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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土地的农民依法维权民告官难于蜀道
(博讯2004年6月18日)
    案情梗概:四川省自贡市郊红旗乡、凤凰乡农民种粮食蔬菜加副业,人均年收入达2000元,较为富裕。1993年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未征求农民意见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廉价征用这里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发给18岁至40岁农民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1997年,农民又失去了住房

     失去土地的农民依法维权民告官难于蜀道 (博讯 boxun.com)

    2003-8-31 21:55:49 作者:俞梅荪 摘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案情梗概:四川省自贡市郊红旗乡、凤凰乡农民种粮食蔬菜加副业,人均年收入达2000元,较为富裕。1993年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未征求农民意见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廉价征用这里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发给18岁至40岁农民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1997年,农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许多农民的安置费早已用完,3万多农民的生存成了问题。农民依法维权,行政诉讼民告官,从市里告到省里,又告到北京,所涉及到的各级法院和各级政府部门均不予受理。在8年漫漫上访告状路上,几上几下,求告无门。然失地、失房、失业,苦不堪言的农民,生存状况每况愈下。6月12日央视曝光后,进一步唤起了农民的维权意识,纷纷要求政府解决问题。然因此却有不少农民被抓、被拘留。

     今年1月7日,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进土地征用的补偿方式,增加给失地农民的补偿,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生计。抓紧研究政策,修订法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维护广大农民权益,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征用制度。温总理还曾批示,对各地以各种名目非法占用、转让土地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对违规建立的各类园区要清理,对土地执法中的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

     6月28日,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指出,法律制定出来以后,不只是让人看,更不能变为只在书架上摆着的本本,应该也必须真正成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成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准绳,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

     正文:

     2003年6月12日21时,我突然接到曾多次来京上访告状打官司的四川省自贡市农民刘正有打来的长途电话,通知我观看21时30分央视2套《经济半小时》节目的《三农调查报告》对自贡市征用农田违规操作的调查。我当即通知参与此案的几位朋友,大家都很兴奋。我为此案长期积郁,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但几天后,情况却急转直下,农民又进一步遭殃,倍感农民依法维权民告官的艰难曲折,感慨万千。

     第一部分 艰难历程后的欢呼雀跃

     法律人的无奈与媒体的作为

     早在2002年6月24日,在张思之律师大力支持下,中国改革杂志社召开会议,探讨这起农民维权案。新华社前辈记者戴煌、李普,中国改革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温铁军及该社的桂晓琦、赵岩等、曾为农民的疾苦上书朱镕基总理被肯定的乡长李昌平、中国青年报卢跃刚、中评网萧瀚、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及其研究生、法官等不少同仁和我,大家出谋献策,一起积极参与此案。由于农民们十分贫困,我们大家出钱出力,作法律援助。长时间运作此案,但却每每在与法院或行政机关的交涉中总也进入不了诉讼程序,无法开启依法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法治之门。

     因我当年参加《行政诉讼法》的起草,被大家当成所谓专家,找来参与此案。面对千里迢迢来京打官司、对法律充满信心的农民刘正有提出的种种法律疑问和疑惑,我无言以对,只好以请他们吃饭、资助一些钱来表示我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支持,其歉疚和无奈溢于言表。为此,万般无奈的我痛心疾首。然他却把我当成知心人,一年来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时常来电话告之打官司的一些新的艰难曲折,为此而耗去他不少电话费,使我很过意不去。每接其电话,他们的痛苦和悲愤,我感同身受,阵阵心悸,常常寝食不安,久久难以平静,成了我的一大心病。由于他的行为大大冒犯了当局,为防万一,他委托我,一旦其被捕失踪,要我通知大家,并与市政府交涉等等,我一口答应,届时当全力以赴,自不待言。然他的安危一直使我放心不下。

     现在,终于得到央视《经济半小时》的支持,通过舆论监督,看到了解决问题的一点希望,我兴奋得难以自持。

     尽管这个节目只介绍了此案的冰山一角,却足以反映坑农、欺农、害农的血泪斑斑的现实概貌,足以震憾社会和政府,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多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才是法律的真谛。此类大规模严重侵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案件,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这一节目给我和朋友们印象深刻的是,画面中的高档住宅建设工地上,农民黄永农等几个人埋头拣垃圾为生,一天只能挣五六元。一个多月吃一次肉,稀饭就着豆干和酸菜是他家的三餐。他原有一亩土地,衣食无忧。现在每个月只有80元生活费。这比自贡市最低生活保障线143元还差。这与在此拔地而起却大量闲置的豪华别墅楼群的反差之大,使人对农民的辛酸血泪一目了然。①

     节目中曝光了一直瞒着农民的土地出让协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多种法规性文件,这些文书搞起来颇费周折,这对当地农民了解征地的真相和观众了解全案至关重要。

     可见,这不仅是一般的农民维权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法律问题;不仅是违规,更是贪官污吏严重残害百姓的严重犯罪;不仅在经济节目,更应在法治节目报道;不仅由经济学家作评论,更应由法学家来依法说案。

     万人空巷 欢呼雀跃

     6月15日(周日)上午,我在家中又接刘正有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播放此节目时,当地万人空巷,之后人们欢呼雀跃。这两天在大街小巷,茶余饭后,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此事,还纷纷打电话告知远在西藏、青海、华南等地打工的亲友们。

     14日,四川《华西都市报》第8版报道:“央视报道,违规占地,市长领衔调查组长,调查高新区违规占地。省国土资源厅调查组将于下周抵达自贡,展开调查。” 该报纸刚一出,即被抢购一空。

     据说,政府官员们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其实,这位“领衔调查组长”的市长大人就是违法强占农民土地的领导组织者,且看他能调查出什么好结果呢。捂了10年的盖子终于被央视捅破了,一无进展的民告官行政大案终于被启动了。

     坚持为1.5万亩良田、1万多家农舍以及3万多农民的生存权,依法与政府打官司的4位农民代表刘正有、陈守林、毛秀兰、谢水明的房屋,分别在4年前被炸被推平,财物被抢光,至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一位官员过问。

     那里的土地由当地的汇东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廉价征收,高价售出。据说有不少官员入股该公司,其势力很大;这些土地转手给房地产商每亩30至50万元,最低的10万元给学校。如以平均每亩20至30万元计算,1.5万亩则达30至45亿元之巨!3万农民人均为15万元,还不包括房屋补偿费等等,而农民只得到一次性发给的安置费8000元打发了。

     刘正有们依法行政诉讼民告官,从市里告到省里,一直告到北京。几上几下的折腾。8年来,所到的各级法院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竟然概不受理。他们靠外出打工、拾破烂挣来的钱,不仅请不起律师,全都作为打官司而千里奔波的旅差费还不够,弄得倾家荡产,雪上加霜。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大发展,各地政府强占并倒卖农民土地的情况时有发生,尽管民怨沸腾,均不了了之,以百姓吃亏而告终。似乎赶上美国早期的跑马圈地、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那种早期资本主义血腥罪恶的原始积累。

     刘正有多次来京上访告状打官司,得到资深律师、记者、经济学家、法学家们的热情支持已一年多了,仍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年轻的央视记者编导却一举启动了这一老大难案,功德无量。莫非我们的政府和法院甚至整个上层建筑还远没有真正进入法治社会,使人扼腕叹息。秋菊想打赢官司的愿望还远远没有实现,行诉法的实施还远远没有落到实处。刘正有们忍辱负重,持之以恒,上下求索,终于见成效。

     第二部分 央视曝光 市长着慌 农民遭殃

     6月23日深夜,我正对全文作最后校订,准备次日发稿,又接刘正有电话及连日通话,得知情况急转直下。人们欢呼了没两天,却招来政府对农民更残酷地镇压。看来,指望这些长期欺压农民习以为常的官员们为农民解决问题,如同与虎谋皮。

     我从12日晚上开始,意气风发地撰写此文(包括下篇)已一周余,现又找不到感觉了。此案弄不好将会轰轰烈烈之后的冷冷清清走过场。看来,媒体的作用也是局限的苍白的随意的。但是,不论怎样,自贡市大安区的3万多农民毕竟激动了一回,此案在全国毕竟轰动了一回。比起其他地区求告无门的农民,已是不幸之大幸了。当然,这一切都不会白费,必将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减少这类事件发生。

     我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只是看客,羞愧难言。只好蘸着3万农民兄弟的血和泪写下点什么,把他们的悲惨、悲愤和悲壮用铅字固定下来,留给世人。

     数百警察监控农民

     6月13日,市政府开会成立调查组,市长罗林书自任组长。他宣布:“查事不查人。”常务副市长侍俊在会上还说:“央视报道,小事一桩,我见多了,没有摆不平的。”1993年始建开发区时的市长刘佑林现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当时罗林书为常务副市长、侍俊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近日,政府向农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表》,据说对每月生活费未达143元的,可以由政府补助至143元。这是把农民当乞丐当特困户来打发,其实即使没有发生农民维权事件,也应享有这一社会保障,与农民维权无关。况且,农民利益被侵害何止几十亿元之巨!农民们对政府避重就轻,试图蒙混过关,非常愤怒。

     从央视节目上,农民看到了土地出让协议,其中有利于农民一方的不少重要条款却是空白,等等。从瞒着农民的这份不平等协议(实际上是无效合同)开始,农民的利益被大规模侵害。他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真相,发现自己被市政府骗了10年,唤起了广大农民的维权意识。他们自发组织起来,20日8时,约有300名农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市政府官员不予理会,没人出来接见,还派出大批警察来劝退或驱赶,僵持到17时农民才散去。23日9时,约有600名农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12时散去。

