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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审计大案三位举报人遭到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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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12月10日)
    

     举报属实却遭停职 被打击报复长达15个月

     交行锦州分行审计大案三举报人恢复工作  (博讯 boxun.com)

     交通银行锦州分行风险处诉讼科原科长鲍宇和前任董航、风险处普通职员刘某近日接到交通银行总行通知:恢复工作,补发停职期间工资。

     此前,鲍宇等三人举报本单位和当地法院联手造假,国家审计署高度重视(7月12日本报曾以《一场惊心动魄的审计》为题予以报道)。三举报人却在举报后被停职待岗,鲍宇被人砍伤,遭到打击报复长达15个月。

     2004年11月26日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的干部向三个举报人通报了案件进展情况。

     2003年8月,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向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举报:锦州分行与当地几家法院联手造假,核销贷款数亿元。2003年9月3日,审计组进驻锦州交行。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中,确认了锦州分行与当地几家法院联手造假的事实。报告称,在此过程中,法院不执行相关法律程序,直接向锦州分行提供假案号,由该行风险处起草、打印本应由法院办理的法律文书,共盗用案号236个,编造假案号110个。

     实际上,这些被核销贷款的企业根本不知情,有的还在继续归还贷款。归还的贷款本金及抵押资产的变现收入,被该行全部存入“小金库”。同时,法院从上述虚假诉讼中收取“诉讼费”,其中锦州市中院和凌河区法院将收取的85.3万元存入私设账户。审计机关将此案移交有关部门查处,已有7人被审查,1人被逮捕。(记者刘世昕)

       三位审计大案举报人的险恶之路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中说:“对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2000至2002年,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

     这不到一百字的叙述背后,是3个举报人15个月的酸楚之路。

     “该我这个科长知道的事,老有人遮遮掩掩不让我知道;该我这个科长管的事,也常常有人拦住不让我管”

     鲍宇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科长———交通银行锦州分行风险处诉讼科科长,干的时间很短,只从2002年八九月间干到第二年年初。鲍宇说,科长的差事算是竞聘来的,但后来也是他主动放弃的,因为活儿没法干。该他这个科长知道的事,老有人遮遮掩掩不让他知道;该他这个科长管的事,也常常有人拦住不让他管。

     银行风险处的责任是监控银行贷款,防止出现不良资产。如果贷款的企业还不了款,鲍宇所在的诉讼科就要通过司法程序向企业追回银行的钱。

     当上科长后的鲍宇,陆续发现了那些后来被他收集为举报证据的问题。最初让他警觉的事是,刚当科长没几天,一家变压器厂的财务负责人就找他,问:“银行已经把该厂抵押贷款的房子拍卖还贷了,是不是应该给个手续?”

     鲍宇感到蹊跷的是,这样的事正好是他管,自己怎么没听说过?他翻遍科里所有的档案,都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人家说咱卖了房子,怎么没有卖房的资料,也没有卖房的收入?”作为问题,鲍宇马上将此事上报给风险处处长赵某(2004年6月,赵某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有期徒刑2.5年),得到的答复是,“这事你不用管了”。

     之后,类似这种不清不楚的事又发生了几起。鲍宇说,自己总是不知趣地反复向赵某反映,甚至还告到行长那儿。

     董航是鲍宇的下属。董航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和处里领导发生的摩擦是,2002年年底,他费了很大劲才让法院查封的一处贷款人的房子,居然轻易地让领导解冻了。而银行划定给董航的任务量,是每年要追回几百万元的贷款。这一解冻,害得他肯定完不成任务。他要求领导给个说法,处长赵某的回答是,“如果非得要个说法,你就到人事处待岗去吧”。

     当时的科长鲍宇虽替下属抱不平,但也搞不清风险处领导的意图。

    2003年春夏两季,鲍宇虽然不当科长了,到另一个科室做了普通职员,但“非典”那段不能出门的日子,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查阅风险处的档案,也发现了足够多的问题。

     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质疑,被说成“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

     2003年8月22日,星期五。下午,交行锦州分行风险处全体员工突然接到通知,要求16时到四楼会议室开会。以为只是开个业务讨论会的董航一进会议室就发觉气氛不对,会议室的桌上居然放了几本员工待岗的培训教材。他不以为然地拿起这些教材翻了翻。

     一位副行长宣布的会议主题让鲍宇、董航等人大吃一惊:银行决定缩编风险处,给大家半个小时时间考虑,希望大家主动报名离开风险处。如果半个小时后没人报名,就采取投票的形式,决定谁离开。

