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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之笔为苦难见证--章诒和获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004年自由写作奖(含获奖答谢词)
(博讯2004年10月31日)
    章诒和更多文章请看章诒和专栏

     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最近通過評選,將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發給《最後的貴族》的作者章詒和女士。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公布的“頒獎詞”指出,“章詒和以三十年的苦難和血淚凝聚而成的文字,賦予了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隸的當代漢語寫作以嶄新的質地——這種寫作不僅僅是對黑暗時代的控訴,更重要的是申明了對不可摧抑的人性尊嚴的肯定和破壞這一尊嚴的所有企圖的否定。” (博讯 boxun.com)

     “頒獎詞”還指出,如德國作家黑塞所說,“作家是讀取周圍世界之良心狀態的指針和地震儀”,章詒和的作品顯示了當代中國作家中少有的捍衛人的自由、尊嚴和歷史記憶的勇氣。作為當年“中國第一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與父親一起承擔了歷史的重負。在長達十數年的牢獄生涯中,她曾被迫從事掩埋其他囚徒尸體的可怕工作。有一次,在風雨交加的荒野中,她幾乎決心撲到死去的難友的墓穴里,以死亡來終結邪惡勢力所給予她的一切凌辱。但她還是堅韌地活了下來,因為她記得父親臨終前的告誡——父親希望女兒成為時代的見證人,父親叮囑女兒把那個時代的光榮與恥辱都記錄下來。

     三十多年之後,記憶之流終于迎來了破冰的一刻。二零零四年年初,隨著遭到大量刪節的大陸版本《往事並不如煙》和恢復原貌的香港版本《最後的貴族》的先後出版,章詒和在中國大陸和海外華文世界獲得了普遍的聲譽,而這兩個版本的差異又為後世研究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大陸新聞出版自由提供了典型的範例。盡管不久之後,中共宣傳部下令禁止《往事並不如煙》的印刷和發行,但該書早已深入千家萬戶(包括數十萬冊頗具中國特色的盜版書),並成為二零零四年度最受矚目的文化事件之一。

     “頒獎詞”指出,“章詒和的作品既是文學,也是歷史,是記憶,也是現實。在當代中國,與專制主義抗爭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與官方有意制造的遺忘作斗爭。章詒和用文字完成了對時間的超越,為讀者展示了毛澤東時代以消滅知識分子為目標的“反右運動”的真相。在她那冷靜而不乏溫情的筆下,那些身處備受屈辱的狀態卻努力保持人格尊嚴的知識分子們獲得了復活。章詒和為我們講述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張伯駒、康同璧、馬連良等舊時人物的故事,讓我們知道在那個最黑暗的時代里,我們民族依然擁有那麼一些高貴的靈魂,他們雖然受到猛烈而淒美的殘酷打擊、深陷于暴力的陰影下,但他們獨自凝視著生命的姿影,注視著生存的漩渦和死亡的石磨,守望著自由這一天賦的價值。他們的存在,讓暴君的畫像和語錄黯然失色;他們的存在,改變了中國恆久以來成王敗寇的歷史觀。“

     獨立筆會的“頒獎詞”還說,“章詒和的寫作根植于中國源遠流長的史官傳統,乃是《史記》作者司馬遷在屈辱中秉筆直書的遙遠回應。章詒和的寫作也得益于她作為一位優秀的戲曲研究者的身份,她從古代沉淪在社會底層卻寫透人情世故的偉大的戲曲家身上獲得了悲情的力量。她的寫作重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黑暗時代的心靈劇痛,並清晰地傳達了這樣的信念——盡管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竭力羞辱、貶低和蔑視文化和知識的價值,但是文明將如同壓傷的蘆葦那樣永不折斷,人類的良知也必將戰勝那些一度看似無比強大的邪惡力量。”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相信,章詒和女士以她的生命和寫作表明,她是一位嚴肅的歷史見證人和讓人尊敬的自由事業的發言人。她給當代漢語寫作注入了活力,帶來了一種標竿性的尺度。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以能夠將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發給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而感到榮幸。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2004年“自由寫作獎”的評選是根據會員提名、該筆會“自由寫作委員會”評選並經過理事會最後投票通過的嚴格程序進行。獲得提名的作家和文學團體有﹕肖雪慧、王怡、成都野草文學社、蔣品超、鄭義、黃翔、楊春光、東海一梟、高爾泰、章詒和、啞默、陳桂棣春桃夫妻,最後結果為章詒和獲獎。章怡和女士已經欣然接收了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頒獎並發來了她的答謝詞,全文附後。


答謝辭

    章詒和

     我從少年而青年,從青年而壯年,從壯年而中年,其間貫穿始終的一件事,是不間斷地寫檢查,寫交代,寫總結,寫匯報。由中年而鬢發皆斑,才開始了寫作。如今,因寫作而獲獎。悲耶?喜耶?但無論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謝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授予我2004年度自由寫作獎。

     這個獎項是給那些獨立自由的寫者。對于知識分子而言,怎樣才能獨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經濟獨立為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于任何的體制與權力而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在中國,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作家、藝術家除了成為革命的“螺絲釘”以外,還必須成為“歌手”、“戰士”,連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為沉默被視為消極對抗、心懷敵意。有人不堪體制的束縛企圖“自我放逐”,其結果是從地球上長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蕭軍,後者如王實味。漸漸地,那些很有頭腦和才氣的人,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強硬統攝下,失去了個人表達的勇氣和社會洞察力。如果有人問﹕近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是什麼?我會回答﹕是對每個人天性與自由的剝奪。

     現在的情況大有變化。知識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另一種情況隨之出現——很多人對“物”的熱烈追求遠遠超過了對人性之“深”、對生活之“真”的冷靜探究。神州大地,美不勝收。但是任何一個人只要懷著人道情懷和苦難意識,就很容易發現美景背後的災難與不幸。我們似乎正從一種專制中走出,轉身又走入另一種專橫。

     我們這些人究竟應該做些什麼才好?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親的一個朋友——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國民主同盟被執政的國民黨取締的時候,立即宣稱﹕“政治問題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見解主張貢獻于國人。他言到行到,寫出了《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文章鄭重請求共產黨,容許一切異己者之存在。否則,將重蹈國民黨的覆轍。梁先生早已去世,卻仍是我的榜樣,我們的榜樣。

    中國一向有著“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但文學畢竟是人學,寫作是私人的事,是個體精神勞動。它屬于民間,屬于社會,與“官學”無涉、無干。官方可以成立宣傳部,大搞宣傳,大搞“五個一”工程,但從本質上是非文學、非藝術活動。而作家的使命就是關注和思考人類的命運及其生存狀態,並以此喚起別人的關注和思考。這也是寫作的原動力。

     《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版,大陸版本名為《往事並不如煙》)說的都是陳年舊事。這些事浸透著父輩的血淚,而我的筆並不出色,只是字字來得辛苦。有朋友問﹕“你寫作的訣竅,是不是由于記憶力特好?”我說﹕“我不過是有些經歷,並對經歷有些認識罷了。”日出月落,絮果蘭因。從至大的動靜到至微的氣息,淺薄的我是永遠寫不出的。

     獎項是獎勵,于我也是一種戒懼。一者,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幾天的活頭。命是個定數,誰也難以預料。 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極其有限,未來的寫作很可能是個虎頭蛇尾的結局。像徐志摩在《“詩刊”弁言》中所言。

     再次感謝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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