     央视播报此案已2周了,政府不仅无意解决农民问题,近日还派出警察、公务员和乡村干部共达好几百人,对农民实行24小时监控和戒严。每天凌晨2至3时,每家农民都被叫起来,威胁恐吓其不许上访,不许去市政府。警察夜半骚扰到各家,把没见过市面的农民吓坏了,有的吓得两腿发抖;且休息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去维权了,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尤其是刘正有本人,更是被严密监控,他深夜给我打电话时,门外有专门监控他的两名警察和一辆警车。好在他的电话尚未被切断,还能与外界联系。但10天前邮出的央视报道等材料,他却未能收到。

     警察打人抓人

     6月24日11时,刘正有来电话,十分激动和愤怒地说,今天上午约有400名农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来了大批防暴警察驱赶农民,抓了20余人。数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比手无寸铁的农民还要多,农民被驱散了。警察打人抓人引起公愤,不少围观的路人大喊,不准打人!这是继20日、23日,农民第3次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

     当晚22时40分,刘正有来电话,嘶哑且惊恐地说,多年来一直坚持打官司的毛秀兰和钟守良夫妇,今晚来刘家小坐之后回去。他们刚离开刘家,就被拖进警车抓走了。他立即(5分钟之内)打电话告诉我。

     24日上午,在市政府附近,一位27岁的农妇缪聚珍抱着3岁小孩,警察抓她时,为护卫怀中小孩,她情急之中咬了警察一口。在与警察的扭打中被拖走,小孩被摔弃在路上,由行人抱起,送回了家。

     24日下午,刘正有陪缪的父亲去自贡市开发区汇东公安分局,警察说,缪聚珍胆敢咬警察,属暴力抗法,情节恶劣,已决定因“扰乱公共秩序”而“治安拘留10天”。像孙志刚那样,缪聚珍在狱中被毒打报复自不待言。(后来据说她在狱中刚正不阿)

     早在5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非典”时期来自贡市视察刚走,5月20日就有200至300名警察的大行动,对红旗乡原白果村7组的一批保卫自己土地不被非法侵占的农民,大打出手。有两位60多岁的农妇周玉芳、周淑琴和一位40多岁的农民余其国被打成重伤,被120急救车送进市第二医院,另有8位农民的伤势不很严重而未送医院。其中周玉芳伤势太重,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单。这3位农民住院治疗一周后,政府不再承担其医疗费而断了药,又迫使医院强迫农民出院,都被120急救车分别强行送回家了事。不少农民被吓坏了。

     上次警察把3位农民打成重伤,农民们要求处理打人凶手,没人管。今天,一个怀抱小孩农妇的正当防卫却“严重违法”而被拘留了。

     央视节目报道启动了坑农大案,却招来了更严厉残酷地镇压,当地一片白色恐怖。

     1300位农民申请行政复议不被受理

     6月21日,刘正有突然收到四川省人民政府《不予受理决定书》。这是对去年7月16日,刘正有等1300名农民联名就土地和房屋被非法占用问题,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当时,他们把《行政复议申请书》用特快专递发出。10月份,刘正有打电话给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公室询问,一位处长答复说,没收到。此事就杳无音讯了。

     现申请复议已快1年了,6月12日央视播报此案一周后,刘正有却收到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寄来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此文的行文日期是2002年7月27日(那天是周六双休日)。挂号信封上的收寄邮戳是2003年6月18日。要么是此《决定书》早已办完,等到央视播报后才发出;要么是在央视播报后,使他们突然想起此案尚未办理,赶紧驳回以脱干系,行文日期故意提前326天,以“依法”在收到此件5日内答复。其玩弄事实与法律的手段之卑劣,理应以玩忽职守渎职等罪论处。两者都是自欺欺人,荒诞离奇,严重违反《行政复议法》应当在5日内审查、答复的规定。更不可思议的是,没有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使人啼笑皆非。

     对此,农民们非常愤怒和不服,6月25日刘正有等1300名农民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省政府,要求其依法作出行政复议的决定。这回的诉状由农民专门送去法院,以免又被推说未收到而石沉大海。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决定书

     川府复不字(2002)03号

     申请人:刘正有等(1300人)

     住 址:自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红旗乡白果村2组

     被申请人:四川省建设厅、自贡市政府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川建委房发(1999)0125号拆迁答复、自府发(1993)75号拆迁文件不服提出的行政 复议申请,经审查,本机关认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四川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

     2002年7月27日

     (笔者注:以邮戳为证,此件2003年6月18日由成都市走马街邮局挂号信寄出,刘正有6月20日收到。《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民不畏死 奈何以惧之

     6月25日午夜,刘正有来电话,今天已没有农民敢去市政府了。今天下午,多年来坚持打官司的农民代表陈守林、刘德芝夫妇,在家中被5个警察强行带去公安局,一直没回来。

     为此,刘正有找了汇东公安分局郑小清副局长,问他为什么抓这两人。他说,不清楚,反正是有理由的。刘正有要求,把他俩和20余人全放了,由刘正有去顶他们坐牢。其实,审讯他们无非是要查清刘等人是怎么告市政府等行政机关的,目的是为下一步整治为首的刘正有作准备。市长13日在会上说的“查事不查人”,现在却既不查事也不查人,转而大规模地抓农民,查维权。

     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建设的家园,一纸红头文件就被政府收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浴血奋战,进行土地革命的成果,顷刻间葬送在混进党和政府的贪官手中。

     自央视播报后,当地政府如临大敌,立即加强警力监控农民。这些天来,凡是在央视节目露过面的农民,全都被24小时监控,有的可能已被捕了。

     《行政诉讼法》到头来是治民不治官的。刘抱怨道。

     后悔了吗?我问道。

     无怨无悔,只是为那些用血泪和生命来维权的农民遭殃而痛心疾首。他答道。

     他吟了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是我在去年6月24日傍晚,此案研讨会后,目睹张思之先生为他提写的。

     他又念道:“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为国法彰明鞠躬尽瘁,做出更大的努力。与君共勉。”

     这是去年7月3日下午,我陪他去张思之先生家拜访,长谈至深夜的依依惜别之际,先生为他提写的。

     我想起那天会后,还有几人为他提词,他立即翻出来念道,卢跃刚:抗争到底!吴思:争取公道不容易!俞梅荪:我国的法治是你推动的!

     回想我在那天会上说,随着立法的完善,法治的加强,发生纠纷打官司,到法院起诉要钱,请律师代理要钱,给了公家还得给私家,钱少了还不行,钱花多了也未必能赢;即使赢了官司也很难执行,要求执行又得花钱,等等,一切都得钱开路,成本巨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尔更加难以维护了。由于政府很强大,普通百姓根本不是对手,只能惹不起则躲得起,希望他们忍辱负重,唾面自干,自认倒霉,或许还能少吃一些亏。我不仅帮不上忙,反而给他打退堂鼓,很歉疚。但是,作为以法律为已任的学人,我对刘正有坚持不懈打官司的精神,敬佩不已。深感我国的法治建设正是由这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不屈不挠,屡诉屡败且屡败屡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黑暗中匍匐的斗士们推动的,亦非吾辈学人和立法司法同仁之所为作。

     他多次要求我把近日不断记下的通话内容发在网上公布。我说,为此一直在犹豫,怕把事情捅大了,会以造谣惑众,扰乱治安,甚至危害国家安全为名逮捕他。而且,这一大堆铅字似乎有悖于中央最近的宣传口径,会给央视等媒体以及我本人带来大麻烦的。

     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怕。

     既然如此,为了这3万乃至全国更多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兄弟,我更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其实,解决"三农"问题,依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安定,才是党和政府当前的紧迫任务。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惧之。

     怕坐牢吗?我问道。

     无所畏惧,义无反顾。他表示。

     我要他做好坐牢的一切准备,尤其是立即把此案大量的珍贵证据全部转移出去,以防在被捕时的混乱中被警方拿走灭失,或可能成为他的所谓犯罪证据。

     到时候你和张思之先生要来救我。他说道。

     我想,我们哪有这等能耐。我没有回答。只是说,张先生近日来信来电话询问我,有什么要他做的事。张先生写道:“为此案力争多干点实事。”我说,届时我和张先生一定会去自贡,积极为你做无罪辩护,义不容辞。我说,既然事情已经搞大了,则闹得越大越好,如能闹到亲农的温总理那儿,事情就好办了。就怕闹不大而被镇压了。

     无私无畏,无欲则刚。我和刘正有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反而坦然了,无语了,平静了,尽在不言之中。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置死地而后生,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行诉法虚设良法成恶法

     6月26日早上5时,刘正有来电话说,昨晚23时放了56岁的农妇刘德芝。她下午4时被带去公安局耽了8小时,没给水喝,没给饭吃,吓得回家后直哭,引得邻居们陪着哭,哭成一片。

     多年来,坚持打官司的4位农民代表,其中57岁的陈守林和37岁的农妇毛秀兰已被分别拘留15天和12天,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50岁的谢水明已携全家逃出了自贡市。现就剩下为首的刘正有,被严密监控已成瓮中之鳖,在劫难逃。

