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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和吴以钢律师在曹天予诉周国平侵权案的代理词
(博讯2006年3月17日)
    曹天予名誉权诉讼案代理意见
    
     尊敬的合议庭诸位法官: (博讯 boxun.com)

    
    我和张思之律师受原告曹天予先生的委托,受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通过认真阅读本案的诉讼材料,特别是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本律师认为,被告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一书对曹天予的名誉构成了严重的侵害,特将代理意见呈交法庭。
    
    无论从《岁月与性情》的文字,还是本案证据材料,特别是被告几位证人的证词,反映出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被告周国平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中,对原告曹天予名誉的诋毁由来已久,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地诬指原告曹天予告发、出卖了郭世英,最终导致了郭世英的死亡。被告周国平以及他周围的一部分人对此似乎坚持不移。这当然地成为本案的焦点。
    
    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反映,被告周国平及其周围的部分人(包括X的成员)对曹天予出卖郭世英的指责,依据的主要来源是以下几个方面:(1)郭世英口述;(2)郭平英证言;(3)负责审讯X的公安人员的转述;(4)陈志尚的所谓证明。
    
    首先,郭世英是如何得知这个信息,现已无法查证。但是分析当时的相关情况,极有可能是郭世英的父母和郭谈话后得知曹天予给郭的父亲写了信,同母亲谈过话,从而认为曹天予“告发”了他,并告诉X的其他成员。但是,曹天予1963年4月4日的信和写信的动机,客观地看,与所谓告发无关。郭平英的说法显然与郭世英出自于相同的来源,无须细论。
    
    第二,即使审讯X的公安人员说了“反革命的儿子立功照样奖”,这也并非明确指出“反革命的儿子立了功”。而且,那种说法即使成立也显然是公安人员的讯问手段和政策攻心的策略。有人对此深信曹天予因告发X而立功,过于幼稚。公安部负责X案件的白浩同志断然否认“曹天予有功无过”的说法,便是明证。
    
    第三,陈志尚作证说曹天予问他“坦白能不能从宽?”缺乏根据,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曹天予不是X成员,也未参与外逃计划,根本不存在“坦白从宽”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陈志尚在法庭面前流露出的对曹天予丝毫不加掩饰的深入骨髓的偏见,和二人之间的仇视和宿怨,表明他的证词完全没有客观真实性,相信法庭不会采信。
    
    以上分析表明,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一书中指责曹天予告发X以及出卖郭世英一节没有任何可靠的事实根据,周国平依据的只是在周国平周围的一些人(特别是X的成员之间)几十年传播的流言。这一点在《岁月与性情》第105页中的一段话可以印证:“听说曹现定居美国,如果他读到这本书,发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希望他指正。我很愿意通过这个机会,澄清我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中的疑点。”周国平承认这是一个疑点而不是事实。在2004年8月5日对《南方周末》的访谈中,周国平说:“我写的这件事情比较负面,也不是完全有把握”,“…关于他的告发行为,毕竟我不是第一知情人,向我转述的是张鹤慈,还有我们年级的陈主任。这种转述是否符合事实,我也不能判断,因为我没有针对此事进行调查。”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这种似是而非、捕风捉影的传言,周国平的内心自始也将信将疑,但不知为什么写入书中公开发行,扩大影响?
    
    现在,在周国平接到曹天予的起诉后,忽然在答辩中言之凿凿地说:“书中所叙述的相关内容是确有事实依据的。”这与他在书中的内心告白和对传媒的表白大相径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呢?
    
    周国平认为找到了证人作证。遗憾的是,周国平找到的这几位证人恰恰正是当年流言的积极传播者,传播流言的人们是如何能将流言变成事实呢!其实,相关的文件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曹天予告密的情节。公安机关早已掌握X活动的信息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本无须原告曹天予再加证明。因此,所谓周国平的证人所证明的曹天予告密,依然是子虚乌有的臆想。流言依然是流言。
    
    被告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将不实之词用出书的形式广泛散布,读者之众,范围之广从该书的发行量和报刊的连载可以略知一二。《岁月与性情》面世,本来只在周国平的社会关系圈子里的传言,由此在全社会上公开化了,这是周国平构成对曹天予名誉侵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关键因素。
    
