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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的“狱中札记”
(博讯2004年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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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杜导斌的“狱中札记”(1)

     杜导斌于2004年6月以“判三缓四”的结局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他只能在湖北省应城市市内的圈子里活动,不能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不能上网“交流”,在此,他向关心、支持、帮助、声援过他的《中国人权》、《民主论坛》、《大纪元》、《议报》、《北京之春》、《观察》、《争鸣/动向》、《新世纪》、《博讯》、《亚洲周刊》等国外网络、报刊杂志及广播电台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向各级社群组织的《香港支联会》、《法国人权组织》、《国际狱中笔会》、《国际作家笔会》等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导师郭罗基、洪哲胜表示深深的敬意;向海外各界友人刘青、焦柏固、刘宾雁、胡平、王丹、张伟国、唐青、马志友、陈奎德、茉莉、李强、高寒、蔡楚、付正明、张晓刚、郑义、黄火青、方园、张敏、林迪、张三一言、丁林、林达、利华等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地问候,向国内关心、探望、支助过他的家人的各界朋友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由于安全的原因,不能公布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朋友的名字。在此,只能祝贺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博讯 boxun.com)

     2003年10月28号,杜导斌被孝感市国安人员在应城市公安人员的配合下带走,关在孝感市第一看守所第36号监狱里,这个36号监狱以前常用来关押“政治犯”,——曾经关过“反革命分子”及法轮功人员,号子里有15平方米左右,只有一个无门的厕所,但现在“政治犯”少了,杜导斌进去后,里面早已关的九个人,都是刑事犯,只有他一个“政治犯”,杜导斌与偷、盗、坑、蒙、拐、骗、抢、诈及嫖、贪、赌等刑事犯罪分子成了“一路货色”,与他们长达七个半月厮混相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思想精神”的“犯罪”,而其他人是行为犯罪。相同的地方则是:他们都是“犯罪嫌疑人”。

     刚进去的时候,里面的环境很恶劣,被子又脏又臭,大小便之后的燥味弥漫整个室内,生活更差,早晨二两稀饭,几块咸萝卜,中午四两米饭,水煮盐水白菜,晚上三两米饭,水煮白萝卜,杜导斌有胃病,吃了这些就胃里发燥,难受,不吃又饿,每天只有硬著头皮吃。家里送的钱进去的,可以“点菜”,监狱里有专供“号子里的人”提供的饭菜,但价格昂贵不说,质量特差,炒一盘鸡蛋全是面糊,炒一盘瘦肉丝,只有几片白条肥肉,且看不到油茬。

     后来,他与看守所的官员及管理人员有了一些交往,有了一些“闲聊”的机会,那些官员及管理人员被他的谈吐折服,被他“独特”的观点“感染”,渐渐地对他改变了看法,杜导斌的生活好了起来,只要是家里送的钱、物,他都能不打折扣的收到,想吃什么,“出钱点钱”后都能送进来(都是没有骨头的菜肴),炒的鸡蛋不再是面糊做的了,炒的瘦肉丝也不再是白条肥肉了,都变成了物美价廉的饭菜。这在同号室的犯罪嫌疑人中,杜导斌的待遇是及“优惠”的了,所不同的是,其他进号子里的人,都是监狱外面的亲朋好友靠金钱打通监管人员的关系,在里面得到“照顾”,而杜导斌是靠自己“独特”的思想观点“打动”了监管人员,得到监管人员的“关照”。是杜导斌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地引起了监管人员的“共鸣”,他才在监狱的后四五个月没有“受苦”。

     与杜导斌同时关在36号号子里的几乎都是刑事犯罪人员,进进出出的犯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开始几批犯人中,还有几个判有死刑或死缓的,也许是活著的日子不多了的缘故,在号子里么三喝四,要吃要喝,动不动就打人,但由于监管干部事先对狱头有过交待,所以杜导斌一直不曾挨过打骂折磨,再加上他对他们讲授一些道理,解剖他们犯罪的思想,指出他们犯罪的根源,是与不平等的社会、与不公的制度有著密切的联系,使一些犯罪人员“顿开茅塞”,对杜导斌敬若有加,那些犯罪人员家里送进来“好吃的”,都请杜导斌一同“分享”。

