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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龙泉千年良田,中央政府说:保住!地方政府:填掉!。(图)
请看博讯热点:农民、民工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22日 转载)
    
    龙泉强征良田现场照片
     22, 2007
    新鲜事!龙泉千年良田,中央政府说:保住!地方政府:填掉!。
    
    装满沙土的卡车疯狂往良田倾倒
    早上七点突然出现二十辆装满沙土的卡车疯狂往良田倾倒,暴力征地开始。
    装满沙土的卡车疯狂往良田倾倒


    刚刚成熟的稻田毁于一旦,龙泉这儿的良田从晋朝就开始种植了,却被龙泉市政府以荒地上报省政府,结果被国务院识破,责令改回农田性质。
    装满沙土的卡车疯狂往良田倾倒


    现在这些国家基本良田却在完全没有办手续的情况下将被沙土掩埋,农民欲哭无泪,只有用身体挡卡车了。
    
    
    农民不能没有良田,农田是农民的根。这还是上午填的农田,下午因场面混乱,无法拍照。目前已填埋了近五十米良田。没有合法手续,而且无视国务院的裁定,视中央政府于不顾。真是新鲜事,中央要保农田,地方政府要填农田。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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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泉现场最新消息。
    Saturday, September 22, 2007
    最新消息:
    
    
     下午3点46分刚接到张丽锋电话,因为各位博客大侠转载了壹报的紧急呼吁,并通过几大资讯博客与MSN传播,网上声援不断,加上中央电视台记者直接闻讯打电话给龙泉市长,一百多农民组成护地队寸步不让,用身体拦住铲车,终于在离村田一米的地方,铲车刚刚停下,但是其它村八村已有50米田被填,龙泉市长捎信给农民:今天暂停,看你们答复。
     网上消息起了效果,但不容乐观,一报保持关注,一有消息会告知大家。一起努力,促成双方理解协商吧。
    
    
     壹报主人 翟明磊 4点15分(2007,9,22)
    
    
    
    紧急呼吁:阻止定州血案在龙泉再次发生!
    
    
    因为事情紧急,一报主人中止专题中国劳工调查发布,刊登此呼吁。
    吁请各方冷静, 阻止定州血案再次发生。
    
    各位社会各界人士
    
     我是公民记者翟明磊,也是报道《龙泉土地斗争全纪录》作者,龙泉农民土地维权 一开始以农民阻挡非法征地铲车开始,经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包括律师,学者,记者的帮助,在温家宝总理直接关心下,国务院派出司长带头的调查组查明真相,还了农民公道,国务院下了最终裁决书,要求恢复农田性质,事情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行政复议农民告赢省政府的案子,也开创了将可能的血性事故转化为和平协商的先例。最近国务院官员某司长特地打电话给龙泉市长,要他们管住手下人,不许对农民胡来。
     不料,今天上午十一时,我接到当地维权护地领头人张丽锋的电话,龙泉市政府不顾国务院的处理决定,未补办任何手续,于今晨七点分二路30名公安开一辆大铲车与二十辆装泥土的大卡车,一路连铲带填,到龙泉农民土地中,试图将泥土填没农民的水田,目前还距村民的田只有十米,全体村民已出动到了田头。因为周六时间,一时农民们无法与国务院分管官员取得联系,龙泉政府意图这样好生米煮成熟饭,情况已很紧急,龙泉农民性格刚烈,我担心再次发生定州血案,诚请各界人士想办法立即中止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暴力强迁,农民与政府再次和平协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龙泉市政府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让人惊叹,这视温总理为首的国务院于何地,视法律于何地?强烈吁请各方冷静在法律框架中平衡利益!
     报道此案的《民间》夏刊停刊,我已成为公民记者,个人受点委屈无所谓,虽人弱言微,也当尽努力促成和谐达至,匆匆写上,今晚会有更新消息登出,请大家关注。
    
     了解此前过程,请读《龙泉土地斗争全纪录》一文。
    
     翟明磊2007年9月22日11时39分急书,下午1点15分补书。
    
    
    龙泉土地斗争全纪录
    
    翟明磊
    
    这是建国后第一例农民通过行政复议上诉至国务院胜诉的土地案。龙泉农民从流血护地开始,在紧急关头,走上法律斗争之路。最后打赢省政府,在国务院支持下夺回土地。
    在采访中,记者仿佛看到了一个古老故事的现代版,因为古代戏剧中大部分戏剧性的成份,在这个故事中都有了,官逼民反,钦差大臣,微服私访,龙颜大怒……。但这又的的确确是一个现代故事,充满着当代农民的智勇,如同日本著名的成田机场土地斗争。
    “他们为什么会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进龙泉农民。
    感谢他们用最坦诚的胸怀告知《民间》:“我们走通的这条法制抗争之路,别的农民也能走。”
    
    他们,才是最牛的钉子户。
    ——记者
    
    
    
    你们不能把农民当猪一样”
    
     如果你是燕子。
    
     在空中,你可以在幽蓝群山环抱中找到龙泉市,六万人口的城市,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5公里,从1991年开始,这个浙江最南部狭长城市如同灰色的婴儿在不停地成长,农田是他绿色的摇篮,在群山中的摇篮只有这么大,这个婴儿的身躯渐渐挤满了摇篮。
    
     宏伟的市政府与体育馆建在水田中央,东部的二千亩农田是龙泉市所在龙渊镇所剩不多的土地。雄心勃勃大搞城市化的市委书记要建四路三桥,象所有的市长一样,发展总是硬道理。东进东进!直到在一个村庄前他停了下来。那就是龙渊一村。
    
     在空中,你可以看到龙泉市,却看不到农民的面孔。你可以听到打桩机的声音,却听不到农民的心声。
    
     让我们飞得更低一些,飞进那些破瓦遮檐的房子。
    
     2004年在龙渊一村村民 管子文家中传来与征地组的对话。
    
     “我们这次征地是为龙泉市的建设,丽龙公路建设,贤良路延伸段建设,当地拆迁居民回迁安置,是为了公共利益。”
    
     “不对,你们是为了商品小区城东花园的建设,占用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七村二千多亩地,其中只有二百亩是用在安置征地农民,其它都是建商品房。
    
