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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出于责任心,14年后俺终于告诉你一句实话
(博讯200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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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政府,大社会;大政府,小社会。哪个更适合中国国情呢?
     (博讯 boxun.com)

     问题是,政府权力不大,还叫什么政府?如果政府权力是无限的或是可以随意扩张的,那么又如何建立以保障公民权利为主的大社会?
    
     河南杞县某些政府部门有想法就有手段,居然把计划生育国策当作部门创收的“摇钱树”,该县城郊、葛岗等乡镇打着“计划生育百日攻坚”的名义,对部分持有二胎准生证的农户,也要强行征收500-1000元的“社会抚养费”。“不管有没有准生证,反正都得交钱”,当地群众气愤地说:这哪里是在贯彻基本国策,分明是在变着法掏农民的口袋!
    
    
     本来,农村人都很淳朴,以为中央的政策好,上面都是青天,又是建设新农村,又是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可下面总是有“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河南杞县的做法明显是有不少基层干部和中央不一心。免税、直补是中央的大政策,他们不敢不执行,但在计划生育、宅基地等方面,他们还是在变着法子掏农民的口袋。
    
     杞县村民邵红战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98年,到2002年时,已经符合“3284”(男30岁、女28岁、第一孩满4岁)的农村二胎生育条件。乡计生所让他交了3000元钱后,发了二胎准生证。没想到,这次市里搞“计划生育百日攻坚”,下十分荒唐的指标,邵红战又被罚缴了600元的社会抚养费。一位不敢透露姓名的村民说了真话,社会抚养费本来是要面向计划外超生户征收的,可他们这里,不管有无二胎准生证,都得再交一次钱。不交钱,就搬你的电视机,扛你的粮食,扒你的房子,直到缴齐为止。如此,不是乱收费又是什么?
    
     地方政府以“罚”生财,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就成为变本加厉的“土办法”,成了执法者“创收”的工具,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恰恰背离了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初衷。
    
     都说依法行政好,但是法又是人制定的,当法律和政策变成一些官员或吃财政饭的人手里,就变成随便捏来捏去的“面团”,到底谁说了算呢?
    
     一段时间以来,在牙膏、口香糖广告中频繁出现的“全国牙防组认证”,终于遭到一些媒体的质疑,在北京和上海,全国牙防组都面临起诉。苍蝇专盯有缝的蛋,尤其是不小不大的蛋。
    
     3月21日,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在舆论的压力下在北京口腔医院内金水源宾馆内召开媒体见面会,全国牙防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张博学面对十几家媒体承认: “全国牙防组的认证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法定认证不是一回事,牙防组的认证也不是权威认证,如果企业这样宣传,那是夸大宣传。”他针对此前各家媒体报道中的质疑表示,虽然全国牙防组不是认监会认定的有认证资质的认证机构,但牙防组的认证不是非法的,也不是权钱交易,而是“中国特色”,口腔保健品认证正在纳入国家统一认证体系。
    
     看新闻就是看门道,不光看热闹。经常在电视上招摇过市的全国牙防组,于1988年成立,由卫生部官员、口腔医疗专家组成,是非法人的临时机构,但它却下辖六个专家委员会,但专职人员两人,其中一人即张博学,但张博学同时仍是口腔医学院的教授和主任医师,负有医疗、教学、科研的任务。对于媒体报道的“两个人、两张办公桌”,张博学称这是很大的误解,媒体看到的场景,是由于北大口腔医院基建,办公科室都临时移到了宿舍和食堂等地点,并非牙防组就是两个人和两张桌子。
    
     牙防组成立以后,主管的卫生部们并未下拨活动经费,但这也是它成为“摇钱树”的一个机会和理由。为此牙防组采取与企业合作方式,成立牙病防治基金会,作为牙防组吸纳社会资金支持牙病防治活动的平台。1992年,全国牙防组开始从事牙膏等牙齿保健商品认证。认证的主要目的,据张博学说是寻找牙病防治合作伙伴。
    