     市政府大楼原在自贡市中心,又在红旗乡的土地上建起新的超豪华办公大楼,市政府已于2年多以前正式在此办公。央视报道后,农民觉醒了,不约而同地来到近在眼前的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根本不需要有人来煽动。被拘留的陈和毛两人,只是在农民围多了以后也去看了一下热闹,况且这两位老实憨厚的农民没文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尚无扰乱社会秩序的能力。

     一位热心的目击者网友向我反映:“农民大都是妇孺,聚在一起人多势众,希望与政府领导对话,解决问题。但农民们在表达自己意愿方面较散乱不集中,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属于自发性的意气行事。农民需要团结,需要组织起来。”但我想,要成立农民自治组织,依照《社团登记法》需要政府批准,似乎无法操作,这在政治上似乎也是犯忌的。

     自央视报道后,不断有其他地区的农民来访刘正有,他发现这个问题十分普遍,要求请教为“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的几位法学家,能否把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的情况和《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状况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和违宪审查。千百万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要比“孙志刚案”大得多。

     《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实际上对官员不起作用,无法操作,形同虚设,这算什么民告官的法?因为有了这些法,百姓依法维权,反而遭毒打、被抓、被关押、被拘留,接下来可能还要被劳教、劳改。维权不成,反而大难临头。惹不起则躲得起,还不如没有这个法,农民不告官了呢。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农民的土地寸土寸金是金山,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不懂法,不懂政策,老实憨厚。官员和商人勾结,联手坑农、蒙农、害农而暴发。试问,这块土地被倒卖出来的几十亿元流到哪里去了?

     政府的一个红头文件就把3万农民一生的积累剥夺殆尽,政府行为猖狂得没有任何约束。依照《行政诉讼法》不仅告不了官,护不了民。相反,官员随便定一个罪名,就可以置维权者于死地。依法维权,反受其害,把自己赔进去,受害的还是百姓自己。农民们觉得被行政诉讼法骗了,即使该法是所谓民告官的良法,在实际中却更成了官整民的恶法。

     农民依法维权,央视一曝光,市长就着慌,百姓就遭殃。党和政府到底还有没有具体的法律和措施来整治贪官,保护农民!他懊丧地厉声质问我。

     又后悔了吗?我问道。

     不后悔,只是失望。他答道。

     8年来,为农民讨公道,他6次起诉,4次上诉,告到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自贡市政府、省政府、国家建设部等,都说这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予受理而被驳回,拒之门外。

     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土政策是非法的,已经对3万农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法律后果。这如不是具体行政行为,那又是什么行为呢?

     无论是申诉请求、复议请求,还是到法院起诉,都未经听证程序,未经双方质证。1300多位农民的财产权,未进入法律程序就被单方面处分了。法院不立案,官民之间的纠纷与冲突未能依法审理,农民依法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被剥夺了。

     国法管不了“文件”,“文件”高于国法,人们深受其害。老百姓依法维权,司法机关不管,行政机关不管,省内的律师不敢管,公安机关只管打人抓人监控人并侦查维权行为,当地媒体只是看客不敢管,央视管了反使百姓遭殃,这到底该由谁来管?

     52岁的刘正有从黑发人告到白发人,求告无门,一无进展。政府和法院官官相护,对农民再而三的诉求置若罔闻,甚至把法律条文反其意而用之,广大被侵权而亟待法律保护的穷苦农民被排斥在法律大门之外,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

     说到《行政诉讼法》的种种不是及其欺骗性,反而给百姓带来灾难,云云。不幸被我去年之言中了,使我这个搞立法的心如刀绞,愤世嫉俗。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我成天劝人“不要劳民伤财与政府打官司,是要吃大亏的。”云云。莫非我自己原本就不相信民可告官的法,抑或是我经历了太多的司法不公的残酷现实,失却了对法治理想的追求,呜呼哀哉!

     问题是,大家鼓动刘正有们打官司,把农民们推到司法“前线”流血又流泪,现又在司法后方鼓动他们继续去战斗去送死,其结局却更为惨烈,更亦呜呼哀哉!

     可见,法如不执行,不仅是一纸空文,更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有网民读此文提出,既然是恶法,应通过法律程序予以废止。

     看来,立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执法司法任重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立法亦应改进,增加其可操作性。

     农民维权4代表陷囹圄或潜逃

     我已跑出来了!6月26日22时,刘正有在电话中气喘吁吁地说。趁着夜色,在一些农民掩护下,他刚逃出警察的监控圈,尚未离开自贡市,故仍未脱离危险。现孤身一人继续逃亡,成了地下工作者。

     27至28日早晨,他一直未来电话,使我忐忑不安,也不知其是否已突出重围。我只好默默地为他祈祷。

     4位农民维权代表骨干,现2人被捕,2人潜逃。失地、失房、失业的农民,维权不成反而连人身自由和安全都失去了。8年的维权终于失败了,这就是民告官的法,所造成悲壮而惨烈的结局。他们的抗争可歌可泣,不会白费。他们的精神不死,终究还要回来的。现代革命就是民主与法治的革命高潮终将会来临!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大财源

     中国土地学会秘书长黄小虎认为:"不少征地是违法的,商人用欺骗手段,虚假主体征地。还有以高科技项目的名义征地后擅自变更为建别墅等。一些城市财力不足,靠低价从农民那里征地,高价出让,从中积累所谓的建设资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前些时候被当作经验提倡,是导致当前征地失控的重要原因。"

     最近,国土资源部发出紧急通知,严禁任何单位、个人与乡村签订圈占土地协议。这对遏制侵占农民土地现象有积极作用。但要改变把土地当作财政提款机的情况,根本出路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真正拥有对土地的权益,并通过市场化操作进行土地的流通转让,防止农民的权益被虚置,被侵害。②

     第三部分 解决农民问题已刻不容缓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37岁的李昌平硕士含着热泪斗胆上书朱总理写道:“农民: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李昌平现为中国改革<农村版>副主编)

     我们是农业大国,共产党是靠土地革命起家的,广大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理应善待农民兄弟,不能靠剥夺农民来暴富。坑农、欺农、害农,长此以往,物极必反,社会将不得安定,其后果不堪设想。

     90年代以来,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用土地换技术、换项目等等,各地纷纷拿出大片宝贵的土地,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各地一窝风的建开发区,造成大量良田闲置荒芜,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命根子,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这一弱势群体任人宰割。同时,官员和商人联手寻租,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来倒卖暴富。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数百上千万元的大贪官和亿万元的大富豪,几乎都是靠倒腾房地产起家而暴发的。从而,造成贫富两极急剧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乃至阶级矛盾。官员和商人作为强势群体,掌握各种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利用国家强制力压制农民的诉求,这在全国较为普遍。这根本不是什么改革和发展,而是守旧和倒退,弱肉强食,强取豪夺。

     现在,被逼无奈的农民诉之于法律,上访告状,依法向官员“乞讨施舍”,作体制内、法律制度框架内的温和诉求与斗争。这是农民依法应有的权利,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理应依照《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为农民讨回公道,这是广大官员和法官的法定义务,更是其神圣天职之所在啊!

     这些农民坚持10年漫漫上访维权路,耗尽了人力物力,甚至坐牢,仍求告无门,进不了诉讼程序乃至溶不进法治社会,得不到法治的实惠。依法不仅维护不了自己最起码的一点点生存的权利,反而进一步挨宰、受辱、遭殃;不仅一无所获,还要进一步倾家荡产。农民依法的非暴力诉求,却惨遭非法的暴力镇压。各级政府和各级法院似乎不是对农民开的,至少不是对自贡农民开的。

     在我国法治日益加强,“三个代表”日益落实的今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而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成为一种新的法律虚无现象。古人曰: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法律是社会的道德和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卢梭说:“法律一旦丧失了力量,一切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长此以往,憨厚老实的农民终究会不耐烦的,哀莫大于心死,一旦对法律制度丧失信心和耐心,只好转而去寻求体制外、法律制度之外的诉求与斗争。他们是完全彻底的无产者,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官逼民反,积重难反,民不得不反,激化阶级矛盾,终将会走向极端,酿成类似秋收起义、水浒起义等农民革命。或者,成为城市盲流,因其缺乏在城市赖以生存的知识和技能,有不少铤而走险,杀人抢劫盗窃贩毒绑票等恶性犯罪连年大幅度上升。不断发生持枪抢劫运钞车、发生富人在豪宅里被抢后全家被杀害的惨剧。

     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应调节和控制社会的利益格局,不要逼人太甚,使穷人也能生存且安居乐业,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也是为了富人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即使从稳定压倒一切的角度,也应尽快解决农民问题。唐太宗有“水能载舟,水亦覆舟”之说,提醒子孙后代,为保住李家天下,别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不然会官逼民反。

     为缓解20年来形成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应把土地开发的利益,返还一部分给农民分享;另一方面,更应依法把大量的非法圈地还给农民,依法从官员和商人那里把被非法剥夺的土地重新剥夺回来。这一切应在宪法和法治框架内进行,才能缓解社会矛盾,缓解阶级矛盾,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缓解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的趋势。应有更多的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律师致力于农民维权,其法律服务的市场需求十分巨大,有待开发。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2003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搞好非农用地的管理和调控,严禁滥占乱征耕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和不满意的问题。”

     新一届的胡锦涛、温家宝政府,积极倡导解决“三农”问题,要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希望一切有理性良知的同仁,在亲民政府的感召下有所作为。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现代法治的一个重点是依法治权和护民。由于公民个人十分弱小,政府拥有社会公共权力,掌握了社会资源和国家的强制手段,则容易对公民和社会造成损害。现代社会对法治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公民个人,而恰恰是国家的权力和政府官员。如果官方的权力未能受到制约和依法行使,法治就不可能实现。