    告密与出卖,在世人眼中是一种最受鄙视的、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最没有道义的、人格低下的丑陋行为。这几乎是全世界人民共通的道德认知。对一个人的诋毁最令人不耻的莫过于加上告密者的标签。还有什么样的名誉侵权比这更具有毁灭性呢。这对于承受了卑鄙的告密者恶名的原告曹天予来说,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也就是曹天予必须对此公开拿起法律武器保卫自己尊严的根本原因。
    
    综上,无须再从法律角度分析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一书对曹天予名誉侵权的构成要素,被告周国平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无可置辩。相信法官们必定会做出明断。
    
    最后,本律师借此对X及其成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同时也不得不对周国平将这一历史悲剧的积怨不惜通过诋毁曹天予名誉的方式来释放深表遗憾。
    
    
    曹天予诉讼代理人之一:吴以钢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曹天予诉周国平名誉侵权案代理词
    
    审判长:
    我接续吴律师的意见,作补充。
    因为一件本不该发生的历史陈案,使两位当年同窗、目前又各有一定成就的知识界人士反目成讼,我们出席法庭,心情沉重。谨以理解与和解的态度,向法庭陈述相关的主要事实与基本观点,以利于促使对立双方在合议庭的主持下,能在基本点上达成共识,消除隔阂,并肩携手。
    本案的特点在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介绍,在标示个人性情充分坦露的前提下,对现实人物施加灵魂的鞭挞,并作出了结论性的评价,关涉名誉。
    这个特点,为我们分析、研究、处置本案讼事,提出了一系列这类名誉权纠纷独具的原则,主要是:
    (一)对Χ这样一组青年学子探求真理横遭镇压的历史事件,当年的参加者、介入者、知情者,不可避免地都有各自的做法、看法或者说法,涉及的深浅程度也各有不同,现今都不宜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着力分析产生Χ事件的背景和根源,考察那时的政治条件与社会环境,研究防止今后继续发生的办法。
    (二)对于当年的揭发、批判或者交代,不论出自原告或者被告,都应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不可以用日后的或者当前的眼光与标准衡量。
    (三)涉及对于事件的评论,应持历史的态度,而对人物的评价,应取现实的态度。换句话说,对人与对事,应作分析,应有区别。
    (四)对同一种、同一类的“丑事”、“丑闻”、“丑恶”现象,如发生在今天,无妨作尖锐的指责与批判;如是历史上有过的情况,则应加以历史的分析,与现实情况不可以相提并论,更不宜对特定人物在历史过程中涉及的问题鲁莽地上升到“人格”的高度轻率否定。
    概括地说,叙述、分析本案涉及的历史事件,重点往往不在于对于人物和场景的描绘,而在于体现史家的识见、品格和良知。关键在于对历史现象抱有现实的感受,这也许就是史学家们主张的“现实与历史的拥抱”。我们认为,没有这种“拥抱”,不可能体现史家的深刻,很可能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失误。
    考虑到这些原则对于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具有重大的意义,郑重建议合议庭审查采纳。
    为了解决讼事中包含的问题,首应把握本案的关键所在,即:《岁月与性情》中对于本案原告人曹天予先生的结论性评价是否失实?是否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从而构成名誉侵权?
    对曹天予的评价是什么呢?
    周国平先生对此作出了高度的概括,说:他写的关于曹的事情“比较负面”。“负面”一说,我们不持异议。遍阅全书,这个“负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告密”与“卖友”,一个是“思想反动”。
    有没有证据证实呢?
    据周国平说,“我写的事情,……不是完全有把握。”哪些事没有把握?先以告密为例说明:周说:“我毕竟不是第一知情人,向我转述的是张鹤慈,还有班主任陈志尚。这种转述是否符合事实,我也不能判断。”
    研究案件材料,特别是研究了被告方律师提交法庭的证据,我们注意到,张、陈二位的所谓转述,除了确有其各自不同但又都有自相矛盾的说辞之外,都不能举出证据予以证实。其中的自相矛盾处,下面的说明将会提示,于此不赘。
    这个转述的说法没有涉及孙经武先生。那么,孙是否能举出证据呢?他在《Χ问曹天予》一文中说:“说实话,除了相信郭世英这一说法,我并没有多少别的根据。”尽管如此,他却提出了一个非常武断的说法,即:曹天予写信给郭沫若,就是“间接告发”。怎么可以这样呢?连信的内容都弄不清楚,竟能创造出一个“间接告发”的罪名。不见证据,只让人看到了对无辜者的“罗致”,说明他的“转述”也没有落实。
