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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巨川:中国政体改革方案(2005年10月16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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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0月17日)
    
    

提交者:周巨川 发布时间:2005-10-16 22:56:48
    

打破政改僵局,在于找到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方案,本文欲通过不断征求意见并不断修改,逐渐接近此目标。
    

中国政体改革方案(2005年10月16日版)
    
    一、建立中国政体改革联合统一阵线。
    
    说明:只有中国全体知识界人士(包括执政党高层及理论界)思想高度统一,结成坚实的政治同盟,才能确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局稳定,所以在启动改革之先,中国所有各党各派、各政治团体以及对中国政局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应充分协商,增进共识,以求统一阵线早日形成。
    
    这里说的统一思想,“仅指”实行何种政体改革方案。
    
    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需要统一阵线做好的几项工作。
    
    1、始终维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
    
    说明:当然,这里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是:如当今执政党始终抵制改革怎么办?说清这个问题,首先需确认的是,人性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对自尊、自爱、私欲等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正当的,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能,当今执政党成员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考虑改革方案,不能只一味从某种原理出发,而置执政党能否接受于不顾,如果改革必须以执政党自我否定或自我毁灭为前提,同时还硬要求其接受,我以为责任不在执政党,而在改革的设计者身上。
    
    如改革方案充分照顾到了执政党的各种合理需要,各项设计规定也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合理性(假定已达最佳程度),执政党仍始终抵制,则说明时下国人(非指执政高层少数几人,政改能否行通,决定于整个执政集团的意志)的思想观念距离能够和平实现社会转型还相差甚远,中国不可避免还要陷入暴力争斗的泥潭。但,今日中国已没有了再经三五十年战争后重新整合好的机会了。王力雄先生曾说,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因素有三:生态底座的承托、文化框架的支撑以及政权的整合(这里不便细说,欲了解详情请查阅王力雄文集)。对时下中国来说,前两者已不复存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仅靠政权整合在勉强维持运行,犹如三根支柱支撑的大厦,如今已腐朽了两根,这剩下的一根如再倒塌,中国必将崩溃,甚至是粉碎性崩溃。我们已没有了再更换政权的时间、空间,因此,若不幸的情况发生,战火一起,中华民族恐怕从此将不复存在。天要灭我中华,上帝来了也没办法,在当今全球逐渐走向一体化过程中,注定会有很多国家、民族、语言、文化、信仰等,最终归于消失,但愿我民族能借助于改革一飞冲天,成为这场淘汰赛的胜者。
    
    本方案是按假定的执政党最终接受了改革方案设计的。
    
    2、坚持实行一种方案,否定多种并行。
    
    说明:改革需要全国一盘棋,有计划、按步骤依次进行,若多种方案并行,容易乱了阵脚,导致改革失败。
    
    3、配合政权整合力量,制止发生“整人”现象。
    
    说明:整人是极权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是“绝对有权者”对“绝对无权者”的施虐行为,若让这一特征延续下去,则意味着改革已经失败;或者换句话说,如改革只是使整人者和被整者换了个位置,实际等于什么也没改。
    
    4、制止“民主发作”。
    
    说明:当今国人受西方影响,一经改革就恨不得立即按西方模式原样打造(本方案认为,中国实行何种民主制度,不应是某些人或某些组织拟定好强加给全体国人,而应由全体国人充分酝酿达成共识来决定),殊不知其间还应有个过渡阶段(只有当社会有了健全的意识形态,社会机体已能相对独立运行,政府转变成了单纯为社会服务的部门,或者换句话说,政府的变易已不能对社会产生显著影响时,才能实现目前西式的宪政民主,而时下的中国,离此还相差甚远),跨越这个阶段,同样会导致改革失败。
    
    5、保证改革的各项计划、措施能够正确实施。
    
    说明: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当于人的大脑对人的身体的作用,因此欲搞好改革,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应担当起社会大脑的职责。
    
    三、启动改革之始,由政府颁布“临时冻结死刑”及“禁止一切暴力行为”的法令。
    
    说明:社会转型时期,难免会产生一些混乱,颁布两法令,意在防止出现悲剧,过后是否继续实行,由纳税人所立新法(详情见下)决定。
    
    四、自改革之日起实行“大赦”;并同时颁布法令,允许民间成立合法维权组织。
    
    说明:这里说的大赦,指以下两条:
    
    1、自建国以来至启动改革之日,对在一切政治运动中负有责任(或有争议)的人,一概免予追究;
    