     不论怎样,人类历史总是在发展。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的行政法治建设在新世纪必将超过旧世纪。

     殷切的希望更多的人们关心这3万多农民的命运,促进问题的早日解决。

     第四部分 网民反应

     1,央视网站互动区网民发贴

     1)本文第一部分初稿2400字,6月17日在《经济半小时》互动区发贴。网民欧阳辉淼发帖回复:

     看完之后确实让人感慨万千。中国大地上还有多少不经媒体曝光,便无法解决的问题存在呀?

     http://bbs.cctv.com.cn/detail.jsp?bid=463&id=2008476

     俞梅荪答:谢谢您的共鸣。据说自贡的农民也在《经济半小时》和《经济与法》的互动区,看到了我的发帖。

     2)关于“三农”调查报告,土地篇回复:

     我是四川理工学院学生,想不到那块土地给那里的农民带来如此不幸。自贡市规划了1000亩土地,学校以每亩10万元买下,还承诺绿化面积和医院、游泳池等对外开放的公共设施建设。但是,你们的报道中说的好象是我们学校从中渔利,对不起当地的农民,是冤枉,请于澄清!

     http://bbs.cctv.com.cn/detail.jsp?bid=463&id=2009423

     俞梅荪答:这个情况很重要,如以给学校的最低价每亩10万元出售,1.5万亩则为15亿元之巨!3万农民人均5万元!而农民只得到8000元。这极其巨大的利差,不知从中产生了多少王宝森、胡长青、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等等一大批贪官污吏,他们都是从批售土地暴发的。这些前赴后继祸害百姓杀不尽的贪官,长此以往,“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呜呼哀哉!

     3)我代表农民感谢对土地问题的重视

     6月12日和21日的节目记者调查很深入,相信有关部门会高度重视。土地是农民的立足之本,失去土地就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基本手段。非法占地相当严重,迫使部分农民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辛勤耕种的土地。自贡市红旗乡和沈阳市下坎子村农民过去种地,现在却以捡破烂为生。朴实的农民原本是守着二亩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生活却没保障,就业得不到解决,没有合理安置。难道加快城市建设就得牺牲农民利益吗?太让人心痛了。

     4)三农问题是长久永恒的话题

     现在为什么对农民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轻视“三农”问题等于给国家和社会埋下了动乱的炸弹。地方政府不要只认为“秀才”闹事是瞎蹦!农民伯伯的力量也雄厚啊!落实中央有关三农问题精神,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头等大事。

     2,读者来信

     1)肖霖律师:这说明我们的司法系统很薄弱,没有舆论的支持或者是靠舆论的支持才能有希望的本身,就说明司法体制已经出了大问题。有机会,我们聊聊。

     俞梅荪答:所言极是,使人忧患。

     2)关先生:感慨,感慨;官逼民反,指日可待;贪官污吏,呜乎哀哉;党无民主,自我毁灭;为民请愿,可歌可泣。

     全文13500字,作于2003年6月12至28日,8月10日修改

     本文叙事力求平实准确,避免言过其实。实际情况似更严重。

     注释:

     ①宿琪,“三农”调查报告:土地篇,央视2套《经济半小时》节目2003年6月12日21时30分

     www.cctv.com/program/jjbxs/20030613/100313.shtml

     ②张凯华、詹丽华,下坎子村:征地背后有蹊跷,央视2套《经济半小时》www.cctv.com/financial/20030623/100315.shtml

     党政机关的依法“代表”

     张耀杰

     今天是七一,共产党82周年党庆日,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再次发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实话实说,比起讲话来,更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朋友转来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依法维权民告官难于蜀道》一文,作者是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俞梅荪副研究员,一位直接参与《行政诉讼法》起草的法律专家。看完这篇文章,笔者想到的是: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同时,应该强调党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代表”权力呢?!

     俞梅荪所介绍“坑农大案”:农民在8年漫漫上访告状路上,求告无门。然失地、失房、失业,苦不堪言的农民,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央视曝光,市长着慌,农民遭殃,被抓、被拘留、被打伤……。

     俞文介绍,张思之律师等一批资深人士和他,去年介入此案却无法开启依法为农民维权之门。

     不用说,这些人才是真正“代表”3万农民正当权利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此外,被定性为“喉舌”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也尽到了“代表”农民正当权利的部分责任。6月12日,该栏目深入现场报道的这起“坑农大案”,一时间给当地农民带来莫大的希望,但转眼之间破灭了。原因很简单,站在他们敌对一方的,是一向包办代表当地农民几乎所有的权力资源和生存权利,乃至于不惜与人民为敌的混进党政机关窃取要职的坏人。

     央视的报道引出当地党政当局的快速反应,6月13日,市政府成立调查组,由当年直至现在“坑农大案”的罪魁祸首们组成,当然这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是用来对付起来维权的受害农民的。坚持为1.5万亩良田、1万多家农舍以及3万多农民的生存权,依法与政府打官司的4位农民代表刘正有、陈守林、毛秀兰、谢水明,几年前被这些人推平了房屋,抢光了财物。如今事情闹大,这些人干脆动用了作为专政机器的大批警察,大规模地打人、抓人……。

     直到这时候,刘正有才恍然大悟:“法律原来是治民不治官的。”这样的觉悟其实早在1937年戏剧大师曹禺的笔下,就已经被揭示过:被杀害了父亲、卖掉了妹妹,自己也被打断一条腿投入监狱的仇虎,只好到地狱里告地状,没想到地狱里判案的阎王,恰恰就是仇人焦阎王。半个世纪过去,21世纪的守法公民刘正有,却依然要像曹禺戏剧里复仇杀人的仇虎那样大逃亡。6日22时,刘正有趁着夜色,在不少农民的掩护下,逃出了警察的监控圈,孤身一人继续逃亡,成了地下工作者……。

     农民权利的真正“代表”与包办代表农民权利的自贡市党政当局之间的较量,以权力者凭借国家机器强制力的绝对压倒之势而告一段落,除非有更高乃至最高权力当局的直接介入,是不可能出现任何转机的。这倒令笔者想起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中国后,成为亡国奴的中国人只要领到一个良民证就可以安居乐业。日本鬼子打到笔者的家乡河南时,他们不仅不再杀害平民,还给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散发糖块,而且在河南省长葛县一举处死几十个送上门来投诚效忠的土匪恶霸。连日本鬼子都能做到的善事,而正在学习“三个代表”的四川省自贡市党政当局为什么偏偏就不能做或做不到呢?!党的“三个代表”,难道不应该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代表”权力吗?!被“代表”的公民,难道不应该拥有依法监督“三个代表”的正当权力和合法渠道吗?!

     作为法律专家,俞梅荪给出的解释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实际上根本无法操作,形同虚设,……依法维权,反受其害,把自己赔进去,受害的还是百姓自己。农民们觉得被行政诉讼法骗了。即使该法是所谓民告官的良法,在实际中却更成了官整民的恶法。”假使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把“三个代表”写进宪法之后的四川省自贡市,又该是什么样子呢?!笔者刚刚从朱学勤先生的文章里学习到一句话,用在这里颇为恰当:这是天问,无解。

     7月31日,温家宝指出:“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清理整顿各类开发用地,从真正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珍惜和保护每一寸土地。”8月8日,国务院部署5部委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始督查全国土地市场秩序的治理整顿。此时推出本文,以期使这一肩负广大农民极大希望且十分艰巨的督查工作顺利进行。

     胡锦涛指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心的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群众利益无小事。(七一讲话) ***************** 文章原标题:失去土地的农民依法维权民告官难于蜀道俞梅荪 --------------------------------------------------------------------------------

     本文上篇叙述6月12日央视节目曝光自贡市开发区违规征地,唤起当地广大农民的维权意识,纷纷要求政府解决问题。当地政府调动警力对农民监控并抓捕拘留,维权带头人刘正有深夜潜逃。中篇,叙述央视节目被自贡当局全盘否定,有50多位农民被抓,近20位被打伤,12位被拘留,农民进一步遭殃,回顾从自贡到北京的求告无门。下篇,展望当前土地流转新机制对解决自贡问题的启示,探索法律和舆论的实际作用,不少网民对本文的反应。

     刘正有逃亡至北京

     6月28日中午,刘正有终于突出重围抵达北京,其劫后余生,疲惫不堪,然不改对法律的执著,仍要行政诉讼民告官,雄心壮志冲云天。

     我告诉他,为防止警方追捕,不能用身份证住旅馆,以防自贡市警方通过北京市警方对外来暂住人员的网络查询系统发现,追捕而来。我安排他去一位他的支持者朋友家住。

     我叮嘱他不要给家人打电话,以防被监听而招来警察。我要他深居简出,处处注意安全,以防类似于前两年河南省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对坚持告状的农民影响其仕途而恼火,雇凶杀人事件重演。

     张思之先生等参与此案的朋友们纷纷与他聚会,对其更为热情鼓励和支持,都为自贡事态进一步恶化而痛心,都希望各尽所能,为农民兄弟再尽绵薄之力。

     刘正有拿着本文上篇,向央视记者反映节目播报后农民遭殃的情况,记者觉很沉重,准备再作后续报导。

     本文上篇万余字,7月1日起被有关网站陆续贴出,引起关注。

     千余警察和干部 驱赶百余维权农民

     7月4日9时,自贡市公安局及其汇东分局、贡井分局、荣县公安局等约400名警察,600名开发区干部、街道和居委会人员、施工单位的民工等,分乘8辆大巴车,来到红旗乡白果村7组,对百余位赤手空拳保卫自己土地不被非法侵占的老农民,大打出手。均由每10来个警察暴打一位老农。

