镇72个行政村4万农民。对自1994年以来富锦市各级官员以国家建设需要为借口低价强行收走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属公告如下:一、我们72个行政村4万农民对该150万亩土地拥有所有权。以村为范围,以农户为单位,原被侵占的集体土地全部划归全体村民平等占有。
    
    二、农民各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以及政府或开发商要开发时的谈判同意权和要价权。
    
    三、长安镇东南岗村900多村民已经率先收回该村被侵占的996晌(约15000亩)土地,并已在全体村民中平等分配。之前罢免了与官员勾结侵犯农民集体利益的原村长。其他所有村将陆续按此办法收回并平等分配被侵占的各村土地。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选举的其他自治组织有责任支持农民的该项权利主张,有责任组织和带领全体村民收回被侵占的原村民所有的集体土地,并按人均平等占有的原则分配土地。遇到官商勾结、强行征购,各村委员会和自治组织有义务组织农民誓死捍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四、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在于“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中国农村现在还根本不适合集体经营,什么时候适合了需要了,我们农民自己会组织起来集体经营的。
    
    五、农村集体土地应归组成集体的全体村民所有。农民有权利共同决定对其土地的占有形式。由于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六、我们相信,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因为争取到了土地经营权而使农村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一样,农民争取到的土地所有权将使农村发生更加伟大的变化。我们农民受够了被掠夺,被欺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命运。现在我们认为农民只有自己直接实践权利,农民才能拥有权利,农民的人权才会提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立身安命,整个国家才能立身安命。
    
    2007年12月8日
    
    发言人:于长武王桂林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我们是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上世纪50年代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占据了我们共80万亩耕地,经过数以十万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广大移民长达30年的血泪抗争,到八十年代国务院划拨了30万亩土地用于安置回迁移民。而实际上移民只分到了15万亩土地,还有15万亩国务院明令规定归农民耕种的土地,却被渭南市及三县各级官员私人直接占有,或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有,用以谋取经济利益,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达4000万至6000万元。到现在被侵占的15万亩土地中的近12万亩,已经从上报国家的统计表中消失,也就是说官员不仅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据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地主".而我们移民实际人均耕种还不到2亩地,为了生计被迫以高价向官员租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几十年上访不能解决,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解决。
    
    我们三县市约7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告诉(签名名单是每户一个代表):
    
    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我们只承认政府按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划,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收税行为。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三,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会应承担起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责任,不能凌驾于全体农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我们也要算帐,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五,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
    
    六,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我们库区农民向全国人民问好!
    
    2007年12月12日
    
    大荔县:马连宝许连中赵德龙
    
    华阴市:张三民陈思忠郗新继
    
    ▲江苏250户农民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公告全国
    
    我们省庄村地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是以“竹子的海洋”著名的国家级旅游区,有1500年以上的建村历史。世世代代的村民之间和谐相处,与上天赐给的生存之地和谐相处,与历代官府和谐相处。历朝历代农民各户所属耕地、竹山权属清晰,对地权农民之间相互尊重,买卖地权都按买卖的规矩办理,官府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村集体所有”、“承包经营”的新名词。但我们农民从来认为,不管叫什么名词,土地还是我们农民的地,是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的。新政府应该象过去的旧官府一样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利承担保护的责任。保护公众的权利,帮助公众发展,才能叫政府嘛。
    
    但是近几年来我们宜兴市开始出现了怪异的事情。随着我们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有些势力却以发展公益的名义,以建设公共设施的名义强行侵占我们农民的土地,而实际上就是盖宾馆、馆店、跳舞厅和商业一条街,都是搞钱的事情,谁看不见呢?这些东西与“公共”有何关系呢?与我们农民大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呢?先是政府支持村委会收回“集体”竹山,再收回我们世代拥有的“集体”房基地,又要在农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上建“新农村”。我们今天要问,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公益”是给谁的公益?“集体”是谁的集体呢?每次占地时全村农民都不同意,全村农民公开签字反对,村主任和乡党委还是以集体的名义把所有农民强行“代表”了。这些人不就是毛主席当年号召农民起来打倒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吗?每次欺压我们农民的时候,官吏、警察、黑恶分子公开“联合执法”,以打、砸、抢为业的黑恶分子公开宣称,“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刨田的,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跟我们对抗就是跟政府对抗”,并声称,“你们现在这样居住下去是非法的”。这些势力就象过去的土匪占山头、扎寨子一样,只知道掠夺享乐,不知道保护经营。
    
    在没法办理国家法律规定的征用、批地、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宜兴市国土局在抢我们土地时,向我们250户农民贴出公告“收回规划拆迁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希望在此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速到湖滏镇人民政府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的,国土部门将按有关规定,直接办理注销手续”。
    
    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
    
    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
    
    二、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政府行政、执法应合乎天道人情,政策和法律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
    
    三、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应立即终止对省庄村全体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侵占行为,并撤除其地上所有财产。逾期不办理的,我们将根据全村农民的共同决定,直接采取行动,阻止侵权行为,誓死捍卫我们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权。
    
    现在宜兴上下不管是官场还是农民,都知道市委蒋洪亮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的铁杆哥们,蒋洪亮书记是在李源潮部长的家乡江苏涟水县县委书记任职上调到宜兴市担任书记的。我们不知道李源潮部长的权势给宜兴的各级官员壮了多少胆,但是这些官员为了搞钱,在侵犯我们农民庄基地和耕地时确实是肆无忌惮的、是无法无天的。现在在已经强行侵占、毁坏了部分农民房屋后,他们时刻准备毁灭我们居住了上千年的整个村庄。我们希望蒋洪亮书记就象尊重李源潮部长一样、尊重宜兴人民,直接负责纠正这次行政侵权行为。顺应农民“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天道权利。
    
    2007年12月15日
    
    何夏伟何夏明
    
    ●学者和专业人士的评论
    
    ▲著名中国学者、居住在北京的刘晓波博士在《争鸣》杂志发表文章《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文章说,近年来,在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中,农村土地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土地私有化和保持现有土地制度针锋相对。但这些争论再激烈,也大都局限在城市精英的范围内,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官员,基本听不到农民本身的声音。现在,终于有农民群体发出响亮声音,让沉寂的中国听到了土地深处的呐喊。
    
    这种基于历史传承、占有现状和正当天理的宣告,第一次突破了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强烈而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愿和决心。这宣告,凝聚着中共掌权以来中国农民的惨痛经验,标志着对三十年前小岗村土地使用权改革的超越——中国农民自主意识的真正觉醒:我们脚下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家园,是我们农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农民的维权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权利:我们才是脚下土地的主人,如何处置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作出选择。
    
    刘晓波回顾中共剥夺农民土地的历史,他写道,在中国漫长的治乱循环史上,兴,农民苦;败,农民也苦。但无论历朝历代的皇权如何残暴和贪婪,对农民的剥夺和压榨也没有中共政权来得彻底,而这种剥夺和压榨是用极为卑鄙的欺骗手段完成。在打江山的关键阶段,中共为了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进行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发佈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明确承诺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农民具有土地所有权,也承认农民的自主经营、自由买卖的权利。然而,当中共夺取了政权后,立刻开始了全盘公有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城镇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没收所有个人财产;在农村是轰轰烈烈的集体化,强制剥夺农民的土地。从一九五一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运动结束,毛泽东极权先消灭地主富农,继而强制普通农民加入公社。结果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所有地主全部被消灭,偌大的中国已经没有一寸土地属于农民所有,中共政权变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地主,拥有了中国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
    
    正是全盘公有化,为毛泽东极权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丧失了个人财产的城镇居民全部沦为中共“单位”的螺丝钉,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全部沦为“公社”的农奴。相比较而言,中国农民的命运最为悲惨,沦为奴隶中最低层的奴隶。他们没有迁徙自由,被固定在已经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变成毛式工业化的输血机。毛时代的所谓工业化成就,是以全中国人沦为奴工为代价的,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付出最大而受益最少。疯狂的大跃进的惨烈灾难,农民贫困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步,以至于遍地饿鬼、人相食,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刘晓波称改革开放开始时的“包产到户”是“半吊子解放”,他写道,毛死了,改革来了,受害最深的农民变成了改革的第一发动机,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自发地掀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今天已经被命名为“解放农奴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带来的是半吊子解放,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得到的仅仅是“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仍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农用地被用于商业化或城镇化的开发,农民的土地就变成国家所有。而国家所有是抽象而空洞的,代表国家行使土地处置权力的是各级的官员。在城镇现代化和房地产大跃进的二十多年里,高举着“土地国有”的尚方宝剑,官商勾结的圈地运动全国开花,土地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共各级政权及权贵,农民再次成为牺牲品。
    
    更重要的是,在独裁中国,官权太大太强而民权太小太弱,而农民又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弱群体。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体制下,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组织农会的权利,没有诉诸法律的途径,唯一合法的行政救济就是“上访”。但官官相护和严厉截访,使上访变成摆设,上访者历尽艰辛和风险,最终却一无所获。所以,当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强行侵犯时,无法得到舆论救济、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体制内的所有维权途径全部被堵死,官逼民反的结果就只能是体制外的群体抗争。
    
    近些年,中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有一大半发生在基层农村,这些群体事件又大都由土地问题引起。为了确保权贵的既得利益,地方官权必须平息这些群体事件,甚至不惜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进行野蛮的镇压,由此导致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广东汕尾市红海湾东洲乡因土地纠纷而发生严重的官民冲突,当局出动上千名警察和武警进行镇压,向上千名示威村民释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不仅有数百位村民被捕,而且至少有三位村民被射杀。
    