     由于杜导斌“犯罪”问题的特殊性,在号子的七个半月时间里,他在后五六个月都得到从监管人员到狱头的“照顾”,后来关的时间长了,同号室的人先后都出去了,或是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杜导斌也就顺里成章的成了“狱头”,再加上与监管干部混的熟悉了,进来的人几乎都由杜导斌“挑选”,他挑选的几乎都是经济犯罪的人员,挑选经济犯罪人员,杜导斌是有他精明的考虑的,因为这些经济犯罪的人员大多数是官员或是经商人员,栽了“跟头”才被迫进来的,家里的经济条件都很不错,送钱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杜导斌能同时“享用”,跟著“占光”,所以他出来的时候,身体不仅没瘦,而是长的白胖白胖了。

     2004年10月16日星期六


【连载】杜导斌的“狱中札记”(2)

     杜导斌在12月4日被公安带走的当天,孝感市公安局的国安人员和应城市公安就对他的家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杜导斌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搜查到了,每一张纸片都进行检查鉴定后,认为是“有问题”的都集中在一起,与电脑、手稿、来往信件、及部分书籍、海外汇款单存根一起搜走了。

     在36号室里,“落实问题”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孝感市公安局国安人员从海外网站及《关天茶社》下载了一大撂文章,将其中二十六篇“有问题”的文章要杜导斌一一核对,每一篇都做询问笔录,询问是什么时间写的,什么地点写的,什么时间寄出去的,用哪一个电子邮件信箱寄出去的,对方的编辑是哪一个,发表于什么时间。哪些网站转载了等等,杜导斌对所写的文章供认不讳,竹筒子倒豆子直来直去。二十六篇文章,每一篇都由杜导斌核对后,在上面签上“这是我发于XX网络、XX杂志社的文章、杜导斌,X年X月X日。”然后盖上手印。

     杜导斌的电脑文存里,有他的导师郭罗基、洪哲胜及世界各地友人的三四百封信件,杜导斌有一个爱好,多数他认为很重要的电子邮件信件,他都下载后收藏在电脑里,另外,他在网上下载了郭罗基、刘晓波、余杰、东海一袅、王怡等人的数百篇文章,国安人员都从他的电脑里复制下来,都一一进行了盘查,三四百封信件,要求杜导斌一一交待来信人的地址、年龄、工作单位、认识经过。这次杜导斌长了个心眼,他对国外友人的信件就如实的介绍情况,因为国安人员对国外的“煸动颠覆分子”管不了,鞭长莫及。但对于国内友人的信件,他采取了“保护措施”,含含糊糊地说一说他们的情况,对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都回答“不知道”。因此,国安人员曾恼羞成怒地指责他“不合作”、“不老实。”

     要求杜导斌“认错”一直是国安部门的目的,但杜导斌始终不肯认错,在当初几个月落实材料的过程中,国安人员一直要改变杜导斌的思想观点,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杜导斌坚持自己文章中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可能是杜导斌关了长达七个半月时间的真正原因。

     负责杜导斌案的是孝感市国家安全局的王培红、刘祥先、余国平、宋卫、魏友山等一大帮人,将“证据”都落实后,就开始盘问杜导斌的“思想动机”,“作案目的”,要求杜导斌“认罪”,说的好,免罚,出去洗澡,与家人团聚。杜导斌说,这是逻辑推理错误,我要认的什么罪?国安人员说,这样的态度就不好说了,杜导斌一直不肯认罪,国安人员就采取“诱供”的方式进行询问,比方说:“你是否认为,因为中共政权太腐败,已丧失了执政党的能力,所以,你要写文章进行煸动、以达到推翻的目的?”杜导斌知道其用心,要围绕他们的问话进行记录,自然不会承认这种“假设”,在回答问题时,杜导斌不停地纠正,不停地抗议对方问话有圈套,所以,一直坚持不围绕他们的问话回答问题,问话结束后,要求杜导斌签上“记录属实”,杜导斌看过询问笔录后,发现自己回答的一些问题也被篡改了意思,于是签上“复杂问语,”和签上“问的不是我的本意,回答的基本是我答的。”这引起国安人及大的不满,认为杜导斌“不配合工作。”

