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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杨银波发表对重庆农村贫困户调查报告
请看博讯热点:农民、民工问题

(博讯200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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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1.12 (博讯 boxun.com)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困扰着中国。其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维权通讯编辑杨银波,最近在中国西部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最近在海外互联网上发表了他对重庆农村贫困户付能德一家的调查报告。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杨银波出身于重庆农村,从小和他在广东打工的父母居住,在广东长大。去年开始,杨银波回到重庆农村乡下,试图帮助家乡的父老,并对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贫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以掌握中国西部农村的第一手资料。
    
    最近在网上发表的这份报告,是对重庆市朱沱镇九层村二组农民付能德一家情况的调查。付能德一家五口,上有一个年龄已高的老母,下有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仍在上学。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
    
    报告说,付先生一家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妻子长期患病,已经欠下了一万二千元的债务。全家居住在一间1945年兴建的,常年风雨飘摇的茅草屋中。付先生已经选好了建新房的地基,但因为没有钱,却不敢动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致电重庆农村的付先生,他告诉我们说,他一年劳作下来,农作物、养猪和养鸡,基本上连温饱也难以保证。 (录音)
    
    付先生表示,他每年收获四、五千斤粮食,除调自留口粮外,其他每斤可卖七毛钱,生猪两块八一斤,几乎没有多少收入。而化肥、农药价钱则很高,除去成本,基本上没有现金收入。家里的房子漏风漏雨,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但没有钱修新房子。
    
    付先生的妻子患癌症已多年,没有钱送到医院治疗,只能以普通药物维持,药费开支是沉重的负担。而十五岁的儿子正在上中学,每学期的开支也要一千五百块钱,使得这个家庭的负担百上加斤。
    
    调查报告说,付先生一家平时只吃红薯稀饭,很少蔬菜,肉类更是一年只见三两次。即使如此,付先生一家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农村税费,负担干部工资和其他教育、交通等等摊派款项,但却没有任何补贴。 (录音)
    
    他说,也不知道政府部门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对他们来说,那些在镇上的干部也不会管这些农民的事情,所以也懒得去讲了。
    
    他说,类似他家的情况在当地农村非常普遍,而大部分有能力的家庭都出去打工了。 (录音)
    
    他表示,能够出去打工的家庭,情况会好一些,但他因为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所以只能够在家里坚持。
    
    付先生的女儿也曾经到浙江打工,每年能够寄几千块钱回家。现在女儿已经出嫁,但也经常帮补家中的支出。在去年的乡村选举中,付先生被村民选为九层村二组的组长,每年有两百多元的工资,帮助并不大。
    
    他唯一希望的就是支持儿子完成学业,跳出农村。所以付先生全力应付儿子的上学费用,自己的日子也就只能硬撑过去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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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村贫困户调查报告
    

杨银波
    
    
     
    
    
      九层村,一个位于重庆最边境的贫困村庄,系与四川省合江县交界的大村,距离我现在的落脚点颇有一段泥泞、坎坷的长途路程。凌晨六点才入睡的我,中午12点即被两个声音唤醒,其中一位便是专程从九层村赶来。此人弯弯绕绕地长途跋涉而来,他就是我所调查到的九层村村民、九层村白院子二组组长付能德。另一位则是与我家有着多年交情的朋友。付能德经这位朋友介绍,一见面就说:“杨先生,我是非来不可的。外面都在传你为百姓做好事,我深受感动啊,是来看个究竟的。”我努力撑起疲惫的身体,从床上起来,赶紧与之细细攀谈。其间,穿插不少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能德也随着话题的深入,越发激烈地讲事实、谈感受。如下,即是我所调查到的情况。
    
