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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案:喻华峰二审法庭最后陈述
(博讯2004年6月18日)
    
     一:喻华峰二审法庭最后陈述 (博讯 boxun.com)

    尊敬的法官: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经过三年时间扭亏为盈,经过六年时间实现年广告收入13亿元,创造了中国报业的奇迹。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取经,问到底是什么创造了南都的发展奇迹。
    
    这样的发展奇迹和《南方都市报》逐步摸索出来的一套管理模式有关。我们经过1999年到2000年探索,经过2001年总结以及直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的修改完善,逐步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于《南方都市报》发展的管理模式,它能很好统筹采编、行政和业务人员的收入分配,能最大限度地纯洁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减少内部争端,最大限度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在制度探索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操作不规范的地方,但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南方都市报》的发展。1999年,《南方都市报》收入开始迅速增长,尽管已经调低了广告业务员的提成比例,但业务人员的收入还是远远高出采编以及行政人员的收入,多达几倍的差距已经引发了管理危机。为了《南方都市报》健康长远发展,编委会数次讨论调整奖金的问题,虽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这的确是我们不规范的地方,但调整奖金是大家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劝说自己的部下——广告部的管理人员和优秀的业务人员拿出自己一部分奖金给报社。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南方都市报》的健康发展,也得到了几乎所有员工的理解和支持。
    
    这155万元本属业务人员的奖金在2001年初合并到了《南方都市报》2000年度采编和行政人员整体奖金总额中。这600万元奖金总额共分三次分配,第一次在全体人员中间分配,第二次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间分配,第三次在报社最高决策层——9个编委之间分配。这第三次分配的58万元奖金是600万奖金总额中的一部分,而不是155万元调配奖金中的一部分。奖金总额在财务控制下已经混为一体,区分155万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我劝说部下让出155万元奖金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知道最后还有属于我的10万元奖金分配,我不可能为了10万元设计这么一个阴谋,那种认为我“擅自指示调整奖金并从中获得10万元”的阴谋论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南方都市报》编委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分配奖金,没有危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这最多算是分配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需要市场来验证,而绝不是一个违法乃至犯罪的问题。
    
    关于行贿,现有证据已经表明,所谓97万元贿赂,无论是以喻华峰的名义取出来的80万元,还是以李洋名义取出的16万元,都是我代《南方都市报》给李民英的奖金。这样给奖金的方式的确违反了南方日报集团内部的管理规定,但这不是我个人行贿。
    
    《南方都市报》在制度探索的过程中,确实有过操作不够规范的地方,但我们所有积极的探索都是为了《南方都市报》的发展,我没有任何阴谋,没有任何贪污行贿的故意。我恳请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我无罪。
    
    
    
    二:喻华峰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法官:
    
    经过一审和二审的庭审质证之后,现在,有关喻华峰涉嫌贪污行贿的事实已经清楚,喻华峰不构成贪污罪和行贿罪,作为喻华峰的辩护人,我们以事实为根据,为喻华峰做无罪辩护。
    
    首先,关于贪污罪。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检方指控的喻华峰“擅自改变奖金用途擅自分配并从中获得10万元”。控方试图建立这样一个逻辑:喻华峰擅自改变奖金用途是为了自己从中获得10万元,而这样的逻辑根本不能成立。
    
    所谓喻华峰擅自改变奖金用途,指的是喻华峰说服部下把1999年第四季度奖金、2000年度上门广告奖以及三个副总经理超额完成任务奖拿出来给整个《南方都市报》采编和行政人员分配。而这样做的背景是1999年南方都市报业绩迅速增长,业务人员收入远远超过采编和行政人员的收入,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曾数次讨论平衡业务人员和采编、行政人员奖金分配问题,虽然没有书面文件,但调整奖金分配是编委会的基本共识。喻华峰作为广告部总经理有责任说服部下拿出一部分奖金,但这绝不等于喻华峰擅自改变奖金用途,因为很显然,喻华峰不是主编,不是财务负责人,他没有权力擅自改变奖金用途。如果没有编委会的同意和默认,喻华峰不可能“指使”财务调整奖金分配。
    