     “为什么龙泉市地价平均在3300一平米,征我们的地只给65元一平米?连砂子一立方米都要一百元。一亩地只给我们四万元?而这一亩地一年我们一家种菜就能赚一万元。我们要搬回来盖房子还要交宅基地审批费8万元,也就是说,你们不仅白白夺走了我们的地,而且还要从我们身上再拿走五万元。”
    
     “我告诉你,别人可以卖,你也可以卖,我们龙泉太远了,中央也管不到这么多事,政府不会大义灭亲的,市政府是儿子,地区是爸爸,省政府是爷爷。枪打出头鸟。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心拿你开刀。”
    
    “ 我们祖祖辈辈的田你们拿走了,我们再从哪开田啊,这儿的田连山上的都在农业学大寨时全开完了,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做什么?没有土地,我们会死的。”
    
     “放心,别人饿不死你也饿不死,别人死,你也可以死啊。”街道干部说。
     “我们本身是小康,人人都往上走,为什么要我们走下坡路?你们公务员是人,我们农民也是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当猪一样!”
     让一村农民更气愤的是这儿从东晋开始就是龙泉最好的良田,古称“龙死水不旱”之地。古称龙渊镇,至唐朝避唐太祖李渊的讳改为龙泉镇,这片良田曾养育出北宋一位丞相管师仁,现在则供应着龙泉市百分之六十的蔬菜,征地时,市政府却以荒地上报。有趣的这块土地性质在政府公示中已变化了四次,一会是集体所有耕地(2003年前),一会儿是国有土地(2004年3月),一会儿又是集体所有的荒地。(2005年5月)“就象孩子的脸,四月的天,说变就变!”一村村民张丽锋说。“有一次我问干部,我们2000年发的三十年承包证写得明明白白,这是集体所有的基本农田,为什么说是国家的。他们说集体也是国家的,我又问国家又是谁的,他们说是农民的!”
    
     “龙泉的地价是多少就在我们村边上的地块,拍卖价已经到了7500元一平米,征地只有65元一平米,这还是1991年的征地价格,一平米良田比不上一方砂石的价格,这到底是帮农民奔小康,还是在残酷剥削农民,政府转手在市场上卖掉一亩地可以赚二三百万,开发商再转手又是一倍的利润。凭什么?凭什么?”。
    
     对于农民的追问,市政府官员在听证会上也讲述了自己的道理:“我个人认为为了公共利益奉献是一种美德,政府的补偿标准是合法的,因为省政府规定各市政府可以按当地情况制定征地补偿标准,龙泉农田是133元一平方米——当然你们是荒地。我们告诉你们,丽水市的标准是129元一平米,遂昌市是100元一平米,我们还是高的呢。你们土地增值靠什么?是政府大量投入。没有政府修路修桥,你们土地能增值
    吗?“
    
    
    图片说明:六万人口的城市有如此豪迈的市政府
    
    
     “你们在敲诈政府。”
    
     好了,你不再是燕子——燕子怎么知道农民的心?
    
     一开始,一村村民什么法律都不懂只想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补偿,2002年,他们怯生生开出的条件,是每平米给一百五十元,这明明不是荒地嘛!免掉审批费。甚至他们说:“只要每人每月给我们二百元补贴,村里死一个人,免一个,生一个给一个,田我们白送给你们政府。”
    龙泉政府说:“你们是在敲诈政府。”
    
     其中不合理的审批费是逼农民走绝路的关键,一村每人平均三分地,每家一亩田只能分得四万元,而龙泉创全国纪录的土政策:宅基地审批费要8万元,(严格地说,审批费由二部分组成,一是审批费四万元,另一部分是重新购买宅基地的费用四万元,同样的地农民以65元一平米被征收,却要以350元一平米买回来)。这样农民要重新住上房子不仅把四万元征地费全贴进去还不够,还要拿出四万元,对贫穷一点的农民,这意味着田没有了,为了片瓦生存,还要向政府献上四万元存款。
    
     农民说“好比我们卖猪,猪不仅仅白白送给他们,还要抢光我们身上的卖猪钱。”
    
     “我们农民是最好说话的,又是最难讲话的。我们农民是最怕死的,也是最不怕死的。”管子文大声说。“只要让农民维持小康,农民是好商量的,你要压农民,骗农民,逼我们走绝路……”
    
     谁能为农民说话?村长吗?村长张金有只会写自己的名字,2002年通过贿选上任,他的选票价50元到500元不等,可以讨价还价,上任后就做起房地产生意。引起580个村民签名要求罢免。15年未开村民大会,张金有在村委委员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地卖给政府,并做了荒地证明。2005年5月20日到期后,他拒绝选举,村委会陷入瘫痪。
    
     2003年6月18日,在征地队累计6000人次的“说服”与压力下,全村十四个生产小组十一个生产小组卖了地。
    只有一村三个组83户农民决定抗争。
    
     他们的三十亩显得孤零零的,周边的农田全部被征完了。只有他们每天仍然种菜卖菜。
     “冲啊!”
    
     看问题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一种角度,穷山恶水出刁民,另外一种:山清水秀人聪明。龙泉生产最锋利与最脆弱的二样东西:宝剑与青瓷。这儿是两省山区,民风剽悍,龙泉人说话的嗓门要比别的农民亮上一倍,初听起来,让人耳膜嗡嗡作响,讲话也如同吵架。
    
     龙泉农民的领头人张丽锋,三十五岁。就是政府眼中的头号刁民。头戴藤盔的张丽锋全身油黑,自从2002年进入维权后,他停掉了自己所有小生意,一心一意种田卖菜。说话比别人急,也比别人大,如同连珠炮式的发问与“这个王八蛋”的口头禅是他特点。
    。
     天不怕地不怕?胆子也是被吓大的。
    
     一开始,一村一组农民是遍地撒网,捞到一个算一个,所有想到的求助方法,都试了,光各种救助的信邮寄费就花了三万多元,甚至一次花了五千元,全部是特快专递。所有的信如泥牛入海。
    
     第一次走进浙江省政府信访办的大门,无权无势的农民去了五个人。信访办主任看见五个啥都不懂的泥腿子,就说:“信访条例说集体信访不超过5人,你们来了5个人就超过了,我随时随地可以把你们抓起来,念你们初犯,算了,龙泉市政府和我通过电话了,是国有土地,你们回去吧。”
    