     不过,医生总是比较诚实的,这位张博学先生也说了实话,他说企业基本上在认证通过之后进行赞助,最大的一笔赞助费用来自宝洁公司,数目是一千万。此外企业还通过共同举办牙病防治活动的形式进行赞助,如2005年“口腔健康教育大讲堂”,两面针牙膏生产商出资45万。捐资企业可以派人出任牙防基金会的职务,直至担任副理事长。迄今为止,牙防基金会获得的捐助和赞助资金几乎全部来自通过认证的牙膏和口香糖企业,基金的启动规模是100万元,来自广顺公司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和此前的报道不同,广顺公司对基金会的捐赠是100万而非意向中的1000万,捐资规模缩水的原因则是广顺公司经营房地产业的亏损。目前基金的规模是800万元。张博学称自己“作为牙防组专家成员,我并没有在基金会领取一分钱报酬,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从事这项工作,掉进这个坑里,不是出于私利,是出于责任心”。
    
    
     张博学先生提到自己是知识分子,正如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主要由医生这些知识分子组成一样,知识分子所在的牙防组如果没有卫生部这个上面的招牌,仅仅靠两个专职人员和几张办公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面前,能得到上千万元的赞助,恐怕是天方夜潭了。
    
     只是,我们消费者看清楚了,牙防组有了上面的招牌就有可能成为“摇钱树”,正如某些消费者协会靠卖牌子给企业生存一样,牌子卖出去了,企业开始公然行骗了,吃亏的还是消费者,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3月21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得出这几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大概有17亿”这个数字,称是来自各级的治理乱收费的工作部门统计上来的。这部分钱绝大部分都已经退还给了学生家长。2005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年度审计工作报告透露,仅仅是一个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自1989年以来就违规集中各地考试费2.24亿元,未上缴财政专户,并从中支取相关考试费用等1.9亿元。什么叫乱收费,就是政府手伸得长,以为手到之处都是他们的“摇钱树”。
    
     政府部门公然雁过拔毛,是因为其行政相对人有毛好拔,这就是权力膨胀的特征。比如工商部门有中国驰名商标可以评选,质量部门又有中国名牌可以评选,虽然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了,但政府有此一着,还出台了《中国名牌产品评价管理办法》,企业能不投入巨资“公关”,能不投其所好吗?北京市民秦全跃质疑过:“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可口可乐上写着‘美国名牌’……我要问问:有关部门拿钱没有?是否有人受贿了?我们评过名人吗?没有。”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北京大兴区的希玛保龄球设备公司,已成为世界保龄行业惟一一家集保龄设备和专业球道板合为一体的大型体育产业集团,但却无缘成为国家工商总局的中国驰名商标和国家质量总局的中国名牌,为什么呢?是不是没有去投巨资“公关”?业内人士透露,这位老板诉苦,这笔“公关费用”不菲。不过,这家企业还有一个值得安慰的,就是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评为“驰名商标候选单位”以及“中国十大具有潜力商标”等。
    
     真正可以骗人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爷”,有了“爷”,就不愁没有“摇钱树”。“全国牙防组认证”背后有卫生部,“中国驰名商标”背后有工商总局,“中国名牌”背后有质量总局,正如早期的“中国质量万里行”背后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撑腰一样,正好应了一句顺口溜:“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财。”
    
     利欲熏心,利字当头,是无限大政府过渡到有限小政府的最大难题。只要将来政府无所不管,无所不能,它随时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摇钱树”可资利用,大大小小的腐败也就由此产生。
    
     看《中国青年报》记者宋广辉的报道,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继2004年投资数亿元操办首届“姓氏文化节”后,这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又将于今年10月举办第二届“姓氏文化节”。该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该活动列为要给老百姓办的10件“实事”之首,可在当地老百姓眼里却成了“闹剧”,因为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一个多亿,财政支出却近四亿。如此负债经营、吃“子孙饭”的人民政府,“大干快上”劳民伤财,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可见官员对人民麻木,劳民伤财,官员拿“文化节”当自己升迁和发财的摇钱树,说明这些官员腐败透顶,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
    
     《中国青年报》对其舆论监督,网上网下表示支持,可河南周口政府网却公然唱反调,说“淮阳人对文化节说好的多”,无疑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或套用一句不怎么样的俗语,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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