     周玉芳61岁、余树琴51岁、毛少英39岁,这3位农妇被打成重伤,躺在地上没人管。余和毛两人分别被4、5个警察打倒在地,被抓住双脚,倒拖了10多米,扔进烂泥坑。11时,80多位农民用拆下的门板,把她们抬到市政府,要求救治。这天是周五市长接待日,负责接待的王川红副市长不但不理,反而叫来警察,把门板掀翻,3位重伤员被抛在市政府大门外的地上完事。

     路人围观,有的高喊:“这是土匪行为,不准打人!”百姓越围越多,群情激愤,市政府工作人员这才打电话叫来急救车,把3人送去市第二医院,其中一人进了重病房。还有15人被打伤,其中2人次日进了医院。住院治疗3天后都被强行送回家了事。

     警察抓走了30余位农民,其中周作如、周书文、周子桃、周天才、余其国、邓树华(女)、刘献群(女)等8位被拘留,其余都被关押在市公安局干校。10时进去,近20时释放,在酷暑中一直没给水喝,没给饭吃。加上前几天拘留的陈守林、毛秀兰、缪聚珍等4人,已有12位维权农民被拘留(不完全统计)。

     当天12时30分,当地来电话时,农民们哭天喊地,乱作一团。20时又来电话,得知放了一些人。(注:其中,周玉芳、余其国等人早在5月20日警察大行动中已被打成重伤尚未康复。由于青年农民大都外出打工,在家的均为老弱病残者。)

     今年初以来,白果村7组留守在家的100多位老农民守卫土地,被5月20日和7月4日警方两次大规模武力袭击打垮了,祖先传下来的领土丢失了。非法占地者的施工终于开始了,农民维权的土地保卫战彻底失败了。

     农民的控诉与质问

     现把农民写给我的题为《当地政府可以强行征用农民的土地吗?》一文,摘要如下:

     我们是红旗乡白果村7组村民,耕地和非耕地有310多亩。

     2002年10月9日,四川理工学院在我们的石罗石鼓、黑沟、张伯山等地施工,由于这些土地未被征用,我们上去阻挡,不让其施工。学院的领导却说:“这块土地的各种费用已经划给政府了。”我们多次去政府上访和反映情况,要求得到失去土地的各种补偿,以及《征地协议书》。可是,有关部门至今没有答复。

     2003年5月20日,该学院又强行占地施工,我们又上山阻挡,要市政府给予合理答复后才允许施工。可是,政府不但不答复,反而调动了汇东分局、街道派出所、乡政府人员,打伤我们11人,其中3人重伤住院。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公安,怎能出手打人民?我们又上访市政府4次,都无答复。

     7月4日,该学院又来强行占地施工,我们再次上山阻拦,要求得到自己土地的合法权益。市政府事先调动了全市公安人员和施工的民工以及一些干部共上千人来驱赶和殴打我们。当场打伤几十个人,重伤人员5人,住进市二医院。他们连80岁的老人都不放过,还抢走手机2个和不少现金、车证1本,照相机1部。在殴斗过程中,他们把打伤的农妇推到烂泥坑里,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我们。请问,我们仅仅要求得到自己土地的合法权益,这究竟错在哪里?政府怎能用暴力手段对付我们?

     强烈要求上级有关部门立即派人查清农民补偿费安置费等支付情况,调查多次暴打农民的事件,依法严惩打人凶手,妥善解决农民生存问题,以防局势继续恶化、失控。

     市委副书记飞赴北京“公关、灭火”

     7月7日,央视记者告诉我,前几天自贡市委领导人(后据悉是市委副书记邱德峰)专程飞来北京反映:“央视播报后,政府没有打人抓人,还向每位农民发放3000元。抓人是在央视播报之前,是为制止农民聚众闹事、挖马路,这与央视播报无关。”他们认为,本文上篇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这位央视记者对我说,既然抓人在先,则与央视播报无关,且又发了3000元,政府已很不错了,央视不再为此案作后续报道了。

     回想今年4月,央视记者去实地调查采访时,向记者如实介绍情况的一些农民曾问:“你们走后,我们受打击报复怎么办?”记者答:“你们放心,我们不会不管的,要作后续报导。”

     7月9日,国家建设部的人告诉我,自贡市领导人近日到建设部游说,政府没有抓人打人,还发给每位农民3000元,与对央视说的一样。

     据了解,给农民每人3000元纯属子无虚有;马路是水泥的,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挖不动,也不会去挖。其实,官员们连征地的协议都造假,还有什么假造不出来呢。

     看来,本文上篇在网上发贴,惊动了当地党政领导人出动,四处公关游说灭火,消除影响。好在扰乱官场秩序(似比“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更大)的农民维权带头人刘正有早已逃离。问题是,我堆砌出来的这一大堆沉重的铅字,除了给社会增加一点怪现状,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呜乎哀哉。

     另据悉,自贡市警方已在北京寻找刘正有,他已换了住地,换了手机,进一步长期隐蔽下来。

     8月5日得悉,不少农民仍在警方高压监控中且增加了监控力度。其中,陈守林、刘德芝夫妇走到任何地方都有警察尾随监视,吓得刘德芝精神极度紧张恍惚,几乎失常,去医院治疗。

     揣摩21张拘人警票沉思

     央视播报后,究竟是否抓了人,证据何在?

     几天后,我终于拿到一大摞由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及其治安拘留所签发的《拘留证明书》、《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等。可见,被抓的农民们均被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严加处罚。其中:

     6月24日,万东梅(女)33岁、缪聚珍(女)27岁、毛秀兰(女)37岁,分别治安拘留7、10、12日。6月25日,陈守林56岁,拘留15日。

     7月4日,邓淑华(女)49岁、周书文57岁、周天才53岁,拘留15日;张力48岁、余其国42岁、周宗涛34岁,拘留7日;刘献群(女)50岁、周作如59岁,拘留5日;周宗华(女)70岁、周莉莎(女)17岁、陈玉仙(女)60岁、陈淑芳(女)56岁、周慕蓉(女)50岁、余淑清(女)48岁、刘淑琴(女)50岁、孙国华61岁、周永忠48岁,都被关了10个多小时,不给水和饭,再以治安警告处罚。

     在7月16日晚的汗流浃背中,我反复清点和揣摩这些警票发现,从17女孩到70老妇竟都在劫难逃;还有3位农民的拘留尚未到期,此刻仍在狱中的酷暑里忍饥挨渴,倍受煎熬,感同身受。维权不成反受其害,顿觉毛骨悚然,心如刀绞。“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些血泪斑斑的警票重千斤,我收集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还收集到7月4日,千余名警察和干部,暴力驱赶百余维权农民的那天,自贡市公安局长殷旭东调集4个区的警务人员乘坐警务车和各种车辆的车牌号:川K19501;川OC0026、0032、0101、0150、0185、09168;川C123、126、3826、01488、01866、02168、08810、10626、10866、16768、41861、41438、51438、51551、085815等22辆车牌号(尚未收集全)。

     当时,一位50岁农妇李云仙抄录这些车牌号时,被警察发现要其交出,她不交而被带到汇东分局,被女警察卡住脖子,剥光衣服搜出来。好在还有别人抄录了车牌,由于目击者在慌乱中抄录,其数字难免有差误(本文的其他数字也可能不很准确)。有的农民拍照取证,用手机告知外界,均被警察发现,没收其相机和手机。

     在所谓的法治社会,证据往往比事实更重要,已有人在网上发贴攻击本文上篇歪曲事实呢。其实,本文力求平实低调,避免夸大,因收集到的情况有限,仅挂一漏万,且对一些无法核实的情况概不采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飞蛾扑火、火中取栗,以血泪和自由为巨大代价取证的农民姐妹们,使之成为支撑本文强有力的佐证基础,多么可爱可敬的农民啊!