    ⊙简介
    
    张怀珍(母亲)、付能德(儿子)、袁国英(儿媳)、付平(孙子),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九层村白院子二组村民。张怀珍,1917年9月1日出生,现住九层村白院子二组“黄天山”(地名),年近九十,现闲于家中。付能德,1958年8月23日出生,现住“黄天山”,务农,系石匠,亦系所在村民小组组长。袁国英,1962年7月28日出生,现住“黄天山”,系重病患者。付平,1990年11月10日出生,现就读于朱沱镇涨谷初中二年级(3)班。班主任:罗春;校长:郑兵财。
    
    ⊙调查情况
    
    从家庭各方面实际情况着手,一处一处地细算、深思,是能看出诸多问题的。1945年,付能德的父亲付银清费尽心血,建起了四间草房,使全家赖以栖身。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疯狂的政治运动和经济危机中,付银清去世,留下终身守寡的妻子张怀珍以及三个儿子:老大付能金,老三付能友、老四付能德(老二已早逝)。当时的付能德不足10岁;此外,细推起来,付能友竟是我父母当年的小学同班同学。1972年,付能金结婚,分家后另立新居,不到一年,原有四间草房便有一间睡房被雨水冲垮倒塌。1993年,付能友在外打工期间与云南省建水县一位当地农妇结婚,从此“招夫上门”到了云南。
    
    原有草房建设年头已久,修修补补,补补修修,到1993年付能友结婚到云南时,付能德才完全住在父亲留下的四间草房里。又经过多年的天灾和灾难过后的修修补补,如今加上自己修的猪圈等屋在一起,付能德拥有的是七间破破烂烂的草房,而在法律的使用权上真正属于自己的草房却只有两间。这三兄弟为了养家糊口,各自奔波:付能金育有一儿、两女;付能友13年以来从未回过家,又因经济窘迫,最近几年连电话也未向家中打过;付能德育有一儿一女(其女是1983年冬月初四出生的付小英)。住在山风凛冽的山顶上的付能德,与1983年嫁给他的同村妇女袁国英,曾经多次遭遇不幸,这包括冰雹、雨灾、风灾、疾病等。下冰雹的那一次,一间房屋被吹倒了,其它三间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害,草、杆被吹烂无数。
    
    奇怪的是,无论这个家庭遭遇到怎样的不幸,他们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任何救济,而其他的某些村民则有一定救济。什么问题都要靠自己来解决的付能德一家,想尽了一切办法,继续修修补补,补补修修。到目前为止,这已经历了几十次补修的草房,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间是堂屋,墙开了大缝,那缝是从墙顶往墙底直拉下来的,最宽的裂缝达八公分左右,付能德用稻草来将它堵住;第二间是睡房,墙向外面斜,整个房屋也是倾斜的,这间的情况最危险,因为墙脚石的时间毕竟长了,有很多土也彻底地烂了,越来越没有支撑的力量;第三间是灶房,开了缝,房盖竟趴下来一两米;猪圈也有许多洞,也有开裂的情况;其它屋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缝、裂、洞、凿。
    
    这是典型的危房。在里面居住,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随时都受到威胁。付能德说:“假如不重修的话,顶多只管得了一年。一年之内,这七间屋绝对会全部倒塌!”住在这样的危房中,最叫人担惊受怕的是刮风下雨。他那个位置,四面来风,除了一面有树木遮挡外,其它三面都没有任何东西挡得了风,刮风的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为了防范危险或者把危险降到最低,这个家庭一直活在胆战心惊的阴影下,每天晚上都要爬起床来打电筒检查一遍,担心墙倒塌。下雨的时候,草房总是到处漏雨;雨水多时,床都不知道应该摆在哪里才好,经常被淋得睡不了觉,或者被雨水震惊,从梦中惊醒。至于灶房,也要专门放桶来接水,不然雨水就会慢慢地积起来,威胁到其它更多房间。付能德说:“当官的都怕往我那里走,实在是太吓人了!”
    
