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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反腐败任重道远——透过北京市商业银行看腐败滋生的土壤
(博讯2004年8月26日)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金融政策还不允许成立私有银行,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钱庄”也只能以“地下”的形式存在。然而,北京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行”),这家成立于1996年,在国内尤其是北京已具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银行,虽然其股份结构依然为地方财政和企业法人绝对控股,但在法人代表董事长阎冰竹“独特的经营和管理”下,已实际变成了一家“私有化”的银行,确切的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一手遮天”、“一人说了算”的私人银行.


一、排除异己 笼络亲信 对“弟兄姐妹”无原则地封官、许愿、给待遇

    阎冰竹“入主”商行,是想使它成为一块“英雄用武之地”,因此他深知“以人为本”的重要。该行成立的八年多时间里,他不仅使自己由行长变成了董事长,而且在用人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手段十分“大胆、露骨”。

    阎冰竹最初在北京宣武工行工作,后任工行北京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和分行总稽核,1996年商行(当时称合作银行)成立时被任命为副董事长兼行长。阎并不是商行筹备组成员,但最终当上了行长,而且把与商行筹备没有一点关系、没有露过一面的严晓燕“拉”进来当上了主管业务的第一副行长(严是阎在工行分行营业部的长期搭挡),可见阎能耐之大,这也为日后阎成为董事长、严升任行长,阎严完全控制商行,把商行变成如今人们戏称的“夫妻店”奠定了基础。

    在商行的重要部门,如信贷部、计财部、人事部、科技部、稽核部、服务中心以及一些重要的支行,阎冰竹毫不避讳地建立了他的“工行、宣武帮”和为他所用的“人际关系网”。

    姜徳耀曾是阎在宣武时的同事(行里习惯说法是“圈内人”),他在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有过一段不甚愉快的经历后,投奔阎冰竹而来。阎一开始就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安排他去规模和效益都不错的硫璃厂支行任行长。他曾因工作上的分歧而对另一位郭姓行长大打出手,成为行内一大丑闻。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分哪怕是批评,反而不久即被阎“力排众议”提拔为总行行长助理,主管包括全行网点改造在内的后勤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总行的几位副行长(市委组织部正式任命的副局级干部)只能乘坐“普通奥迪”,而阎配备给姜的却是“豪华奥迪”。更不可思议的是,阎竟然没有通过行务会议就私自决定再次在“玲珑花园”给姜分配了一套面积260多平米、价值260多万元的豪华别墅。而六年前,姜已经在行内享受过房改政策,以房改价每平米1450元的价格购买了“冠城园”160平米的一套公寓。如果说这是总行领导的应有待遇,那么职位比他高的几位副行长为什么没“份”呢?行里的干部和职工不禁要问:“无才无德“的姜德耀凭什么又为什么受此“礼遇”?理由很简单:阎冰竹需要姜德耀这样死心塌地为他办事、“冲锋陷阵”的“贴心人”!

    杜志红同样是来自宣武工行,并被阎冰竹赋予“重任 ”和享受“特殊待遇”的人。商行成立初期,她只是资金计划部的一位普通员工,因为她既没有学历,工作经历上也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她在工行从事的只是票据交换工作)。但借着总部机构的所谓“改革”,阎冰竹让其坐上了“直升飞机”,出人意料地任命没有一点财务管理经验的她担任了至关重要的计财部总经理,引起了干部职工的纷纷议论。近期商行酝酿工资改革,阎冰竹不让副行长参与研究讨论,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杜却是会会出席、事事参与的重要决策人员。她曾经的一句话“不要惯他们的毛病!”就可以让支行员工原本正常的“过节费”分文没有,权力之大可见一斑。更过分的是,没有经过民主评议,也没有通过集体研究,阎又“一意孤行”让这位“对支行行长从不正眼相看”,口碑甚差的人当上了大权独揽的财务“总监”,不仅长工资,同样给她“分配”了更高标准的住房。这样做的目的,阎无疑是想通过她使财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总行计财部可以对各个支行的费用开支进行审计和监督,而这几年行内又有谁或哪个部门对计财部进行过审计?中层干部的奖金是怎么发的?董事长行长的费用开支有一点透明度吗?

    高玉辉进入商行时间较晚,过去并没有做过信贷工作,但却能高居总行“风险管理部”即“信贷部”总经理的位置,因为她同样来自宣武工行。她的学识水平极低、工作作风蛮横(人称“家庭妇女”),但却具备“对下属、对支行横眉冷对,对一把手唯唯喏喏”的特点,因而深得阎冰竹的赏识,还被强行安排进了董事会,领取额外的董事津贴。难怪一位支行长发出如此感叹:商行的人都死光了,阎真是瞎了眼了!