     在央视播报之前和之后,警察都在大规模打人抓人。可见,央视作用原本苍白无力,现又拒绝再作为,使人扼腕叹息。想当年,华盛顿邮报女总裁冒着巨大风险,曝光水门事件,竟把政绩卓著的尼克松总统赶下台,曾获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

     8月15日在本文脱稿之际,听说自贡警察正在向被抓捕过的农民收回“拘留”和“警告”等司法处罚的各种警票,农民拒绝交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怎能出尔反尔随意收回,咄咄怪事,莫非这原本就是一场儿戏乎。仔细一想,可能是因8月初我把包括这一节在内的本文初稿发给一位朋友看,他未经我同意而发贴在某网站上,引起自贡警方的警觉而要收回抓人证据。或者是本文7月中旬在北京某网站上发贴,有网民回复说:“所谓警察镇压农民是歪曲事实。”我发贴答复:“我更希望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但当我反复揣摩21张警票时,心如刀绞,请您详见将要发贴的本文中下篇。”(见本文下篇的最后一部分“网民反应”)。后来听说发帖者是自贡的一位警察。现我劝农民们向警察交回证据,以免再与之发生冲突而受皮肉之苦。大不了让警方来治我“歪曲事实”之罪吧。

     这些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且无所不用其极,愚不可及的自贡警察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什么法律法规都被他们亵渎了,成了反其意而用之的玩物,全完了。呜乎哀哉。

     央视被摆平 农民更遭殃

     李长春在《求是》2003年第10期提出: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央视曝光,市长着慌,农民遭殃。刘正有逃亡北京,向央视反映农民遭殃的情况,央视却偏听偏信自贡市委官员的谎言而撒手不管,不再理会农民疾苦的急转直下雪上加霜,放弃了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和职业道德。

     回想,6月13日侍俊常务副市长在会上说的“央视报道,小事一桩,我见多了,没有摆不平的。”不幸被他言中了。(见本文上篇第二部分“数百警察监控农民”一节)。侍俊果真胸有成竹,老谋深算,手眼通天,无所不能,用权力加谎言的运作,由1.5万亩土地产出的30-50亿元利益集团的强大经济实力为基础,确实没有摆不平的事。可见,他根本没有解决农民问题的诚意,根本没把农民的死活放在心上。

     央视节目启动了这起坑农大案,在农民起来与官员依法论理与抗争的节骨眼上,央视退却了,放弃对此案的追踪报道,放弃对真相和真理的追求。弱势的农民维权失去了舆论监督的支持,孤军深入,陷十面埋伏,四面楚歌,一败涂地,全军覆灭。农民被出卖被愚弄了,又被进一步推进火坑。还不如当初央视不作报道,农民也不会被唤醒,更不会被如此武力袭击打压,哭天喊地在昏天黑地之中,刘正有们亦不会被追捕得有家难归。

     央视播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可怜、悲怆的农民兄弟姐妹啊!——我们的衣食父母。

     普利策曾说:“新闻的意义不在于偶尔、局部的揭露真相,而在于全面揭露真相。”6月12日以来,央视《经济半小时》作了6个关于土地问题的调查播报,据说均未作后续报道或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与其说央视帮助了农民,不如说使农民的问题雪上加霜,又有多少人知道农民在央视播报之后,反而更遭殃呢。可见新闻亦是双刃剑,既能促进维权,更能破坏维权。

     好在还有我这个局外看客,一介书生在痛苦中百无聊赖地默默涂写着什么,且成了唯一的后续报道,成了央视退却后的见义勇为,彷徨与呐喊。稍不留神,竟成了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人。其实,比自贡农民更不如的还很多,只是我有幸全面跟踪纪实此案,成了可供人们琢磨的典型案例,使农民的血泪未被湮没而产生了意义,可歌可泣,且可圈可点。

     央视播报被全盘否定

     7月16日晚上,自贡电视台“盐都播报”节目说:“开发区征地是合法的,对没有达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农民,由政府补助至143元。”前者,是对央视6月12日播报的全盘否定;后者,是把农民当乞丐打发,只维持其最低生活保障了事,据说政府的这一点点施舍是不稳定且可随时中断的。

     7月17日,自贡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邱德峰在开发区的乡、村、组三级居委会干部和党员大会上宣布:“央视播报是错误的,征地是合法的,要求各级干部按原来的文件精神继续工作。”既然央视报道“错误”,成了挑动农民“扰乱公共秩序”的祸首,理应状告央视,而不必耗子铿锵屋里凶,继续欺骗和压制本地草民。抑或是自贡市将把央视告上法庭,反击其“扰乱官场秩序”。

     央视播报一月余,一些官员连连采取极端措施压制农民维权的结果是,坚持剥夺农民利益不让步,坚持非法为“合法”,坚持假话为“真理”,欺上瞒下,得过且过。看来,“子民”要求“父母官施舍”已成泡影。真是苛政猛于虎啊!

     回想6月14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央视曝光违规占地,市长领衔调查组长,调查高新区违规占地。省国土资源厅调查组将于下周抵达自贡,展开调查。”(见本文上篇,第一部分“万人空巷欢呼雀跃”一节) 农民至今仍未见到来调查的人。也不知其究竟是来调查非法征地,还是来帮助扑灭农民维权之火。莫非省国土资源厅调查组也被侍俊摆平了?看来,问题出在自贡,根子却在上面。

     农民请愿 政府恼羞成怒

     回眸6月23日7时,红旗乡大岩村2组农民近百人来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政府工作人员以市长接见为名,把他们哄骗到开发区管委会楼上会议室滞留下来。随后,把接着又来的白果村7组农民50至60人哄骗到市政府信访办公室。然后,又来了500农民堵塞交通,12时散去。

     6月24日,数百农民又来到市政府,听说省长在离市政府600米的汇东大酒店楼上开会(次日见报是副省长王怀臣)。农民转而去了该酒店门前的三岔路口请愿。楼上,市领导人在省领导人面前大丢面子;楼下,农民聚众请愿,被警察抓人打人驱赶。其实,只要副省长大人稍微过问一句:“要善待农民。”楼下的农民或许不会被如此打压。

     几百农民一起请愿,堵塞交通以扩大影响,试图用这种古老方式求见父母官,乞求解决生计问题。尤如走投无路的草民斗胆拦轿,求见县官大老爷。尽管此举得到过往司机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宁愿绕行也希望农民兄弟能好起来。然这种请愿方式毕竟不妥,但这比官员们的坑农来说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窃国者昌,窃铢者死。

     《吕氏春秋·尽数》:“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面对沸腾的民怨,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势利导,化解社会矛盾,才是治本之路。

     由于农民的利益被严重侵害,生存无着。严防死守在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热土上,用血肉之躯阻挡非法占地者的机械化施工。要解决问题,理应与农民重谈补偿条件,协商解决其生计和出路,顺应民意,化解纠纷。而不是出动大批警察和干部去压制和围堵,喧宾夺主,强制执行,把农民赶走,激化社会矛盾,弄不好将酿成政治事件。

     法学博士的呐喊

     两年来带领学生坚持对此案作法律援助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博士近日撰文摘要如下:

     刘正有等屡告屡败,而屡败屡告,坚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令人钦佩,令人感慨。这使我们看到小民对法律的执著,也使我们省思法律保障的无力,更使我们质疑主管机关的任意与专横!

     此案涉及土地征用与房屋拆迁两种行政程序,共同影响农民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财产权利。从有关裁决与政府文件看,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与实质性侵权。我们心痛地看到,公民的合法财产权被肆意侵犯而无以救济,农民的平等身份被降格以待,而法律程序的威严更是在行政权威面前畏缩不前。

     目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缺乏对正当程序的保护。政府决定土地规划时,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确定征用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在发生纠纷时,缺乏独立的司法机关干预。结果,土地纠纷无法由行政问题转为法律问题,就会演变为社会问题,甚至于政治问题。这实在是我国法治的悲哀。

     立法机关应尽快出台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尤其是要抵制土地征用中的行政侵权。法院应充分发挥司法维权作用,不要明哲保身,拒绝受害者的请求,才能真正确立司法权威,获得公众认可。

     文字成了农民维权的强心针

     我把本文上篇传真给当地农民,被认为此文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被复印数百份广为传送。他们多方托人捎话给我表示感谢。本文原本就是献给他们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人,再没有比作品能被社会底层的农民兄弟所理解和欢迎,而荣幸之至。

     本文上篇被《民主与法制时报》作为重要文章发7月8日的一个整版5000字;被《改革内参》周刊摘发3000字,发第23期8月1日。

     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第7期,刊载此案的3篇文章:

     赵岩,1300农民状告建设部不作为案流产;

     程洁,土地征用不能侵犯公民财产权;

     宿琪,自贡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怎样“高新”开发的。

     7月23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和《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数百份运抵自贡。受害者的名字赫然上了全国性大报刊,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祖祖辈辈未曾上过报刊而异常兴奋,觉得值了,争相传看,组织了送报队,统一向市委、政府、人大、公检法、街道居委会、乡政府等各方面广泛分送,以示抗争。苍白无力的文字似乎为奄奄一息的农民维权活动注入了强心针。以切身的利害,现身说法,更是对农民和官员双方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的空前大普及,其深远意义超过了农民维权本身。

     这又使官员们紧张起来,警察四处打探有哪些农民还在与外界联系,自然无人告密。对此,我十分忐忑不安,这又不知将招来政府对农民的什么新的反击和报复。其实,这只能说明政府某些官员外强中干,十分虚弱。

     8月6日上午,因白果村7组农民被7月4日警方武力袭击赶出后,上访市委市政府都不被理睬,看了本文上篇觉有理,宁愿维权死在自己的土地上。100多位农民又去自己的土地上,强令施工单位只有先解决合法征地手续和补偿问题之后,才能开工,施工竟被制止了,土地又回到了农民手中。莫非我文又激起了新的土地保卫战,又将招来警方更猛烈的袭击,莫非农民又要流血流泪,我诚惶诚恐。据说,我文在当地流传甚广,农民和官方都在仔细琢磨,官方似乎对事态发展有所顾忌,但我仍十分焦虑,放心不下。

     8月8日上午,警察、干部和施工单位民工100多人,又去白果村7组土地上把100多农民赶走了,施工又开始了。好在未听说有人受伤。下午警察刚走,农民又回去占领了自己的土地,施工又停止了。成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总算未发生武力冲突,避免了流血,谢天谢地。