    经济是最严重的问题。付能德的家中非但没有什么经济,目前反而还欠债12000余元。第一笔欠债,是欠信用社10000元的贷款,利息也有好几百了,按照当时的协议,在2006年12月之前必须还清所有本息;第二笔欠债,是欠村民赵先华2500元的借款。这些欠债,是紧急地用于教育、医疗、农务及修补草房的。眼看着草房要倒,必须赶紧重修房屋,付能德再次借钱来打地基,他准备在原地基稍稍朝外的地方,修一处火砖平房的主体,分为六间。目前,就火砖数量而言,尚差20000余块砖。身为石匠的付能德,请来石匠梁如华、胡昭能、“罗五”(小名)打石头,经粗略估算,包括材料、运输、做工在内,不计伙食,也须28000元方能基本完成。付能德说:“这件事我们想了很多年,一直都没有胆量那样去做,关键是没钱。但是现在有了生命危险,除了我,还有另外三口人要活命,所以就是欠债拉账我们也要把这房屋修起来!”
    
    付能德的朋友们也曾无数次劝他把房屋修起来,不然房屋倒塌就一定会有生命危险。马上,这年一过,一到开春,上半年的雨水就特别多,老草房根本住不得人了。假如大雨来的话,就更住不得了。为了避免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危险,付能德把家中仅剩的3000斤稻谷都放在了距离他家只有50米左右的村委会办公室里堆着,不敢把这些粮食放在家中,担心倒塌下来,人粮全无。为防范于未然,他们想了种种办法,然而农村有句话说得好,“人在钱就在”,若没有了人,这一切都会泡汤。摆在付能德面前的,不仅是房屋的居住问题那么简单,他尚有必须赡养的母亲、必须治疗的妻子以及必须供学的儿子。
    
    袁国英的病,说来很复杂,她的病时间既来得长,病种又多,而且大都是恶性病,比如阑尾炎、胃病等,乃至还有结肠癌!“癌”,对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说,都堪称是死亡的讯号。2000年,她在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被检查为结肠癌,当时她心一横:“不医了!等死!”究其原因,付能德说:“我老婆这个人的心地很善良,她为这个家庭,特别是为孩子考虑。她说她的病是家里的包袱,不想再给孩子增加负担,就算自己死了,也总算能让孩子读得起书。”当时,不满17岁的付小英还在浙江省的一个打火机厂里打工,不满10岁的付平还在朱沱镇涨谷小学念书。付能德回忆起自己不满10岁就丧父的痛苦,不忍心让也是不满10岁的付平丧母,所以他又是到处借钱为妻子医治,迄今已花费12000余元医疗费,但袁国英的病并未好到哪里去,一直都是这样病着。
    
    很明显,袁国英已经无法再从事什么繁重劳动,否则病情只会愈发严重。她抬不起,也担不起,出不了什么经济,平时只能割点猪草,煮点饭吃,洗一点衣服,如此而已。她自己的命,一直都是用药来保住的,不敢进大医院动手术,不敢住一天院,只能拿药、拿药、再拿药,总之是到处都在拿药——目前,仍在乡村药店继续拿药来控制住病情。一遇到需要花钱的时候,都是借钱。好几次,借的甚至是公款,那时候付能德还是个普通的村民,他向当时的村民小组组长胡德兴借钱,这钱是集体的钱,然而付能德这个家庭的情况确实是危在旦夕,这是个严峻的人命关天的事情,只能先要人命,而后再让付能德一点点地挣钱来偿还——至今尚有一部分没有还清。
    
    付小英是个可怜的姑娘。这孩子本来是蛮勤奋的,当年在朱沱镇先锋初中念到初中毕业,其成绩完全可以进一家技术学院,连录取通知书都到了,然而当时15岁的她却不敢再继续学业了。眼看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考虑到父亲的能力有限,考虑到母亲病重,考虑到弟弟年幼,考虑到奶奶年事已高,她不得不放弃继续就学的念头。虽然在之后的一年里她痛哭过许多次,虽然她为家中做了一年的农活未感疲倦,但是钱从哪里来?将来怎么办?她只能办好身份证,刚满16岁就到浙江省慈溪市打工,这一去就到今日。付能德说:“本来她自己是很会读书的,那一年很多老师都来过我家,希望她去技术学院念书。但是,如果要念完,起码要三万块钱才拿得下来。她自己一直都觉得后悔,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为她缴不起学费了。这件事,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一直都很惭愧,无奈,又无法。”
    