    诚然,关键在于是否失实。对此围绕告密兼及出卖分九点陈明——
    第一,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不排除“失实”。他在该书第105页说得很清楚,“如发现有不合事实处”,希望“指正”以便他“澄清疑点。”
    第二,张鹤慈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中指出,《岁月与性情》中“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并且指明这“是曹天予能给予反击的一个理由。”可见也不排除失实。
    第三,万伯翱《四十春秋》中说:“Χ小组的言论和活动方式,不久就引起了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他们的来信和油印刊物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
    第四,公安部《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中说:“Χ杂志创立前后,他们写了很多文章和书信,据已经查到的就有文章25篇,信件94封。”
    据张鹤慈说,这94封信,是公安对他们“实行秘密邮检的拷贝件,(因为)原件都被销毁了。”
    以上两点情况证明,Χ小组自始在公安的视线之内,与“告密”无关。如果我们联系到其中有张东荪先生(鹤慈令祖,当年被诬控为国际间谍)的影子,对于这种情况,不难理解。
    第五,据北大党委1979年7月18日的“复查结论”,是“公安部会同市公安局破获了……Χ。”不涉及曹天予“告发”。公安部主办该案的白浩局长否认曹天予有“立功”表现,也可以说明。
    第六,陈志尚先生最初知道Χ,不是来自曹天予,即不是来自曹的“告发”,请考察以下事实——
    1、据《岁月与性情》,周国平于5月5日的晚上去见陈志尚,意图摸清情况,陈当时讲了两点:第一,他刚刚送走叶蓉青(按:应为金捷,周的记忆有误);第二,“不就是Χ嘛!”“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该书92页)据此推断,初告者非金即周,总之不是曹。陈志尚方才在作证时一再强调他于5月6日才找曹谈Χ,更能证明。
    2、根据哲学系党组织“复查结论”,据周国平1963年7月14日的揭发材料,“在曹天予知道陈志尚老师知道Χ的事以前,(按即5月5日以前),曹天予很怕上面知道Χ及出国的事”。既“怕上面知道”,当然不会主动报告即所谓“告密”。
    3、根据北大校党委1979年的“复查报告”:“曹天予在我公安部门侦破Χ小集团过程中,当组织上找曹谈话后,曹揭发交代了一些问题。”证明不是曹主动“告密”。而曹在组织谈话后揭发交代的情况与当年周国平的表现几乎完全一致,这些都有材料可证。
    第七,据《岁月与性情》一书中的转述,张鹤慈于36年之后(推算应为1999年)对周说:1963年三、四月间,曹天予写信给郭的秘书告发了小团体之事。这个说法与转述全然失实:
    1、曹天予从未给郭沫若秘书写过信。
    2、曹天予1963年4月4日曾写信给郭本人,但查阅当年曹天予交代这个问题的原件,其中并未涉及Χ。
    第八,退一步说,即使曹天予5月7日对于立群谈了Χ,这种与学友家长的交谈,与所谓“告密”有其不同的“质”应无可争辩。正因为如此,才有孙经武所谓“间接告发”的创造,但他的说法不合情理,于法无据,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而言之,“告密”的指责,完全失实。
    以上八点,除个别外都涉及证据。因此有必要说明:案中证言因年久而极易失真,陈志尚的证言极不稳定,又是另一种情形。方才他在作证时说:“Χ小组的事,我概括为8个字就够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妙在“查无实据”。陈先生作为当年的党务工作者,竟然这样作证,意欲何为呢?这种证言还有可信性么?
    第九,关于“卖友”,这里只举一例便可说明问题。据北大哲学系“复查报告”中引述的郭世英本人的揭发,郭说:“曹天予对他的揭发,漏了很多对话都是反动的。”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学友之间不互相揭发,绝无可能。Χ涉及的几位青年学子无一例外可证,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认定为“出卖”,而能在揭发中竭力不触及要害,则实属不易。据此又可看出,曹天予本人自始坚持的他与于立群谈郭世英的在校情况出之于助友、救友,并非虚妄。总之“卖友”的指责,完全失实。
    鉴于“思想反动”的评价与北大的1979年的组织结论根本不同,说明这种指责的失实,已经足够。只是《岁月与性情》的作者2005年依然坚持这种指责,令人不解。
    事实既已辨明,按照最高相关司法解释的原则精神,还应更进一层地探讨 失实的发生是否出自当事者的主观上的过错。
    基于以下的客观情况,我们只能认为,《岁月与性情》的作者在上述问题中的主观状态决无善意,分两点说明——
