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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告官”事件为习近平仕途铺路
(博讯2007年4月19日 转载)
    
    吴忠撰文/香港---中国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发生的涉及百人及以上的示威活动(编注:官方曰“群体事件”)约为8万次,若将涉及人数更少的计算在内则远远不至於此。大多数示威皆因土地被占用却得不到合理补偿而起,其中一些示威更遭到地方政府的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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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土地徵用过程中出现的补偿短斤缺两现象,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和谐的一大因素。中共十七大举行在即,届时料将胡锦涛的构筑“和谐社会”理念正式确立为党的新政策路线。
    
    耐人寻味的是,距离此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议只有几个月,中国官媒却高调报道土地被违规徵用的12名浙江村民告倒省政府和省长的新鲜事。北京显然是希望借此向人们传达这麽一个信息:法律手段,而非暴力对抗,是纠正土地徵用违规违法行为的途径。
    
    事情发生在浙江奉化市长汀村。2003年12月,长汀村村民接到的通知,指该村180公顷土地已被徵用为商业用地,村民应尽快到村民委员会领取徵地补偿费。
    
    其中一个叫张召良的村民接到通知说,其葡萄地已被市政府徵用。但他发现,村_?痴S有按照原来的合同分配农作物补偿费,而是决定张召良和原承包户各得 50%,原来的承包户已经领走了钱款。张召良为此少收了3万元人民币的补偿。在同村委会和原来的承包户交涉无效之后,张召良决定要用法律讨个说法。
    
    2004 年2月,他向奉化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书面投诉,要求对发生在他承包地上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但当时国土资源局不予理睬。於是,4月10日张召良向奉化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奉化市国土资源局提出了答辩称,没有任何人非法占用张召良种植葡萄的土地,张召良仍在继续管理和使用。
    
    该局声称,非法占地的事实未发生,因为徵地根本还未取得上级的批准,有关方面正在做的工作,只是土地徵用的“前期工作”,至於何时徵用,需经依法批准。长汀村从2003 年起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倡议,由村经济合作社启动,实施了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工程。根据中央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工程,要先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市法院裁定,由於该土地徵用项目还未完全通过审批,因此属非法徵用。但该裁决并没有要求政府叫停该徵用项目。在中国,地方政府先从农民手中强取豪夺土地,再报上级审批,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做法。
    
    张不服上诉,但二审裁决宣布维持原判。与此同时,徵用仍在继续。在眼看着民告官无望无奈之下,越来越多村民选择了向命运低头。2004年6月,长汀村所在地段被划拨给市土地流转中心,并出让给某地产公司作为开发商住用地。
    
    张召良仍不愿屈服,又将一纸诉讼递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过诉求还是遭到驳回。当时,奉化市政府的这一土地徵用项目,已经成功获得了省和市政府的批准。2005年底,张等十几个村民将浙江省政府和省长告到浙江省高院。此时,被徵用的土地已经成为建筑工地。
    
    2006 年4月14日,高院做出一项历史性终审裁决,认定在案件所涉土地徵用项目没得到国务院批准的情况下,省政府就通过该项目,属於违法行政行为。不过,直到去年年底,省政府才作出行政覆议决定,撤销2005年7月23日作出的有关具体行政行为。直到今年农历新年前夕,本案所涉特大旧村改造项目才正式被叫停。
    
    这起“普通农民告倒省政府”的事件,顿时上了当地各大报纸的头条,全国媒体也开始争相进行广泛报道。
    
    长汀村村民无不拍手称快,庆祝他们的官司成功阻止政府从土地徵用中牟取暴利。然而,奉化市政府官员不愿善罢甘休,还扬言要继续申报审批,使项目“死而复生”。
    
    官司是赢了,可事件的主角张召良却高兴不起来。央视《新闻会客厅》4月11日播出名为“张召良:我用法律为政府部门纠错”的节目,他现身节目时坦言:“这次民告官的经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不希望发生民告官这个事情。因为老百姓天生不是告状的,也没有一个老百姓天生就喜欢告状。其实像我这几年告状,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学习法律政策上去了,其实对我这样一个人不是从事这方面的事情,其实也是浪费,要是我能够投入到种地上去,投入到其它行业上去,那不是更好吗?”
    
    尽管早在1990年就颁布实施的行政程序法规定,老百姓有对不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过当了几千年“顺民”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敢走“民告官”这条路。
    
    有得必有失,赢了官司,保住了葡萄园,可背后的辛酸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那段时间,张召良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官司上,根本顾不上葡萄园的活,因此收入也没了。为了避免遭到政府官员的打击报复,连累妻子和家庭,他同妻子不得不劳燕分飞。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用这个民告官的例子鼓励老百姓通过法律手段,对土地徵用的违规违法行为说“不”,可能会适得其反,反倒成了警告人们“三思而后行”的反面教材。这场官司不仅旷日持久,而且留下了一些悬而未答的问题。
    
    涉案的违法官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他们下场如何呢?张召良等村民这些年遭受的损失会得到补偿吗?经过该事件,政府会考虑给有意告官的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吗?
    
    应该说,张召良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离法制社会更近了一步。媒体对事件广泛报道,意在鼓励更多农民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如果北京能采取措施促进民告官,因土地徵用违规操作引发的群众示威抗议将会减少,中国社会将会变得更“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农民状告政府”的事件,就发生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上月习近平被调往上海,取代因“上海社保案”被撤职的陈良宇,任党委书记。看来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秋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上被提名,成为中央政治局的一员。
    
    媒体对事件的高调报道,实际上从侧面肯定了习近平开明的管治思想,从而为这位政坛新星争取了不少得分。相较之下,用暴力血腥镇压类似纷争的官员,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亚洲时报 (博讯记者:薰衣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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