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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事件”与制度背景
(博讯2005年9月18日)
    
    


俞江
    
    
    
    
    在以前的拆迁问题和今天“临沂事件”的讨论中,都出现过一种类似的论调,就是“什么更重要?”在拆迁中,是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更重要。在“临沂事件”中,是计划生育政策更重要。
    
    
    
    
    而法律人所坚持的也只有一个原则:尊重法治。这个原则要求,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基本权利不能受到任何侵害。法治原则强调程序的公正性,甚至有人认为,法治原则的核心就是实现程序公正。
    
    
    
    
    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哪一种“重要的”社会领域,能够避免法律的规制,这也意味着,在任何一种“重要的”领域中,都存在着程序公正与效益追求之间的冲突。比如,搞拆迁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各级地方政府无不希望对征地立项。如果追求效益最大化,那么,不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同意,将几百亩、几千亩的征地项目拆分成若干个五十亩,避过中央的审批手续,能最容易地拿到征地批文,但法律程序却不允许。征地项目批准后,如果追求效率最大化,采用欺瞒、恐吓的方法,甚至直接调动警察搞“强制拆迁”,用推土机、机械臂把房屋捣毁,这样能最快地把居民赶走,但法律程序不允许。
    
    
    
    
    今天,发生在临沂的事件也是一个道理。没有人反对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但法治原则说,必须按程序办事。
    
    
    
    
    什么是程序?你要限制一个人的自由?可以。但你得有判决书或拘留证,而不能自己办个“学习班”。你要冲入民宅?牵走耕牛?可以。但你得有搜查证,还得按照证据保全程序,当着证人的面,开出收据和清单。你甚至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但你必须是行刑人员,并且拿到了生效的死刑判决书,而不能就这样在婴儿的头上注射致死针剂或者将婴儿装进塑料袋中扔掉。
    
    
    
    
    
    同样是抓人和要人的命,按法律程序办,叫作拘留、逮捕和处决。不按法律程序,就叫抢人和杀人。前者是国家及其公务员干的,后者是强盗土匪干的。前者凭的法和理,后者凭的是人多、枪多、力气大。
    
    
    
    
    这些道理很浅显,我今天也不是要说这些。因为这些道理,只要一句话就变得一点用都没有。比如,现在有一个“公仆”,说:“我今天就要当回土匪,你把我怎么着?”
    
    
    
    
    公务员们拿着枪、有组织、人多,并且力气大。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遵守法律,和土匪的区别本来就不大。因此,如果他们铁了心要当土匪,那还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所有的老百姓都组织起来,也有枪,力气更大,然后把要当土匪的公务员全干掉。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今后也许还可能发生。但是,社会要运转,就仍然需要一些公务员来为社会服务。新的公务员拿着枪、有组织、人多、并且力气大。如果他们又想当土匪,该怎么办?难道老百姓不过日子,成天和公务员打仗去?
    
    
    
    
    看来,把公务员干掉也不是好办法。我们必须来看看,究竟是什么让公务员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当,铁了心要当土匪。
    
    
    
    
    在滕彪他们的报道中,我注意到,因为执行计生政策不力,曾经撤掉了四个公务员的职务,这似乎与以后发生的事有着较直接的联系。我说这,不是想说如果不撤那些公务员,就可以避免事件的发生。因为我完全同意这个前提:计生政策必须严格执行。因此,如果政策执行不力,当然要追究具体责任人。但我同时想保留另一个前提:法律程序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国家和政府就没有合法性和公信力。这同样会影响到计生政策的执行。
    
    
    
    
    我想说的是,从撤掉四个公务员的职务一事,可见,如果条件允许,临沂的公务员也并不是真的想当土匪。谁都想安心过日子,不愿遭人记恨,不愿犯难冒险,公务员也如此。下乡、牵人家的牛、抓违反政策的人的亲戚,都不是轻松的事。累不说,还要遭白眼,遭人恨。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比起坐在办公室看文件、打电话,不知道要辛苦多少。
    
    
    
    
    报道中还提到,有些公务员忏悔自己做过的事。可见,不是每个人都高尚,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邪恶。公务员与常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职业不同。公务员也要买房、供小孩上学、希望得到提升、怕在单位里遭排挤等等。在人性方面,公务员不比常人更好,但也不会更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用违反程序的、暴力的方法去执行计生政策,并不见得符合公务员利益。很可能还是大多数公务员不愿干的事。
    