    刘晓波认为,三地农民宣告收回土地是“官逼民反”,他分析说,作为本文主角的三地农民自行宣告土地所有权,起因也皆是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官权的强行侵犯,农民为了捍卫土地权益而进行体制外抗争的新形式。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指出:地方上官商勾结的强势集团以发展公益和建设公共设施的名义,强行侵占当地农民的土地,而在被强占的土地上盖起来的却是宾馆、饭店、跳舞厅和商业街,全部是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愤怒的省庄村农民们才会质问:“这些东西与‘公共’有何关系?与我们农民大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要问,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公益’是给谁的公益?‘集体’是谁的集体?每次占地时全村农民都不同意,全村农民公开签字反对,村主任和乡党委还是以集体的名义把所有农民强行‘代表’了。……每次欺压我们农民的时候,官吏、警察、黑恶分子公开‘联合执法’,以打、砸、抢为业的黑恶分子公开宣称,‘我们是代表政府来刨田的,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跟我们对抗就是跟政府对抗’,并声称,‘你们现在这样居住下去是非法的’。这些势力就像过去的土匪占山头、紮寨子一样,只知道掠夺享乐,不知道保护。”
    
    富锦农民也已经看透了所谓的“国家”或“集体”名义下的黑幕,他们在公告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由于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以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三门峡库区七万农民的公告指出:“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作者在文章最后总结说这是一场革命,如果说,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签署的包产到户生死约,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一次革命,也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么,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三地农民向全国公告拥有土地所有权,就是中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第二次革命,是比第一次革命更伟大的革命。对此,发出公告的农民已经有了清晰的意识。这样的声音,不仅是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也是中国农民的权利宣言。
    
    ▲宪政学者陈永苗发表文章《一次“卫星变轨”:从跪劝权贵从良到自己当家作主》。文章叙述了三地农民分地事件后,继续分析道,长期以后被允诺当家作主,而被人当家作主的农民,终于根据自己的意志、勇气和果敢做了惊天动地的决断:我是大地的主人,我要做主。按照天理和自然正当,对集体所有制作出否定,这是一种从根基处作的革命。否定了对集体所有制做出规定的法权,用正当性撤销了合法性,让农民、农村和土地回到本来面目。我认为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是在中国改革史,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
    
    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是黑夜中人。黑夜中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他们没有话语权,无法理性地进入政治,无法到舞台上来。
    
    过去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为什么总是以造反和推翻的形式来解决的。关节点就是稳压阶层的儒家道德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放在天平统治者一边。兴,百姓苦。在世道好的时候,他们尊君维护王道乐土,维护礼教。危,百姓更苦,在世道不好的时候,他们更是扼住抗争的喉咙。儒家道德知识分子在民众之前代表统治者,在统治者面前代表民众。人民低于儒家道德知识分子,儒家道德知识分子低于统治者。在皇帝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代表皇帝。
    
    儒家道德知识分子总是把治乱循环归罪于国民劣根性,认为农民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轮回。这个指责,过于轻率,而且是苛责。造成如此困境,原因不在于国民本身,而在于专制和缺乏政治自由,也在于没有看到缺乏政治自由而造成国民劣根性,而拚老命谴责国民的儒家道德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把问题蒙蔽了,而且没有帮助国民改善其生活条件。如果国民改善其生活条件,变为中产阶级,就跳出暴民和顺民之间的轮回。当专制独裁的能力缩小走不出中南海,露出大量荒凉之地,这些儒家道德知识分子,不是下到这些江湖之远去自己创造政治空间,而是希望涌到天安门广场,发出美的哀顿书,恳求赐予,并大声谴责暴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不干的,总是要公车上书。
    
    在儒家道德知识分子的知识政治高压下,一个穷人几乎不可能去指导权贵怎样生活,哪怕他说的句句都是真理,也无人会听。因为话语权在权贵及其帮凶儒家道德知识分子手里,权贵之所以富贵,就是因为他是社会游戏规则的胜利者,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规则也是为权贵特身订制的,评判标准也掌握在权贵一端。
    
    儒家道德知识分子爱富嫌贫,争先恐后的为权贵说话,忙着在在穷人屁股上踢几脚。试图扼住老百姓的嘴巴,不让表达。按照这样的思路,穷人失语是必然的,被抛弃也是必然的,除非他有一种力量。正面的影响力没有,就只能靠反面的破坏力,没有嘴巴,就只能靠拳头。穷人对社会构成威胁了,才能进入政治,才会进入主流的视野。有人形象地说,现在富人是带着印币机走路,穷人是带着悲愤想翻身。
    
    从儒家道德知识分子跪劝权贵从良到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革命,这是百年来解放和自由的现代性进程的里程碑。我认为,这在中国历史中,这是一次卫星变轨式的革命行动。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人与人权》编辑一平发表文章《土地权是农民基础的人权》。文章写道,传统中国是自耕农社会,土地私有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农民70%有土地。四九年前的旧中国,土地的占有、租赁、地价、地租、雇工方式和报酬,是自然经济长久磨合的结果,是大致合理的。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土地稀少、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方式不发达,更再加之连年的内外战乱。
    
    一九四六年中共发动土地改革,目的不在分土地给农民,而是利用土地分配,挑动贫富矛盾,在农村建立基层政权,征集兵员和物资,以进行内战,消灭国民党,夺取天下。对此,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论述,这里不重复了。
    
    中共四七年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说:“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但是内战刚刚结束,农民还没把分到的土地捂热,中共便开始收回农民的土地。1951年9月,中共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至1956年底全国农村完成了由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改造。需要说明,合作化是政府的强制行为,并非农民自愿。中共的农村“革命”,第一步是土改:消灭农民中坚——地富阶级,摧毁传统乡村宗族自治社会,建立“党”在农村基层政权;第二步是合作化: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农民纳入公社,自此中国农民彻底丧失了土地,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而沦为农奴。新中国的极权制度由此奠立。之后二十余,中国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不许进城,不迁徙,作为“奴隶”为国家工业化无偿提供积蓄,其间上千万农民被饿死。毛时代,中国基础工业的建立,及经济高速发展,是以将数亿农民沦为农奴为代价的。这部历史至今尚未清理。
    
    七十年代末的土地承包制是一场“解放农奴的革命”,农民终于可以借“集体”的土地为自己劳动了,并可以在自由集市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由这一步开始。但是,土地承包仅是解除了政权对农民的人身、劳动和产品的控制,而并未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没有真正归还给农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国家所有,而代表国家、集体的是支部和官吏。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在二十余年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便被无偿或低偿地掠夺。其中一部分是国家掠夺;而另一部分是各级官吏勾结商人的掠夺,以权抢地中饱私囊。中国圈地之所以行得通,且合法,就是因为农民个人没有土地所有权,所谓集体所有也仅是空名。在中共的辞典上,集体就是“支部”、“政府”、国家和官吏。
    
    如果说,八十年代农民还是土地承包制的受益者,那么九十年代以来的圈地运动中,农民就是再次被掠夺者,这是一次彻底的掠夺——农民永久丧失了他们的土地。
    
    文章继续分析,国以民为本,这是中国传统文明之精髓,民固而国固,民富则国强,国为民而在。一个好国家应该是使其绝大部分的人成为有产者,鼓励并保护民众有土地、房屋、资产和财富。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国家、社会的多数民众有资产和财富,方能自立,成为公民;他们安居乐业,才稳定,才愿意遵守制度法规;他们有安全,受保护,才会对国家、社会有责任感,对之热爱和建设;他们生有保障,自立自重,人性才能发展,增长道德、智性,促进文明。国家、社会的意义,就是给民众提供这些。自然,任何社会大富总是少数,但让多数人有一份小康的资产,乃是国与民之必要。
    
    反之,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无产者生无保障,日灼夜焦,有宗教有传统尚好,否则即容易与社会敌对。在正常状况,其多有犯罪;而在非常情形,其会被鼓动衍为群体暴乱。无产者是流民,是社会的潜在危险,如果其数量过多,社会即无安宁,且有革命和暴乱的可能。上世纪共产革命之所以如此残酷,原因之一就是无产者的不幸处境,他们积有过多的仇恨和暴力,一旦有可能就将之用到极限。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专政说,与其自身不安的生存处境有直接关系。无产者绝非是希望,也绝非是领导阶级,无产者的真正解放,是使他们成为有产者。财产不在于多,而在于有,以致他们生有保障,安居乐业。消灭贫穷才是穷人的“解放”。而让多数无产者有产,国家、社会也才会安宁与和谐,全民才会共同走向文明之进步。国家、社会需要提供机会和条件,使无产者有产。
    
    共产革命是反文明的,因为其反人性。其以暴力消灭有产者,剥夺全民的资产。民无产,而不自立,于是必须依附国家和权力,因而可被任意支配和奴役。极权制度的建立以此为基础。由于人无资产,人不自立,全民沦为“奴”,导致整个民族的道德、人格、素质、能力、精神、文化极度退化。现今中国如此败坏,这是根本原因。纵观西方各资本国家发展的历史,资本经济自然有其野蛮贪婪的一面,但是贵族、传统、教会、知识阶层的存在始终保持了文明的延续,这也是西方最终能够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
    
    现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有了个人资产,这是进步(但是个人资产不应来于对国家与民众的掠夺,这部分需要清理和制裁);但是尚不够,国家应该鼓励大多数的人成为小有产者。对农民来说,最实际的就是把土地真正退还给农民,让他们有土地权。
    
    一平继续写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来于掠夺农民,这包括三方面:一是无偿或低偿占有农民的土地;二是廉价农民工;三是乱摊派——苛捐杂税。据统计,现在中国有近三亿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耕种,而外出打工工价低廉,不能在城市落脚,他们是中国当代的流民。中国已成为流民国家,这么庞大的流民数量,是社会动荡的潜在危险。而从道义角度,中国农民深为不幸,是社会最底层最受欺压和掠夺的群体,国家和社会需要关注他们,改善他们的地位,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
    
    中国农民问题千头万绪,但是首要的是将土地权归还给他们,这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所在。土地是农民的最大人权,有土地他们才能安身立命,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挺直腰板决定自己的命运。否则他们必将任人切割摆布,于现代社会他们在知识、技能、贸易、信息、生产等各方面都是弱者,土地是他们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凭借,可以在现代经济中投资的资本。失去土地,他们即失去全部。
    