     丽水信访办头一天很重视,第二天就变了脸:“这是集体的事情,你们几个农民无权代表,不受理。”
    普天下都是征地的事,谁能睬他们呢。
    
     但是农民的倔脾气上来后,就要争个理。
    
     三十个农民2002年悄悄签了一个秘密敢死协议,如果在抗争中受伤或死亡,大伙集资补偿。其中有老人,有妇女。十个农民组成决策小组,而核心人员为五人。
     56户人家四年共集资十七万元。其中十人小组占了一半,每次维权集资,大伙交了,不够的,核心小组成员就填上。光张丽锋就出了三万元。
     每次在小学开会,上百农民参加。
    
     人就是要争一口气。
    
     2004年3月11日,强迁的时刻到了,下午一点,四面八方的路被封锁了。全龙泉几乎所有公务员单位,财政,税务,公安,法院,工商,人大,土地,城建500余人组成强迁队,其中四十个建筑农民工手持大砍柴刀。四人一排的队伍有一百米长,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开进一村一组的菜地。两辆巨型推土机直接冲进菜地,一排排白菜被碾进巨轮。
    
     有人在村里放风,大声说:“不卖地小组完蛋了,他们神气不起来了,今天有几个人要被抓去坐牢了,你们快去看。”没想到,这给村民们报了警。一百多村民纷纷跑到自己的农田。
    
     巨型推土机冒着白烟,发出突突的巨响,冲在最前面的是一村的老人与妇女,他们用手死死抵住铲斗,几个农民跳上铲斗车,张门头等两名七十岁的老人躺在巨轮底下。驾驶员被这种不要命的行为镇住了。
    
     你有大砍刀,人海。我也有秘密武器。三个神秘盾牌被村民树了起来,那是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三幅巨像。一个大横幅亮了出来:“国家不能没有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这是别村送来的武器。
    
     另二个大横幅:“中国共产党万岁!”“龙泉政府强制征地。”挡在了铲车后路。铲车前后不能动了。
    
     绝不能砸机器,一百多村民事先已约定了底线。另一部分村民则直奔公安做说服工作。“乡里乡亲的,你们公安掺和啥呀。”公安们说:“政府说你们赖面皮,拿了征地费,不肯搬,我们才来的。”女人们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公安明白后说“啊呀,土地局城建局怎么这个样子呢。”从此公安只旁观不参与了。
    
     稳住了公安的同时。张丽锋一刻不停地打救助电话,从前天晚上到当天下午,张丽锋已打了三十个电话了,打到省信访办,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你们可以向当地法院告嘛。”张丽锋急了:“怎么告,强迁队里就有法院。”打通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手机,刚说了几句,对方就挂了,再打是关机。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绝望的村民心想只有拼了。
    
     这时领队的龙泉市副市长喊出了:“冲啊,给我冲!”
    
     打手们用头盔砸伤了四个老人,连头盔也砸破了。村里商量好了“老人妇女先出面,要动手,中年人就要上。”村里第二批队伍出马了,他们大多是中年人。
    
     一村的村民赤手空拳与征地队拧成一团。
    
     当工商局候定光局长的儿子领着强迁队开始拔田里的葱时,一位老奶奶跪在地上死死抱住侯队长的腿,一个小时没有松手,挣脱不掉的侯公子只好赔了二百元钱。
    
     幸运的事出现了,在现场出现了新华社记者,他拨通了总社电话,总社紧急拨通中央的电话。
    
     四点钟,强迁队中公安队伍首先悄悄撤退。
    
     一 个小时后,强迁队长喊话:“这次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啊,逃罗!逃罗!”在村民的哄笑声中,强迁队退走了。乘胜追击的村民认出了副市长,一群妇女立即包围了他讨说法,推搡起来……混战中副市长撞伤了妇女胸口。村民不敢放心,仍成群坐在自己田中,迟迟不肯散去。
    
    图片说明:铁蛋们在开会,很多策略就是在边劳动边谈笑中商定。
    
     “他们是吃了铁蛋的。”
     阵地战结束了,零星的遭遇战才开刚刚开始。政府改变策略,采取各个击破。
    
     张秀元,护地组核心成员之一,乡村医生。市卫生局局长要这个老实人卖地,否则要撤销他的卫生所,他不干,之后张秀元主持了第二生产小组协议:村小队组长不能代表村民签卖地协议,要签也要等村民全部签名后。第二天,公安局找了他六次,严告:“这是与政府对着干,立即写悔过书,否则过年也要在牢里过。”他们在村口搜查协议书,在与村民抢夺中,协议撕得粉碎。之后政府又说张在七十年代盖的房子未经政府批准是非法的,要拆掉。上告,行政复议输了,法院也判张秀元输。法官说:“我没办法,政府让做的,我如果不这么判,明天我就和你们一样种田了。你往上告吧。”丽水法院又判他输。眼看强迁了,张秀元大喝一声:“谁拆我的房子,我用刀把他从头劈到大腿根!”
    有效!政府没声音了。
    
     一个村民开了个店卖电动车,城建,工商,税务,交通,质量,缉侦六个部门上门逼他签字卖地。
    
     一位70岁老党员在民间集资,被说成非法集资。一个农民有儿子坐牢,工作组说了:“你卖地,把你儿子早点弄出来,要不然在里面更受罪。”
    
     半年时间,村民顶住各种压力,没有一个人签字卖地。
    
     工作组只好唉叹:“这些人是吃了铁蛋的,找了没有用。”
    
     从此“吃铁蛋的人”的叫法就传开了。
    
     在这期间,张丽锋并没有象其它地方农民一样上法院讨说法,他看穿了“当地法院和政府是一伙的,没有用,多花冤枉钱。”
     他天天研究法律文书,心里渐渐有了一条妙计,和大伙一说,“铁蛋队员”们拍着腿都说不错。
     这计,只有五个核心铁蛋知晓。
    
     以后拆迁工作队上门,大伙也不和他们吵了。而是口径一致地说:
    
    “ 你们走法律道路,按法律,征用 基本农田一亩以上要报国务院,就算不是基本农田,525亩以下的一般耕地也要报省政府批准。 你们拿到省政府的批文再来跟我们说话。”
    
     几次接触,工作组想,铁蛋们卖的什么药?
    