    退一万步讲,即是喻华峰擅自改变了奖金用途,这155万元改变了用途的奖金和后来喻华峰“获得其中的10万元”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喻华峰说服部下拿出奖金以后,奖金就融入了2000年度奖金分配总额600万元中,奖金的控制权在财务而不在喻华峰。这600万元是财务控制下的一个整体,并不因为它们分别存在不同的账户中从而性质上就有所区别(南方都市报没有独立账号因此前几年年终奖待分配时暂时存在个人账户里),先分配哪一部分后分配哪一部分没有任何奖金性质的差别。因此,编委会最后分配的58万元只能说是600万元奖金中的一部分,而不能说是155万元调配奖金中的一部分,喻华峰参与的两个行为——155万元的奖金调配和后来的58万元奖金分配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喻华峰在参与调配155万元奖金的时候,更不可能想到他后来会从中得到10万元,因为这58万元完全有可能在2001年初和其他奖金一起分配完毕,58万元是否分配怎么分配喻华峰都无权决定。
    
    2001年,南方都市报采编和行政人员共分配了605万元奖金,这些奖金分三次发放,第一次面向全体人员,第二次面向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第三次面向全体编委。当编委会第三次分配奖金的时候,包括喻华峰在内的所有编委只知道这是年终奖的一部分,不可能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区分这58万元是从哪一个奖金名目中来的(南方都市报奖金来源包括超额完成任务奖、上门广告奖、利润超额奖等名目)。
    
    所有编委证言表明,58万元奖金分配是负责人程益中提起的经过编委会讨论通过的,而根据南方日报集团当时的管理文件,编委会作为南方都市报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分配所有年终奖金,因此,这次分配是南方都市报的内部合法行为。这次分配不可能是喻华峰擅自做出的,更不可能和前面的调整奖金分配联系起来塑造出喻华峰个人的贪污阴谋。
    其次,关于行贿罪。
    
    一审中我们已经提交的证据表明,喻华峰没有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控方所谓喻华峰给李民英送钱是为了继续获得承包合同或者证明自己的能力等说法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猜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喻华峰给李民英送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南方都市爆发的奖金。事实上,给李民英送钱并不都是以喻华峰的名义领出来的,其中的16万元就是以业务员李洋的名义领出来的;给李民英送钱也绝不是喻华峰个人隐蔽的行为,财务负责人王培兴证言清楚表明,南方都市报编委会多次讨论过给李民英送钱的事,每一笔钱他都是清楚知道的,其中的60万元编委会上虽然名义上是给喻华峰的,但编委会上程益中专门提到老李的贡献,“在座的编委们都很清楚”这60万元的归属。
    
    总之,事实清楚表明,喻华峰实施将金调配与编委会分配的58万元奖金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喻华峰实施调配奖金是为了平衡采编、行政与业务员之间的收入,是为了南方都市报长远发展;喻华峰获得10万元来自编委会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一次正常奖金分配。喻华峰没有任何贪污的故意和实施贪污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喻华峰给李民英送钱是代表南方都市报给李民英的奖金,这种做法虽然违反了南方日报集团的内部管理规定,但绝不是喻华峰的个人行贿,喻华峰不构成行贿罪。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许志永
    
    三:专家的辩护
    
    1,杨支柱
    
    
    喻华锋被判贪污罪的基本事实到底是什么?一审判决书中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记载。请看判决书贪污罪证据(5)证实④:
    
     2001年6月,在一次编委会会议上,程益中问起2000年度奖金分配后还剩多少,王培兴说还有580000多元,程益中听后提议将580000元分了,并提出分配方案,程益中、被告人喻华峰每人100000元,庄慎之、陈朝华、任天阳每人60000元,杨斌、宋繁银、邓海燕、王培兴每人50000元。其他编委对程益中的提议和分配方案没有异议。会后,王培兴将存在李零一、李琼芳、张曙光、江北、袁友兴账上的钱全部取出分发。2002年省审计厅审计时,王培兴补制了一张表,在一次开编委会时叫他们每人补签名。当时喻华峰不在,没有签名,后在2002件1月叫喻华峰补开一张收条。签收的单据一直由王培兴保管,没有入账和公开,直至2004年初才将这些单据交给税务机关。
    
     根据这一记载,定喻华锋贪污罪的原因最后落实在编委们领奖金的签名是2002年补签的,并且签收的单据没有订入会计凭证、没有公开上。
    
     法官们一定会辩解说,判决书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和事实,我们并不是仅仅根据你说的这一点就定了他贪污罪。的确,判决书长达约一万二千个汉字,绝大部分文字都在叙述事实、列举证据,而且判决书所列举的证据和所认定的事实控、辩双方都几乎没有异议。判决书还引用了若干条法律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如果不是“南都事件”的特殊背景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样一个“铁证如山”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是足以唬住大部分不以逻辑思维见长的人和非专业人士的,是足以把喻华锋这个“贪污犯”从舆论上搞臭的。
    但是细加分析,我发现那些颠三倒四、不断重复以相互印证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基本上浓缩到上面这段引文中了。而上述引文所表达的事实又并不都和判决结果有关系。如果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剥离那些跟认定贪污罪无关的事实,你就会发现我并没有冤枉喻华锋案一审法官。
    
