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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上访路:母亲亲手割下儿子头颅上京告御状
(博讯2004年5月12日)
    青年参考特约记者 雨声 /发自河南

       5月8日上午,当《青年参考》记者赶到王次妞家时,她正准备提着装满了上访材料和那件写满了冤情的白大褂再次赴省城郑州上访。 (博讯 boxun.com)

      王次妞,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纸房乡石坡村农民。就是她,一个大字不认识几个的山 村农妇,在儿子被警察和金矿矿主活活打死又求助无望的时候,竟然亲手割下儿子的头颅到北京“告御状”。

      提头上访事件发生在1991年,据了解,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曾亲笔批示处理。但时至今日,当事人依然在上访。

      山村农妇王次妞

      嵩县,河南省洛阳市管辖的一个山区县。曾经盛产黄金,现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

      王次妞所在的纸房乡石坡村离嵩县县城17里地。

      5月8日,记者从县城搭乘载客农用三轮车在沙土飞扬的乡间公路上颠簸了20多分钟后,在一条山沟里停了下来,前面修路,进不去了。下车一问,这儿就是石坡村。

      向当地村民问起王次妞时,村民们都说知道:“就是那个割了娃子头去北京告状的老婆儿么!”

      不过,王次妞家离修路处还很远。石坡村,原来就是指这条长约七八里,散居了几十户农民的山沟。山是石头山,没有几棵树。但从山顶到沟底,每一块可能的地方都被农民开垦成农田,种上了粮食,大多是小麦。半山腰的小麦大概因为缺水,稀落枯黄。而沟下的小麦青密茂盛,长势正旺。

      沿着正在依沟盘山修建的水泥路步行十几分钟,记者来到王次妞家。

      这是两间砖、石、土混建的瓦房。从外面看,还算整齐,特别是贴在院子门上的依旧鲜红的对联,显示一股生气。而走进院子,却是难掩的衰败:靠山坡的一面,两间房子都坍塌了一个角;靠山沟这面,由于地基塌陷,房子已经出现手臂粗的裂缝。

      见记者来,王次妞忙着拉起风箱给记者烧水喝。随后,王次妞领记者参观她的家。相对齐整的一间是儿子住的,里面摆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另一边堆了一大堆玉米芯子。王次妞的房间显得更简陋,只摆了一张床,但农具和两个粮食囤占据了大量空间。

      王次妞指着门前这条水泥路说:“修这路每个人头50块钱。俺家掏了350。”

      “你家现在有7口人?”

      “是么。两个娃子,两个媳妇。都有一个小妞。”  王次妞说的是她的二儿子和三儿子。而她的大儿子,就是在13年前被警察和金矿矿主活活打死的姚国强。

      命丧金矿

      尽管已经过去了13年,王次妞提起往事依旧泪水涟涟。

      1991年1月,王次妞正在宜阳县的女儿家走亲戚,突然接到丈夫姚贞元的电报:大儿病重,速归。  接到电报王次妞的心里就直打鼓,她想:大儿子正在县里的工程队盖大楼,不会出什么事故吧?

      她的担忧在回到嵩县县城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她的大儿子死了。但不是盖高楼出了事故,而是被金矿矿主和警察活活打死的。

      王次妞回忆说,她当时大叫一声,即昏倒在地。

      根据《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1)洛法刑一判字第69号》(以下简称判决书)的陈述和现场目击者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事情的经过:

      元旦过后,因为工程队停工,王次妞的大儿子姚国强跟随叔父姚付中和同村其他几个人到本县大章乡个体矿主白华山的金矿打工背矿石。

      判决书称:元月7日早上,也就是姚国强到金矿打工的第4天,“白华山寻找不到放在其屋的280余克黄金,即让其弟与其父到大章派出所报案说黄金被盗。” 大章派出所民警“张亚伟前去处理,张排查给白华山背矿石的数名民工,怀疑黄金系姚国强盗窃。”

      而在场的人说,半夜白华山就发现黄金不见了,叫醒已经睡下的民工,逐个盘问。

      与姚国强同村的姚占伟当时才16岁,他被叫醒盘问了几句后,被一脚踢在屁股上:“滚回去睡!”他解除了嫌疑。

      姚国强等人被列入怀疑对象是因为他们几个前一天晚上在白华山家里看电视了。

      民警张亚伟赶到的时候,白华山已经将最后目标锁定姚国强,一是因为他是新来的,二是白华山认为他晚上看电视的位置能看到白家里屋放黄金的地方。

      民警张亚伟单独讯问姚国强。姚国强不承认偷了黄金。张亚伟当即对姚国强进行了殴打。据判决书上说,“张踢姚腿部,打胸部一拳,打一耳光,致姚嘴角流血。”