     “能找皇帝,不要去找太监。”
    
     还有我们办不到的事?2005年5月13日征地工作组的口气又硬起来了,因为——省政府省土字A2005第10001号批文下来了,同意龙泉市政府征地。而且写着龙渊一村的土地是未利用地,也就是荒地。
    
     那一边,“铁蛋们”也很高兴。
    
     “太好了,他们中计了,把省政府拖下了水,我们就是要逼他们拿省政府批文,然后告省政府,这样就脱离了地方行政的泥潭子。”
    省政府要维持,我们就上国务院告省政府,要求国务院行政复议。“能找皇帝,不要找太监”。在龙泉农民心中,国务院大致于金銮宝殿。代表国家,代表民族,总可以代表公正吧。
    
     出乎张丽锋预料,农民原以为省政府会以农田审批,却没有想到以“未利用地”批下来。“这些官员胆子真大,以为农民好欺负。没想到在之后,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未利用地成了他们的败笔。”张丽锋笑了。
    
    “ 告到国务院,要搞就搞高一点,死也死得痛快一点。”张丽锋的大嗓门震得我嗡嗡耳响。
    
     张丽锋要求省政府行政复议打电话给省法制办:你们快来调查,看看我们是农田还是荒地。省法制办回答:“不用了,法律上规定,看材料就行了。”
    
     同时铁蛋们又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有了省政府批文,龙泉市政府胆子又大了,万一在行政复议之前就动手强迁,事就坏了。
     果然,市政府在6月23日又发一个强制令,说要在6月28日清场。
    
     双方又打开了心理战。
    
     政府开始在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抽人,大的抽五十人,小的抽二十人,自来水厂等企业开始发鞋发厂帽,还故意到快餐店订6月28日大批客饭,一副招兵买马的架势,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边村民也不示弱,5月13日,上百村民在小学开会。会上群情激昂,“第二次要强迁,我们跟他们拼命了。公务员一个月几千元,一年好几万,我们农民杀一个值,杀二个赚了。”
    
     管子文说,“为了农民利益,我豁出去了,只要不枪毙我,最多判五年,十年,十年后我再回来。”
    
     农民们用啤酒瓶灌上汽油,做成燃烧瓶,在村里公开试验。又把鞭炮与炸鱼的雷管火药都挖了出来,公开爆破。男人们将一瓶瓶汽油埋入地下。
    
     妇女们纷纷拿出纳布鞋底的锥子,在锥尖上涂上甲胺磷类杀虫剂。
    
     甚至,他们把第二次战斗的战斗服都准备好了,那是一百件黄色的T恤,前面写着“温家宝总理救农民”,后面写着“胡锦涛总书记救农民。”
    
     “用鲜血保卫土地。”是做好的大横幅。
    
     村民们急红了眼睛。这些消息也通过会场上的线人,传到政府耳中。
    
     政府举棋不定,强迁吗?也许是第二个定州血案。
    
    
     “ 拖住就是胜利”
    
     能拖一天就是一天。张丽锋想到了媒体,一年来,他常常给《南风窗》记者郭宇宽打电话,一有什么情况就告诉小郭。这段时间,几乎天天打电话——“不好意思,对媒体要死磨硬缠”——张丽锋也有农民的媒体策略喔。郭宇宽告知:“没办法,中国土地案件太多了,没办法报道。”“不管怎样,你先过来再说。”郭过来采访村民与市政府。之后发表了《龙泉土地纠纷案调查——骑虎难下的龙泉政府》。
     之后《商界》王福生记者等也过来采访。
     三轮记者一次次访问同时也给市政府造成压力,延缓了他们强迁的举动。
    
     6月28日,预订的清场行动没有发生。
    
    “ 实话实说,没有媒体的界入,我们不会有那么幸运。”
    
    “ 我们要尽量拖时间,也许在这期间,国家政策会慢慢变好。”张丽锋与铁蛋们商议。
    
     6月12日市政府听证会开始,农民们更是步步不让,首先争吵了二个小时,要求180多村民全部入场旁听,想一想,一百多个大嗓门吵起来屋顶都掀翻了,政府只有退让。之后农民要求自己录相,又是在半个小时争吵后,政府让步。在听证会上,农民们把听证会开成了向农民传播法律意识的宣传会,指出龙泉政府将农田变成荒地是有预谋的欺骗行为。更巧妙地是农民们在听证会要求对方出示省政府批文,终于拿到了复印件。
    
     6月13日,龙泉市人大竟专门通过一个协议支持政府强制征地。
    
     7月7日张丽锋们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中裁。
    
     7月22日街道办废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证。
    
     与 此同时,村民的情绪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一天,狂乱的村民们在情急之下已高高抬起街道办的一辆轿车,准备掀翻,张丽锋当机立断:“我们在申请行政复议,忍一忍,大家放下。”
    
     许多农民急红了眼:“告什么告,没用的,和他们拼命算了!”
    
     这时张丽锋外界的知识分子朋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告诉村民:“先走法律途径,走不通,再拼命也不迟。”
    
     8月份省政府受理了行政复议仲裁。
    
     几乎同时,也许地方政府意识到中了张丽锋的计,奇怪的是所有打击报复,突然全部中止了。
    
     如同风暴眼中的平静。
    
     。
    
     图片说明:副市长与村民谈判,中举指者为副市长
    
     “二天时间,我急白了头发。”
    
     9月份,省政府的行政复议传来消息。“基本上维持,你们可以私下协商,价格高一点。”
    
     “我们不协商,你先把我土地性质搞清楚再说,是男人,还是女人,搞清楚。”村民口气一点都不软。
    与此同时,郭宇宽将龙泉土地案材料交给张思之大律师,转交给了国土资源部,下转给浙江省,龙泉方面又吃了一惊:“这些农民好象很有背景啊。”
    
     2005年11月14日,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下来了。
    
     15天,只有15天,张丽锋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
    
     这十五天,张丽锋如同经历了惊险片。因为靠当地的律师力量,已经不够了,张丽锋必须要找到一个好律师。时间一天天流逝,找了八个律师,只有二个敢接,开口要天价十五万,最少五万,农民没有钱。直到十一月25日前,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张丽锋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律师。
    
     二天时间,张丽锋日夜不安,头发急得一片片白了。
    
     五月二十五日,张丽锋突然在网上搜索到龙泉林樟旺一案官司的律师张星水的名字,他看了张星水为民疾呼的几篇文章,心里突然一动:“就是他了。”他立刻通过网上著名言论家东海一枭联系上张星水律师。张律师听明白后开出了一万五千元的律师价,这是龙泉农民见过的中国最低的律师费了。
    
     尽管张丽锋与张星水从未见过面,“但从文章中看出他的为人。”从心中涌起的信任使张丽锋立即将一万五千元律师费打给张律师,全权委托张律师在北京操办。终于在2005年11月30日,十五天期限的最后一天,将材料递进国务院。12月6日国务院决定受理。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啊。”
     张丽锋没有想到的是,张星水律师为了替农民们省钱,12月9日,从北京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赶到龙泉,挨家挨户调查,在一户老农民家中,他用掺着泥沙的黑水为客人们将硬得磨牙的冷饭热了一下,陪同的张丽锋们都难以下咽,连连道歉,张星水却说:“没关系,到这儿很难得,这饭很好吃!”
    