    (一)明知重要事实会有不实或者虚假,作为一位对哲学有深入研究的知名作家,至少应对涉及的重要情况保持深切的怀疑态度,无论如何都不该不计后果地轻率地对“人”作出人格的贬损、负面的评价。否则,断之为没有善意难道还有疑问?
    (二)周书有个小标题——“不得不提及的一个人”。审判长,作家写什么,我们本无权发言;问题在于,书中“提及”的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与人的名誉有关,事涉权利,不得不陈明意见。
    通观《岁月与性情》,之所以“不得不提及”曹天予这个人,恰恰是由于作者认为曹自始就采用下作的手段“利用”朋友,而在朋友处于困境之时,又卑劣地“出卖”了他,甚至隐隐约约地用曲笔告诉读者,“朋友”之死与当年的“出卖”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曹天予是“利用——出卖”朋友、终至发生了不幸死亡恶果的那个始作俑者,因此“不得不提及”。这是在写自家的“性情”么?如果在“岁月”中一定要涉及郭与曹的关系,这样下笔写的是当年情况的“全貌”么?由此我们只能认为,这里是通过写郭的受压被害,表明曹的人格的卑下。其实,这种格调洋溢书中,不含偏见应无歧议。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的恶果已为证据所表明,这进一层地证明着我们的论断。
    追寻作者“岁月”,真正该下力去写的应是“不能不提及的一件事——Χ”。而在Χ事件中,按照《岁月与性情》序言中表明的主旨,则应着力于探求本人的性情,拷问自家的灵魂,这样才会更有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该对自己当年的“性情”,特别是那时在批斗会上对曹天予重炮轰击,包括无情揭露与凶狠批判,竟无一句交代,也几乎没有象样的反思,却又着重去鞭挞他人的灵魂,申言“恨”之甚切,这与《找灵魂》、《思痛录》、《人生败笔》这些传世之作相比,问题显见,评为“稍逊风骚”当非失实,想来周先生会予以赞同。
    概括地说,不拷问自己的灵魂,却借“不得不”之义无情地、轻率地贬损他人,主观上的非善意或者按术语所说“有过错”已是昭然若揭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明一点: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有直面本人心灵的勇气和魄力,对此,我们对周先生又寄予期望。
    于此还有一点不能不涉及的是:对人的评价是否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能否构成侵权?我们认为有,侵权因而成立。扼要讲四点:
    (一)告密、卖友、思想反动,属于明显的人格侮辱,构成侵权,无可争辩。
    (二)言词是否具有“侮辱”性,应因人而异。例如,指摘少儿或学子“扯谎”,未必含有人格的侮辱;而对于一个为人师表、在一定的学术领域有其成就的人来说,斥其“撒谎”,无异带有“侮辱”性。
    (三)被告方“答辩书”中关于“这家伙真卑鄙”的辩解,不无狡理之嫌,法官当能明察。语中的侮辱性明明白白,不作剖析。《答辩书》只说“这家伙”实指郭世英,而回避“真卑鄙”是否具有辱人的性质,正说明他们知道要害的所在。
    (四)“答辩书”还说,周书廿多万字,涉及曹天予的不到三千字,据此似乎够不上名誉侵权。他们的律师弄错了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名誉侵权,不决定于“量”,而取决于“质”。漫说三千字,只是“真卑鄙”三字,就能反映出问题的性质,是不是呢?更何况,从整体上分析周先生所写的有关章节,自始至终充斥着对曹人格的贬损,难道不是事实?客观地说,如果对于曹的评价涉及社会公众利益,或者为了大众的应有的“知情权”,而曹被认为是一个“公共人物”,行文中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也许可以理解为不慎,然而问题并非如此,因此,案中侵权的不幸成立,实在也就无可争辩了。
    刚才对方提出了“言论自由”问题,说反对或者否定周书中的一些评论与说法,无疑限制了作家的言论自由。这是什么逻辑?这岂不是说,尽管曹天予的诉求成立,名誉侵权存在,然而我们有“言论自由”,岂奈我何!
    是的。对方有提出“应维护我的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合议庭给了这种自由。我们尊重这种自由。问题是,借口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去侵害他人的合法的权利,难道不应限制不该剥夺?您自由地发表侮辱他人人格的言论,不许反对,不准批驳,不可以强制性地予以制止,当今世上有这样的法律么?言论自由与司法权力的矛盾应遵循法律、法理和相应的规范去解决难道还有疑问么?值得警觉的是,用出版物的形式恣意辱人人格,说是实施“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种论调如能畅行,让人依稀又见到处暴乱极其反动的“十年文革”!让我们都遵守规范、按照法律的原则去自由地行事罢,目前我们的这种自由正少,而这恰恰是大家应该努力奋斗合力争取的。难道这不是应当回顾“岁月”反思历史的一个严重任务么?
     [张思之]
    二○○五、十二、廿二  北京
    