    2、自建国以来至启动改革之日,对所有犯贪污腐败行为的人,一概免予追究;财产也不再追回。
    
    提出大赦,出于如下考虑:
    
    1、罪在制度不在人,同样的人和事以及贪污腐败,在一种制度发生,在另一制度下就未必发生,人的肉身在其中仅起着载体作用,所以,追究政治事件责任人,和防止事件再度发生无关;惩治贪官,和遏制腐败无关。
    
    2、一个社会需要变革,是因不公平,是因有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然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受害者基于本能,憋足劲要在变革时清算加害者,加害者又因担忧受到清算而想方设法抵制变革,于是形成僵局,并最终导致暴力悲剧发生,我这里暂称这种现象为“变革死结”。时下中国还深深陷在变革死结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不及时扭转这一趋势,则和平转型无望。
    
    3、国人时常困惑于为什么民主在中国难行,其实最深层次的原因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个为仇恨所充满的社会;一个认定世上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的社会,注定也只能是专制社会,因为好人不可能对坏人、善人不可能对恶人以平等相待,所以必须消除仇恨心态,只有“拒绝报复”,才能使仇恨嘎然而止。
    
    4、启动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改运动,没有足够的动力不行,但,如果改革使那些贪官们感到,这场运动就是冲着整他们来的,按照吴思的利弊计算法,他们势必要反对,如广大的中间阶层苦苦抵制,那么改革的动力何在?如中央发动群众与之对抗,恐文革悲剧又要重演。如再来一次文革能解决问题也还算利大于弊,但实际结果可能正相反,仇恨会通过整人而延续下去,还是那句话,一个充满仇恨心态的民族根本建立不起健康良好的民主社会。
    
    5、我国被贪污的财产甚大,这笔巨资目前以黑钱的方式存在着,若追回,难免离不开整人,既如此不如不追,动员贪官们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资金转回国内,开工厂、搞实业、办教育造福国人,戴罪立功,挽回给人民造成的损失。
    
    6、我很清楚,这一条很难被社会普遍接受,因为违背常理,但我还是决定尽全力争取,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已按此常理运作了两千多年,如今还不是该做恶还作恶、该贪污还贪污?时至今日,到了把整治的目标从“人”身上移开的时候了!人无非是一个个的肉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根,应致力于铲除生成罪恶的土壤,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关于允许民间成立合法维权组织,出于如下考虑:
    
    1、按人性一般规律,若只宽恕而不采取办法制止,腐败势必愈演愈烈,而制止腐败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让腐败的受害者们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与之对峙,此举胜过成千上万清官,势必会将腐败扼杀在摇篮之中。
    
    2、届时,由于统一阵线已经形成,全国最有实力、最有声望、最有智慧的知识分子都已统一了意志,和执政党结成了强有力同盟,可以不必忧虑民间维权组织做出越轨之事。
    
    五、将全国的公民明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务员,指在执政党的各级政府中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各级政府、各级司法机构、以及邮政、国有银行、军队等由政府统辖的部门或单位);另一类是纳税人,指一切在政府部门之外的、直接或间接从事生产、经营、创造价值并依法纳税的人。
    
    说明:为便于划分立法者与执法者的范围(详情见下)。
    
    六、确立“两权平衡”制度,指:执法者无立法权,立法者无执法权。公务员有执法权无立法权,纳税人有立法权无执法权。
    
    说明:根据我国古老的阴阳学说,阴阳平衡产生和谐,公务员和纳税人各掌握一半不完整的权力,相互制衡,方能使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在一个社会中,如有人掌握全权(指执法和立法),势必会造成权利失衡,形成专制局面,封建时代是皇帝掌握全权;文革的悲剧在于造反派掌握了全权,两者虽相反,但本质相同。
    
    毛泽东发动文革,其初衷是想实践曾对蔡元培许下的诺言,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他的失误不在于授予群众权利,而是不该授予群众全权,这是时代造成的、每一位政治领袖都很难避免的错误。一次向群众授权失误,便从此不再授,是因噎废食,不可取,只是要充分吸取教训,再次授权并“授好权”。建立两权平衡制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搞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向广大人民群众交权,但这次是只授予人民群众应该有的那“一半权利”,让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制约执政党的不当之处,使社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两权平衡制度,是在现有体制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扩大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范围,这是一种能和现有体制衔接的设计,是由极权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过渡阶段。
    
