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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警方追查「万人折」签名农民人人自危(图)
(博讯2004年4月15日)
    作者:俞梅荪

     本文叙述3月1日我出逃以来的情况:张友仁和乔占科2月29日晚上在我家躲过了警察追捕,却被剥夺了更多的自由,至今「双规」在医院。唐山警方大规模地立案侦查「万人折」签名和进京呈送的经过。秦皇岛和福建省的几个市县相继发生上万失地农民签名联署要求罢免当地党政领导人,种种迹象表明,继去年「公民维权年」之后,今年有望成为更高层次的「农民罢免年」。 (博讯 boxun.com)

    

    北京学者俞梅荪(左)与曾经被唐山警察送进焚尸炉中的维权代表李铁。

    周月之日似已平安

    3月31日是我和张友仁在北京逃亡的周月之日。蹲守监控在我家门口的10来个唐山警察和3辆车,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不再出现,我的人身安全不再受威胁,心情好转。我的头痛(煤气中毒后遗症和当时脑袋猛烈撞墙的轻度脑震荡后遗症)经20天来每天吸氧3至5小时,缓解不少,记忆力也在恢复;舌头早已拆线,伤口愈合,但因咬开的伤口太大太深,缝合后的血管和神经已不顺畅,舌前部疼痛、麻木、发硬,好在伤口本身没问题,可以正常说话、吃饭,且食欲大增。张思之、王俊秀、萧瀚、刘力群、张祖桦、赵岩、李柏光、王均、李健、覃旭、张星水等不少亲朋好友向我热情慰问,很是欣慰。

    回想3月12日,中国改革杂志记者赵岩告诉我,他打电话到唐山市丰南区公安局询问关押侯青林的情况时被告知,其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公务」。赵岩问,侯青林刚到北京,在旅馆睡觉被抓捕,他扰乱了哪里的社会秩序和妨碍哪里的公务?警方不予回答。赵岩了解到关押侯青林尚未办理任何手续,又谴责警方在执法违法。

    后来,我从网上看到,「记者方媛打电话到丰南区公安局看守所询问,对方表示关押侯青林的理由是非法集资一万元。」其实,在万人联署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时,每位自愿签名的农民,向收集签名的农民代表自愿捐出一元钱,作为活动经费,不少农民只捐了五角钱甚至捐不出钱,实际收集到的捐款约4000元。长期以来,向广大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三乱」尽管屡禁不止却并没有谁因此而被捕,农民为维权而集资上访告状却成非法集资要治罪了。我著实为侯青林捏一把汗。

    现在看来,在一些记者们,尤其是张耀杰竭尽全力的呼吁中,唐山警方终于全部释放进京呈状的农民代表,即使以治病为名把张友仁软禁在医院,至少未在看守所,日子好过多了,且治病本身也是好事。尽管在这次上访过程中,农民与警方相互较量的规模和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得多,警方未再加害于他们,可见唐山警方残酷打压上访农民的作法正在转变,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警方大规模侦查「万人折」

    31日傍晚,接到进京呈状被抓回去的农民代表之一、滦南县坨里镇四新庄耿国宪的电话。他说,近来公安局、安全局分别在唐山6县区大规模地调查和侦查「万民折」的签名和进京呈送经过,许多签名的农民及其收集签名的农民代表纷纷被叫到当地派出所或乡政府询问笔录,要求他们互相检举揭发,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前天晚上10点多,他在睡梦中被警察从被窝里叫起来,带到派出所询问笔录。

    警察问:你们是怎么认识俞梅荪的?

    俞是怎么来唐山丰南区并干了些甚么?

    罢免张和的动议书是谁起草的?

    农民广泛自愿签名和集资(每人1元)是怎么收集的?有哪些人参加,散发了甚么材料?

    你们到北京都找了谁?(注:他们2月28日到京,29日夜被捕)

    耿国宪说:「我对警察说,我们维权上访已8、9年,你们除了打我们,抓我们,从不关心我们的死活。这次到北京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上访了那么多年,张和无论作为市长还是市委书记,乃至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代表,都从不解决问题,省市县各级政府及其信访办、移民办等有关部门都是你推我,我推你,敷衍搪塞。张和已代表不了我们2万多农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要罢免他,这难道错了吗?!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权利,我们是按宪法做的,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你们各区县的警察凭甚么介入调查,立案侦查?!难道我们农民就没有人权了吗?!俞梅荪上次来唐山,是给我们讲法治课,向我们提供法律谘询。」

    他还说:「这几天,大家分别被无缘无故地叫到派出所询问笔录,有不少在深更半夜被叫去,谁不紧张啊!肯定是上面哪一个领导要追查我们了。先前听说张和被双规(注:官方的新华网上还说唐山许多农民为此大放鞭炮),现在看来张和还在台上。」

    耿国现说他正在起草《为甚么农民上访被警察干涉》的告状信,近日写完后即来北京上访,送交司法部和求是杂志社。他初中文化,曾获全县语文比赛第一名。他大概以为这两个单位都是公安部门的上级机关。