    郝建雄是阎冰竹和严晓燕在工行营业部时的部下,是他们的得力干将之一。人民银行对高管人员的定期交流有严格的规定,但阎为了不使郝离开他们长期控制的阜成支行,竟跟人民银行玩起了“捉迷藏”,表面上将郝交流到月坛支行,以给人民银行有个交代,但又让月坛支行与阜成支行之间建立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郝依然控制着阜成支行,而且连办公室都没有挪动。

    除了重用来自工行的“圈内兄弟姐妹”,阎冰竹也没有忘记对一些“有用之人”的充分使用,而且是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袁月女是金运支行的行长,但却享受着其他一百多位支行长根本无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同样是支行长,年度任务下达后,她可以要求计财部降低任务指标,这意味着她可以轻易获得更多的业绩奖金。阎冰竹不仅单独给她配奥迪、分房子(位于官园的高级住宅),而且在她已到了退休年龄后,支行长照当不误,还封了她能享受更高待遇的所谓“总监”。此事引起全行上下议论纷纷,因为几乎同时,曾为商行利益流过血、年龄比袁小得多的女行长朱燕君却被要求“正常”退休。在其他支行长还没有得到一次机会出国的情况下,她已多次成行,而且有专人陪同。某年年底不良贷款核销,她可以用去全行大部分的指标。这些都是为什么?因为她的丈夫是北京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掌握着决定阎冰竹命运的大权。

    同样还有一位市委主要领导的亲属(儿媳妇),在根本不具备银行高管人员资格的情况下,阎竟能将原来的行长调走而“放心”地让她以“支部书记”的身份主持支行全面工作,好在该人很有自知之明,不久便以“工作太累”为由主动离开了商行。

    滕波曾任党办主任、人事部总经理,现为机构管理部老总,而她来商行之前只是部队的一名护士。她既与同事搞不好关系,又常常在与兄弟单位的交往中“出尽洋相”,但却能稳坐“钓鱼台”,这是因为她有阎用得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系。

    阎冰竹在“肆无忌惮”提携、重用他的“兄弟姐妹”和“有用之人”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对“异己”的排斥。他以各种理由更换或挤走了不能被他随心所用之人,其中有不少来自国家机关、国有银行、高等院校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

    肖健是北京市公开选拔的副局级干部,市委组织部当初安排他来商行当总稽核的时候,阎就曾极力反对,他不希望有“外来势力”进入他的“权力范围”。肖健并非十全十美之人,但却敢说真话,为人坦率,不愿溜须拍马,并且有较高的学力,因此与阎“格格不入”。2001年10月,阎以肖国庆值班“脱岗”为由,令其停职检查,并不惜动用市里权力部门的一切关系,最终免去了他总稽核的职务,由副局级干部直接贬到支行成为一名普通员工。为了确保达到这个目的,阎采用了极不光彩的手段,在市委组织部对肖健进行“民主评议”的前夜,他让有关部门与参与评议的每一位支行长、部门经理逐一通话,要求必须投票赞成“罢免”肖健。

    宗树生任行长和孙维强任行长的支行都发生了造成经济损失的刑事案件,前者是职工监守自盗,后者是职工内外勾结;前者损失200多万,后者损失近8000万。从管理的角度追究责任,宗被免去了行长的职务,而孙却毫发无损,还成为了当年市金融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如此的“不公正”,只是缘于宗曾是一位副行长的部下,而孙则是阎的嫡系!阎既可以“理直气壮”地追究宗的责任,免去他的行长职务,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任命比宗年长近20岁,因工作失误造成大量外汇损失被免去新街口工行副行长的孙延为商行中轴路支行的行长,因为她同样是阎的“朋友”。

    由于自身的经历和条件,阎向来不重视理论,不重视研究,也看不起知识分子。他的著名论调是:商行不需要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我们可以花钱用“外脑”。但为了面子,更为了某种目的,阎不仅轻而易举使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高层次的“硕士研究生”,也不忘记“培养”他的“栋梁们”。没有经过选拔考核,更没有经过集体研究,他很慷慨地大把大把花钱安排姜德耀、周岳、杜志红、王健、王玉兰等(都是阎的“圈内人”,后王玉兰因滕波“极力反对”而调整下来)“攻读”厦门大学的所谓MBA,每人费用20多万元。

    以上事实只是“冰山”的一角,但已充分体现阎冰竹的“用人原则”和“用人目的”。


二、大权独揽 独断专横 为所欲为 开始的几年,商业银行在阎冰竹心目中还只是一块“跳板”,他要借助这块“跳板”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当上北京市“副市长”,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他希望能和曾任上海银行行长的姜建清一样“步步高升”,为世人嘱目。他顺利当上了北京市人大常委,选上了市委候补委员,但终究水平有限,加上业内口碑欠佳,他未能利用“雄厚的财力”如愿以偿。现在,随着年龄优势的失去,“进步”已不可能,阎遂将牢牢坐稳商行的“第一把交椅”,抱住这个“聚宝盆”作为主要目标。他已不能离开商行,因为他“做了很多事”,他更不愿离开商行,因为他还需要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价值,否则他可能寸步难行!他深知要做到这点很难,毕竟是金融机构,干部需要交流,而且“盯”着商行位置的人也不少。但他做得很“到位”也很“绝”。