     张律师通过实地调查,证实龙泉政府征地基本上与公共利益无关,几项列出的公共工程,距离征地田地很远,最近的也相距一公里外。而龙泉政府所说的一村土地是紧水滩工程五年一淹的泄洪淹没征收地,所以是未利用地,更是谎言。这些地块离紧水滩水库有70公里,而且在184米淹没线之上8米,有趣的是,征地周边比一村海拔低两米的9个村庄全部是政府认定的基本农田,偏偏一村地块被称为淹没地。二次实地调查让张星水取得一手资料。
    
     2006年张丽锋接通了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方军副司长的电话。
    
     面对国务院的官员,张丽锋的嗓门照样震天响:“形势严峻,农民要杀人啦。你们快过来调查。”张丽锋对记者说:“国务院的官员又怎么啦,该说的狠话,还是要说。”
    
     在给国务院要求下来调查的申请书上,张毫不客气地说:“恳求你们来看一看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高压下农民已几近窒息的生存权及发展权,看一看最被边缘化,被剥夺感最强烈的弱势群体农民。”
    
     “也许他从未碰到我这样的农民,不会说一句好话,软话,想说啥就说啥。”他与方司长往往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之后方副司长说,想交张丽锋这样的农民朋友。在案件结束后,方副司长还专门绕道到龙泉看望张丽锋。
    
     2006年5月21日,10月19日,方副司长两次前往龙泉调查,在农民心中,方副司长就是钦差大臣,可是“方大人”一见农民的面就说:“你们辛苦了!”总是被官员们教训嘲笑的龙泉农民心头一热,倒不知说什么好了。
    
     那一刻,张丽锋真正定了心。“我已经觉得我们能赢了,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么冤的案子能赢,我们也能赢。一村的土地在阳光下,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种满蔬菜,怎么会变荒地。”
    
     “方大人”每次来龙泉,从不在龙泉留宿,调查完立即就离开。“这才是钦差大臣嘛。”农民们说。
     龙泉地方政府将农田当荒地上报,是走了错误的一着,因为农田与荒地差别太大,是人都明白,国家土地法规定“水利交通方便,在路边的田地,连续三年种植蔬菜的田地,粮棉油生产基地。”都属基本农田。难怪,中央电视台记者董倩站在一村的良田前说了一句“他们真笨啊。”
     是啊,他们小看了农民,也不明白农民有大地赋与的智慧。
    
     当有人问道张丽锋为什么不走法院,而走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张丽锋回答
    1, 国务院是务实亲和的公正廉洁的温家宝总理直接领导。2,国务院宏观调控,出台政策法规不与经济利益挂钩。3国务院代表国家形象,要取信于民。4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有些官员不怕法律,更不把老百姓放在眼中,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5大政府小司法,现在法制不健全法院制度不独立,避免不了政府干扰法院。6不用向复议机构交费。7专家,记者都主张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图片说明:张丽锋,放弃生意回家卖菜也要讨公道。
    
             “终将聚水成潮”
     2007年2月1日,国务院做出最终裁决:认定浙江省人民政府土地征收程序有瑕疵,浙江省人民政府应将浙土字A2005第10001号土地征收决定中征用一村的15.4228公顷的集体所有土也种类由未利用地变更为耕地;国务院还裁决责令浙江省人民政府完善批准征收耕地的相关手续.龙泉农民打赢了状告省政府的官司.
    
     新华社记者近日报道,国务院的行政复议之路有望成为部分替代上访的农民追求公义之路.其实张丽锋向国务院提起行政复议那一年,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接受的行政复议的案子只有18起,许多农民不知道这样的一条路.
    泥腿子农民将省政府告上国务院更是第一起。
    
     方司长在调查中曾握着张丽锋的手说:“做的好,你们推动了国家法制进步,国务院受理就是为了给农民一个说话的地方,为此国务院支持你,保护你,退一步说,即使告错了农民也没有任何责任,国务院将做出公平裁决。”
    
     张丽锋笑了:也许我有遗传,我查了族谱,我也有一个祖先,在清朝以农民身份,把地方政府告到省政府。
    
     张丽锋说:"中国有宪法更需要宪政,有法律更需要法制.全国政协委员夏家骏对总理说:"信仰日弱,假话日多,权色日重,吏事日怠,上下日远."农民的权益需要从下到下的恩赐,更需要从下至上的争取,希望我们的案件能为全国被逼卖地农民带来一点启示和参考.我们现在的社会平衡是一种不信任的平衡,只有通过农民理性维权,政府公正行政,最终达到一种官民之间的双赢结局,改善政府与百姓紧张关系,避免定州事件再次发生.行政复议是每一个失地农民都可以走的路.
    
    “ 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的依靠,一把泥土给农民吃的,穿的,这是最好的农田,我们祖祖辈辈吃下去。”龙泉83个农民以17万元的代价捍卫了四个村庄2000亩1600年历史的土地。
    
     聪明的张丽锋兴致很好,他一口气做了五面锦旗,一场大战胜利了,也要论功行赏嘛,一幅给张耀杰,张丽锋本想通过他找到为农民工讨工资的夏家骏政协委员,不料张知晓后,主动在网上为龙泉农民鼓与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迅在世,追求真理."
    
      一幅给记者郭宇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宇宽泽民恩."
    