     杜导斌对国安人员的险恶用心掌握后,已明白他们的意图,心里难受之极,随著春节的临近,他对儿子及家人的思念与日俱增,难受地吃不下饭,管理人员将这一情况告诉国安人员后,王培红等人进行了劝慰,杜导斌没理他们,仍然不吃饭,王培红等人大发雷霆,大骂他是“狗日的”、“王八日的”,杜导斌不予理睬,一直到自己心情好后,才开始吃饭。

     进入中国阴历的腊月后,36号监室里在杜导斌前后进来的人该出去的都出去了,该判的都判了,不知是国安人员的有意安排还是看守所的无意安排,将36号室里送进来四个少年犯,年龄都只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那些孩子有的是缺少父爱,有的是缺少母爱而走上打架、抢窃等等犯罪道路,这令杜导斌难受之极,因为他的儿子杜红玉也只有十二岁,他想:要是自己判刑坐牢了的话,儿子怎么得到父爱?由谁来管教?但是,国安人员要我认罪,我错在哪里?我能为了儿子而不要人格和尊严吗?杜导斌忍受著内心痛苦的煎熬。

     王培红等人也加紧了“攻势”,在提审时软硬兼施,设置各种圈套要杜导斌承认“有罪”,只要按他们的询问意图回答问题,就可得到“宽大处理”,就可以尽快的出去“过春节”,与家人团聚,杜导斌初衷不改,没有承认“有罪”的说法。

     2003年11月10日,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又将杜导斌从号子里叫了出来,走进看守所的审讯室,杜导斌只见审讯室坐着五六个人,除了王培红、刘祥云外,另外几个人杜导斌不认识,一个个对他笑脸相迎,但杜导斌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从他们的笑脸后面看出一种阴谋。果然,几个人的笑脸一下子收敛了,王培红打开文件包,从包里拿出一张公文纸递给杜导斌的手里,并讨好地说:“你态度不好,我们也没法挽救你了,……你签字吧”。杜导斌接过来一看,见是逮捕令,他头脑一阵昏眩,心里一阵不安,他知道,下达逮捕令,意味著自己的案件进一步升级了,虽然他早有这个思想准备,但突然降临的这一刻,他百感焦急,思绪成千,为了说几句真话,他不仅不能出去与孩子、妻子过春节,而且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在他犹豫的这一刻,公安人员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句话提醒了杜导斌,是呵,自己还有什么要说呢?一百五十万字的数百篇文章,不是已经说了很多吗?我跟他们有什么说的呢?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们只是执行者,是强权制度下的一条狗而已。想到这里,他慎重的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说完,他在逮捕令的签字栏里,龙飞凤舞地签上了“杜导斌”三个大大的字。

     2004年10月17日星期日于广州


【连载】杜导斌的“狱中札记”(3)

    1926年8月,意大利法庭对葛兰西进行了不公正的审判,法西斯政府判处他的罪名是:“用文字进行阴谋活动、煸动内战、包庇犯罪、挑动阶级仇恨”,然而,这个“顽固不化”的伟大思想在狱中也没有停止思考,写下了可以与《神曲》媲美的《狱中札记》。

     杜导斌在狱中的七个半月时间里,一刻也没有停止知识的更新,律师莫少平送给他八本厚厚的法律书籍及理论书籍,他细细地咀嚼,细细地品味。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他将思索的问题全部记在一本厚厚的日记本上,将每天发生的事、每次受审的情况及读书感都进行了记录,在他出狱前夕,已写下了近二十万字的“狱中札记”,但是,这本狱中札记不让带出来,国安部门要强行帮助“保管”,所以,他这本“狱中札记”的命运比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的命运更悲惨,能不能面世,现在还是未知数,也许,会象林昭的狱中日记等手书稿,永远的会成为历史之谜,留下历史的缺陷。

     由于杜导斌不承认自己“错了”,态度又不好,他不仅没能象国安人员开始说的“出去洗澡、与家人团聚”,而且没能出去过春节。孝感市公安局国安人员虽然没有在杜导斌的口里弄到他亲口承认“有罪”的证据,但是,那26篇文章就是最好的“证据”,国安人员从字里行间找出了“证据”。何况是几千年的文字狱,今天的权贵们与独裁专制的老祖宗们没有两样,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于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做贼心虚的一种反映,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何况杜导斌是直接的对中共政治制度、对江泽民施政决策“品头论足”?