    
    
    
    不过,如果暴力能有效果,那也姑且不说了。
    
    
    
    
    但事情又并非如此。
    
    
    
    
    假设每个农民都努力地想多生小孩,中国就有九亿人成天变着方、想着法的要破坏计生政策。他们能够吃苦耐劳,能够长途奔袭,是最适合按照毛泽东思想打游击战的那部分人。靠几百万公务员,即使采用最激烈和强硬的手段,也不过是发动了一场人与海的较量。我的意思是,九亿人口足可视为人的海洋。而战争挑起者则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当初日本鬼子的位置上。与人民作战,即使一段时间内能够取得成效,但在战略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在农村执行计划生育的难度,但原因是什么。我们说过,谁也不是天生的邪恶。那些朴实的农民,一生都没想过要违反国法,也知道多生小孩是违法。但什么原因把他们逼到进退两难的地步?
    
    
    
    
    农民为什么愿意多生小孩?这个问题早有定论。如果把人束缚在乡土社会和小农经济中,那么,靠人口优势来获得提高生活质量必然是他们的效益最大化策略。在乡土社会中,仍是靠人多才不受欺负。养老,也只能指望儿女。由于贫困和医疗条件差,小孩的健康率、长成率低,也只有靠多子女才有保障。在这些危机下,一个农民哪里顾得了基本国策。
    
    
    
    
    因此,结论很简单,把农民束缚在小农经济中的那一整套制度,就是农民不得不违反计生政策的原因,也是计划生育政策难以执行的原因。
    
    
    
    
    为了印证这个结论,可以同时观察一下城市居民对待计生政策的态度。很明显,在城市,对计生政策的抵触不那样激烈。为什么?有三个条件加以保证。一是教育程度普遍比农村高。教育程度高才能较为顺利地找到工作,从而根本上保证生存条件。而即使忽略农民迁徙到城市的制度和自然成本,即使他能在城市边缘“暂住”下来,也因教育程度低,而不能找到足以维持城市生活的职业,更别提适应时代的发展。二、城市居民的经济压力大。这一点也是没有争议的。越是大城市,年青人的经济压力就越大。最近网上流传的帖子,说他为什么每月7000元的收入在大城市生活还很窘迫,就是一个例子。当然,经济压力大不是因为不能糊口。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惟利是图,导致教育成本大大升高。而房价在地方政府和开放商的共谋下,也是逐年翻着筋斗地飙升。因此,仅教育和居住成本,就足以使城市居民对抚养多子女一事视为畏途。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城市的医疗、养老福利远远优于农村,养儿防老、幼子夭折的顾虑已经大大减低,使得城市居民对多子女的需求相对缓和。
    
    
    
    
    可见,制约计生政策在农村不能有效推行的,不是简单的传宗接代的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和经济条件的约束问题。在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压力和福利待遇之前,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计生政策的执行难。
    
    
    
    
    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农民的无知和不顾大局,同样,也不能单方面责怪临沂公务员的野蛮和违法行政。临沂事件只是中国当下众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缩影。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如何改良和建构的问题。
    
    
    
    
    今天,政府一方面抱怨计生政策的推行难,另方面,却仍然执行着严格的户口管理和人口分级制度,死死地将农村人口束缚在小农经济中,堵死了农民融入城市的机会。同时,在农村的教育投入少而又少,甚至从未考虑过,要通过提高教育程度来帮助农民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状。再加上农村的医疗福利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削减,从而强化了农民的生存、养育和养老的危机。
    
    
    
    
    当教育、户口、医疗、养老福利等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农民追求多子女的愿望就像大海一样宽阔,而政府却在驱使公务员与大海作战,把他们置于不仁不义的危险境地,也把社会矛盾激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同时,在农民不能得到社会救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时,又要农民为国家承担义务,否则就责备农民不顾大局。对此,农民理当问问:“我们要牺牲到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
    
    
    
    
    在临沂事件中,真的有很多问题值得官员、学者和全社会认真思考。宪政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布坎南曾经在批评福利经济学派时说道:“经济学家的倾向是看重结果,而不是看重产生结果的规则,这种态度始终是各种理论混乱的根源。结果的改变要通过规则的改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对结果的直接操作来实现”。我认为,这些话不但是说给部分经济学家的,而且是说给当下所有认真对待中国社会问题的人。
    
     2005 年9月17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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