     判决书用了大量的笔墨证明,南方都市报用张曙光、江北、袁友兴、李零一、李琼芳等个人的账号提取或存放属于南方都市报全体员工的待分配奖金。这种做法的确是不符合会计法规则的。但是这跟认定喻华锋贪污有关吗?605万元奖金都是这样领取、存放的,而法院只认定其中被编委们“私分”的58万元为贪污,这说明构成贪污与否与用谁的账号领取、存放奖金无关。
    
     判决书指责编委们“私分”属于“全体员工”的待分配奖金58万元,似乎不把奖金在全体员工中分配而只在一部分人中分配就有贪污嫌疑。但605万元奖金是分三批发放的,第二批只发给报社管理人员,而判决书并不认为整个管理层都贪污了属于全体员工的奖金。
    
     这样说来法院认为属于“全体员工”的奖金发给一部分人也并不构成贪污,大概只有编委们把属于“全体员工”的奖金发给编委们中的某一个、某一些或全体编委才是贪污了?
    
     但是如果把喻华锋的所谓贪污罪与行贿罪结合起来看,上述结论又被否定了。喻华锋“贿赂”李民英的80万元,根据判决书的描述,同样是用别人的名字从南方日报集团财务处领出来的奖金,同样是分给了编委自己,而且喻华锋一个人就先后领了80万,法院并不认为是贪污,而认为是喻华锋个人所得,是喻华锋拿自己的钱贿赂李民英。可见编委们把用他人账号从南方日报财务处“冒领”出来的属于“全体员工”的奖金分给自己,是并不违法的,分得再多些都不违法。
    
     根据判决书,南方都市报编委“私分”58万元有编委会决议和支款单(尽管没有填支款日期),只是没有制表签字,这些问题也早在2002初年广东省审计厅审计时补签解决了,到检察院介入时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没有把签收单据订入会计凭证。可见是否把签收单据订入会计凭证,才是区分合法所得与贪污的根本标准。
    
     广州市东山区的人们,你们以后领工资、奖金时可得小心些,一定要盯着财务人员把签收单据订入会计凭证,否则东山区法院要判你个贪污罪!
    
     法官可能说,你这是夸大其词,我们从来没有把职工领工资、奖金而会计忘了把签收单据订入会计凭证的事情当贪污处理。很好,我这个人虚怀若谷,知错就改。再使用一词求异法,把职工排除在外,把没有权力决定自己奖金的人排除在外,这样终于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了:
    
     有权力决定自己奖金的人,领取奖金的单据没有订入会计凭证的,构成贪污罪。如今国家机关、国营企业、高等院校的负责人普遍有决定自己奖金的不合理权力,会计们看哪个领导不顺眼,就把他(她)领取奖金的单据不订入会计凭证,悄悄放到另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样当然也就不公开了),等着检察院来查他(她)的贪污罪吧!
    
    2,萧瀚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转型时代,一切都给人希望,一切也都给人失望,如狄更斯对当年英国的描述,处在转型时代的伦理道德的状态于是混乱不堪,这当然包括司法伦理。也许2003年的《南方都市报》太像一份真正的报纸了,于是它等来了今年的喻华峰案、李民英案,以及接下来可能继续出现的程益中案。此事一方面暴露当前司法不独立,制度脆弱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暴露出当下司法伦理的极度脆弱。
    
    照说,法官也好,检察官也罢,他们都是司法公正最前沿的守护者,如果他们不能形成抵制司法干涉的最基本防线,即使社会舆论力量再大,我们可能也只有望司法兴叹的份了。司法人员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有三亲四眷,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苛责他们一定要如何如何。但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共同体,都有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需要服从,否则即不成其为人,不成其为人的共同体。司法人员也一样,在有能力坚持的限度内保持独立司法的权力是一切司法人员的基本操守,即使无能为力,至少也要谨守“不与不公正为伍,不与邪恶合作”——这甚至已经退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操守上了。
    
    话虽如此,可是一旦司法人员遇到一个明显被人操纵的冤案,而且这种干预司法的行为来自权贵,一般人根本无力抵御,这时,司法人员该怎么做?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历史故事新编》,是当代著名戏曲评论家查无此人星煜先生的作品,其中有一篇《大理寺正卿的失踪》,讲述岳飞案中,大理寺正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周三畏不愿昧良心残害忠良而挂印逃亡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宋史并没有记录这段历史,但是当年周三畏避祸之所兰溪白露山下的忠隐庵已于2002年重修,或兹可佐证。
    
