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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老是抱怨“读书无用”?
(博讯2006年3月13日)
    
    “读书无用论”的话题又被挑起来了!《长沙晚报》记者在采访湖南省某村时发现,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使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农民家庭遭遇尴尬,心理失落比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
     (博讯 boxun.com)

    某大学生说:我以前是村子里小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如今的榜样是我那个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的弟弟。有农民说: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就业难使农村出现“新读书无用论”(据3月12日《长沙晚报》报道)。
    
    国人对“读书”的“用处”非常敏感,很小的由头就会引爆“读书无用”的讨论。拿到司诺克大赛冠军的丁俊晖一句“打球有钱赚,读书有啥用”,就引起社会整体性的“读书无用”共鸣;盖茨辍学成富翁的经历在本国没引起什么议论,在中国一再成为“读书无用论”的论据;几个农村学生毕业没找到工作,很迅速地归结到“读书无用”上。我们的“读书信仰”何以如此脆弱?
    
    “读书”是民间对“教育”的通俗化表达,“读书信仰”的脆弱折射出教育对社会多元价值整合力量的式微。一种成功的教育,能形成一种独立的、不易受社会其他功利价值影响的价值判断,凝聚起社会对“读书”坚定稳固的信仰,有足够的影响力把分裂的社会群体牢固凝聚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共识下,不因一时的利益损失而动摇。比如美国社会就形成了这种坚定的教育信仰,无论辍学的盖茨有多富、现实中工作有多难找,美国人很少会抱怨“读书无用”,其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信念不会改变。
    
    我们的教育似乎很容易受到社会功利价值观的影响,没读书就出人头地、毕业了没找到工作、北大才子街头卖肉,这些新闻事件能轻易动摇人们对读书的信赖。我想,问题首先应该出在教育不公上,如果我们的教育足够公平,读书能超越既有的贫富差别和权力资源成为每个人平等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自然会形成一种坚定的教育信仰。如果向上流动仍然要靠权力和关系,仍然依靠贫富的代际转移,读书的效用也就被边缘化了。
    
    一位学者曾论证过“大抵读书无用盛行的时代都是非正常的时代”:《侯鲭录》记载,在唐末五代,“权臣执政,公然交赂”,就算科举中了,官职任命也是“各有等差”,想当什么样的官还得拿钱来,孝敬掌管铨选的人。因此当时的人们说:“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
    
    教育成本相对于社会平均收入的高昂,也滋生了公众对“读书信仰”的浮躁心态。在一个教育成本相对低的社会中,一个家庭不需要多大的付出就能送孩子接受教育,他们对读书之“用”就不会有那么迫切的回报心态,就能以一种从容平和的心理接受暂时的利得利损,坚守“知识终究会改变命运”的认识。如果送一个孩子要费很大的力气,要赔上全家人甚至全族人的养命钱和送终钱,他们自然会对回报迫不及待。高成本孕育的回报焦虑下,一旦遇到就业难的挫折,就会上升到对读书付出的怀疑上去。
    
    “读书无用论”所以不断浮起,还源于应试教育经验的全民化。当下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都是从应试教育走出来的,潜意识中对如此教育有一种集体性的排斥心理,一旦谁喊一声“读书无用”,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共鸣。一个读书的价值能被外在功利价值轻易影响,“读书无用论”能轻易被挑起的社会,我很担心它的前途。
    
     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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