    事实证明,如果农民没有土地权,就无法抵御政府和官吏抢占土地。制止抢地,只有将土地权归还给农民个人。富锦农民说得好:“农村集体土地应归组成集体的全体村民所有。农民有权利共同决定对其土地的占有形式。由于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以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北京学者张耀杰发表文章《地归其主的地权宣言》。作者在叙述了三地农民收回土地事件后,接着分析说,中国的农地制度,自明清以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基本上呈现出以自耕农经营土地为主,以地主占有、佃农经营为辅的私有形态。皇权专制下的“普天之下,莫为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从来都没有真正落实到草根民间的每家每户。1949年,号召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土地改革,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变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为“耕者有其田”的农户所有制,初步实现了地权平分的私有私营。1952年后,全国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改变为集体合作组织所有。1958年强制推行的“化私为公”的人民公社化共产运动,直接导致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土地由政府当局或“集体”公有或“国家”公有的集体奴役制度或共产奴役制度。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从此陷入彻底奴化的制度陷阱与政治骗局之中。
    
    1978年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只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人为分离的半截子土地产权制度。按照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无论是耕地还是集体建设用地,都必须被征为国有之后才可以拿到市场中去出让拍卖,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只能得到最高不超过农地常年产值30倍的补偿。譬如说,一年按每亩土地500元的粮食收入计算,30年的补偿只有1.5万元。一亩土地从农民手里被征为国有土地之后,政府当局一转手就可以卖出几十万、上百万的市场价格。由此而来的必然是地方政府大规模圈占“集体”土地并且随意变更“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的圈地运动。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华裔教授文贯中,对此有过经典说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主要目标是村社的公共土地(commons),因为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名义上属村社共有,人人可以使用,因而成为强势群体侵吞的目标。已经明确划定所有权的土地并没有成为圈地运动的主要对象。英国的例子说明,如果土地的所有权明确划定,侵权就难得多。中国越演越烈的圈地运动是继当年英国之后的第二个例子。土地的村社所有,变成了村干部的事实占有。村干部利用土地所有权的‘管理者和分配者’的身份,往往监守自盗,和开发商和地方官员相勾结,瞒着农民处置、出卖土地以中饱私囊。……当年地主黄世仁要得到杨白老的土地,还要千方百计地得到他的地契,要按下他的手印为凭。现在村干部变卖村里的土地,是不需要农民交出地契的,因为农民是没有地契的。在这种情况下,空泛而有时间限制的产权,又如何能使农民得到保障呢?”
    
    正是随着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制度所蕴藏的利益空间的无限放大,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以秦晖为代表的要求明确土地私有产权的良心学者,与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希望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奴役制度或共产奴役制度的御用学者的激烈论争和分道扬镳。在这样的学术格局之下,草根农民发自内心深处的地权宣言,就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感和穿透力。
    
    ▲三民主义思想家段振坤在新世纪新闻网发表文章《耕者有其田立法的四项原则》。文章写道,耕者有其田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叶提出,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在国共两党的主导下,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不料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收了回来,大陆农民沦为饥饿的农奴,其悲惨大家有目共睹。
    
    1979年凤阳小岗村农民仅仅是为了活命,率先突破了集体劳动的方式,带动了全国农民分田到户的浪潮,结束了饥饿的历史。集体所有制的实质在于阻止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农民至今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仍然处在任人宰割的农奴地位。今天应当重新确立耕者有其田政策,把土地产权归还农民。
    
    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土地制度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土地既不能实行充满罪恶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能实行简单的自由放任制,也就是说既要实行土地产权到户,又要保持家庭经营的自耕农制度。这需要一个既坚持原则、又很灵活、能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制度。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原则,它没有制度缺陷,也十分灵活,放之四海而皆准。耕者有其田原则在台湾和日本的实践,至今充满着活力。
    
    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大陆非常类似,也是人多地少,因而台湾经验和日本经验对中国大陆十分重要。日本《农地法》的农地耕作者主义,是对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原则的最好解释,其宗旨是"农地由耕种者个人所有".农地耕作者主义,是以耕作者权益为核心的主义,围绕耕作者形成一系列立法原则和规则。台湾和日本土地制度,经验成熟而丰富,对中国大陆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一条原则是土地产权属于耕作者。
    
    耕作者没有土地产权,不是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唯一合法主人,事实上处于任人宰割的雇农地位。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为政府官员的土地寻租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耕作者拥有土地产权,土地寻租和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才能受到完全制止,自耕农的利益才能得到法律保障,也使农民更加珍惜土地,激发农民长期投资的热情,稳定和提高土地产出率。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二条原则是取得耕地的目的仅限于自己耕种。
    
    第一,取得耕地的资格只限于从事农业的耕作者,不从事农业的人无权拥有耕地,完全排除耕作者以外的人获得土地的权利,只有直接从事耕作的耕作者的权利才应该获得保障。在土地市场上有一个获得耕地的资格审查,这个资格审查的门槛主要用于防止非耕作者购买耕地。
    
    第二,取得耕地后,必须自己进行耕种。这就是说,土地不能用于出租,只能用于自己耕种,这样就防止了个人拥有过量土地,防止了地租经济。必须自己进行耕种,排除了不在农村的非耕作者取得土地的可能性。
    
    第三,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和工业与服务业转移,这部分已经完成转移的人口——长期生活在城市、有稳定职业的农业人口,由于他们不再直接从事耕种,他们将不再有资格拥有耕地,他们的土地必须上市整体出售。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三条原则是限制耕地的所有权移动。
    
    第一,土地市场是管制和规范市场,根据耕者有其田原则,必须建立严格的土地上市审查制度,这与企业上市进入证券市场的审查一样,只有经过严格的上市资格审查的土地才能合法出售,以限制土地产权的转移。这道土地市场的门槛在于保障耕者有其田,防止农民因为贫困或赌博、欠债等出售土地,把生存问题转嫁给社会,造成社会痛苦。事实上土地市场主要存在于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落后的贫困地区与内地很难形成土地市场。
    
    第二,土地出售必须是整体出售,不能部分出售;购买必须是整体购买,不能是部分购买,防止土地进一步碎化,防止农民零星出售土地,防止出现少地农民。
    
    第三,没有完成职业转移的农业人口,也就是在城市没有稳定职业,没有资格出售自己的耕地,兼业农户必须保留土地。
    
    第四,只要是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不能够上市出售,防止变成无地农民。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四条原则是限制耕地的转用。
    
    根据第三条原则,土地私有化后的耕地是受到严厉保护的,耕作者不得随意改变耕地的用途,否则将征收惩罚性耕地占用税。必须设立严格的耕地转用审批制度,限制耕地转用,保护基本农田。
    
    在土地私有化后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中,通过政府管制来规范土地市场,以确保自耕农制度,保护耕作者权益。
    
    耕者有其田既限制土地产权的转移,又促进土地产权的转移。在土地转移不成熟的内地农村,主要是限制产权转移,防止因各种因素出现无地和少地农民;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就是促进土地流动和产权转移,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开放的、竞争性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收入要比从事农业收入高,从而构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刺激。随着农业人口比例逐步下降,通过土地市场,耕作者就可以逐步加大土地耕作规模,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效率。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三项原则,应当是不能修改的永久性的原则,需要写进宪法作为宪法条款来加以保障,以确保一个耕作者利益得到切实保证的自耕农制度。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流亡在美国的作家郑义发表文章《自由中国的奠基石——评三省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文告》。
    
    作者富有情感的认为,中国农民收回土地是悲壮斗争,“蓦然明白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已然发生。我的心怦然而动,泪水模糊了双眼。”作者还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作者写道,黑龙江省富锦150万亩耕地与荒原的争夺战我不了解,江苏省省庄村宅基地的事也是首次与闻,但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的故事我并不生疏。30万农民苦斗30年终于回到自己故乡的悲壮事迹首见于作家冷峻所著长篇报告文学《黄河的弃民》,我在写作《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时曾参考、引用。故事梗概如下:因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30万农民被强制动员迁移到黄土高原北部沙漠边缘。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大饥荒的夹击下,移民们大批饿死,幸存者一贫如洗。一场极为惨烈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返乡大逃亡终于爆发。细节免去,总而言之,这可能是自犹太人出埃及以来最悲壮的一次远征。冷峻如此描述:“返陕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褴褛的灰色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黄河的两岸缓缓地蠕动着,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火车、汽车挤满了回归的移民,这是一支败溃的大军,规模巨大的黄河移民至此彻底地失败了。”回归的农民遭到政府方面的层层阻挡刁难甚至镇压,从1956年至1986年,历经长达30年的不屈奋斗,三门峡移民的一部分才回到自己黄河岸边的故乡。从1986年到今天,又是20年过去,他们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
    
    郑义认为,土地主人最具权威性的宣示。作者写道,有资料说黄河移民失去的土地有100万亩以上,我们暂且以80万亩论。这80万亩土地,在中共强制推行“合作化”、“公社化”之前,完全是农民的私产。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80万亩土地恐怕是无法完全收回了,他们首先要求收回目前承包的15万亩土地所有权,温和而克制。他们清晰明确地写道:“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听清楚没有?“永远所有权”!这真是一个耗费了半个多世纪漫长时间,付出数亿人血泪和数千万生命才认识到的简单的真理。这个片语直看得人心口发热!说的多好呀:“永远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出租权”、“继承权”——除了“买卖权”这一项子权利,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地权了。父老乡亲们,写得好!只要争得了这个“永远的所有权”,一切关于土地的子权利都会回到你们手中。
    
    在后极权社会再加上官匪一家的今天,这一宣告意味着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抗争。早该这样了!如果说全中国的农民都被官府整怕了,这些历经17次返乡风波、3次返乡大潮的黄河儿女及其子孙,应该是愈战愈勇的。半世纪之坎坷、两三代人之血泪,使他们深深认识到,收回自己祖代相传的土地,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团结抗争。
    