    在当时宋高宗、秦桧君臣沆瀣一气,欲致岳飞于死地而后安的大形势下,如果寄希望于周三畏上抗皇权,下护国本,显然不可能。周三畏于是处在了伦理冲突最激烈的火力交叉点上,如果将岳飞释放,一则岳飞自己未必愿意逃亡,二则即使逃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岳飞的命运无论如何,抗金大业都必亡无疑;如果按照宋高宗、秦桧的意思判处岳飞谋反,则陷害忠良之罪不可免,并将遗臭万年。以周三畏的耿介秉性,很难昧良心害人,而且这样做即使保住功名利禄,那也同样面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未来。于是周三畏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关头,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弃官远走。
    
    与周三畏相比,南都案中司法人员的伦理冲突,其激烈程度可能远远不及,我们也无权要求他们成为周三畏,但至少他们应该为公正作过基本的努力,至少,拒绝办理这起案件还不至于到远避他乡隐没江湖的地步吧?以当前中国的一般情况而言,拒绝办理这种案件可能也就影响升迁,或者至多是从此工作不好作,穿点小鞋罢了。如果司法人员本身连这样的一点代价都不肯付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埋怨司法不独立,因为司法独立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全社会的人们共同争取,尤其需要司法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才可能结出的果实。
    
    可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南都案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无法让我们得出办案司法人员没有助纣为虐的结论。如杨支柱先生、许志永先生已经证明的,喻华峰等人的行为即使按照现行法律中最僵化的条文衡量,他们的行为要符合贪污罪、行贿罪的犯罪要件都很难。因此,作为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官、检察官,如果明知自己的司法行为将导致冤案,而依然出入人罪,草菅人命,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构成渎职。退一步说,即使以最低伦理要求来评价作为公共官员的司法人员,即应当以政治行为的后果来判断其正当性,这些司法人员的行为也未必是合格的——这样的判决严重地打击了媒体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
    
    现实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受政府或者权贵干扰的案件,法官常常会很无奈地告诉即将败诉的当事人:“这案子我们也作不了主。”对于这样的法官,我首先是同情地理解,同时也很沮丧,因为我忍不住会想,难道你们就连拒绝办理这个案件都不能吗?
    
    确实,要完全与上司针锋相对,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司法大环境极差的前提下,南都案这样的案件尤其不该要求司法人员完全我行我素,不顾来自政府的压力,因为这样要求可能是不人道的。但是,倡导人道精神并不与人的基本底线伦理相违背,不然就不能叫人道,只能叫猪道了(这样说可能侮辱了猪)。道德底线的位置常常与具体的环境相关,例如战败被俘的士兵投降,这是符合生命高于抗争原则的。法官、检察官都应当具备和保持从事这项职业的基本职业尊严——维护公正,至少不能不公正,远离邪恶,至少不能与邪恶同流合污。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实在看不到司法人员表现出这方面哪怕最基本的职业尊严。
    
    也许,不少司法人员们早已习惯于“我们也作不了主”这样的托词,已经完全钝化了自己的伦理触觉,以逃脱自己的道德责任,甚至职业责任,它反应出我们这个社会早已盛行阿伦特所谓的“庸常的邪恶”,也就是对邪恶的事物已经完全习惯,不以邪恶为邪恶,而只是生活中完全正常的一部分——这是从极权社会即已开启的一种伦理盔甲,在后极权时代照样大行其道。如果人们总是将自己的助纣为虐归咎于错误的命令与不当的干扰,那么老天给我们这颗头颅和心灵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难道它们仅仅是唯唯诺诺时的表态工具吗?早在半个世纪前,欧洲那场影响深远的纽伦堡审判,确立了一项注定将光耀千古的伦理规则:如果上级命令与基本良知冲突,任何人都有不服从的义务,否则即可能构成犯罪。正是这一规则将纳粹将官一网打尽——因为他们总是强调自己在执行任务,而不是在犯罪。
    
    今天的中国正需要温习这一规则,不仅仅是普通国民,尤其是那些操掌人们生杀予夺大权的职业法律人。周三畏做到了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可是今天周三畏的同行们能够做到吗?
    
    在倡导平等的今天,孔子所倡导的畏大人(意为敬畏高位之人)或许已经过时,但是如果司法人员心中除了“畏大人”就别无敬畏,那么,他们就不会有半丝的职业尊严,甚至连有没有人之成其为人的基本尊严都将成问题。 _(博讯记者:古风同志)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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