     一幅给张星水:"只向真理低头,更为农民弯腰。幸有一星如月,终将聚水成潮。
    
     一幅给国务院法制办与行政复议司:“ 秉公执法,执政为民,实地核查,亲民坦诚。”
    
     另一幅给国务院:“忠心感谢国务院,赤心为民,恩重如山。”
    
     那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官员们特意留送锦旗的张星水谈了四十五分钟,处长笑了:“我们要把锦旗交给国务院最高领导。” 
        
     张丽锋则亮着大嗓门告诉记者:他要给温家宝总理一封信,要求修改农民觉得不合理的许多规定。
    
     可是,又有哪个燕子能把信衔进老百姓眼中的深深“宰相”府?
    
    附:为被非法征地的农民兄弟支招。
    张丽锋口述实录
    
    农民兄弟:
    1, 别签字,说啥也别签字。
    2, 要省政府或国务院批文。基本农田一亩都要国务院批文的。一般耕地超过525亩,35公顷的要国务院批文。525亩以下要省政府批文。荒地一千亩以上要国务院批文。
    我们浙江省,对省政府批文不服的,可以协商,三个月不做出答复,可以申请裁决,注意有二个月的期限。第二次下来,有十五天,这十五天之间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国务院行政复议司2003年才成立。许多农民还不知道。行政复议,每一个失地农民都可以走这条路,但都没走,象定州事件,汕尾,完全可以走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也有缺点,证据难拿,只许查阅,不给复印,那几千字材料农民怎么抄,因此我要向温家宝总理呼吁,一,放宽十五天期限,二,允许农民复印相关证据文件。三允许在网上公开,公开监督。
    3, 找媒体,找律师,要找好的,不重钱,重义气的,不一定要关系,自己在网上找。象南风窗的好记者郭宇宽,我根本不认识,我就是打电话到南风窗,接线员给我找的。全国有一批好的维权律师,知识分子,注意,农民自己,好律师,媒体,国务院,缺一不可。新华社可以写内参,有用。要钱的记者不要理,我们这个事关键的是新华社记者一直在关注,中央有了批示,给了我们安全保护。
    4, 自己要学法,不要靠别人。买一本法律全书,再买水利法,土地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物权法等单行本,要举一反三,法律是相通的。要动脑子。自己不坚定,没人能帮你。行政复议法一定要细细研究,特别是有些时限。
    5, 一定要团结,要人人出钱,要敢于拼命形成压力,但要理性维权。形成十人核心,只要有最重要的3到4人就行。这个核心人选怎么选?要在平时观察,关键时候,谁敢说话,谁说话有道理,谁能负责,是做事做出来的。有些主意,只能由四个人知道。上访成功,要一流的口才,无赖的脸皮,运动员的体格,雄厚的资金后盾。
    6, 我要向国家呼吁,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新农村是第一位的,城市支持农民的时候到了,城市化应当退到第二位。“多与,少取,放活”,把农民的集体所有土地规划报批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让农民自行开发,而不是把农民土地低价圈走。上海九星村就是顶住压力不卖地,农民自主开发,个个富裕。征地时,应由用地方与农民直接谈判,政府角色要淡化,否则就是看不起农民。现在一些地方官员搞的是把农民土地圈光,钱榨光,生存之路断光的新三光政策。每次低价征地造成成千上万农民一贫如洗,民称“征地致贫。”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包围农村。
    7, 我们农民虽然人微言轻,也希望国家走向法制与民主,现在人大代表大多是官员与权贵,希望人大代表多一些农民,多一些维权律师代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专家会诊土地问题
    
     龙泉土地问题虽然得到较圆满的解决,但一个问题始终困扰在记者心头:
     “农民认为土地拍卖四千元一平米,而政府征自已的地只有一百元一平米,不公平。而政府认为,土地不会自已增值, 是政府的公共投入,建路建桥才使土地增值。增值部分归政府。两方说法谁对谁错呢?”于是《民间》找到对土地问题有心得的四位专家,请他们来会诊中国土地问题。会诊就从上述的问题谈起,我们要求:一,一针见血。二有建设性意见。三,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话。
    
            西医徐键:土地开发利益的公共还原
      徐键,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朱芒教授指导下对美国土地开发利益公共还原判例进行了二年研究,此课题为教育部的研究课题。
     徐键:你提到的问题,在美国是很明确的,土地因为政府公共投资而得到升值,升值部分不会全部归农民,也不会全部归政府,而是有适当的比例。学术称:“土地开发利益的公共还原”。这个比例如何确定呢,一般是由第三方来认定,这个因公共投入而增值的部分,他们叫“特别受益费。”例如上海莘庄地区因修了地铁土地增值,房地产商受益,那么其它地区的人就会说,地铁是公共投资,凭什么这个地块的人受益呢。于是要确定特别受益费,即因为地铁投资而引起的土地增值的部分。怎么测定,美国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们有非常详细的公共数据库,可以把莘庄的地块土地价与没有修地铁的江桥地块同时段比较,在修地铁前,两地地价是差不多的,1993年修了地铁后莘庄地皮涨了,房价涨了二倍,江桥没变,两者之间的差价就等于特别受益费。一般特别受益费通过税收征收,有的地方高达70%,通过税收土地开发利益可以还原给公众。以前是专项资金,现在则变成公共财政的一部分。
    这种特别受益费,美国法院也是相当支持的。因此特别收益费成了美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例如1980年税制改革后,加利福尼亚州,财产税的比例在降低,特别受益费在提高。这是一个趋势。
    龙泉市农民要求的补偿标准因此不难计算,应当是市场价格刨去因政府投资而增值的那部分特别受益费。应当远高于一平米百元。但也不会高达四千元一平米。
    
    记者:第三方会不会做手脚?
    徐键:可能性很小,因为第三方也是根据公共数据库做出的结论,而公共数据库是公开的,谁都可以查。我们国内还缺少原始差价的房地产交易数据库系统。
    记者:在世界上特别受益费普遍吗?
    徐键:比如在德国,捐税制度依据在法律上的结构由税(Steuer)、规费(Gebuehren)和受益费(Beitraege)构成。其中受益费指为设置或经营公共设施,而由该设施的(可能)受益者缴纳的捐税。又如在日本,旧“都市计划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有受益者负担制度,主要适用于道路、河流、下水道设施等领域。此外,在台湾省,规定对因公共工程,“应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工程受益费;其无直接受益之土地者,就使用该项工程设施之车辆、船舶征收之。”
    记者:这种征收特别受益费有没有争议,如何解决?
    徐键:争议是有的,比如美国一条高速公路向地区征收特别受益费,居民不同意,说高速公路在我们这儿没有出口,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增值,而且留下污染,噪音,反而有损失。这是就交法院裁定,现在的台湾与韩国也有特别受益费,但他们更喜欢街头政治,往往是群体抗议,所以征收难度大。例如一条高速公路边居民抗议,导致高雄议会暂停征收特别受益费。其实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1912年在大陆就有特别受益费征收。
    记者:特别受益费对维护社会公正有何意义。
    徐键:现在土地开发利益的大头被开发商,地方政府拿去,全民没有享受,地方政府获利后,利益不公开,不透明,进入预算外资金,支出也较混乱,社会也无法监控。
    