     “侦察”终结、证据落实后,孝感市公安局于2003年12月将案件移送到孝感市检察院起诉处,办理杜案的是起诉处处长赵兵及副处长胡泽英,他们告诉杜导斌,他有权委托辩护人,在这期间,有个毛遂自荐的律师要求为杜导斌担任辩护人,但受到“有关部门”的干预,公安部门专门为他委托了一名应城市的辩护律师,叫李宗毅,在与杜导斌的谈话中,这个李姓的律师并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杜导斌寻找无罪的证据,而是一种应付差事的样子,在这期间,国内外一些著名人仕纷纷出面,说服著名律师莫少平担当杜导斌辩护的重任,莫少平律师来到湖北后,吃过几次闭门羹,最后历尽艰辛总算见到了杜导斌。杜导斌见到莫少平,感到莫大的欣慰,他也知道,莫少平为他担当辩护人,担著巨大的风险和责任,正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见到莫少平,杜导斌才知道成千上万的网友正在对他进行声援,国内国外无数的著名人士对他的案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中国人权”组织及大赦国际、记者无国界等数十个组织提出强烈遣责,近两千个知名人士联合签署了声援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释放杜导斌,杜导斌得到这些消息,感到无比的激动,他如实的向莫少平讲述了一些情况,莫少平说他在做不起诉、取保侯审的种种努力。但是,最后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孝感市检察院的赵兵等人对杜导斌很友善,说话很和气,也没有象国安人员那样大喊大叫、甚至是骂骂冽冽的现象,这令杜导斌很感激,心灵上是一种宽慰。他们先后对杜导斌进行了四次提审,围绕的中心主题仍然是在材料上落实杜导斌“有罪”。承认一系列文章是要煽动、颠覆中共政权,是触犯了刑法第105条,但杜导斌坚持已见,他不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在煽动、颠覆中共政权,要是因为写几篇文章就是煽动颠覆现政权的话,那还有生活在大陆的数百个政论作家、异议人士的命运将更加不幸,下场将更悲惨,这也是他一直“顽固不化”的真正原因。

     杜导斌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他更不知道中共的高层们对他的案件十分的棘手,就象猴子捡了块姜,吃进嘴里又辣,甩了又不死心,国际社会的压力,令司法解释的司法官员们黔驴技穷,左右为难。

     秋风萧萧、白雪纷飞,寒风夹著雪花呼啸地从小小的窗口打进来,冰凉的铁窗外,能够听到爆竹声欢快地一阵紧似一阵,又到了爆竹声声一岁除,总把新挑换旧符的除夕之夜,杜导斌躺到被子里,心里比这萧瑟的秋风更冷,想著不能与儿子、妻子团聚,想著他们同样忍受分离的煎熬,想著失去自由的孤独,他心里一阵阵抽搐。

     在36号监室里,只留下三四个人了,该走的都走了,因为临近春节,司法部门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尽量快判快办,关的人少了,麻烦就相应的少一些。除夕之夜,对酒有嗜好的杜导斌曾向管理人员要求,是否可以给一些酒喝,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都可以,他想用酒来麻醉自己,但管理人员断然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们解释说这是上级的规定,他们不敢违背原则。没有酒,没有亲人的笑声,杜导斌就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中国传统佳节——春节。

     春节后,也许是莫少平斡旋的结果,或者是迫于国际国内声势浩大的声援浪潮的压力,后来就有个戏剧性的情况出现了,孝感市检察院将案件退回了孝感市公安局,认为立案起诉的证据不足,要求其补充侦察,杜导斌看到了一线曙光,但这希望的曙光只是一刹那,就象天上划过的流星,一闪而过,天空又归于黑夜沉沉。孝感市公安局国安人员“补充侦察”又加进了两条罪状,将杜导斌得到的稿费变成了“境外有关组织的资助”,另外增加了两篇“有问题”的文章。

     2004年10月20日于广州


【连载】杜导斌的“狱中札记”(4)

     曾仁全

     当一个人绝望、精神崩溃时,往往会干出傻事,关了几个月后,杜导斌心情愈来愈烦躁,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明,特别是在莫少平做“不起诉”的努力失败后,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他想到了自杀,他要用自杀来换醒强权者的觉悟,用自杀来证明对专制与独裁的痛恨与无奈,虽然这些想法未免太单纯,但他就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并且付诸了行动,自杀时间定于2003年4月30日。