    黑龙江、陕西、江苏农民的三个宣言都是杰出的文献。它们以农民的直率与深刻,揭示了我们中国人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不义的产权制度。它们根本不理会一切伪知识份子和御用经济学者的种种貌似深刻的诡辩,直截了当地宣布:“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陕西省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
    
    ——简单明确,没有半句废话,这就是土地的主人最具权威性的宣示。
    
    郑义写道,土地公有制是对农民的彻底剥夺。中共建政前后,中国实行的是经济史上通常的土地私有制。土地之占有、使用、出租、买卖、抵押、赠与、继承等全部权利均可属于个人所有。1953年全国土改结束,虽然农民中最勤劳最精明的那部分受到了残酷打击,但土地产权私有制没有触动。却不料中共随即(1956)开始了“合作化运动”,运用政权的强制性力量,将不久前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集体耕种,即土地私有而集体使用。紧接其后,又急速推行“公社化运动”,实行“土地公有”、“一大二公”等极权经济制度,一举废除了土地私有制。至此,土地之占有、使用、出租、买卖、抵押、赠与、继承等一切权利,系为国家所占有。其社会振荡之剧烈,可谓立竿见影:从合作化以来出现的耕地总面积持续缩减一跃而跌至谷底,其减幅创二十世纪之最。国家一旦占有了土地,就占有了农民。被公有制和户口制剥夺了地权与迁徙自由的农民,沦为丧失了土地和人身自由的现代农奴。发生于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旷世大饥馑,就是土地国家垄断制的现世报。农民的反抗被一次又一次镇压下去。全国因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达400余万,迫害致死者10余万。
    
    七、八十年代之交,安徽凤阳小岗村带头实行“秘密单干”,史称“土地承包制”。主流舆论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并由此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史所未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制度,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短期行为,对中国耕地与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此处不论。)事实上,农民所获得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仍然没有丝毫改变。而且,这种使用权也仅仅是在有限时段之内,离“永佃”也相去甚远。“承包制”的核心秘密,是绕过并容忍了土地公有制这种对农民的剥夺。农民拿回了一个子权利(使用权),国家保住了土地垄断。一些善良的人们以为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幻想完全的地权也许会逐步回到农民手中。但事实恰恰相反:当土地的真实价值显现出来之际,当土地买卖获取暴利之际,那些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们就纷纷出场了。土地不是属于“国家所有”吗,“代表国家”的官员们就可以出动军警驱赶农民,大卖其地。土地不是属于“集体所有”吗,“代表集体”的乡官村官们就勾结黑社会,圈地招商。攫取了多大利益呢?这是党国最高机密,秘而不宣的。据我估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仅卖地款就高达2、3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农民只得了个零头,泼天的暴利都叫各级官员们抢去了。农村破产,农民贫困,官员们个个腰缠万贯,成了千万、亿万富翁。
    
    对于经济学家们争执不休的各色土地理论,黑龙江农民有如此一句话:“农民有权利共同决定对其土地的占有形式。”——先生们,下课了,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吧!
    
    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侵占掠夺大约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剧烈的社会震荡也辐射到中共高层。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围绕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激烈争论。著名的改革派、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他曾参与处理黄河三门峡移民和陕西地方政府争夺土地事件)列举了种种农村危机之后,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数名省级领导赞成的“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认为:过去写进宪法的关于土地方面的有关规定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现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再不从根本上改变,首先是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带来无穷的社会弊端,尤其是给农村基层干部提供了盘剥农民的可趁之机。田纪云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
    
    田纪云的发言尚未结束,已经忍无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断他,指责这种建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时,元老中以思想开明著称的万里支持田纪云说: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下面就有同志提这样的建议。另外,还有地方干部建议是否可以采取动员农民出钱购买他们已经承包的土地,这样至少可以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加一大笔收入。我建议在农民中搞一个调查。没想到大多数农民并不赞成。他们说: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向我们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一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万里建议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占有土地者要每年给国家缴纳土地税,使用自己土地所得收获,无论是个人或企业都要按比例再缴所得税。这样就理顺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对万里的意见,甚至最后说到“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不能被你们当成宣传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场所”。在这场中共党内罕见的剧烈争论中,江泽民李鹏不表示任何态度。最后乔石表态说:党内会议提倡有批评意见,但批评应该以理服人,不能乱扣帽子,不能用“无限上纲”的手段对待提出自己建议的同志。乔石的发言暂时平息了这场论战,田纪云也没有就自己的建议要求会议表决。江李一言不发,但事后江向邓小平汇报时,顺便提到了万里田纪云“妄图实现土地私有化”。邓对此不置一词。
    
    邓能说什么呢?
    
    郑义认为,这次农民收回土地是自由中国的奠基石。他形容黑龙江、陕西、江苏农民发表的这三个文告,可与美国赖以立国的《五月花号公约》相媲美。它们不仅包含了《五月花号公约》所创立的自行立法、人民自治的伟大原则,还根据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把《五月花号公约》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略去的土地私有制加以公开宣示。《五月花号公约》呼唤“民主”,中国农民的三个土地文告呼唤“私有制”、“民主”。也许可以这样说:自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迄今为止,所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宣言、文告、声明加起来,其分量也无法与这三个土地文告相比。因为它们直指极权统治的核心秘密:产权、产权、产权!
    
    不断有人为毛泽东们辩护,说他们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蛊惑,说他们是天真如少女般的乌托邦主义者,说他们在产权问题上的颠三倒四系出于浪漫试验与纯贞理想……够了!他们都是些老谋深算的政客,对于隐含于产权背后的政治秘密有着入骨的洞悉。四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听见“干部子弟”同学们私下传递的一句毛语录,不寒而栗:“我们分给农民土地,农民为我们打了二十几年仗。”
    
    另一种稍稍委婉的说法,见于毛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录:1949年1月,史达林派米高扬秘赴西柏坡,与毛举行了一周会谈。在谈及土地政策时,米高扬表示,把从地富手中没收来的土地又分给农民太可惜了,按照马列主义观点,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好。毛泽东的解释是:农民分到土地才会感到真正翻身得解放,才会踊跃参军参战。
    
    在这之前,1945年延安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说过一句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话:“有财产就有个性,有自由,有独立,有人格,没有财产就没有这一切。”
    
    ——殊为不幸,正是由于这种对产权制度的深刻了解,毛泽东及其同志们才在政权到手之后立即收回土地,使曾经为他们打江山卖性命的亿万农民沦为没有财产因而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没有人格的现代农奴。
    
    一切诡辩应该结束了。
    
    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不义应该结束了。
    
    在旬日之内相继发表的三篇宣示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文告,显示了中国农民的觉醒、智慧和勇气。
    
    它们是未来自由中国的奠基石。
    
    在自己被压迫被掠夺被欺凌的苦痛经历中,中国农民终于走出了一条介乎暴力革命和维权运动的中间道路。他们摒弃暴力,只是和平宣示土地所有权,和平罢免贪渎村官并选举村民自治机构,和平丈量分配土地,和平阻止侵权行为。他们凝聚并提升了各类维权运动,揭示出一切权利中最根本的是产权、产权、产权。
    
    只要各地农民迅速回应,只要政府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中国就有希望不流血地实现制度转型。
    
    ▲居住在北京的评论人士吴庸在《议报》发表文章《农民的新觉醒及其出路》。文章写到,有迫害才有反抗,有侵权才有维权。农民起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是当局常期侵犯、霸占农民土地权益的结果。第一次对农民土地权益大侵犯始于农业合作化。强迫性地将土地私有变为公有是违反广大农民意愿的,只有懒汉二流子愿意伙种伙吃占便宜。毛泽东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正是那些懒汉二流子的愿望的官方表述。更进一步说,所谓“农业集体化”本是共产教条,它所迷信的“组织起来”完全脱离农业的时空特点,无法取得工业生产的分工作业得以提高劳动效率的结果,也无法准确评定集体成员各自劳动的量与质,所以,共产囯度推行“农业集体化”均极大地戕害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尤甚,居然活生生饿死三四千万人口。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化后,农民聁望土地回家是必然的,这种心情突出地表现在对自留地的精心待弄以及对包产到户的由衷欢迎上。第二次对农民土地权益大侵犯始于邓小平倡导的圈地运动。它剥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保“三无”的赤贫者。本来,土地的“集体所有”,自实行分田单干后就成了虚空概念:集体所有者虚位。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党支部是农村基层政党组织,都不能成为土地集体所有的法人代表。“集体所有”没有必要的法人支撑,当然便于“国家”大肆掠夺。而且,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只有在“国家”征用时才得以转让、出售,这一立法使“囯家”掠夺“集体所有”的土地成为必然途径。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疯狂的圈地运动就是利用这种非法的与合法的手段而大肆猖獗。2004年山东省青岛市丹山村被政府强征果园、耕地3000多亩。以每亩7000-1.2万元从农民手中抢走,再以每亩23.5万元卖给上级政府,开发商则以每亩50万元从政府手中买入进行炒卖,每一层都是私吞、暴发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保守估算,约4000万农民被夺去土地,陷入难以为生的困境。征地与农民权益发生冲突,政府则对农民施暴,反抗被打,上访被抓,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以致被迫害者自焚、跳河、服毒、气绝。这种大抢劫一直绵延至今,没有刹车迹象。更有甚者,官员竟将掠夺的土地据为私有,再转租农民收取地租,成为现代地主。陕西省一些官员将安置库区回迁农民的15万亩耕地私吞,每年地租收入达4000到6000万元。黑龙江省富锦市两个市委副书记郭富山、葛其侠均拥有掠夺而来的耕地万余亩,堪称“社会主义大地主”。此种黑暗的剥削关系迫使农民起来造反,直接收回土地所有权。
    