    付小英小小年纪就挣钱寄至家中,虽然收获不多,可毕竟也有5000块钱左右,可以让她母亲继续把药吃下去了。她如今已结婚了,嫁给了邻村一个普通的建筑民工。付能德说:“小英虽然是嫁出去了,可她心里还是一直都很惦记着这个家,很关心我们。”付平是家中未来的希望,说到这个儿子,付能德既欣慰又担忧:“他呢,肯干,不怕艰苦,也不调皮,是很恭敬的孩子。他曾经跟我说过他的心愿,说想给我们修一栋一楼一顶的楼房,而他自己呢,则不想呆在家中,他觉得农村不好,没有什么发展。当然,他的心里这样想,这说明他有志气,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付能德已使自己的女儿辍学,他不希望再让儿子辍学,他说:“只要他努力读书,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他读完!多读一点书好啊,就是出去打工嘛,也要文化高点才能有一碗饭吃。”
    
    常言道,“三岁看老”、“人看从小,马看蹄爪”,付能德觉得他这个儿子将来肯定是大有希望的:“他平时说话、处事啊,对亲戚朋友的态度啊,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人很和气,能力还是有的。”但是,一提到学费,付能德就明显地紧张起来了,“国家哪能收那么高的学费?学费太高了!我们这种普通农民,不象杨先生能够掌握情况,不知道上面有什么政策。而且,经常是上面有政策,下面却不这样做,它有它的对策,我们能拿它有什么办法呢?”付平这学期的所有花费在1500元以上,光是开学的学费就是650多元,每周要25元的伙食费,还有其它的住校费、书本费。1500元啊,在这里的农村可是一个大数目:猪都要喂两头了,稻谷也能买两三千斤了!对于经济的紧缺,付能德说:“我们也都是憋足了劲去干了,只有这些整法了,可还是没办法。哎,他的学费跟别人借,伙食费也跟别人借,这些都是常事了。这孩子吃得也不好,在学校就吃点白菜,一周只吃得上一顿肉。”
    
    据调查,付能德家现有四亩地,稻谷每年产5000斤,玉米产100-200斤,红苕产1000斤左右,没有种小麦,种的是胡豆。对比起现在和前些年的差别,他说:“现在是肥料贵、粮食贵;原来是粮食便宜、肥料贵。农业税虽然是免除了,但是农民的负担还是重,比如说干部工资、平摊的修路款,还有其它杂七杂八的费用。孩子读书,人生病,这是大家都感到很沉重的负担。”他家现在的伙食也很差,红苕、稀饭,这是平常惯例。“杨先生,不怕你笑话,在农村,连菜都吃不起,买又太贵,自己种又种不起多少来”,他说。他家就是自己种点牛皮菜、窝基菜、青菜、白菜、冬寒菜,“没杀猪的话,三五两个月都吃不到一回肉。”目前,这里的农畜价格也很低,生猪是2·8元/斤,鸡是7块/斤,鸭是3·5元/斤,稻谷是0·7元/斤,卖不了多少钱,“就是鸡蛋,也不敢自己拿来吃,必须拿去卖了,给孩子当伙食费。”三年前,当地村、队小官曾经带领过一些人对这里的贫困户家庭进行拍照,主要是面向草房、烂瓦房住户,但当时没有任何人表态,最后也没有任何结果。我朋友说:“杨老弟啊,他这个家庭确实拿着没有办法。他自己的经济来源远远不够,负担又重,想到一个孩子要读书,加上一个老太婆,还有一个生病的女人。他自己又不敢外出打工,怎么丢得了手呢?没人在家照顾怎么行?只能在家中——他过去也确实一直都没有外出打过工,只能在家苦干。心里算到付平又要从学校回来拿伙食费了,只能马上想办法,卖鸡啊,卖稻谷啊,就是想这些。要不然就跟人家借。”据悉,付能德的大哥付能金患有多年的心脏病,由付能金、付能德按月轮流赡养的张怀珍,她的心情多年以来都很悲伤。付能德说:“我母亲担心的是万一我大哥去世,她今后的生活就会完全压在我身上,担心日子不好过。我们家里现在有什么呢?只有四头猪,其中三头都是50斤的小猪,另外一头有200多斤。现在只喂了八只鸡、12只鸭,可这些都是给孩子当学费的。他一回来拿钱,我只能啥子办法都想,也不能让他在学校饿肚子。”
    