    
    
    原告曹天予关于请求法庭允许证人谢龙与被告证人陈志尚进行对质的申请
    
    有关1963年“X小组”、“ X刊物”被打成“反动小集团”错案的“立案调查”是否系曹天予“揭发”或“检举”所造成,原告证人谢龙愿就以下三个问题与被告证人陈志尚进行对质。
    
    (一)在陈志尚与曹天予个别谈话,曹“揭发”有关“X小组”活动情况之前,北大党委保卫部或谢龙是否向陈布置过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或追查“X小组”问题
    
    据证人谢龙回忆,早在1962年郭世英刚从外交学院转学到北大,校党委保卫部尔联柏部长和高连瑞就向谢龙问过郭世英的表现,并向谢龙透露过郭的高中同学有问题,当时因强调“保密”,并未向陈志尚布置予以调查,陈也未向谢龙或校党委保卫部、公安机关汇报过有人检举“X小组”的问题。是在1963年5月“X小组”案发后,谢龙才布置陈志尚配合党委保卫部、公安机关查办此案。
    另: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尔联柏曾和谢龙议论过此案,尔曾说此案是自上而下布置下来的,并对“文革”中郭世英在农大遭难深表同情。尔于2005 年8月逝世,此前约半个月谢龙曾三次陪老朋友到校医院病房探视他,他已不能说话,有一次神智稍清醒,能认出谢龙时,谢龙曾向他提问是否记得“郭世英”一案,他点头肯定,谢龙问案发前有无同学检举,他摇头否定。就此案,谢龙还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老同志向原参予此案工作的同志了解,他也说郭世英刚转学到北大时,已对他和高中时的同学张鹤慈、孙经武等的关系存疑,说1963年案发前无人检举,并说公安部存有此案材料。以上均可证实谢龙的回忆。
    