     8月10日,又有250份《民主与法制时报》运抵自贡,农民们觉向各方面送报的影响不如张贴的影响大。在黑夜掩护下,把这些报纸统统张贴在市委、政府、人大、公检法等机关的大门口和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居民区、商业中心等人多示众之处。次日人们围观,热烈议论,全城一片哗然。我的拙作竟然被这么大规模使用,始料未及,不知这将给农民兄弟带来的是祸还是福,我深为担心,为他们祈祷。

     前不久,某报3记者看了本文上篇,8月6日晚抵达自贡采访,住雄飞假日酒店,次日11时警察找来了,正好记者外出不在,中午回来听服务员说起,吓得立即转移住地,用别人的身份证住下。他们一行在农民的掩护下,未再被当局发现。他们感到,实际情况要比已发表的本文上篇叙述的严重得多。他们原本要去市政府采访,因觉局势严峻而未惊动当局。

     这是报刊与拘票的较量,法与权的较量,舆论与司法的较量,弱势群体与强权势力的较量,非暴力与暴力的较量;以卵击石,飞蛾扑火,浴火重生。

     北京经济和法律界不少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密切关注此案的发展。

     赶上清理整顿督查组

     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就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用地做出部署。温家宝指出:“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清理整顿各类开发用地,强化对土地使用的监督等。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真正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珍惜和保护每一寸土地。”国务院3天之内连下两道命令:《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①《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8月8日5部委联合督查组开赴全国31个省区市清理整顿土地问题等一系列举措;7月31日“全国公安系统加强内部管理电视电话会议”,公安部长周永康要求,坚决杜绝再次发生伤天害理、激起民愤的恶性案件,坚决制止一切滥用强制措施、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事件发生等等。我为7月底以来一连串的新动向而由衷欣慰。

     三农问题是上届政府留下的日益严重的老大难问题,亦是本届政府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更是亲民亲农的温总理一贯致力于此的。本文全文所反映的情况似乎并不亚于当年李昌平斗胆上书朱总理所反映情况的严重性。近日,本文赶上了新政府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的时机,尤其是由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建设部、审计署组成的10个联合督查组,由有关部委的领导带队,用两个月分三次对全国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工作督查指导。

     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指出:“督查重点是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情况等。土地市场秩序中的突出问题及其治理整顿的重点主要在市、县,要深入开发区现场等实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基层政府、群众意见。深入现场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和真实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推进工作,确保治理整顿不走过场。" ②

     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10年来从未引进一项高新技术项目,全作成了房地产开发,且一大半土地闲置荒芜,均应依法收回土地。自贡农民企盼中央联合督查组,深入开发区现场等实地,体察民情,审查各种营私舞弊、贪官污吏,切实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8月17日得知,农民们已在11日见到来自北京的联合督查组的车辆,然至今未见督查组成员向农民了解情况,农民们翘首以待。

     中国的事情比较讲究解决问题的时机,只要时机成熟,一切就好办了。故3个月来挥洒汗水和泪水写就的本文上中下3篇,似乎没有白费。愿督查工作顺应民意,不负众望。

     从自贡到北京求告无门的回顾

     自贡市政府对开发区的居民和农民的拆迁实行双重标准,对农民实行歧视压价的掠夺政策,侵害了农民利益。

     2000年11月,红旗乡1300名农民联名状告自贡市政府,市中级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而驳回。上千农民对此大失所望,向四川省高级法院上诉,被驳回。2000年12月,刘正有拿着1300多名农民按过手印的申诉书,来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得到一封给四川省高级法院的回函:“现介绍刘正有来你院,请认真接洽,依法处理。”

     刘正有等农民拿着回函兴冲冲来到省高级法院,一位法官轻蔑地说:“你们还真的拿法律和最高法院当回事啦,告诉你吧,没有领导批示,这回函连揩屁纸都不如。”不予理会。

     由于自贡市政府歧视农民的文件是经四川省建委的文件批准的,国家建设部是省建设厅的上级机关,根据《行政复议法》可以向其提起复议省建设厅的具体行政行为。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向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

     2002年1月,1300多名农民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向建设部邮发特快专递。按照《行政复议法》第17条,建设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5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5日内未被告知不予受理的,即视为已经受理,并在60日内依法处理。否则就是不作为及不履行法定职责,要承担法律责任。

     经邮局查询,建设部2月1日签收了此邮件。3个多月杳无音信,已构成行政不作为,损害了原告得到复议结果的合法权利。

     刘正有满怀1300名农民的希望来到北京, 清华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派出几位师生代理此案。5月14日,刘正有等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建设部的行政不作为,依法判令其履行法定职责, 复议省建设厅的那个文件。他向该院李法官谈了1个多小时。

     2002年5月24日,刘正有又找李法官长谈两小时。李要求刘正有先去建设部,并已联系了由建设部的法规处长接待,不然立不了案。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对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刘正有无奈,只好于5月27日去了建设部,法规处长说:“你们只要撤诉,什么都好商量。”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立案,无需撤诉,只要你们把党的政策、法律法规真正送到农民手中。我们即使立了案也可以撤诉。”处长坚持说:“你要先不告为前提。”刘没同意。

     6月19日,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如下: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02)一中行审初292字

     诉讼代表人刘正有

     委托代理人刘颖、任燕芳,清华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员

     2002年6月6日,本院收到刘正有等人的起诉状称,因不服四川省人民政府建设厅《川建委房发(1999)0125号》拆迁文件答复的有关规定,于2002年1月30日向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一直没有答复。故起诉建设部,要求依法追究建设部的行政不作为行为,判令建设部履行法定职责,对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拆迁文件有关内容进行复议。

     本院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案件的受理条件。起诉人刘正有等人以建设部不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查,建设部已于2002年6月13日正式受理了此行政复议申请,刘正有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不成立。依照……法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刘正有等诉讼人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审判长李京、代理审判员王晓巍、蒋巍

     二OO二年六月十九日

     其中,法官把5月14日收到起诉状的日期篡改为6月6日刘去建设部以后的日期,又以建设部已受理为由驳回起诉。但是,刘正有因未收到建设部受理行政复议的通知书而不服,即向北京市高级法院上诉,要求撤销一审裁定和追究被上诉人的不作为行为。9月14日,市高级法院驳回上诉。

     8月29日,建设部发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如下:

     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

     (2002)建复终字第001号

     刘正友、陈守林、毛秀兰、谢水明:

     你们要求撤销“四川省建设厅建委房发(1999)0125号答复文”,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我们依法已经受理。经请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同意,我们认定四川省建设厅所作此文件,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国法函(2003)3号文,决定终止行政复议。

     建设部行政复议专用章

     二OO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刘至今也不知国法函文件的内容。

     张思之先生指出,国家建设部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只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并非建设部的上级机关,根本不需向其请示。

     9月26日,农民们对此不服,刘正有等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建设部此项不当的终止决定,继续行政复议。①

     10月16日,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一审裁决,驳回起诉。未说明理由,刘正有等不服,上诉。

     2003年1月16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以同样方式驳回上诉。苦苦等了半年的刘正有,接到这份《行政裁定书》(2002)高行终字第73号,含着热泪愤怒地说:“《行政诉讼法》原本是为制止官僚主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想到,北京市中级和高级法院的法官们,如此用心良苦地保护建设部的官僚主义者,官员与法官,官官相护,这还怎么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尤其是在市中级法院亲身领教了法官与官员勾结串通,愚弄原告,玩事实和法律于股掌之中。从自贡告到成都,又告到北京,一级更比一级难,纠纷出在自贡,官司却在上面、在体制。”

     我们似乎尚未进入法治社会,故法律有时只能糊弄人,甚至帮倒忙,进一步坑农。从而,市政府以高新技术开发为名,行倒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以攫取暴利之实,造成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至今没有一个高新技术项目,而资源和人文环境的破坏至今未能依法遏制。

     俗话说,破家值万贯。征地使农民让出世代相传的美好家园,原本是极大的牺牲和奉献。我国勤劳勇敢朴实憨厚的农民兄弟一向逆来顺受好商量,富有牺牲精神。其实,农民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不被歧视地过分掠夺,保持原有生活水准,或不要悬殊太大而无法生存,仅仅是依法乞求施舍而已。各级政府和各级法院都可以举手之劳地加以解决,然却都麻木不仁,不屑一顾。

     自贡市党政机关的一些官员宁愿投以大量人力物力,不惜一切代价,以大规模的警力和干部的威慑,长时间的压制并监控农民;领导人飞往四处“公关”和“灭火”等等,这一切的开支十分巨大。不如把这一大笔经费转而送给农民,顺应民意,使其休养生息,才能标本兼治,解决实际问题。然却“宁予外寇,不予家奴,”且官官相护,官贵民贱,农民老实可欺无大事,亦步亦驱地进一步把农民推进火坑,把其逼上绝路,激化社会矛盾乃至阶级矛盾,普通的行政问题无法转变成为一般的法律问题,而终将酿成特大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官民之间原本可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互惠互利而双赢,然却非得弄得兵戎相见,苦大仇深,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当今社会所缺乏的并不是什么法律,而是掌权者和司法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悲天悯人的情怀。

     1979年以来,党和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化解各种矛盾,投以大量人力物力构筑的庞大法治系统,实际上却时常未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唯恐天下不乱,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仿佛在读党的早期农民革命运动史或水浒传,此案发人深省。

     编后情怀 爱恨情仇

     从6月12日,央视播报那晚,我兴奋得难以自持,由感而发的千字文分别发贴在央视《经济与法》和《经济半小时》网页的互动区,6月17日又分别发贴2000余字,被《经济半小时》贴出。