    本文第一稿发表后,曾有多人就两权平衡和三权分立的关系提出质疑,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我国究竟应该实行三权分立、五权分立(孙中山提出)或是多少权分立,是在立法权范围内解决的问题,应由全体立法者讨论决定,所以我认为,三权分立概念比立法权低一层次,不能和两权平衡概念相提并论。
    
    七、建立各级“纳税人代表大会”组织。
    
    说明:与此替代目前的“人代会”,因纳税人概念比人民概念范围界定更明确一些。
    
    八、年满18岁无智障者,每人发一言论自由证;纳税人另增发一民主表决卡。
    
    说明:言论自由证应是类似于护照一类的证件,谁犯有什么过失则记录在案,以规范人们的言行;民主表决卡是纳税人立法表决的工具,应类似于普通的储蓄卡,此卡分为两面,一面刷卡表示赞同,另面表示反对。
    
    九、制定并颁布“言论自由临时法”。
    
    说明:此法意在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将人们的言论限定在于社会有益无害的范围内。
    
    十、在全国各省、市、地、县等区域,按纳税人分布情况,设立相应的民主表决站,由计算机系统通过互联网实施具体操作。
    
    十一、动员全国纳税人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重新制定或修改原宪法、法律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一切相关规定。
    
    说明:根据两权平衡原理,管理纳税人之法,需由纳税人自己制定。
    
    立法过程要完成的几项任务:
    
    1、利用立法激发起的全民参政积极性,把中国改造成“学习型”社会,整体提高全体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
    
    说明: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改造中国在于改造中国人”;“强盛中华在于强盛中华文化”。一个民族再怎么内斗,也斗不出良好的社会形态,只有热衷于学习、思考,每个人都致力于提高自己,中国才有希望。
    
    2、更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说明:原追求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了;一直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当今共产党也不愿再多提它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反对势力更是对共产主义恶语相加,视之为洪水猛兽,但,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仔细观察、反思一下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不难发现,当今世界正亦步亦趋、不可逆转地朝着当年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着,不是吗?国家、民族的界限有了逐渐走向消亡的迹象,如欧盟;人种的界限正在慢慢消失,如今世界上的混血人越来越多了;个体小家庭正加速解体,选择“不婚”越来越成为了时髦;生产资料也日益公有化了,因为伴随着小家庭的日趋消亡,财产已不再属小家庭世代传承,个人身后财产,无论其本人愿意与否,也只能留给社会,为全社会公有了;伴随着个体小家庭的逐渐消亡,社会变成了人们的“家”,人们的“爱”也将不再狭隘,生成出一种泛泛的、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爱,也就是马克思当年所想象的那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关系;靠高度发达的信息产业帮助,生产也摆脱了盲目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着;人权、民主、平等价值观的确立,使阶级现象日趋没落;自由更是得到广泛弘扬,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等等吧。这一切不难使人看到,共产主义时代正在朝着全体人类走来。
    
    思想巨匠和普通人的思维水平差异很大,一般人对马克思的理解仅限于一些只言片语,并且当作教条,一经这些教条破灭,便全盘否定,这显然不合理,却也令人无可奈何,因极难说清。
    
    换个角度说,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只能产生于“人类生命”的末期,也就是人类在地球上行将灭亡之时,那时的思想家才能完整地看到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全过程,才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做出最深刻的描述。今天人类经历的过程,和人类即将要在地球上经历的全过程相比,很可能还属童年,因此无论今天的人们怎样努力,也无论有多高的天赋,最多也只能做个比较好的“人类童年思想家”,马克思当然也无法超越这铁定的局限。
    
    假如把公元元年定为人类社会的开始,马克思也不过是个只知道人类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思想家,而我们现代人已知道了两千年,我们理应对历史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全面、更深刻一些。思想家受到历史局限而产生错判或误断,谈不上谁的错,因为我们也无法克服局限,要被后人纠错,认识正是在这种不断纠错中一步步深化。
    
    马克思看到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后来出现的阶级合作、阶级和谐他没看到,因此他设计的通往共产主义的路线也是阶级斗争模式的,现在事实已证明了此路不通。
    
    再有,近现代对人权、民主、自由、宪政等概念的高度弘扬,几成为绝大多数人信奉的普世价值观,这些马克思也没看到或没能充分看到,因此在他的论著中,这方面内容显得很贫乏,有待补充。
    