    (二)在陈与曹天予个别谈话,曹“揭发”有关“X小组”活动情况之后,北大党委保卫部与公安机关研究“X小组”成员的处理时,陈是否参加研究
    
    据谢龙回忆,党委保卫部尔联柏部长和高连瑞约谢龙酝酿和研究过对郭世英等人的处理问题,为此还由谢龙出面与于立群、郭沫若交谈,地点在友谊宾馆,陈志尚并未参加。在尔、高与谢龙研究对郭世英的处理涉及曹天予问题时,并未谈到曹在案发前揭发“X小组”的问题,而是认为曹在“X小组”问题上的交代颇多疑点,怀疑曹隐瞒真情,应继续追查。
    1964年,谢龙不再分管保卫工作,对曹天予划为反动学生的具体情况并不直接了解,仅知其被打成反动学生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积极组织和支持该“反动小集团”、为组织该“小集团”出谋划策等等。
    2005年8、9月,二十多年前参加北大“落实政策”工作的任宁芬[ [2]],曾几次跟谢龙谈到当年给“曹天予”错案平反,受到过较大阻力,主要来自陈志尚,当时陈坚持“X小组”作为“反动小集团”有确凿证据,并认为曹当年在揭发、批判中态度不老实,因此不能平反。1979年不予平反的重要依据之一还有周国平的揭发。任宁芬还提到(有关情况详见原告律师查到的1979年6月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关于曹天予一九六四年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复查报告》初稿),周在1964年陈志尚动员和组织揭发、批判曹天予的“罪行”时,曾揭发曹为“X小组”郭世英等人“送情报,把公安部门对他讯问和向陈志尚交代问题的情况透露给郭世英,造成消灭了罪证或烧毁了X集团的材料的严重后果;揭发曹曾告诉郭世英:X集团的问题不是陈老师一个人在搞,而是整个机构在搞;揭发、批判曹天予企图使周与组织对立,对组织隐瞒真相,等等。周等的揭发是1964年曹天予被定为“反动学生”幕后操纵该“反动小集团”给予开除学籍、送劳教的重要“罪证”,也是1979年复查时坚持拟“维持原结论”、不予平反的重要依据。
    显然,如果曹确实向公安机关检举、“告密”,或公安机关主要是依靠曹的检举才对“X小组”立案、破案的,能据此把曹打成反动学生吗?
    
    (三)从1979年起,校党委经过延续了七年的复查工作,1986年作出对曹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陈持何种态度
    
    谢龙1971年离开哲学系,于1985年又调回哲学系并任系副主任,在此期间,虽对曹案未曾过问,但与校保卫部长尔联柏有过议论。2005年8月,听到任宁芬如前所述复查中,对曹案“平反”遇阻的情况。后又看到1986年6月20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关于曹天予一九六四年被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改正决定〉的复查决定》和1979年不予“平反”的《复查报告》、1980年撤消劳教处分的《决定》。以上,无论口头抑见诸文字,在论及曹的言行时,未见涉及曹有“告密”这一重要情节。
    作为历史的见证,白纸黑字的文件是难以作假的。1986年6月20日北京大学党委对曹所作的《复查决定》,指出:“1980年4月7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9]第85号文件的规定,对曹天予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做出决定:‘查明曹天予的言行,不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因此,原定他为反动学生,属于不当,现决定予以改正,并撤消送南口劳动教养三年的处分’”,《决定》认定1980年4月7日的改正决定为“不彻底的,予以撤消”。还进一步明确指出“1964年11月北京大学将曹划为反动学生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以彻底平反”,并对当年定曹为“反动学生”的第一条“具体罪行”为“积极组织和支持反动集团,处心积虑地与党争夺青年,企图逃往国外”,也予撤消,这即认定1963年把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郭世英等人的正常交往,组织“X小组”、“ X刊物”等,被定为“反动小集团”,也是一个错案。可见,1986年的《决定》是根据事实作出的。北大校党委在彻底平反曹案的同时也明确认定并承担了错把“X小组”、“ X刊物”定为“反动小集团”的责任,其中具体情节均未涉及曹的“告密”。然而时至今日,陈志尚仍坚持把当年按照此错案“追查”所获得的谈话材料作为曹“告密”的依据,作出不实的证词,推卸当年在错案“追查”中所应承担的“具体执行”责任。特别是利用学生之间的矛盾动员相互揭发批判,破坏了学生之间的正常关系。如今事隔四十多年,不依据1986年6月20日北京大学党委对曹所作的《复查决定》,对当年学生之间的“矛盾”予以缓解和谐调,反而与之相违,作激化“矛盾”的不实证词,这是极不应该的。
    
    鉴于以上理由,请法庭准许谢龙与陈志尚公开对质。
    
    
    原告代理人:吴以钢
    2005年1月6日
    
    
    证人谢龙联系电话:62752332
    通讯地址:北京大学畅春园52楼202号
    邮 编:100871
    
    注:
    1, 证人谢龙于1950年入学,1951至1953年曾和尔联柏同在一个支部,先由他担任支部书记,1953年毕业后由谢龙接任。五十多年来,除“文革”外,二人交往未断。从1955年哲学系建立党总支起到1963年底,谢龙一直担任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保卫委员,到1964年虽不再分管保卫工作,但仍担任副书记直到“文革”。
    
    2, 任宁芬于1957年调来北大,曾任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X小组”案发时,她在市委党校学习,“文革”后曾任校党委统战部部长,后调北京市委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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