      而据当晚被民警张亚伟和矿主白华山叫到现场帮忙做劝解工作的姚国强的叔父姚付中说,他看到姚国强时候,姚国强已经被打昏过几次,倒在地起不来了。

      白华山还用重金引诱姚国强,让他承认偷黄金了。姚国强仍然没承认。于是,张亚伟和白华山扒光姚国强的衣服,开始用皮带等轮番殴打姚国强。姚国强受刑不过,承认偷了黄金。张亚伟和白华山追问黄金的下落,姚国强先后说出5个藏金的地点,均未找到。每次找不到黄金,等待姚国强的是更野蛮的殴打。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4点。

      元月8日上午10点,同样的“讯问”又开始了。这次,除了张亚伟和白华山,打人者里增加了白华山的朋友丁金伟。他们用皮带、导火索轮番抽打姚国强,这个累了就换一个。姚国强被打昏了,就用水喷醒继续打。

      打到下午,姚国强已经奄奄一息了。“张亚伟、刘普晓与嵩县公安局刑侦队两名民警再次询问姚,姚仍不承认”。

      下午4时许,姚国强死亡。

      判决书上说姚国强是在4名警察离开后死亡的。而当时的目击者说,4名警察是看到人不行了,赶紧“一溜烟都窜了”。

      而且有目击者称:“嵩县公安局刑侦队两名民警”里面的其中一人,其实是当时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德晨。

      记者经多方联系,仍未找到现任嵩县县政府县长助理、黄金局局长的李德晨,所以这个说法只好存疑。

      停尸河滩

      看到人被打死了,白华山也慌了,出150块钱雇当地村民赵西民将姚国强的尸体抛到了村旁的小河沟里。

      姚国强的父亲姚贞元闻讯赶来,经过交涉,由白华山出车,将姚国强遍体鳞伤的尸体拉走了。车行到嵩县县城边的伊河大桥上,姚贞元和族人商量,儿子就这么被人打死了,总得有个说法。于是把姚国强的尸体抬到桥下,停尸河滩。

      亲属们商量,人先不埋,就摆在河滩上,看政府如何处置凶手。

      就在这个时候,姚国强的母亲王次妞也赶了回来。

      13年后的5月8日中午,记者和王次妞再次来到当年姚国强停尸的河滩。

      这儿,离嵩县的伊河大桥不过10米,与嵩县县城隔河相望。

      王次妞指着一个大树桩说:“娃子就是在这儿放了20多天。”王次妞说:当时这棵树很大,王次妞姚贞元以及亲属族人就在树下搭建了一个窝棚,守候着姚国强的尸体,等待着政府的说法。

      一位曾经来看过热闹的嵩县居民说,这儿离县城这么近,每天来看姚国强尸体的人“通多着哩”。但政府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

      这期间,姚国强的母亲王次妞和父亲姚贞元天天到相关部门打听处理情况。

      他们找了县委书记朱广平。朱广平让他们“等等”。

      他们找了县长马国敏。马国敏也让他们“等等”。

      他们找了政法委书记程广才。程广才干脆让他们“滚出去”。

      他们找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当地官员除了呵斥他们,就是让他们“等着”。

      他们等了十几天,不但没等到公安机关采取捉拿凶手的措施,却等到了凶手之一、白华山的父亲在县城里放鞭炮散香烟声称“官司打赢了”的消息。

      王次妞和姚贞元气愤难忍。第二天,他们用架子车拉上姚国强赤裸裸的、伤痕累累的尸体,用大白纸写明案情做成旗帜插在架子车上,游行到县政府门前。

      当时,在县政府门前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他们看到了姚国强的惨状,听到了王次妞的哭诉。

      县长马国敏将王次妞和姚贞元请入县政府。

      据王次妞讲,当时的女县长马国敏跪在她面前保证公正处理该案,不让她冤枉,请她将儿子的尸体入土为安。

      一位请记者不要披露姓名的公安人员告诉《青年参考》:“当时,全县城都轰动了!你想,儿子叫打死了,凶手一个不抓,放谁身上都受不了呀!”他摇摇头,“人家背后活动哩通厉害哩!”他还说,县长马国敏是个好人,但在那种环境下,“她也没办法”。