    两三年前农民也为土地而抗争。2004年底四川省汉源县五六万农民为保护家园静坐示威,阻止大渡河瀑布沟电站工程施工,继而10万群众抬尸游行,声势显赫,但那时并未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农民保卫土地的斗争付出了6死、51重伤、百余轻伤的代价,那时只是争土地价格补偿及其归属,也未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两年后,农民为土地的抗争已越过要补偿、争地价的阶段,而提高到夺回土地所有权的水平。富锦市农民说得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这一新的觉醒表明农民看穿了当局贪得无餍的本质,看穿了农民将被迫沦为赤贫的前途,没有犹豫,说干就干,马上丈量土地,分田到户,从下层开始了产权大革命!这是农民为土地而抗争的质的突进!过去说“一步运动胜过十打纲领”,现在应说“农民的果敢行动藐视了所有关于土地不宜私有的书生议论”。
    
    农民这一抗争属于经济领域的革命,并未提出政治上的要求,但应看到这一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就具备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经济基础,依靠它才具有坚实的谈判地位,才有实力对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说“不”,才有摆脱外力的愚弄、限制、迫害、剥削的前提条件,才不致两手空空,任人宰割。当局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把农民驱赶到社会边缘并极力把农民剥夺殆尽,不就是凭借土地“集体所有”是个空洞、“国家”抢劫土地易如反掌吗?土地回家归农民所有是对这种暴政的强有力的否定。
    
    农民是当前社会的最大群体,任何改造社会的规划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如果农民群体处于任人宰割境地,那么,关于民主的进程、宪政的推行都将悬于半空而不能落实于最广大的社会空间。民主宪政所依据的公民社会的自治也将因农民群体没有经济上的自主而难于实现。所以,这场土地产权大革命实乃以民主宪政改造社会的关键一步。
    
    农民已经开始行动了,其前景如何?
    
    (1)此次行动,农民态度果敢,坚决。富锦市农民不惜以20万元巨资聘请律师为夺地申诉,还承诺官司打赢将以两千万元酬谢律师(每个农民出资500元),可见决心之大。地方政府的基本态势是缉捕夺地农民领袖进行恐吓,不敢采取进一步措施。富锦市维权领袖杨春林被捕后,公安机关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要求起诉,被当地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两次退回重审,这实际是在拖延时间、等待上级表态。富锦市长春岭村12月17日决定分地,18日市公安局副局长带领40多名警员赶到村里进行恐吓,无效。19日全村2200多人齐集地里准备丈量分地,市里调集400余警力全副武装、动用40多辆警车囚车,在市委副书记郭富山(就是那个私呑农民万亩耕地出租的“社会主义大地主”)率领下到达该村。农民毫不畏惧,因为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经历。月初,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的官员到村里要村民交土地反包费时,1000多农民就打算推翻或砸他们的车,官员被吓逃走。郭富山一看眼前阵势,不敢耍横,对农民说,他承认土地是农民的,说明天派协调办(协调解决富锦土地问题办公室)的人过来与村民和谈,给农民多少地,怎么给法。农民认为郭富山口头答应和谈,有可能晚上就把领头的村民抓走,不得不防。可以说,目前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按照四川汉源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汕尾事件的经历,按照中共的基本执政理念,一场暴力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夺地农民对此应有充分准备。须知,土地权益的劫掠是当政者最后的“晚餐”,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这个最后的暴发机遇,而暴力是他们仅有的资源,启动暴力镇压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是残酷的现实,然而是无可回避的现实。夺地农民,尤其是夺地领袖,都应认真审问自己:我已经对当政者的暴力镇压做好思想的、实际的准备了吗?我将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暴力袭击?这个夺地活动将如何与暴力镇压对抗下去?如何做好现有力量的保存不使溃散?俗话讲“有备无患”,这方面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2)全囯爆发的收回土地所有权活动,虽然起势突猛,但都是各自为战,与当地权力部门形成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占据有力的优势地位。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为回迁进行抗争20多年,至今才声明对自己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分地活动尚未开始。富锦市4万农民为地权抗争13年,至今才开始实际夺地活动。耗时这么多年的努力奋斗赢得的是夺地的道义优势,缺少的则是实际操作的有力保障。由于这一活动是“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与保持这一占有形式便于彻底劫掠农民土地的当权者利益形成对抗,双方的利益博弈便不易解脱。其实,农民夺地领袖于长武并不坚持必须摒弃“村集体”占有形式,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宣布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然后平均分配给每户村民”。只要分田到户后,各户拥有占有、使用权,“村集体”的处置权得到立法的确实保障,拥有不可动摇的谈判地位,那么,这实际上就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权益,外力就缺少了侵害这一权益的途径。关键在于双方的妥协:农民夺地者同意土地保留“村集体”占有形式,当局保证通过立法形式使“村集体”确实拥有土地处置权,拥有土地转让、买卖的一票否决权。通过农村基层民主风气逐渐形成,试想,当农民夺地代表于长武成为“村集体”代表时,农民的土地权益还能屈服于官府的压力吗?那对,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也就相应实现了。
    
    (3)农民所以软弱,在于它的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要强化农民发言权,就要从使农民形成合力着手。浙江省温岭市2004年开始筹备成立农民协会,12个村镇农民代表68人成为发起人。他们曾组织多次游行示威,拟参加者从万余人到5万人以上,均因当权者阻挠而未实现。他们提出的游行口号包括“农民集体土地由农民自己支配,任何个人或单位均不得干涉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已非法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返还农民集体所有,坚决反对强征、强占”,反映了农民的强烈愿望。从长远看,农民只有组织自己的政党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愿望得到表达的渠道。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囯农民党的组织,该党主席董时进1948年发表文章,反对中共暴力土改政策。1949年该党宣布解散。新的中国农民党的诞生该是将来之事,这是可以期待的。
    
    ▲评论人士党治国发表文章《第二次革命的重大突破——农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作者认为农民收回土地宣告了“集体经济神话的破灭”。作者写道,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的意思当然并非毛泽东所鼓吹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是指社会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的深刻变化。但是回顾起来,真正称得上革命变化的,却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它的革命性主要却不是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不是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也不是使一部份农民先富起来,而是打破了农业集体化优越性的神话。起初之所以挟风雷之威全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主要理由就是它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而核心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不但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导致中国农业的破产,使全国人民长期食不果腹。一九五九年至于一九六一年饿死四千万农民,不是由于歉收,也不是由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农民被束缚在集体经济的牢笼中。事实证明,农业集体化使农民沦为农奴,使中国社会降落到历史水平线以下,是迄今为止最坏的农业体制。在铁的事实面前,再讨论土地私有制「也存在弊病」,而把它与最坏的农业体制比来比去,纯粹是一种冷漠腐朽的经院哲学恶习。
    
    当年安徽省小岗村自主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当时刚提出改革开放目标但尚无具体突破口的中央领导是一场考验。后来他们确认了小岗村的方向,于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成了中国僵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取得了八○年代改革的成绩。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廉政、建设新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目标,但是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合适的突破口。现在广大农民以他们半个世纪的痛苦经历、厚实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为上述目标提供了一个最实在、最有效的突破口。
    
    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从春秋战国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传统土地私有制的缺陷,就是尚未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阴影,尚未确立「私有土地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但是一般说来,在和平时代,除了最高统治者,其他任何人对于土地私有权的侵犯都是非法的。从农业文明进入工商业文明,除了在和平、公平的原则下适当调整土地所有权,以保证耕者有其田外,更重要的则是确立「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文明准则。
    
    土地私有和土地公有不仅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而且是并存的。在土地私有制旁边,永远都存在着道路、氏族土地和公共场所等公共土地。还有些土地,是私人和公共力量都没有开发的,例如一些森林、河流、海洋、矿藏等等,它们是上帝或者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恩赐。凡属生产性的土地资源,只有私人所有才能得到最大效益和最合理使用,因而都应该归私人所有。作为农业和住宅用地,两千多年来私人所有制的成功,证明了其合理性。公元九年至二十三年,王莽一意孤行,悍然剥夺农民的私有土地,实行井田制,妄图加强自己的皇权统治,从而使中国历史降落到历史水平线之下。王莽先生的「公有制」,具有反历史、反人类的性质,其可耻失败是注定的。接受王莽的历史教训,以后只要是和平时期,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得到皇权统治者的尊重,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回顾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土地制度的变化。
    
    中国五○年代以来实行的集体所有制,和八○年代规定的城镇房基地国有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演一千九百多年前王莽的错误,再次使中国历史跌落到历史水平线之下。正是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剥夺,才导致四千多万农民惨遭饿死;正是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剥夺,才导致农业长期落后、农民极端贫困和农村人口被束缚在恶劣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正是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剥夺,才造成翁彪兄弟的自焚悲剧,使千千万万失去土地和房基地的百姓流离失所;正是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剥夺,才造成千百万人上访和加倍干警截访的特色景观;正是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剥夺,才造成中国上自国家主席,下到监狱囚犯,上自亿万富翁,下到街头乞丐,没有一个人拥有一寸土地所有权的今古奇观;正是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剥夺,才造成政府官员的惊天腐败和数以万亿的非法所得大量外逃;正是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剥夺,才造成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和潜伏其中的灾难性隐患。土地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最突出、最危险,及时解决之后也最能见效的头号问题。
    
    文章最后写道,由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依据的是自愿加入自愿退出原则,中国农民在饱尝了半个世纪的灾难之后,宣布自己的彻底觉醒,决定摒弃集体所有制,废除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土地所有权从集体手中回到私人手中。考虑到人口和土地情况的变化,不可能也无必要恢复当年入社时的原状,时移世变,农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恢复土地私有制的具体方案。村集体的作用,就是团结全体村民,誓死保护回到私人名下或者村民真正共有的土地所有权;遇到官商勾结,强行征购,集体有义务保护每个人的土地私有权,以在事实上实现私有土地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人权工作者李健发起呼吁:耕者有其田——关于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的呼吁。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向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郑重和强烈呼吁,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回归给农民。
    