     没想到自贡农民维权情况急转直下,越来越悲壮惨烈,且没完没了。由于蘸着农民的血泪撰写此文十分沉重和痛苦,几次心力交瘁,难受得写不下去,每每欲断笔作罢,却又鬼使神差地写了下来。写了几千至万余字,分别多次向央视的这两个栏目发贴,均未再被贴出。

     为使农民进一步遭殃的情况被社会关注,以示声援,只好转而向其它网站发贴,先把已成文的万余字作为上篇推出。7月1日有关网站贴出,又被一些网站转贴,不少网民发贴议论。

     随着情况不断恶化又继续撰文,至8月以来的日日夜夜,跟踪农民维权的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愤世嫉俗,夹议夹叙,痛陈时弊,不觉又堆砌了3万字,分成中下两篇,终于脱稿,如释重负。

     良久,想到农民维权的悲剧,更是我国法治的悲剧,不知何时方休始;想到我文对解决迫在眉睫的农民问题似乎并未起作用。忽觉心中阵阵绞痛,胸中的积郁和怨恨出不来,热泪盈眶,悲痛欲绝,只想大哭。

     不由想起诗人艾青的名言:“我眼里经常含着泪,心中淌着血,因为我实在太爱这块土地和人民了。”

     我又吟起1997年瞻仰上海烈士陵园见到的革命烈士蒋光慈的诗:

     愿我的心血化为狂涌的圣水,将污秽的人间洗得净净地!

     愿我的心血化为光明的红灯,将黑暗的大地照得亮亮地!

     愿我的鲜艳的心血之花,香刺得人们的心房透透地!

     愿我的荡漾的心血之声,飞入了人们的耳鼓深深地!

     一位同仁读此文觉这是,居庙堂之上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有幸被其言中了,然我还做得很不够,哪怕只能成其万一。 █

     注释:

     ①刘正有等1300名农民状告建设部《行政诉讼状》(见附件2)

     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见附件1)

     ③田凤山在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联合督查工作动员会上讲话《加强督查通力协作推进治理整顿》www.mlr.gov.cn/index.jsp

     (13000字,完稿于8月18日)

     ======================================================

     附件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依照国务院规定批准兴办的开发区在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但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擅自批准设立名目繁多的各类开发区(包括园区、度假区),随意圈占大量耕地和违法出让、转让土地,越权出台优惠政策,导致开发区过多过滥,明显超出实际需要,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必须进行全面清理整顿。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清理整顿开发区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纠正越权审批、违规圈占土地、低价出让土地等行为,促进各类开发区健康发展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要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进行全面清查。清查的重点是省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以及未经批准而扩建的国家级开发区。清查的内容包括:开发区的名称、数量、批准机关、批准时间和批准规划面积;当前规划面积、征地面积、出让面积、收取出让金总额和已建成面积;选址和建设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农用地转用、土地征用和土地供应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各类开发区招商引资项目和规模、国内生产总值、现有优惠政策包括税收等。

     三、要在检查清理的基础上进行整顿规范。对未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设立的各类开发区,以及虽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但未按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的各类开发区,先整改,对缺乏建设条件,项目、资金不落实的,要坚决停办,所占用的土地要依法坚决收回,能够恢复耕种的,要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复垦后还耕于农,严禁弃耕撂荒;对整改后确需保留的,由省级人民政府严格审核后,按有关规定报国务院审批。对经国务院批准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已报国务院备案的开发区,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对照检查,对超过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的开发土地,要依法处理;对确需扩建的,要严格核定规划面积,按法定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四、加强对开发区建设用地的集中统一管理。开发区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选址必须纳入城市统一规划管理。凡是违法下放农用地转用、土地征用和供地审批权,违法下放规划管理权的,必须立即纠正,废止有关文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征用土地,并按法定标准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严禁拖欠、截留和挪用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用。严禁低价协议出让土地,协议供地必须提前公布供地方案。协议出让的土地改变为经营性用地的,必须先经城市规划部门同意,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禁止将以征用方式取得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用于农业园区开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种植、养殖等农业园区的建设用地标准或比例做出规定,防止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变相搞房地产。

     五、今后要更严格控制设立以成片土地开发为条件的开发区。鼓励工业项目向依法设立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集中。市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工业、教育、科技和商贸等项目建设的,选址和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开发区的名称。现有各类开发区扩区、改变区位、升级的审批,都要由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开发区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国土资源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按批准权限报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六、加强对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的组织领导。清理整顿工作以省为主、部门配合,自下而上逐级进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组织力量对辖区内各类开发区以及建设用地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的清查,对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主动纠正和处理。清理整顿工作要在2003年年底前完成,并向国务院报告清理整顿工作情况。国务院责成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商务部会同监察部、审计署等有关部门组织联合工作组,制定清理整顿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组织检查验收,提出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规范开发区发展的政策建议。对经验收合格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2004年3月底前由联合工作组将名单报国务院。

     附件2:

     行政诉讼状

     第一原告代表人:刘正有,男,生于1952年3月10日,汉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丹桂街白果居委会16组;

     第二原告代表人:陈守林,男,生于1949年2月16日,汉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谢家坝居委会21组;

     第三原告代表人:毛秀兰,女,生于1969年6月10日,汉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丹桂街白果居委会3组;

     第四原告代表人:谢水明,男,生于1954年7月21日,汉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丹桂街白果居委11组。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法定代表人:汪光涛

     诉讼请求:

     1.依法追究被告行政不作为行为;

     2.四川省建设厅[原川建委房(1999)0125号]文件,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众原告人的合法权益,要求被告依法审查,并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众原告人的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安置;

     3.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侵权费、旅差费、误工费、复印费等,共计人民币20万元整。

     4.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

     2001年一年之内,原告代表曾几次到北京找建设部,状告四川省建设厅[原川建委房(1999)0125号]文件(见证据1),适用法律错误,为自贡市政府少数当权者,为最大限度的谋取暴利,未经市人大审查批准,私自制定了一个与《宪法》、《立法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件》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根本相抵触的不规范的[自府发(1993)75号] 黑市文件(见证据2)。建设部也曾数次回函(见证据3)四川省建设厅,但却对涉及有关拆迁房屋的法律法规,未作出明确答复和界定,敷衍了事,使四川省建设厅及自贡市政府一直久拖不决,众原告代表至今漂流在外,无家可归。

     2002年1月30日(见证据4),原告向建设部部长汪光涛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书》(见证据5)。60天过去了,建设部未作出任何答复。为此,众原告起诉至贵院,以寻求法律来维护众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1、四川省建设厅对国务院78号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解释权;

     2、视房屋拆迁为征地工作的延续,把关于青苗、附着物的补偿规定,作为拆迁征地后农转非居民房的补偿依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3、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对"农房"的定义,是篡改和歪曲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原意,混淆是非。它的内容与《宪法》、《立法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件》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件》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相抵触。同理,自贡市[自府发(1993)75号]黑市文件,还与自贡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件》的原则,制定并经过市人大审查通过,批准实施的《自贡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即[自府发(1995)21号令]和[自府地(1996)138号](见证据6)文件等本市行政法规相抵触。小小的一个自贡市,同时使用两个拆迁文件,《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怎么体现呢?

     四川省建设厅(1999)0125号文件,适用法律错误之一: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怎么会有"农房"呢?依照《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包括:(1)城市市区的土地;(2)农村和城市郊区中依法没收、征用、征收、征购、收归国有的土地;《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区"指的是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件》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适用本条件。"四川省有关城市房屋拆迁也做了相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件》第二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的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按照这些规定:集体土地先经征用变成国有土地、其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则应该适用条件的规定。众原告的土地,不仅被自贡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自贡汇东开发区全部征用,农转非人员的户口迁移变更手续和身份证变更手续(见证据7),公安部门也及时给予办理了,村民居委会已转为居民委员会。所以,"农房"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无稽之谈,是极其荒谬的。

     该文件适用法律错误之二:征地和房屋拆迁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土地被征用后,引起土地权属的变更。集体土地征用后所有权的变更,合法的集体土地的宅基地(建设用地)所有权变为征地后国有土地上合法的宅基地(建设用地)所有权。房屋理所当然地由原来集体土地上的村民用房,变为征地后国有土地上的居民用房。《土地管理法》怎能拆迁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居民用房呢?作为省一级建设厅主管官员,法律概念如此模糊不清,这不能不是我们老百姓的重大灾难。

     该文件适用法律错误之三:还表现在作为拆迁房屋的主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根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相关法律规定:拆迁房屋必须依据国家的现行拆迁政策。不论是国家建设,还是地方性统一规划,都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它的特定对象是自贡高新开发区范围内农转非,处在弱势地位、被开发区冠以"高农"(见证据8)帽子的被拆迁户。四川省建设厅(1999)0125号文件就是自府发(1993)75号黑市文件的保护伞。它是建设厅个别官员与之有利益关系,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合法的形式掩盖的一起黑幕交易。它与自府发(1993)75号黑市文件遥相呼应,串通一气,鱼肉百姓,大肆掠夺老百姓的合法财产。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起到了包庇、纵容四川省建设厅和自贡市行政少数官员继续侵害众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为此,被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宪法》第一章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章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第十一条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之规定,依法共同起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维护众原告1300人的合法权益不再被侵害,请贵院准予原告合法合理的诉讼请求。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人:刘正有、陈守林

     二OO二年四月十日

    来源:新世纪网 时间:2003年8月28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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