      记者曾试图联系朱广平、马国敏、程广才等人,但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10多年,许多人的职位都发生了变化,还有人已经退休,只好作罢。

      割头进京

      听到了县长的亲口保证,县里还给了200斤面粉,出钱买了棺材和衣服,王次妞和姚贞元把姚国强的尸体拉回家了。

      不过,他们留了个心眼。他们没有将尸体掩埋,而是把棺材架在了坟地。用当地的话说,是“囚起来”。他们想看看政府是如何履行承诺的。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自从把儿子拉回家,政府方面就没有人理会王次妞一家了。

      王次妞和丈夫姚贞元仍然天天奔走在县城的各个部门,却再也找不到负责人了。惟一一次遇到政法委书记程广才,程广才仍然是让他们“滚出去”。  据王次妞回忆,她说,如果不给她一个答复,她就要去北京告状。

      程广才说:“你一个山村妇女,见过什么大世面?!你还要去天边呢?!”  实际上,政府也不是没有任何行动。大概就在王次妞抬尸游街之后不久,凶手张亚伟和白华山都曾被抓了起来。判决书上说的,张亚伟“1991年2月6日因刑讯逼供被逮捕”和白华山“1991年1月27日因伤害被监视居住,同年2月1日被逮捕”,应该就是指这次。但是没几天,他们就被放了出来。

      前面提及的那位公安人员告诉《青年参考》:“这事没法说。没法说!打死个人,拘禁几天就放了!”

      王次妞听到这个消息,对县里绝望了。

      王次妞说,她从一本书上看到有人把冤死的儿子头颅割下背着到北京告状告赢了的故事,就也起了割头告状的念头。

      1991年2月22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八。王次妞和家人哭过吵过后,“我把刀子磨磨,到正月初八傍黑,把木囚掀了,把头割了,用了点布、卫生纸包了包,背着。旁人都不叫,我就跟疯了样。”

      王次妞将儿子的头颅割下来后,包好,背着就走。半夜,丈夫姚贞元和两个女婿追上她,4个人一起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次日到北京,王次妞一行打听着找到国务院信访局。填来访登记表的时候,王次妞就让姚贞元写上,他们是背着人头来告状的。“(工作人员)问‘人头在哪儿?’俺捣了个瞎话,不敢说在门外,说‘人头搁车站。’人家说:‘那你去讨吧。’俺又出来,搁外头商量了一会,把人头背进去了。去了,人家那人领着,拐过几道弯,到那间办公室里头。电话一要,罗干出来了。咱不认识,没看电视,咱没电视,不认识人家。多高的坯子,立那儿问。还有个女的,问哩。还立个人,咱也不知道人家是记者,这就是那人照那彩片登出来了。”

      王次妞拿出一本杂志,是1994年10月出版的《大千世界》,上面有一篇名为《老妇提着人头进京告状》的文章,讲的就是王次妞。

      王次妞指着文章的题图,说那就是人头的照片。  记者告诉她,那是画像,不是照片。

      王次妞说,“人家把人头翻过来照相、翻过去照相,”怎么不给她一张照片呢?!“娃子七窍出血,头发都拽掉剩一点。”“眼还睁得明晃晃的。”  

      击筒鸣冤

      王次妞坚持认为,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就是在这时接见他们的。  但据记者调查,王次妞很可能后来听别人说罗干对她的案件有批示,因而把国务院的某个信访工作人员当做罗干了。根据当年的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和相关文件显示,当时罗干是国务院秘书长,而且确实对此案有亲笔批示,并限2月28日前上报结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受了王次妞等人的申诉。

      王次妞等人被安排到接济站住宿。人头被冷藏起来。

      他们在北京住了25天,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三级检察院共同派人去接他们。

      王次妞躲到厕所里,让丈夫姚贞元去探听案情。

      姚贞元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说情况,到厕所向王次妞汇报汇报。来回跑厕所跑了4趟。到第5次,姚贞元劝王次妞:“你民跟官斗哩,你能斗赢?!”“咱县里、市里、省里来人,说不叫咱冤枉。还给娃子安排工作。咱走吧。”