    数千年来,农业及其依靠土地为人类提供最基本产品的农民一直是人类及其文明得以延续和进化的基本支撑。由此,土地及所有权的状况及归属也成为反映和决定人类兴衰的主要尺度。同时,由于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凭藉,耕者有其田也一直是农民代代相传的理想和诉求,其实现与否和程度大小也构成了影响人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主要变数。从时间的宏观维度上看,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人类史至今已经证明,当农民普遍和持续拥有其耕作土地所有权时,历史就表现出稳定、兴旺和发达;反之,历史就表现为动荡、萎缩和退化。这些在未来也必将得到持续的证明。所以说,解决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和未来的要求。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物权,为人类个体的财产权的实现和保障提供着不可或缺和替代的物质支撑。离开了土地的所有权,个体的财产权就失去了物化的基础,必然面临着被虚无和剥夺的危险境地。现代人权理念虽不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但财产权却客观上为人权的实现和保障提供着重要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财产权,人权将变得非常脆弱和难以实现,更谈不上保障,而个体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乃至公民意识也无法存在。现实的中国虽然在宪法上规定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导致农民作为集体难以实现对土地的所有,集体所有变成了无人所有,进而变成了权力所有。大量的土地被非法侵占,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这不但使他们的人权受到广泛的侵害及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危险境地,也使作为社会分工必不可少的农业职能的实现面临严峻的挑战。追根溯源,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没有明确具体的可实现的归属并造成了其事实上的虚置而导致的结果。所以说,农民拥有其耕作土地的所有权是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纯粹自然的内在要求,也体现着人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表现。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并且人口总量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仍将继续增长,需要巨量的以粮食为主要产品的农作物的供给。而我们可供耕作的土地非常有限,难以摆脱自然因素影响的农业产出也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农产品的供需成为长期左右和困扰我们的问题。虽然国际贸易可以提供一些解决,但是,面临错综复杂和难以预期的国际环境和地球生态,我们如把对农产品的供给建立在对外依赖的基础上,那将把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置于非常脆弱和危险的境地,在战略上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所以,保持必要的和最低的耕地面积是非常明智的也是唯一的现实选择。
    
    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耕地总量在逐年减少并呈现加速趋势。十多年来大量耕地被各地政府以各种手段和名目急功近利和愈演愈烈的侵占和蚕食以及贪官污吏对土地及其衍生利益的无限攫取是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另外,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农业及农民的轻视、偏见和歧视以及对农业重获取轻投入的产业政策,再加上过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及其畸形的财富分配效应的误导,造成了农民地位的低下和不平等,造成了农业整体生产力及科技水准的落后、农业有效产出效能的增长迟缓甚至下降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降低,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及人才的流失,也造成了部分耕地的撂荒和广泛的耕地退化。严峻的事实是,离开了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无法在法律层面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对土地的使用权也在巧取豪夺中丧失殆尽。农民为了生存和子孙后代的延续已被迫起而反抗以保卫土地。愈演愈烈并遍及各地的土地争端已呈现暴力和失控的迹象。巨量并继续增加的失地农民和离地农民的存在也使社会愈益难以承受。所有这些长此下去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已到了必须正视和迅速解决的时候了。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人均资源水准却很低,通过国际贸易解决也难以甚至不可实现,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老路(即使在这些国家也已开始对这种经济模式的检讨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改观,国家和社会也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这种表现为巨大能源与资源消耗和不惜破坏环境及生态、盘剥劳工权益、剥夺农民土地和公民居住权、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贪污腐败及高外贸依存度的唯增长而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过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造成了严重的和影响深远的的生态、社会和国家危机。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得不偿失和不可为继,而且已到了必须检讨和更改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建立一个立足国内、遵循自然法则和科学启迪、保持和促进生态平衡、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良好有效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元架构系统、实现社会和谐与正义的新的文明和发展模式。这是一场艰难的变革,将面临诸多的困难和复杂的变数,而稳定的农业将为其提供最为重要和必需的支持。
    
    我们需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而且比以往更为迫切。我们必须改变对农业的观念。不管技术如何进步,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将以其不可替代的职能一直伴随人类的存在而存在。而且,人类进化到今天已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职能,即它不仅提供我们所需的农产品,还要提供良好的生态系统,包括植被恢复、水土保持、沙漠治理、丰富的水源、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维系,以及大量的就业。对其的评价,已不仅仅是经济、技术,还应该包括安全、环境和人文等。所以,我们应该树立大农业的观念,农业将以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愈益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需要承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和持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则主要需要通过农民的担承和作为来实现和落实。没有权利,就无法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要想让农民承担责任,就必须赋予农民相应和必需的权利。其中首要也是最为重要和迫切的是赋予农民对其土地的所有权,这是促使农民承担责任和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基本前提和充要保证。
    
    有恒产才会有恒心。农民一旦拥有了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就会把土地视为其生存和子孙延续的基本物质手段,就会把依托于土地的农业作为代代相传的职业。这一方面会促使农民从长远利益考虑而克服短期行为,另一方面促使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其结果是,农民将大大加强对土地的精耕细作,更加自觉的对农业科技的学习、吸纳和采用,更加注重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更加注重对土地效能的呵护,更加注重农产品的安全,更加关注农产品的价格和有效产出。同时,对应于分散耕地的分散的农民,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也会建立广泛的协作或合作以面对和解决他们作为个体或家庭无法解决又必须解决的共同问题。这种根基于个体权利和共同利益需求基础上的自主、真实、有效和持久的协作与国家和社会的支持相结合将使得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能够有效的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另外,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由于土地自身的价值,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就将变得非常容易。最后,稳定的农业发展将使得社会对农业的需求得到切实和长久的保证。
    
    同时,基于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广泛的协作或合作也将大大密切农民间的生活联系,使得普遍的有益的道德规范、社会伦理和共同规则得以产生、确立和发挥作用。这种自组织效应的发展,一方面将大大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和推动公民社会的逐步建立,这不仅为乡村自治提供了可能,也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法治和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将使我们传统文明中的优秀部分得以重生,并通过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反思、借鉴和发展,通过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为更高文明的孕育和积淀开辟道路和提供养分。
    
    中国的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客观上决定了农业必须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大农业的理念和发展空间也将需要和吸引巨量的劳动力投入,这将提高农业的就业水准和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将减缓城市的就业压力,为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工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供支持和保证。
    
    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就为阻止以土地为主要源头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一道坚实的堤坝,将有效的压制土地及其衍生领域的贪污腐败势头,遏止政府的利益驱动行为,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可能。
    
    在大农业的理念下,农民是指从事非城市土地经营职业的个体,而与个体的居住地无关。土地所有权的赋予,也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投资于大规模的沙漠治理、水土保持、植被恢复、江河治理等等农业的长效工程,并通过资本的物化为解决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及再安置或合理补偿;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成果转移,并提高农业的整体科技水准,促使安全、低耗、低扰、高质、丰产的生态农业的发轫和壮大;有利于有关农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具体落实和取得实效;有利于建立综合反映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收入与付出和责任相平衡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助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的实现;有利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逐步减少不合理的城乡差别和缩小贫富差距,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经济条件;农民消费和投资能力的提高也会推动国内市场的发育,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和减少外贸依存;有利于减少政府层级和节省财政开支,为建立有限、高效、廉洁、服务、法治和责任政府创造条件;有利于农民对社会和国家的认同和凝聚。
    
    为了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有效行使,需要在法律上作出相应的确定和固化,并在诸如有关土地的用途、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继承、国家征用及补偿安置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和严格的法律规定,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非法剥夺和转移,防止对土地具体用途的非法改变,防止土地兼并所导致的农民对土地普遍拥有的改变,防止土地的一再细分所导致的耕地面积的减少,防止出现破坏农业系统及生态系统平衡、危及环境和公共安全的行为。同时,国家也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实行对农业产业的国家保护政策,通过财政和税收手段鼓励民间资本及科技手段对农业的投入,建立对农业的资讯服务体系并引导农业的产出结构以避免其产出结构的不合理和大起大落,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对农业发展、社区生活和乡村自治的广泛参与和发挥作用,进一步推动和落实村民自治以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结构,尊重农民的公民权利并保障其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应有的平等地位和作用。
    
    总之,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所在,是人权价值的体现,是国家的职责,是历史的启迪,是过去承诺的兑现,是当下和未来的客观需要,也是我们走向未来不得不迈出的必需的一步。同时,其改革本身也简单易行、相对公平和易见成效。让我们迈出这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一步!
    
    为此,我们郑重和强烈呼吁中央政府回应时代的呼唤和公民的诉求,启动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并积极妥善地推动这一历史进程。同时,我们也呼吁中国公民和社会各界支持这一关乎我们及其国家未来命运的历史性变革。
    
    ●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和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忠洲报道:公开信:征地下的最后与无奈。
    
    在经过近两年的无望抗争之后,江苏省庄村村民采取了公开信的方式,向全国公告:“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
    
    签名人之一、省庄村村民何夏伟对本刊记者说:公开信是请人代写的,起草后给他们村民都看了。这封公开信在网络上出现后,与另外几封同样的公开信以超常的速度传播着。
    
    在层出不穷的网络宣言中,没有人会相信那些农民在发布公开信后能够实现他们收回土地的意愿,但是,在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征地浪潮之后,这些宣言,却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景象,敲击着中国民众心底关于土地最紧的那根心弦。
    
    省庄村隶属江苏省宜兴市,地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2002年和岗下村合并为现在的行政村竹海村。这里盛产毛竹,绿浪起伏,以20多万亩的“竹海”享誉中外。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中,章子怡和周润发的打斗场面即拍于此。
    
    2006年,政府租用集体土地所经营的竹海公园为扩大规模,制定规划了竹海公园三期工程项目:即建造“度假区、宾馆区、综合休闲区、旅游商业街区、农家乐服务区、中心绿化休闲区、停车场”等。而该工程项目正好规划在省庄自然村村址上。征用集体土地转换为国有土地,在现有的土地政策下明显是不可行的,于是由竹海村委会出面,收回原省庄村250户农民的宅基地,并且在极低补偿下(征地费低至10000元/亩,距江苏省相关规定的83250元/亩相差甚远)勒令村民搬迁至原本的耕田中。
    