     半个小时后,大家开始投票。规则之一是,谁弃权,就等于给自己投了一票。

     鲍宇在选票上写上“不同意此种做法”,就离开了会议室。董航和刘某也拒绝投票。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鲍宇、董航、刘某3人分别以排名一二三的顺序被“选举”离开风险处,同时离开的还有另外6个人。9个进入待岗行列的员工被要求第二天交接工作。

     董航把消息告诉了最早离开会议室、已经回家的鲍宇。

     鲍宇想不明白的是,就在同年1月评选头一年的先进工作者时,自己高票当选。而这次选举,差不多还是风险处的这些人,自己却“高票”被选为缩编对象。

     几个月后,审计署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当时鲍宇等人看不到的交行锦州分行的《建议风险处人员缩编的报告》。报告这样说,“风险处大多数同志能挺身而上,继续战斗。但有极少数人惊慌、颓唐,甚至退却放弃。更有甚者,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别有用心,大含杀机,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打小报告。他们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诬陷好人,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不仅耽误本职工作,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我处的正常工作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恶劣行为干扰了分行党委的日常工作,损害了锦州交行的整体利益。我们交行人坚决不能答应和容忍!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则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

     “我始终认为自己去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是为了维护银行的总体利益”,但去总行举报的3位举报人,被按旷工处理

     被“选”为待岗人员后的第二天,去交接工作的鲍宇在办公室碰到了同事刘某。鲍宇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对刘某说的一句话:“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

     当天下午,刘某、董航拿着平时积累的材料聚到鲍宇家,商量怎么办。他们感到,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走。整个下午,三个人都忙着准备举报材料。鲍宇拟提纲,董航将证据分类,刘某写初稿。

     “我从没写过那种材料。”鲍宇说,写出第一稿时天已经擦黑,总共写了四五页信纸,几个人都不满意。第二天一大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将稿子改了一遍,内容主要是他们发现的造假核销假在哪儿。这一天,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决定了上哪儿去举报。

     “分析来分析去,我们决定先上总行,我们还想将来继续在交行工作。”鲍宇回忆说,“当时真没想别的,只要求不待岗,相关责任人能被处理。”鲍宇说,自己虽然曾经要求离开风险处,去别的部门,但实在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正好碰上暑期运输高峰,锦州已经买不到直接到上海的火车票。心急如焚的几个人一刻也等不及了,决定先坐火车到北京,再坐飞机到上海。

     2003年8月26日,三个锦州分行的员工第一次以举报人的身份走进了交行总行。因为自认为材料准备得很充分,该反映的情况都说得差不多了,呆了几天后,三人决定于8月29日回家。

     回家的头一天,8月28日下午,上海下着瓢泼大雨。要回家了,想起出门前家人都挺支持,但也挺担心的神情,几个人都觉得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好歹也给妻儿捎点东西,于是就坐地铁去购物。

     刚到地铁口,鲍宇的电话响了,锦州分行人事处通知三人,由于旷工,他们已经被决定正式待岗。

     “作为举报人,我们总不能跟领导请假说,要到上级部门举报去吧?”鲍宇说,他始终认为,自己去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是为了维护银行的总体利益。他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到总行举报竟然按旷工处理。

     “给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打完电话后,我心里一下热乎了。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很详细地做了记录,说马上向领导报告,任何时间都等着我们去,还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完电话,哪儿还有逛街购物的心思,三个人赶紧顶着倾盆大雨回到总行,希望总行能帮着和锦州方面说清情况。但是,三个人失望地回到招待所。

     “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试试?”鲍宇问两个同伴。出门前,他还从网上找到了银监会的信访电话和国家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等几个部门的电话。

     鲍宇开始一个个电话往外拨。董航和刘某一句话也没有,静静地听着。董航说,他当时脑袋里一片空白,只呆呆地听着鲍宇一遍遍小心翼翼地向不同的部门重复讲述那些他们认为强有力的证据。

     “给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打完电话后,我的心里一下热乎了。”鲍宇说,接电话的值班人员,不仅很详细地做了记录,还说要马上向领导报告,任何时间都等着我们去,还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回到锦州后的第二天一大早,5点多钟,鲍宇和董航就坐上了开往沈阳的巴士。9时整,举报材料已经放在了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特派员的桌子上。鲍宇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朗朗夏日。

     “‘串通’、‘勾结’、‘伪造’、‘编造’、‘巨额’,这样色彩浓重的词语在举报信中频繁出现,洋洋洒洒几页纸,列举的情形触目惊心。”在审计署今年公布的一份材料中,参加案件审计的工作人员这样回忆。

     这样的实名举报引起了沈阳特派办的重视,李业林特派员指出:“如果举报情况属实,实为罕见,将是一起严重的金融违法违纪案件。”2003年9月3日,审计组正式进驻锦州交行。

     “袭击者用钝器用力地砸我的脑袋,用刀使劲地扎向我的大腿。我自己都听见脑袋被砸得梆梆响,还听见一个人说:‘扎死你’!‘扎死你’!”