    中医李昌平:赞同私有,不赞同私有化。
    
    李昌平,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曾任乡党委书记,上书朱总理,痛陈中国农村问题,中国改革农村版主编,现为乐施会扶贫官员。
    李昌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看,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一,不少农民愿意土地征收,现在一亩地一年只能赚五百元。如果征地费是一亩五万元,放在银行,利息也不只五百元啊。二,地方政府想城市化,但没钱,只有打土地主意。因此在某种条件下,征地并不是双方都反对的事。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问题是增值怍收益从哪里来,是农民带来的吗?显然不是,是当官的带来的,显然不是,因此全归政府,农民,商人也不对。所以我们反过来要看土地承担哪些责任。有农业功能,保障农民的功能,发展商业的功能。你要消灭国家的农业功能,又需要何种补偿。现在我们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框架来解决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土地是上苍赐于给所有人的,城市扩张,土地收益也是说承包这个地块的农民就有权,而是土地增值的那部分,所有人都应当共享。现在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资本家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关系都是乱套的。比如北京因为开奥运会土地增值如何分配?我这届政府的土地利益又与下一届如何协调?所以我们法规法律冲突,先要在理上搞清楚,否则是头痛医头,打个补丁,与事无补,我们需要在土地法律上有一个整体重建。
              我赞同私有,不赞同私有化。
    李昌平:我们现在的集体所有土地怎么来的呢。一户人家在古代开了荒地,土地归这户人家所有,这户人家儿子生了孙子,就成了一个自然村,土地归自然村所有。如果集体发了土地产权证,人家就抢不走,内部怎么处理是你们自己的事。集体所有土地,其实有三块,1,集体共有,水塘,风水林,祖业共有,血缘共有,不能分割到人。2按份所有,一人一份,基本农田承包田就这么分的。3按户所有,自留地,宅基地。所以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分配清晰的,在社会变迁时,城市扩张时,唯一有分歧的可能是宅基地,因为有的人家人多,有的人家人少,按户平均有争议。因此集体所有制其实是民有而不是公有,包含私有。现在政府中一种意见认为土地私人所有,才是产权清晰,其实是与私营利益合谋的一种方式。
    我赞同私有,不赞同私有化。为什么赞同私有呢,一,相对国有,集体所有制也是一种私有方式。二如果集体决定,把田分到私人,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私有化,一化起来,可不得了。硬性规定私有化,一刀切,其实是忽视了中国土地的多元性,地方的差异性。比如内蒙,一承包草原就不行。中国这么大,农村这么广阔,让他们内部讨论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我们的承包制与宪法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矛盾的,既然是集体所有,国家有何权规定土地承包权限呢,这不是应当集体内部确定的吗?为什么不把使用权决定权给集体呢,可以永久分,也可以不分嘛。
    而且集体所有是抗衡土地兼并的最好方式,为什么广东,浙江农民土地保护意识强,因为有公地,(有的地方占了30%)宗族势力。如果一分散到个人。土地被兼并就很容易。
    1977年到1988年,中国农村为什么最好,明确土地集体所有,一亩一千斤粮交五斤公粮,基本农田外的农地搞工业,增值收入农民所有,农民分享土地收益。1988年有了征地制度,承包法,其实是否定了土地集体所有。我的思路是重回1988年,强化与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
    现在承包法,其实让征地有了窍门,我做乡党委书记时,也懂这一套,想搞到农民土地吗?找村长,让村长给被征地的承包农民说:“征的是集体土地,钱要大家分的,但我现在把补偿给你一家,因为你是承包人。”农民当然愿意干了,集体的地利益我个人得,恩威并施一下,地就拿来了。如果明确集体所有权,征地不容易了。官员害怕集体,不怕个人。
            借鉴台湾土地制度。
    李昌平:征地制度应当取消,台湾的土地制度可以借鉴:
    由三个部分组成:1,农地农用制度。基本农田可以卖买,但只能是农民之间卖买,只能做农业用途,城里人买(也只能作农业用途)税收翻几倍,这也是一种城乡两元,不过是保护农业,农民的两元。
    2,农转非制度。农业用地按严格的规划经政府批准转成非农用地,50%面积归政府所有,50%面积归农民所有。这样政府也有储备地,农民因为有了可出卖的非农用地,也不吃亏。因为非农用地的价格是农用地价格10倍以上。
    3,非农用地交易制度。非农用地允许卖买,但卖买后不允许闲置,开发商高价卖买要交50%以上的增值税,税收归国民所有。
    台湾这套制度解决城市发展开发与农民利益问题相当成功。GDP增长快了,通过税收,土地收益全民所有,联合国的土地学校就设在台湾。
    
    
    土医孙大午:农村期待另一次大解放
    
    孙大午,河北保定大午集团创办人拥有者。农民企业家,农民思想家。
    孙大午:我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农民的要求是合理的。凭什么,我永久的土地,你给我三十年的补偿就拿走了,三十年以后,谁来补偿?为什么不补偿我三百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农民要求的是永久性的补偿而不是三十年补偿。因此是合理的要求。
    政府的要求是合法的。农转非的增值,只有政府有这个权利。同时政府给出的补偿也是合法的。政府如果要多给超过三十年的补偿倒是非法的。有的地方政府还说了:你们种的粮食,我给你们菜地补偿,已经不错了。定州政府当年也是这么做的。那么农民合理,政府合法。矛盾在何处,在我们的立法。法必须以理为基础,合理才有最大的和谐。但我们的法规不合理。
    