    经过更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应是一种将一切先进的、已受到普遍公认的价值观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它不应是一种仅能令中国人信服,而应是令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古巴人、朝鲜人、阿拉伯人等等等等,总之,它应是一种能令全体人类都普遍相信、普遍喜欢的意识形态。
    
    3、实现社会机体的相对独立运行,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奠定基础。
    
    说明:当社会有了完善的意识形态,当社会中人人都清楚地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事、做人以及应该自觉遵守何种样的道德规范,那时社会机体便可以相对独立运行了。社会机体独立运行之时,也是政府转变成为为社会服务的机构之日,届时,人民便有了选择政府的余地,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也就会随之到来了。
    
    十二、“新法”由纳税人民主表决,赞成率达参与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即刻生效,同时废除旧法;新法未确立之前,仍执行旧法。
    
    说明:确立新法的几个程序:
    
    1、先由政府将原有旧法在各大刊物上发表,供纳税人研究、参考;
    
    2、各级政府成立“民主改革”领导小组,不断派出人员体察“纳情”,后根据普遍意向,对旧法相关条款或用词作出修改,并在电视、广播或刊物等媒体发表,而后再进一步调查,再作修改,与此不断循环,逐渐向形成共识的方向趋近;
    
    3、彻底放开言路,请世界各地(包括国内)的有关专家学者在广播、电视等媒体发表演讲,提出参考意见,帮助纳税人理清思路;
    
    4、开放各地的“自由讨论区”,为纳税人交流思想提供场地;
    
    5、待调查表明意见已相当一致,投票表决有可能成功时,由政府规定日期,在全国各投票站投票表决,赞成率达标,新法即刻生效;若不达标,需再议,再表决,直到达标。
    
    确立新法不会影响到政权的完整性,因为新法诞生并执行,纳税人不会反对;新法未确立前执行旧法,一切还和先前一样,自然不会出大问题。
    
    将新法表决达标率定得稍高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只有获得绝大多数纳税人的赞同,新法才能得以顺利贯彻实施;其二是:可促使纳税人更充分思考,进而实现社会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步改变,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确保整个改革过程政局稳定。
    
    就确立新法问题,曾有多人表示,目前中国的法律已很好,如果都能按照执行,中国一定是个法制很完善的国家,问题是不能兑现。对此,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澄清:
    
    1、目前的宪法法律,有些内容是按旧意识形态(或者说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设计的,如农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国有企业设立的比重问题;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边更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边考虑重新修改;
    
    2、目前有种说法,认为当今执政党僭越法律是维护既得利益。我以为,仅此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欠缺,以至没能很好地认清中国的具体情况,思想观念过于超前,自1949年建国后,就建立了一套只有成熟民主国家才适用的法律体系,但,社会机体却不会随法律的改变而改变,由于 “社会机体的实际本质”(社会体制也是表层的东西,真正决定社会机体本质的是文化,或者说是由每个社会成员内心最深处的思想观念所决定)一直落后于法律上的说法,所以不断地产生出了僭越法律之事;至今也仍然如此。
    
    那么,目前我国和成熟民主社会的差距在那呢?我以为问题就出在意识形态上,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缺陷较大,和我国世代传承的封建文化有某种暗合之处,当这个旧意识形态破灭后,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暂时还没能建立起来,于是导致了今天的尴尬局面。
    
    思想越混乱,越需要政权强制整合,因此说,“思想混乱是民主的大敌”。确立新法的意义就在于整合思想,增进共识,逐步实现民主。我以为,将来新法确立,不会再出现不能兑现之事,理由有二:
    
    1、腐败已经大赦解决,没有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抵制新法的问题;
    
    2、每一项新法的确立,都相当于在一个小的局部达到了成熟民主社会的共识水平,执行起来不会导致混乱。
    
    十三、在设立民主表决站区域,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划定多少不一的“自由讨论区”。
    
    说明:为便于管理纳税人的言行;区外不准自由讨论。
    
    十四、加强维持治安秩序的警力,不足部分由各地组建民兵协助。
    
    说明:即使善意的改革,也需要充分维持好秩序,不然有可能将好事做糟。
    
    十五、当做好上述一切准备之后,由政府颁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动员令”。
    
    
    本方案尚属雏形,还需大力发展完善起来,如那位朋友对此感兴趣,希望投身于这项事业中来,共同献计献策,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届时安排您参加讨论。
    

联系人:周巨川

联系电话:010-62592474

E-mail:[email protected]
    

2005-10-16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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