     “随后的日子就像拍电影一样。”鲍宇说,审计部门介入后,他们外出时经常被不明车辆跟踪,晚间接二连三地接到恐吓电话。为了保护他们,审计组的同志每天与他们见面都变换地点,而且经常在夜里见面,约定在街头或临时租用偏僻宾馆商讨情况,提供线索。

     但危险还是发生了。

     2003年11月11日上午,鲍宇陪同国家审计署的工作人员到一家企业取证,中午回到家后,他上网看新闻。网上有条新闻说的是某地发生抢劫案的事,报道还提示如果遇到抢劫该怎样自卫。

     鲍宇说,不知道为什么,他鬼使神差地、很认真地把那段文字记了下来:“遇到不测,要尽量跑到有亮光的地方,最好找墙角蹲下,这样可以有两面墙作为掩体,把前胸和头护住……”

     晚上18时许,鲍宇送孩子去课外补习班后回家,手里提着几瓶玻璃瓶装的酸奶。快到家时,他隐约觉得后面有四个人和他若即若离,一回头又看不仔细。他安慰自己说,估计是楼下邻居家的孩子和他的同学。

     就在鲍宇快走到自家楼下时,四名男子突然从两个方向向他围过来,一人举着刀,其余三人握着块状物体。他意识到报复来了,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酸奶瓶,防止袭击者靠近,一边朝有亮光的地方跑。

     袭击者追上他后,有人用手中的钝器用力地砸向他的脑袋,有人用刀使劲地扎向他的大腿。

     “我自己都听见脑袋被砸得梆梆响,像敲鼓一样,还听见一个人说:‘扎死你’!‘扎死你!’”

     鲍宇的妻子在家里四楼的阳台上正好看见丈夫被袭击,她拨通110后,提着菜刀,鞋都没穿就冲下楼,要和袭击者拼命。

     看见有人出来,几个袭击者迅速乘坐停在附近的出租车离去。

     被送进医院后,鲍宇说,自己当时反而轻松了一些。他一直觉得自己肯定会遭到这么一次报复,晚来不如早来。“被刺的那一夜,神经都一直绷着,担心那几个歹徒会不会再对自己的孩子下毒手。尽管大腿上有好几处5厘米深的伤口,但一点都不觉得疼。”鲍宇说。

     回忆起那一幕,鲍宇苦笑着说,真没想到,一向温柔贤惠的妻子居然提着刀出来,要和歹徒拼命。

     董航听说鲍宇被袭击,提着铁棍就冲出家门:“当时,真是气愤极了,我们到底图什么呀?连生命都受到威胁!”

     审计部门还在调查期间,举报人就被报复的事件是不多见的。鲍宇说,他遇刺那天,审计署所有在锦州的工作人员都去看望他,特派员立即向辽宁省公安厅通报这一报复性行凶案件。

     公安机关查明,是锦州交行员工张某重金雇用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对鲍宇进行了报复。

     审计署通过《审计要情》将此事上报国务院,温家宝总理高度重视,要求依法立案查处;吴官正、罗干、周永康、华建敏等领导也先后作了重要批示。

     按照中央领导批示事项,由辽宁省纪委牵头,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于2003年12月29日进驻锦州市处理此案。

     “我们三家人的命运都因为举报事件发生了改变。我们到现在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我们三家人的命运都因为举报事件发生了改变。”鲍宇不止一次地提起,他们到现在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2004年11月26日,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的干部向三个举报人通报了案件进展:举报属实,辽宁省纪委、政法委已经查实;相关涉案人员已经在接受司法调查;交通银行总行党委决定调整锦州分行的领导班子,从外地调入的新领导已经上任。请鲍宇等三位同志回风险处原岗位上班,补发停职期间的工资。

     这些算不算是举报后15个月担惊受怕的终结?鲍宇和董航都说不清。

     待岗后,鲍宇的生活除了上网就是去医院,遇刺后,42岁的他留下了偏头疼等诸多后遗症。原来特别爱热闹、常常组织聚会的他现在基本不出门。

     “我特别想上班,我在家已经呆够了,也呆腻了。即便我身体不好,上不了一天班,上半天班也行。”鲍宇说。

     最可怜的还是自己14岁的孩子。鲍宇遇刺后,他和妻子基本上就不让儿子有任何户外活动,放学就回家。假期,别的孩子或忙着补课,或忙着玩耍,可自己家的孩子,一放假,马上就送到外地。“花季的年龄啊,天天憋在屋里”,鲍宇叹息。