    记者:怎么解决。
    孙大午:承包权为什么是三十年,不是一百年?为什么不在土地国有基础上,实行和英国一样的久佃权?即地面的使用权永远给农民。允许使用权的买卖。
    我们现在的承包制度是居者有其田,而不是耕者有其田。只要居住在农村的就有田,就是说农民在农村只有种田,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民不能做其它的。农村不能企业化,不能产业化,农村就永远没有出路。居者有其田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大部分农民不需要土地,大部分农民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是职业,不是身份。你怎么可能限制农民流动呢,其它的职业都不是固定的,凭什么农民只能一辈子当农民?
    这就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悲哀,当年改革中承包责任制是为了摆脱创贫困,摆脱束缚,于是包产到户,小岗村走出第一步,现在不能于时俱进,本来就是过渡形式的承包制反而成了束缚,成了农村大发展的束缚,农村土地不能搞多种经营,这就把农村经济限死了。比如我要搞养鸡场,不行,因为不能搞永久性建筑。我要合并土地,不行。各种部门,各种税费,在农村做企业真难。
    
              呼唤农村创业法
    
    孙大午: 说是建设新农村,但不让农民发展企业,是空谈。 乡镇企业为什么不行了,因为八个大盖帽管一个大草帽。规定了种种法规不让农民办企业,什么生猪屠宰,烟草,化肥设立种种专营门槛,又不让农村有自主金融,农民怎么发展?农民借不到钱。连我借钱盖学校,都说我非法集资。
    记者:93以后,大搞开发区,招商引资,引的是外资,反而农民创业艰难。
    孙大午:为什么许多为农民着想的政策,结局都是坏的呢?因为没有给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力。国家希望农民永远种田,农民想的是增收。农村企业化发展是当务之急,只有以企业的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村才有希望。中国改革每次都是从土地开始,农民土地其实还有一次生产力大解放的可能。我建议国家制定农村创业法,降低农村创业门槛。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创办各种私营企业。鼓励农民把农村建设用地用起来,不是光盖住宅,也盖企业。
    我现在是想以中心村企业化带动农村的发展,比如我们现在合并了一千亩土地,给农民是一亩山田每年一千斤粮食的补偿,一年年补下去是永久性的。农民就自愿把地流转给我,我用这些田只用一部人搞良种培养,办学校,而解放的农民每户有一人进我工厂就业。
    
    
    儒医王卫国: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开发权
    
    王卫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物权法等法案制定过程中咨询了王教授的主要意见。
    
    王卫国:我认为是政府错了,农民没错。因为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在法律上可以招商引资,土地为何增值,一片荒地,投资进入开发别墅才增值,资本投入加上市场前景带来的附加值。当然还有土地供求关系,如果土地供不应求,没有人投资,土地也会增值。这都是土地增值的原因。那么谁来投?政府民间企业都可以来投资,为什么非得政府来投。政府应当是公共管理机构,不是开发商,是市场秩序的管理者,守夜人,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中国的法律制度一定会改,也必须改。农民将有自己的开发,发展权。在开发时,农民集体入股,同时具体包地的农民也可以个人以承包权入股,现在也承认发包权也是权益了。
    
     物权法将成为农民新武器
    
    王卫国:目前地方政府垄断,滥用土地征用权。就我知道,在国务院层面对这种行为是不认可的。这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物权法》的制定正是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今年三月通过,十月一号生效的《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地三条件:1,必须是直接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间接的,只能是教育,国防,卫生等大多数人利益全民受益的项目,不能大拐弯说是招商引资,带动经济制造繁荣。2,有严格的权限与程序。3公平的补偿。补偿款严禁任何人挪用。《物权法》五十九条第二款还规定,集体所有权土地实行集体决策制度,重大决策由村民集体决策,村长做的决定,法律上无效。这就解决了集体土地谁说了算的问题。
    记者:地方政府认为分税制后,地方财政只能向土地要财源。这是他们的思路。
    王卫国:你是穷人,就可以抢别人的东西吗?穷不是理由。政府缺钱就可以抢农民土地吗?我给他们指一点路,抢贪官,把贪官的钱充财政收入,很可观的收入。人们拍手称快。相反农民只有那么点生存资源,现在有6000万失地农民,三无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这么大的人群增长下去如何得了。加上地方法院不敢出头,造成中央一地方政府对立。
    三月二十三日,胡锦涛在学习物权法时说要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利。表明中央态度。
    土地所有权往何处去
    记者:有不少经济学家主张土地私有化,你如何看?
    王卫国:中国土地不能私有。历朝历代,土地兼并是王朝的大问题。弱小的农民很可能在受灾与生病或利益诱惑时出卖土地。造成地方豪强集中大量土地与中央对立。私有化不是为农民谋福利,是单纯从经济学效率出发的思考。
    记者:你的建议?
    王卫国:维持现状的同时找到一条出路。我的建议是,取消城乡二元对立,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即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样的社保与医保的前提下,将土地收归国有,同时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土地永佃权,即永久使用土地的权利,当然也可以是长时间的发包权。
    记者:我们致力于专家与农民的对话,土地国有化与永佃问题,有农民说,现在土地不是国有的,还对我们这么厉害,万一国有了,他们不是抢得更凶,更有道理。
    王卫国:我的前提是给了农民与城里人一样的保障。土地收归国有的好处是全国农民享有同样的保障,并不因为你在西部或东部,包下的地好或地坏。显示国民的平等性。
    记者:为什么不赞同明确集体所有权?
    王卫国:集体所有权法律上不晰,目前集体所有土地90%村民小组所有,9%行政村所有,1%乡里所有。村民小组不是独立法人,所有权主体有问题。集体所有权也是改革过程的一个阶段。当然明确集体所有权也是现在的一个思路。
        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通
    王卫国:物权法出来,可能会有一个新问题,征地门槛高了,地方政府没有油水,地方经济如何发展,土地供应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增量土地供应,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通。广东与浙江已出了条例。目前需要全国性规范。2005年8月人大征求专家对土地法意见时,我是当时唯一向提出此观点的专家。这是我们大量农村调查的结果。同时让农村土地有担保功能,这样农民才可以用土地向银行贷款发展生产,乡镇企业有土地,却不能用土地贷款担保,怎么能提高经济竞争力呢。没有这些,建设新农村就是空话。最后人大听取我们意见,在物权法上写下,土地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由《土地管理办法》规定。因此《物权法》制定后,下一步就是修改土地管理办法。允许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记者:你说出农民心坎里的话了。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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