      王次妞不情愿地从厕所出来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人家一看见我,那么些人上来,连抓带抬往那车里装。”后来由姚贞元领着,到冷冻库将人头取了回来。“开着车就走。车开哩跟追风样,一下开到邢台。开到邢台,天都黑了,住到那儿。俺搁屋里,人家出去了把门啪嗒一锁。人家弄个筒筒,说解手了解到那里头。人家去给俺下了点饺子,叫俺搁屋里吃。人家拉着俺,一天没走到家,住到邢台,过来门锁住,过去门锁住。强押回来了。第二天清早,又弄点饭,不叫你出屋门,吃了吃,又走。看着你,怕你再跑了。到嵩县,到家了,漆黑漆黑呀,下着蒙星雨,到俺沟口那桥上,人家说:‘你们走吧。’这回去了。”

      回到家,王次妞仍然四处打听案情发展。但是,几个月过去了,省城、洛阳市、嵩县,各级政府和公检法部门,除了催她埋人,没有人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

      同时,尽管王次妞知道凶手被逮捕了,但听说对方“活动得很厉害”,王次妞又慌了。按她的话说:“一年紧,二年松,三年放得没影踪。”

      王次妞扯些白布,自制了一个白大褂,上面请人写上案情和冤字,穿着开始四处鸣冤。

      “我就穿着那白布,在洛阳市跑,一下跑了3个月。我前后用那白布披着,弄这么长那铁筒筒,‘咣咣咣’一下在洛阳市敲了3个月。”

      有一次,她到洛阳市检察院门前敲筒鸣冤,里面“出来10来个人,抓住给你抓到楼上”。“我身上(白布)用别针别着,人家抓住我整到那沙发上,有人解,有人抓住你那皮子拧哩,撕拉拉撕拉拉,算是给身上那东西取了取。人家给我制哩老狠,那时候我还有牙,我给你说我也不嫌丑,我照刘庭长那胳膊‘吭哧’啃这么大个印。”

      专业上访

      终于,在案件发生9个月后,洛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于1991年9月11日在嵩县开庭审理了姚国强被打死一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殴打姚国强的主犯嵩县公安局大章派出所民警张亚伟和金矿矿主白华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参与殴打姚国强的丁金伟有期徒刑3年。判处参与殴打姚国强的嵩县公安局刑侦队队员刘普晓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不过,对此王次妞并不满意,因为该判决没有附带民事赔偿。

      王次妞承认,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给过她家5000元钱,但既没有说是谁给的,更没有说这钱的名目,只是催她赶快把儿子埋了,所以她认为这只是埋葬儿子的钱。

      如果说这就是赔偿,她不会要的。“俺一个20岁的娃子只值5000块钱?!”

      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下达给王次妞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上写到,王次妞一家一共获得了1万多元的赔偿。除了王次妞承认的5000元钱,还有嵩县公安局于1991年1月30日和31日分两次赔付的5000元。两张收条上都有王次妞的丈夫姚贞元的签名和指印。  对此,王次妞说他们根本没见到这个钱。她拿出一张有丈夫签名和指纹的信用社收据,让记者与公安局出具的两张收条上的签名和指纹对比。

      指纹是否符合记者看不出来,但3个签名明显都不一样。

      其实,王次妞上访还有另一个原因。

      1991年9月11日洛阳市人民法院在嵩县戏院开庭审理姚国强被打死一案的时候,由于围观的群众太多,等王次妞赶到的时候已经不让人进入旁听了。旁观群众把王次妞举到戏院围墙边的砖垛上。戏院围墙里面有一名值勤干警拉着王次妞的腿向下拉,王次妞摔下砖垛,摔得脊骨错位、盆骨骨折。对此事,一直没有人承认和负责。

      王次妞养好伤后,就成为一名坚定的专业上访户了。她的丈夫姚贞元于1997年去世。

      到北京和郑州上访过多少次王次妞记不清了。她只记得2003年去北京6次。2004年已经又去了3次。

      目前,王次妞的名字上了洛阳市和嵩县的重点防范人员名单。

      王次妞的名字列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疑难案件的第一名。

      王次妞说,打死他儿子的被判无期徒刑的凶手们都已经放出来了,她还在为同一个案子上访。

      王次妞说,河南省高级法院的某法官说她没良心,凶手都坐牢了,她还追着要赔偿。

      王次妞说,当地官员说她花了政府4万块钱。她曾经很奇怪,后来才明白他们说的是为了阻截她上访而花的费用。

      王次妞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答应近期给她立案了。有法官问她赔偿她8000元可以不可以,她说不行。

      离开王次妞家的时候,她坚持要把记者送出山沟。

      走在正在修建的水泥路上,王次妞说,等这路修好,她上访就更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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