    在明确的搬迁令下达后,一些村民签订了搬迁协议,而一些村民则开始上访。他们不同意搬迁,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而且,要搬迁的新址地势低洼,如遇洪水则不堪设想。
    
    2006年8月,村民们来到宜兴市国土局、无锡市国土局上访,没有任何结果。
    
    9月25日,村民们到省信访办递送书面材料,结果答复是,要自下而上,要他们一级一级逐级反映。
    
    10月15日,施工车开进村里,闻讯而来的村民们进行了制止。但是,十余天后的11月2日,夜深人静时,施工车辆还是悄无声息地进来了。第二天,警察现场保护施工进行。村民们再次向省国土厅举报,仍然没有任何回音。
    
    村民们以唐忠联为首,开始走法律诉讼的程序,希望借助法律的手段制止施工。一审上诉至宜兴市人民法院,法院驳回唐忠联判处拆迁违法、停止施工的诉讼请求。唐忠联再次上诉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被驳回。
    
    一审判决整整15页的答复让村民们怒火万丈,唐忠联说:“被上诉人所有的证据只不过是荒谬至极的编造、拼凑、嫁接、改换、补充的,既不合法律常识也不合常理。”
    
    受理律师开元律师事务所的王焕申告诉记者,整个立项拆迁过程、程序都是严重违法的,而且极为明显,但是最后法院的判决却依然是村民败诉。
    
    何夏伟说,至今仍然有很多户农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无路可走的省庄村民前往各处寻援,一度前往北京往各部门、各媒体反映,中间还曾传出一些明星出面为省庄村民讨公正的事情,施工也曾短暂的停止,但最终又再次继续。
    
    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之后,原本抗争的人有些认命,有些人仍在坚持。
    
    在海量的征地拆迁案中,除了重庆钉子户在城市中以骇人的图片而备受关注外,更多地类似省庄村民的遭遇则只能被淹没于多得让人麻木的征地拆迁消息中。
    
    省庄村村民所显现出来的不同是,他们开始直指拆迁背后的土地制度。
    
    ▲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1月号发表社论:于无声处听惊雷。
    
    二○○八年来了。回顾二○○七年,最具震撼力的新闻是什么呢?
    
    不是中共十七大,也不是“嫦娥奔月”,而是中国农民发出收回土地的宣言。
    
    中共用土地革命作为旗帜,以农民战争为手段,打下了一个“党天下”。如今这个“天下”,他们已经“坐”了五十八年零三个月,快满六十年了。
    
    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的红旗,主要是农民的鲜血染成的。“小米加步枪”之所以能战胜飞机和大炮,一个主要的优势就是“数量胜质量”,靠的是“人海战术”。冲锋陷阵的是农民,运送给养的是农民,抬担架的也是农民。不知道有多少农民牺牲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他们的白骨上,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的宫殿里,一步步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桀纣和秦始皇之后最大的暴君。
    
    农民们前仆后继跟着共产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土地。然而共产党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刚刚分到手里只有几年,就被一个“合作化高潮”给吞没了。接着又是一个“人民公社化”,不但把农民的土地,而且把农民的人身都“化”到这个“集体”里去了。至此,中国农民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他们不但没有种田的自由(种什么,要由党决定),而且也没有吃饭的自由(吃多少,要由党决定),甚至连要饭的自由也没有(“会给社会主义丢脸”)。这就是中共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毛泽东语)的胜利结局:共产党夺得了一切,农民失去了一切。
    
    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秘密实行包产到户,这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反抗。这个反抗迅猛异常,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把人民公社的枷锁冲得支离破碎。起初对包产到户处处设防的共产党,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转过来接受这个现实,解散了人民公社。中国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实行经济改革,这场农村革命是它的先决条件。
    
    不过“包产到户”并没有收回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讨到了土地的使用权。这就是说,农民至多不过是个佃户而已,党的官员始终是真正的地主。
    
    这正是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根源。这些年来官商勾结,千方百计坑害农民并且把大批农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因而促成此伏彼起的大规模群体抗争。
    
    在愈演愈烈的冲突中,二○○七年十二月连续发生三起农民自发收回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大地上将要发生一场真正的土地革命的信号。(见本期党治国、刘晓波文)
    
    这三起事件发生在黑龙江富锦市、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和江苏省宜兴市。他们不是秘密行事,而是公开宣告:收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富锦农民的宣言说得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安身立命,整个国家才能安身立命。”
    
    这个道理说得多好啊!什么“和谐”也好,“稳定”也好,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以上的农民都没有立锥之地,这个国家能够“和谐”吗?能够“稳定”吗?
    
    一位中共元老曾经在党内说了一句良心话:“我们欠农民太多了!”其实光是这句话还不够。共产党对农民欺骗、利用、剥削、压迫,真是到家了。中国农民是淳朴善良的,但他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上述三个地方的农民现在已经不再“上访”,而是自己解放自己,行动起来,这就表明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可以断定,这三个地方虽然远离中南海,但当局一定会把它当成心腹大患来对待。事件将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预见,它将取决于中南海的明智还是愚蠢,取决于这土地革命扩散的力量和速度,取决于国内和世界的反应。
    
    不过我们愿意告诉中南海诸公:
    
    第一,农民没有侵犯国有财产,而是从“集体”土地里取回自己的一份。(当初是“自愿”加入,如今是“自愿”退出,完全是合法的。)
    
    第二,你们最好的对策是:不但承认三地农民的正义行动,而且像八十年代最后取消人民公社那样,顺水推舟,使这场真正的土地革命推广到全国,这样,不但一下子还清了欠农民的老账,而且将在各个领域引起良好的连锁反应,会使整个中国局势转上一个新的轨道。
    
    新的一年来了。你们最关心的大概是怎样压住一切异议,“办好”北京奥运,来显示你们的“形象”,以便增添统治资本。按照这种思路,对农民的抗争自然是要压服。但那将是最下下策!因为你们不但压不住,而且将激起更大更广的反抗怒潮,最后必将危及你们的统治!
    
    ▲自由亚洲电台(RFA)2007年12月29日报道:当局不承认长春岭村民重新分地的合法性。报道说,黑龙江省富锦市长春岭村村民夺回被政府强占十三年的土地并重新分配后,合法性未被当局承认,周四官员约晤村长及书记后,村长竟称是被农民逼著同意分地,当局随即指村民自行分地是属违法,有带领村民分地的维权代表指,二千多名村民已签下生死状誓死保卫家园。
    
    长春岭村民李先生周五接受本台访问时指,二千多名村民上周四在村长的同意下,将被地方政府强占十三年的六万亩土地抢回,并集体均分予每个有户籍的村民。但周四下午,地方官员入村与村长及书记会面后,村长竟否认同意分地,还指控当日是被农民逼著同意的,故此地方官员随即向农民发出通知,指分地属违法,呼吁农民交回土地的使用权。李先生指,相信村长已被当局收买,以致推翻之前对村民的承诺。
    
    李先生说:他本来是同意分地的,当日我们说要组织委员会罢免村长,形成动议后从新选村长,原来的村长都可以角逐,但当时他同意农民分地,故我们搁置罢免行动,但现时村长及书记肯定已被政府收买了。
    
    李先生说,当日带领村民分地的维权村民代表,是按《村民组织法》内村民自治的条款执行,他指村民都十分信赖维权村民代表,并指各人已签下生死状,若当局强抢农民土地,会与他们死并。
    
    连日来不分昼夜驾摩托车,往返耕地巡逻的维权村民代表张先生表示,每户各派一名村民,与他分担巡逻的工作,他指近日收到来自公安局的消息,指当局将会采取行动,但无法得知何时,张先生说,他们每日早出晚归,为防被黑社会暴徒袭击,他们身上总会带著铁棒、泥耙,作自卫用途,张先生指,当初带领村民分地,早已将生死置身事外。
    
    他说:连死我都不怕,还有甚么可怕,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文件,农民失去土地就无法生存,我们已设法争取分地的合法性,但无奈当局强抢农民土地,我们村民不会害怕,我背后更有二千名农民支撑著。
    
    就二千多村民签生死状,誓死保卫家园一事,本台致电富锦市政府办公室查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接受访问时指,按照《村民组织法》的条文规定,祇要五分之一的村民组成罢免委员会,就可以动议罢免村长然后从新选村长,若果分地不是由村长带领,政府是不会承认的。他说:村委主任是选举出来的,所以村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罢免村长,但分地有一定程序遵守,不可没有村长带领分地。
    
    记者多次致电富锦市公安局及富锦市长的电话,但接电话的人获悉是记者来电,查问农民分地一事时,对方就立即挂断电话。
    
    富锦市多条村的失地农民,因为土地归属问题十三年来多次上访,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本月初,东南岗村村民成功将村官罢免,集体均分被当局强占的九百多公顷土地,其后更向全国发出四万名农民夺回土地控制权的声明,其他村镇有意效法,陆续筹组罢免村官,收回土地均分的行动。不过,东南岗村维权代表于长武,其后被当局指聚众闹事拘捕,现时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而市政府亦于于长武被捕的翌日,从失地农民手中抢回土地。其他村的分地计划,亦因于长武被捕而沉寂下来。
    
    ▲《亚洲时报》报道:中国农民网上呼吁摒弃土地集体所有制。报道说,中国一群失望的农民,因耕种多年的土地被收去,发起抗议又无人理会,无奈之下只好在互联网上宣布,要摒弃中国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由上月爆发的一桩农民抗议开始的,如今已蔓延到三省一直辖市。可惜的是,农民的呼声仍未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分析人士认为,他们的行动将无果而终。
    
    进入21世纪,在中国加快产业现代化步伐的同时,农业显然也亟需搭上这班现代化的快车。虽说这场"网络暴动"短期内未必能给农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益处,但它无疑最终会带来一场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第二次土地革命".
    