    总结他在农村里的47年,他说:“在农村做庄稼,没有什么搞头,顶多只有一小半的收获,另一大半都是做庄稼的成本。比如说肥料钱,我认为太贵,不合理,国家应该降低肥料价格。现在,尿素是83元/包,一包只有80斤,复合肥是53元/100斤,碳氨是17元/50斤。粮食也少,卖不到什么钱。国家收猪的价格也低,喂猪也不能赚钱。但农村必须靠这些才行啊,不喂猪、不做庄稼更没搞头,只能逼着做。要让我们这里发展起来,是很难有希望的,第一就是公路不行,交通差了。这些方面,国家应该多投入一些才对。”他也看到了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社会上对文化的要求更多一些了,竞争比以前更激烈一些了。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这些地方就更危险了,因为落后了,人才也跑得太远了,跟人家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敢比。”
    
    2005年5月,经民众无记名民主投票,付能德获得11票(户票),在八个候选人当中得票最高,当选为白院子二组的民选组长,管理70户家庭的行政事务。按照这里普遍实行的组长工资标准,他每年仅有200余元的工资。对于这个身份,他说:“当了组长之后,人要劳虑一点。要随时等候通知,随时了解情况,经常联系群众,跟大家深入摆谈,要多听、多看、多想。我自己要学习,开会上所讲的,主要是针对生产方面的管理问题,要回去跟群众发表意见。我自己要经常倾听大家的意见,再综合起来做个总结。我觉得,我还是做到了尽职尽责,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走得通吧,人比较耿直。比如搞退耕还林的时候,我的工作就得到了群众的称赞,因为我考虑的始终是百姓的实际利益,比如经济林和生态林对农民都有补助,经济林是五年时间的补助,生产林是八年时间的补助,补助费都是每年245元/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大家都很满意。”
    
    这个性情耿直的人继续补充道:“但是,我特别厌烦有的会议。就是官话太多,实用的东西太少,光是说得很好听,但做得很差。”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他也有激烈的批评,“当官的就想搞钱,搞到自己的手里面,对农民、对国家没有诚诚恳恳的心。我认为,必须用制度才能解决,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办。农村里面,确实有干部贪污的问题。那些官一看就知道好歹,他们的性格就没有那么好,觉得贫困的农民那么多,懒得去操心,根本不知道这些贫困是什么意思,反正钱搞到手就是了。这种人,我是很看不起的。真正做事情的人,我觉得必须要踏实,要实实在在地干工作,不是油奸嘴滑的那种,要走上好好的路,因为形势在不断地变化。”谈到“形势”,他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说:“可这形势怎么说呢?人是越有钱就越冷漠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是一辈子都没有人来照顾过,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临走时,我特别问候他:“快过年了,弄件新衣服吗?”他苦涩一笑,无奈地说:“还是一身脏,无非到时洗干净一点嘛。”
    
    附:联系方式邮编:402191。地址:重庆永川市朱沱镇九层村白院子二组付能德(收)。电话:023-49607311(付能德/袁国英)。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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