     今年31岁的董航本来早就盘算要个小孩,可这一年多来,一切都搁置了。过去每次有新大片都要光顾电影院的董航,现在天天躲在家里,一遍遍地看那些已经看了很多遍的影碟。

     “几个朋友说我现在走路都像小偷,总回头瞅。”董航说。鲍宇遇刺后,他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扭头看。(记者刘世昕)

     专家态度: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汤维建教授认为,正是我国现有证人(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软弱无力,才导致了鲍宇和他的同事的窘境。

     汤维建教授说,就司法而言,举报人和证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其不同在于,诉讼发生前,叫举报人,诉讼发生后,举报人可以转为证人。在国外,有严格的法律和法律程序保护举报人和证人的权利。但是在我国,由于法律和法律程序的某种缺失,导致我们现行司法体系对二者保护不力,以致出现很多人望“举报”而却步的情况,同时,因为举报和出庭作证而遭遇打击报复的例子屡见不鲜。

     国外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证人保护制度,如美国“吹口哨人”保护制度(在西方,人们把揭露问题的人叫做“吹口哨人”)。1976年,美国成立了“政府责任项目”,主要工作是协助美国国会建立并完善“吹口哨人保护法”。目前,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吹口哨人保护法》在美国的42个州内适用,保护规定非常细致。比如,该法案规定,政府在雇用一个雇员时要在劳动合同上写明,不能因为这个人揭露了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如腐败、渎职等而被解雇或变相解雇。

     汤维建教授说,对证人、举报人的保护不只限于刑法上,也表现在民法和行政上。

     我国刑法有“打击报复证人(举报人)罪”,但实践中出现“合理利用”这一罪名的界定标准而逃避打击报复犯罪惩处的例子,这表明现有标准有需要优化的地方。而国外有些程序上的保护,如模糊举报人或证人的声音等措施,对于“吸引”证人出庭作证十分必要。

     在民法上,国外有对举报人或证人的合理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目前在我国还没有被广泛认同和引进。

     在行政上,国外方便证人和举报人,实行诸如迁移户口、改名等相应保护措施。而在我国,这些方面也有尝试,主要是针对所谓“线人”,但还是不够。

     保护不足,导致我国目前在鼓励举报或出庭作证方面面临很大困难,其主要表现一是很多人不愿意作证,二是很多人不愿出庭作证,三是出庭作证不真实。

     汤维建教授说,目前我国在保护证人或举报人方面也在进行探索和努力,比如高法出台过一些司法解释,加大对举报人或证人的保护力度,并已在讨论修改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三大诉讼法以及完善证据法等措施,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包括引进证人的特权保护制度等,承认证人或举报人的权利,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记者 万兴亚)

    记者手记:举报人渴望更多关护和认可

      “我们怎么办,谁来管我们?”在和鲍宇的多次通话和三次见面中,他不断地把这个问题提给我。

     认识鲍宇是今年七八月份。当时我正在追踪报道审计署列出的审计清单涉及的案件,其中一篇就是交行锦州分行假核销案。一天,我突然接到一条短信说,他本人就是假核销案的举报人,问我们能不能关注一下他们举报后的命运。

     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的生活,因为“把领导告了”而完全改变。他曾经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袭击,几个举报人都有过接到恐吓电话、出门被跟踪的经历。

     举报后的15个月,三个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曾去过很多部门申请保护,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地方明确答复可以保护他们,似乎谁都管不了这件事。

     鲍宇和他的举报伙伴们的要求听起来不过分:“我们只想回到普通人的日子,不必光天化日下走在马路上还要一步三回头。”

     2004年11月26日,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的干部告诉三个举报人,“请三位同志回风险处原岗位上班,补发停职期间的工资”。

     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他们那种愁云密布的日子该结束了,但他们自己却还是没有高兴起来。

     鲍宇在电话里淡淡地说,“虽说案子已经查实,但至今也没有哪个部门、哪个领导对我们说一句肯定的话,‘你们做得对’。我们所遭遇的打击报复,也没有谁出来纠正。你说我们这事能算完了吗?”

     几个月来,我又想知道三个人的近况如何,又怕和他们联系,因为我帮不了他们任何忙,既不能给他们申请到保护,也不能替他们争取到有关部门的肯定。(记者 刘世昕)

    

    来源:中国青年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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