    新土地革命不一定会推出土地私有制,因为这会有违中共的基本原则,但众多农民届时或许将得到土地使用权,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腐败的中国地方官员,往往与贪婪的开发商沆瀣一气,侵占大量农田,发展获利颇丰的房地产项目。
    
    理论上,土地集体所有制,顾名思义便是土地归全村(镇)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均落入了少数官员(如村长、镇长)的手中,成为他们损公肥私的摇钱树。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最近指出,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将危及到宏观调控效果,危及到国家粮食安全,危及到社会和谐稳定,也危及到持续发展。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向来是一小撮地主靠着手中掌握的大量土地,过着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农民却始终难逃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命运。新中国成立没多久,毛泽东便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集体所有制从此诞生了。作为中共的执政原则之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被写入了中共的党章。从这一角度看,农民们在网络上发表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宣言,可说是相当大胆的。
    
    不过,农民们的这一举动并非没有先例。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自发将公社土地包干到户,他们的做法获得中央的支持,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热潮。然而,农民们今日的需求已与当年有了很大不同:源于小岗村的那场土地改革,仅给予了农民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今天的农民要求实行土地私有制。就目前而言,中共绝不会答应。
    
    一位中共高级官员日前重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将不会改变,并强调中央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私有制。这番话似乎是对农民呼声的响应。
    
    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土地私有制在历史上沿袭了几千年,这种制度使土地在地主手中大量集中,而农民不但没有富起来,还因失去土地而变得一无所有。这是中国历史的教训。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宪法决定的。”
    
    据报道,中国警方还阻止了农民们自发领导的土地再分配活动,并逮捕了多名组织者。究竟这些行动能否阻止农民们日益坚定的、要求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呼声,仍有待观察。组织者称,上月发表在网络上的四份公告,代表了多达12万农民的心声。或许这个数字有些水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抗议活动的确引起了不少农民的共鸣。
    
    事情是在12月9日开始的,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的4万农民,当日通过互联网向全国发表公告,称他们拥有当地官员1994年"盗走"的25万英亩土地。在东南岗村,900个农民实际上已开始分配其中的一些土地。但后来,这一活动被当地政府喊停,而长期被当地政府视为"眼中钉"的组织者、53岁的于长武,更是遭到刑事拘留。
    
    12月12日,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个回迁农民,也发表了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事后,三名组织者被当地警方逮捕。
    
    农民们在公告中说:"我们决定摒弃之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但各村目前耕种的24,710英亩土地将永远归我们所有,另外由中央划拨给我们、却被各级官员侵占的同样面积的耕地,也将永远属于我们。我们将把这些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从而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12月15日与18日,江苏省宜兴市与天津市武清区两地的农民,也先后发表了保护土地所有权的公告。一时间,四份公告的点击率直线上升
    
    由于不能确定卷入其中的农民数目,我们只能对公告上所说的数字打个问号。尽管如此,这些农民的苦处(全国7.5亿的农民对此自然会深表同情)在互联网上一公布,立即炒得满城风雨。
    
    千万别以为,中共很快会宣布放弃土地集体所有制。但可以肯定的是,土地使用政策改革已是迫在眉睫。农民们的抗议,再加上近几年因征地而在农村频频引发的群体冲突,都迫使中央领导层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变得如此复杂,也少不了反腐不力的“功劳”。中央只有少空谈、多实干,才能有效打击地方官员与开发商勾结、侵占农民土地的不法行为。或许中国未来会硬着头皮,去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因为这才是确保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最好办法。
    
    ▲自由亚洲电台(RFA)2007年12月21日报道:黑龙江富锦长春岭村二千村民自主分地。报道说,黑龙江省富锦市长春岭村二千名村民,成功夺回被政府强占十三年的四千多公顷土地;并于周五完成分地。村民指当局曾派出五百多名公安武警威胁村民不要分地。虽然较早前政府已强行夺回东南岗村的分地,但长春岭村代表指,将会透过法律途径确立分地的合法性。
    
    富锦市长春岭村村民张先生,周五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二千名多村民周三走到被市政府强徵十三年的耕地上,准备开始分地的程序,在耕地上把守的暴徒见村民人数众多,致电增援,不久,来了十多辆警车载著大约有五百多名公安、武警到场,将村的出入口堵塞,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现场加埋数十名相信是受聘于开发商的暴徒,走到耕地上与村民对峙,张先生说,村民见形势不妙,随即返回家中取出木棍及泥抓自卫。
    
    他说:来了富锦市的公安武警,防暴警等五百多人,他们都带上钢盔,带电棍,铁管等武器,村民见对方有武器,随即返回屋企,拿木棍,泥抓等武器对抗,万一对方动手村民亦可还手。
    
    张先生说,双方对峙了半个钟后,富锦市长郭富山到场调解,当村民出示文件,证明所拥有的四千六百公顷的耕地并非市政府拥有后,郭富山承诺周四再入村协助村民办理分地,其后公安武警先后撤退,村民亦暂缓分地返回家中,结束双方对峙的局面。
    
    对于月初带头分地的东南岗村,已被政府再次夺回土地,今次村民的分地行动会否同样徒劳无功,张先生表示无奈,他认为农民分地只是第一步,他们会找律师协助,确立分地的合法性。
    
    另一名村民李先生说,周四村民等了整个上午都没有官员到来,祇有数十名相信是开发商聘用的暴徒及数十名公安便衣在场戒备,于是村民开始自行分地,直至周五中午,成功将耕地分妥。李先生指,整过分地程序都有暴徒在场,他们不断威吓村民不要分地,但村民都无惧暴徒及公安的威胁,因为耕地是属于我们村民的。
    
    他说:耕地是属于我们农民的,是我们的生命惟一依靠,农民日夜受到暴徒骚扰打扰,公安亦日夜派员入村监视我们举动,威吓村民不要分地,我们每日遭受他们喝骂威迫,但我们都不怕。
    
    富锦市政府办公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他们获悉长春岭村村民自行分地,他指那幅土地是属于国有的,是受市土地规划局所管辖,他指责村民无权分地。他说:土地是国有的,要依法办理土地归属问题,不能乱抢,不能乱分。
    
    该名官员又说,派公安入村祇是维持秩序,不能说是恐吓及威胁。
    
    记者多次致电富锦市公安局及富锦市长的电话,但电话不是被占线就是处于忙的状态。
    
    富锦市多条村的失地农民,因为土地归属问题十三年来多次上访,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本月初,东南岗村村民成功将村官罢免,集体均分被当局强占的九百多公顷土地,其后更向全国发出四万名农民夺回土地控制权的声明,其他村镇有意效法,陆续筹组罢免村官,收回土地均分的行动。不过,东南岗村维权代表于长武,其后被当局指聚众闹事拘捕,现时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而市政府亦于于长武被捕的翌日,从失地农民手中抢回土地。其他村的分地计划,亦因于长武被捕而沉寂下来。
    
    ▲自由亚洲电台(RFA)2007年12月21日报道:三门峡维权农民被控煽动颠覆政权罪。报道说,陕西省华阴市政府继续打压三门峡库区维权农民,三名发起收回土地的农民代表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刑事拘留,并陆续有农民代表被传召问话,其中一人已被关押三天。公安还雇用临时工监控农民的言行。部分农民代表因为害怕都不敢回家。
    
    本台星期一报道三门峡库区移民,因为公开要求政府交还迟迟未分配的安置土地,有农民代表被拘留;而原来被行政拘留10天的两名农民,就改为刑事拘留45天。其中一名被改为刑事拘留的农民代表陈思忠的儿子说,父亲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担心父亲会被逮捕,而他自己亦被当局监视。
    
    而本台报道后第二天,华阴市公安局就到陈思忠家大举搜查,并带走了一些对外联系的电话号码,和关于收回土地的文字材料;估计是当局为下一步的逮捕行动做准备。
    
    本台星期五再致电陈思忠家,接电话的是陈思忠太太。她不太愿意回答记者提问,但证实曾有公安上过他们家。家里其他的人亦因为害怕躲起来。她说:没有人了,他们都出去躲起来了。
    
    有农民代表说,陈思忠已接近七十岁,耳朵残障,需要带助听器。他本身身体状况不好,被拘留了多天,食得不好,天气又寒冷,已经病倒。但当局又不允许家人探望,其他农民代表都担心他健康情况会恶化。
    
    另一名被拘留的农民代表张三民,在星期日被当地派出所,以谈话名义叫走,之后关押在看守所,直到家属去派出所了解情况时,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罪名同样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家属获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告知,是因为“张三民到北京上访,影响了2008年的奥运会”。
    
    本台致电张三民家,但电话并没有人接听。据了解,他在派出所关押期间,曾被毒打。
    
    有农民代表表示,近几日华阴市当局不断叫农民代表到派出所问话,星期三又有三名代表被叫去,只有两人在下午获放回来,另一人一直未露面。公安又聘请了一些临时工,晚上在移民村内监视移民的一举一动。现在移民村内气氛紧张,部分农民代表因为害怕被抓,不敢回家。他说:“最近华阴公安聘用了许多不属于公安的人,有可能是农村的人,雇用临时工,和公安站在一块,一块行动,比方晚上都在村内巡逻,对移民搞监控。反正现在村内气氛特别紧张,特别恐怖。”
    
    有知情人土说,这次陈思忠等人由行政拘留改为刑事拘留,是华阴市政府领导下令不能释放的。他又说,在过往亦发生过农民代表被刑拘、劳教甚至被判刑,但这次罗列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未免太大、过了头了。
    
    本台致电华阴市政府宣传办,查询是否有移民因为违法上访而被刑事拘留。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她不是宣传办的人,亦没有人可以回答。
    
    因为不满当地政府侵吞15万亩安置土地及挪用数以亿元的安家费,三门峡库区农民持续了十多年维权、上访。农民代表在12日发出7万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公告,宣布要收回被政府侵吞的15万亩土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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