     一切都准备好了,趁著放风的机会,冲过人群向墙体猛烈撞去,并且计算了用几步越过囚犯,几秒钟到达墙体,并且要形成多少冲击力才能增加惯性都做了精确的计算。

     第二个工作,是要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留给世人看,留给儿子长大后看,让世人知道,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出于爱,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爱,是爱之切、责之苛,现在选择结束生命,也是为了爱……,他不停地写,不停地将想法记录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他有时候写的神采飞扬,有时候写的泪流满面,他放不下的是儿子杜红玉与妻子夏春蓉,他有愧于他们……

     他的反常举动被公安安插在36号室里的密探(眼线)窥视出来了,并且悄悄地对看守人员进行了举报,看守所的领导找他进行了谈话,并在谈话的机会里派人看了他的笔记本,从此,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著,放风的时候都有两个人紧跟在后面。随着时间的磨练,杜导斌自杀的念头才慢慢打消。

     起诉阶段,孝感市检察院为弄不到杜导斌亲口承认的“煽动颠覆”等字眼而大伤脑筋,他们采取了一切办法想从杜导斌口中承认“煽动颠覆”的目的,要杜导斌认罪,但杜导斌矢口否认。

     三月的一天,检察院又一次对杜导斌进行了提审,提审人员除赵兵、胡泽英外,还有一个年逾五十岁的妇女,赵兵等人开始并没有介绍其身份,杜导斌后来才知道她是孝感市副检察长,姓周,周检察长是从湖北省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周检察长说话很友善,思路敏捷,她对杜导斌说,他的文章她都已“拜读”,认为杜导斌很有“水平”,奉承他又年轻,又有官职,很有前途,他们检察机关不想一棍子把人打死等等,接著话峰一转说,只要他承认了错误,承认有罪,承认其目的是为了颠覆现政权,他们检察机关就可以做不起诉的努力,杜导斌早已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既然承认了写文章是为了“颠覆现政权”,他们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何况,这种认罪也违背他的本意和初衷,他坚定地对他们表示,他不会认罪,他的文章符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没有违背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由此,他与检察官曾有一次精彩而有趣的“对话”:

     问:在墙上贴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立即被水淋了,没有人看见,第二天早上你就揭下去撕掉了,你的行为也已经触犯了刑法105条,构成了犯罪。

     杜答:105条第二款要是按这样执行,那么,全国的每一面墙上都得安装一架摄像机,摄下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由于高喊“打倒共产党”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为了维持法律,得给每一个人身上戴一个窃听器,做不到这一步,就是公检法的失职责任,请问,这种“法律解释”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检察官们面面相觑,答不出话来。)

     问: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必须受到宪法第51条、刑法条款和民法条款的制约,言论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

     杜答: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其一、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不是宪法赋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宪法只是列举出来以示国家机器对此给予重点保护;其二、宪法条款不应受刑法、民法的约束,上位法不受下位的约束是常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约束,说明刑法、民法相关条款的违宪失效,而不能说明行使宪法权利者违法;其三、你们对言论自由的界限理解不正确,言论是自由的范畴,在言论的范畴之内,一切言论都是自由的,在言论的范畴之外,就没有言论自由,如果在言论的范畴之内,还要界定言论自由的范围,无论这个范围是宽是窄,都是损害言论自由,导致言论没有自由;其四,言论自由首先是保护说错话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讲的话是对的,那么,还要宪法条文来提供什么保护呢?

     问:刑法第105条第二款是行为罪,不论口头、书面或是其它方式捏造、借题发挥,故意歪曲,只要言论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或是间接的故意,不需要产生后果,对后果采取放任的态度,同样可以认为是犯了罪,与扳道叉、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性质一样严重。

     杜答:这种比喻很可笑,言论怎么可能与扳道叉、生产有毒食品相类似呢?言论受到国际法和我国宪法的保护,扳道叉、生产有毒有害的食品是人人痛恨的现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你的言论很可能根本没有人听见,听见的人未必同意你的观点,同意你观点的人未必按你所说的去做,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杜导斌侃侃而谈,他将检察官们的观点反驳的一无是处。

     2004年10月21日于广州


【连载】杜导斌的“狱中札记”(5)