    “到位”的是,他对外利用银行的特殊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包括上面提到的),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与市里的一些领导和主管部门搞好关系,不仅对行级干部的使用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就是市里包括中央有关部门经常收到的反映他问题的来信,大多数都能回到他手里。他还可以“安排”严晓燕,而不是当时行内二把手的史元接任他的市人大常委;对内则牢牢控制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他强行将姜德耀、高玉辉等“惟命是从”的人安排进了董事会,使得12名董事中商行现任干部就占了6位,只要他想通过的决议在董事会都能顺利通过。他要求所有的支行行长、部门老总(只有部分是股东代表)都出席股东大会,让他们都有表决权,而且派专人对表决过程进行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他很清楚,由于《章程》允许董事长连选连任,因此,只要控制住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搞好与组织部门的关系,他就可以永远干下去。

    “绝”的是,他人为地使商行原本有较大下降空间的不良贷款比例长期“高居不下。商行的不良贷款并不是压不下来,而是他不想压。他很“聪明”,只要商行的不良贷款依然“数量巨大”,那就是一个“烫山芋”,所有的人都会对商行“望而却步”。其他银行纷纷以各种手段”降价“处理不良资产,他却不切实际提高处置不良资产的门槛,并且把追究责任、处理人而非处理事作为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他极力掩盖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由他的政策失误和管理不到位形成的,如果暴露,他就应该承担责任,最为典型的就是汽车消费贷款业务。他明知有个经销商短短时间里做了十多个亿的贷款额度,抵押登记率仅50%左右,即风险不低于一半,仍授意有关部门继续让其“维持”下去。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不惜牺牲全行的利益。

    “阎冰竹当行长,就不存在董事长;他当董事长,就没有行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来的董事长何恒昌曾是他的领导,但他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到处安排了自己的人,因此可以事事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最终使董事长气得“因病”离开工作岗位。他如愿就任董事长后,提拔长期搭档严晓燕升任行长,形成了最佳组合。严很听话,而且没有主见,这正是他最需要的。具有一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的人都知道,董事长和总经理(行长)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行使不同的职权,但在商行被完全混淆了。并不是阎冰竹缺乏这个概念,他在任行长时就十分强调行长的职权,唯一能解释的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在作祟。他将“触角”伸入到了日常经营活动的没一个角落,纯粹日常经营方面的会议他每会必到,每一项决定必须由他定夺,决定经营方针和人员使用等的行长办公会议更是他的“独霸天下”,身为行长的严晓严并没有最终发言权。任何大小会议必提董事长,所有的意见必须完全遵循他的意愿。他的一个习惯是,任何议题只给与会者5分钟的讨论时间,容不得你有真正思考的余地。曾有一位副行长在办公会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即被阎劈头盖脸“批”得无地自容。从此,便无人再“自寻烦恼”“自找麻烦”。阎将董事长和行长的大权独揽于一身,却又高高在上,除了他的嫡系,绝大部分的支行行长很难有机会与之接触,即使是正常的工作汇报。因为在他的眼里,只有对他有用的领导和言听计从的嫡系,前者让他官位无虞,后者为他“摆平一切”。如此的作法,如此的现状,商行居然还被评为北京市“厂务公开”先进单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众多高素质的干部员工已纷纷离开商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主要领导霸道专横,工作气氛异常压抑,没有希望、有失公允的商行,是努力工作者得不到认可,“根正苗红”、溜须拍马者如鱼得水的商行。领导贵族化,员工奴隶化,人际复杂化,加班日夜化,下岗无偿化,竞聘内定化,检查形式化,待遇民工化,行贿科学化,上市神话化。这是流传在干部员工中关于商行实现“十化”的一个段子,较为确切地反映了干部职工的心态和商行的现状。

    阎冰竹过去没有把人民银行放在眼里,现在同样以这种态度对待银监会(局),因为他有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强有力的社会关系。更主要的是,他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干部,银监会所谓“高管资格”的认定,对他而言形同虚设,这是金融干部管理政策的错位,是银监会监管智能的悲哀。

    权力过大,是由于权力监督失控,它必定导致腐败。商行是全体股东的商行,是所有客户的商行,近2000亿的资产是社会的资产,它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来管理和经营,但愿不会出现第二个毕玉玺!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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