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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究竟能否跳脱权力斗争框框?
(博讯2006年8月31日)
    亚洲时报在线方德豪撰文/中国中央政府近日高调反腐,其中的上海社保基金32亿贪腐大案更是成为媒体连日关注的焦点。近日讨论大都集中于“江胡互动”的问题上;其实,若这些讨论时能够跳脱出“权力斗争”的框框,对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可能更有帮助。
    应该指出,中国官场连串贪腐问题,绝对不止于上海。当然,中央纪委这次为了调查上海社保基金案子,抽调了过百名人员进驻上海,在在显示中央重视这起案子。中央在福建、天津、湖南、安徽等地,一样针对土地腐败问题有大动作。
     (博讯 boxun.com)

    在福州,被疑行贿的福州省工商局长周金伙数月前出逃,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于8月通过罢免周金伙人大代表职务。周金伙逃往美国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违规拆迁和贪污等问题,也于日前先后遭“双规”。
    
    据媒体报道,福州市建设局勾结之下的区政府,以“旧区改造”为名进行连串强制拆迁,引发了百姓强烈不满。8月27日,福州再有9名官员落马,其中包括福州市副市长黄序和,福州发改委主任王聪深,福州财政局局长汤森金等,纷纷宣布下马。
    
    在天津,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因涉嫌经济问题于在6月遭到中纪委“双规”。据称,李宝金跟也是正在接受调查的天津浩天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小毛关系密切,而李曾利用其权职介入天津房地产的运作。
    
    在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一样因涉及到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被“双规”。据一些中国媒体报道,李大伦疑涉1.2亿元住房公积金遭挪用“豪赌”案和拆迁案,主管城建和房地产的副市长雷渊利和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也被“双规”,一批官员被相继查处。
    
    在安徽,6月23日,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从去年6月由安徽池州市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到被“双规”,仅有一年零五天。一刘姓地产商供出了何收受30万元人民币贿赂的事实。6月下旬,中纪委驻池州的何闽旭专案调查小组,从池州市国土资源局调查了两个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出让资料。
    
    跟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疑被挪用投入股市炒作案件一样,发生在天津、湖南、安徽等地的案件,都涉及多名官员,是有组织、有系统的集团式犯罪,且都可能有省委或省政府的高官包庇。若不是中国中央政府强力介入,这些地方出现的腐败集团相信很难一查到底。
    
    全中国各地,都出现这类问题,这才是当前中国政府需要留意的地方。在中国体制,地方一把手基本上只向上级负责,下级官员或基层百姓若有不满,唯有通过向中央上访一途。
    
    2004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因徵地拆迁而引发到建设部上访的人数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 3,121批、5,397人,半年就超过2003年3,929批、18,071人的全年上访总量。这么多案子,试问中央如何能够一一妥善处理?一些地方腐败官员,可能就是看准这点,心存侥幸,以为即使即使作案,中央也很难一一查办。更有甚者,也不排除有部份地方官员自恃“中央有人”,以为自己有“保护伞”,时间一久,看见中央也没甚么动静,于是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上海案子涉及陈良宇秘书秦裕,而上海又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长期工作的地方,因此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疑被挪用投入股市炒作案件每每被套入权力斗争的框架中分析。可以说,因为有关案件被外界跟明年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相提并论,因此有此分析也并无不可。可是,跳脱出权力斗争的框框,中国政府其实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可在制度上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应该指出,中国幅原太大,中央难以监督所有地方官员,因此,在制度上引入民意的制衡,让地方一把手不可完全置民意于不顾,且在制度上更清晰地限制和细化说明一把手的权限,实在是当务之急。中国的政体,已很明显出现了毛病,要根治问题,就一定要在体制上入手。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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