     莫少平律师没能阻止起诉,杜导斌更没有能力阻止起诉,起诉之后,其程序就移交到了人民法院,在开庭之前,法官们找过他四次,谈话的内容仍然是围绕杜导斌“有罪”的概念,只要杜导斌承认“有罪”,似乎他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材料上也好定性了,但杜导斌始终不承认有罪,这令公、检、法的官员们操作过程中大伤脑筋。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们告诉他,不久将对他的案件开庭审判,杜导斌知道这一天的到来,他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公开审判,确定开庭日期后发出布告,允许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记者到场;二是必须提前通知莫少平律师,因为他很忙,提前通知他才能做准备,有时间安排日程。对于他的两个要求,法官们一脸的冷笑,回答他说,等向上级汇报了再说。后来汇没汇报、得到“上级”什么样的指示,杜导斌一慨不知,也没有哪个人给他答复。

     然而,他的这两个要求,一个也没有达到,开庭时间是提前几天才告诉他,开庭那天,他被戴上了手铐,几辆警车押送他到了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宽大的审判庭里,坐着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他在人群中寻找他熟悉的面孔,他一眼就望见了妻子夏春蓉,他发现夏春蓉消瘦了许多,她也正用红红的眼睛紧紧盯著他。他心里百感焦急,他用眼睛对她说:“春蓉,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他强忍著才让自己没有流出眼泪出来,他又用眼神在观众席的二十多人中梭巡,但除了姨妹及姨妹夫外,再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除此之外几乎都是公、检、法的人员,他在法警的指引下,步伐沉重的走到了“被告人”的席位内站下了。

     台上,是正襟危坐的法官,公诉人席位上是赵兵等检察官,他们都头戴大沿帽,大沿帽上的国徽栩栩生辉。在辩护人的席位上,只有一个李姓的律师,没有莫少平的影子,他心里又一阵透凉,他心里已十分地清楚,这场审判,对自己将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他们没有让记者等人入场,更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提前通知莫少平律师就说明了一切。不言而喻,他们要他认罪,那是为了证据确凿,是不可告人的阴谋,现在进入审判程序,只是游戏而已。

     一切都是象模象样,法官宣布开庭后,公诉人的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上照样是引用了他的一些文章的只言片语,认为他的文章采取造谣、诽谤等手段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散布“颠覆中共政权是合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窃国大盗”……

     姓李的律师呆头呆脑地坐在那里,他显然受人指使,在“辩护”中小心翼翼,很注意措辞,阐述的观点模棱两可,他最后的观点认为,杜导斌是轻微有罪的。

     轮到杜导斌为自己辩护了,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答辩稿,认真地开始辩论起来,他慷慨激昂,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但遗撼的是,那些法官和检察官似乎对他的辩驳“不感兴趣”,不时的交头接耳议论别的问题,似乎是在向他暗示:我为刀俎,你为鱼肉,你的辩护没有意义,你不可能蹦出我们的手板心。杜导斌答辩了近一个小时,说的口干舌燥,但没有“打动”一个法官和一个检察官,其实,这种审判只是一种形式,走走过场。

     “审判”结束后,没有进行宣判,法官宣布说,等合议庭进行合议后再进行宣判。这就有了后来的“判三缓四”的结局。6月日,杜导斌走出了36号监狱室,走出了孝感市第一看守所,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回到了久别的家里。

     在前后数十天里,他应接不暇无数个亲朋好友及知名人士的接风吃请。回到家里,他才知道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及知名学者、教授、政要、人权活动人士及普通民众向他家里打了无数个电话,向他寄来了一定的汇款,其中,有一些远在浙江的不知名教授千里沼沼而来,经多方打听找到他的家,向他的家人送上过年礼品,有远在襄凡、四川、杭州的大学生找到他的家,为的只是送去几句问候,有的送上积攒的三十元人民币的慰问金,真可谓千里送鹅毛,礼轻人义重,杜导斌知道后十分地感动。因为那些人的感情不渗任何杂质的真诚。

     在四年的时间里,杜导斌近不能离开应城市地区,他的行踪随时都有人跟踪和盯梢,现在,他的初衷不改,他仍然在为自己“无罪”进行申辩,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笔者在此慎重申明,此系列文章的材料来源与杜导斌无关,全是笔者“道听途说”而来,也没有多少“真实”性,也许是“虚构”的内容。(作者:曾仁全)

     2004年10月20日于广州

     ---《观察》首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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