    耿国宪比秋菊更能干

    耿国宪开口闭口说宪法,头头是道,运用自如;面对警方的强制高压理直气壮,令我刮目相看。我问,你叫「耿国宪」是甚么意思,这与「宪法」有甚么联系?他说,是耿直、国家、宪法这3个意思。他是1955年生人,我想,他的父母一定是受到1954年发布的五四宪法的影响,这是建国后发布的4部宪法中被公认为最开明的一部。不难想像,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人们是多么向往依法治国啊!可惜后来接连的政治运动,使法治停滞了20多年。

    耿国宪说,他平时努力学宪法,懂得一些法律知识。我告诉他:这次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这对你们农民更为有利。他表示要尽快找来学习。说到学习宪法的收获,他觉起码是能懂法而不违法,在被侵权时可以维权。

    耿国现说:「前几天去丰南区人民医院内科病房探望张友仁时,见他被3个乡干部严密,我监控,我感到非常愤怒。」我说,能被人强迫去看病该有多好啊,我还求之不得呢。

    耿国现还告诉我,在被关押的农民代表中,也有因害怕而向警察「坦白交代」的,他本人拒不回答许多敏感问题。我说:「他们身陷囹圄,面对专政的威胁利诱,难免说一些违心话,大可不必苛求。况且我们又没有干甚么违法的事,更没有甚么见不得人的。警察问甚么,你们只管照实说就是了,不必与警察抗争,以免再受皮肉之苦,弄不好还得劳改劳教,犯不著。」

    百车穷追农民闹京城

    由于耿国宪尚未见到我发在网上的《万人联署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动议纪实——京城胜利大逃亡日记》,我把其中「1月27日至2月28日,万人动议书的产生及进京呈状」一章节念给他听,要他照此如实回答警察的提问。当我读到:「一些干部和警察发现移民代表出走了……6县区分别倾巢出动3级干部和大批警察,向北京跟踪追击而来,其各种车辆加在一起有数十辆。」他补充道:「2月29日深夜,我们在光明日报社旁边的寿常街宾馆地下室被唐山警察包围,次日押送回唐山时,共有42辆车。」我想,除去当晚已把侯青林、张豹押回唐山,还剩耿国宪、李铁、侯春华、张金泉、柴广等5人,42辆车则平均每人8辆车;加上之前押送侯、张两人可能有10辆车,仅这些就达60辆。当时,又有刘小燕等10多位农民紧接来京上访被抓回,又得几十辆车。(「滦南县柏各庄镇40岁的农妇刘小燕,在几十次的上访中每次都被乡镇干部和警察殴打,现已致脑积水和腿残。张和下令,任何部门不准为刘小燕作法医鉴定。」引自万人签名的《要求罢免张和……动议书》)。

    近日,我又看了警匪系列片《黑冰》的最后一集,发现把大毒枭(王志文饰)绑赴刑场枪毙,才只出动了6辆警车。

    3月1至7日我逃亡期间,邻居见有10来个唐山警察和3至5辆车在我家日夜蹲守监控,要抓我和张有仁。我家在一层,他们多次翻墙爬进我家小院,弄开了我家的窗户,半夜三更,狗叫不止,严重扰民。他们包下我家对面上海菜馆里的一个能直视我家门口的单间为据点。被普通警察尊称为「公安局长」和「检察长」官衔的两个头头多次前来视察。7日晚,我回家时他们刚撤走,得知我回家,10日又来蹲守监控,向我盘查,我拒绝回答张友仁的去处。11至14日,我见有桑塔纳轿车,冀B-B8138,进京证第0011063,3月1日进京,是2月29日抓捕7位农民的那60辆之外,后又来的。还有两辆新的奥迪高级豪华轿车,冀B-B0018和冀B-B6580的车前放著蓝色「特证」,盖著「唐山市属机关保卫处公章」,大概是特别通行证,似比「进京证」更加高级而可不受监督的专用警务车辆。白天我见有4个年轻力壮的大个子便衣警察在车上打瞌睡,傍晚有10来个精明强干的便衣警察在那个包间据点里大吃大喝。晚上还时时在窗外窥探我。他们向保安员扬言要抓张友仁,并把张的相貌特征广而告之,还悬赏2000元。

    唐山6个县区,再加上级市和下级乡,共3级政权的党委、政府、公安局、上访办、移民办等有关部门倾巢出动,出人出车,似乎有近百辆之多!而这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正如张耀杰所说:「唐山市是河北省最大的财源所在地,区区几千万元的移民安置费,当地政府完全能够拿出来。张和与其把大量的人力警力物力财力,花费在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和迫害弱势农民方面,不如积极主动挪出一些政府经费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实际生存问题,从而达成官民相安的双赢结局。」然而,唐山市的作法偏偏相反,据耿国宪介绍:「侯青林在丰南区公安局看守所关了15天,怎么还要他每天付25元生活费?」

    在「两会」期间,北京交通十分拥堵,5000位两会代表委员一律乘坐大客车出行,唐山却有近百辆车在大街小巷日夜风驰电擎,横冲直闯,紧急追捕进京呈状的区区几位求生存的农民,直至煤气中毒死里逃生仍穷追不舍,究竟是谁在扰乱「两会」秩序?是谁在扰乱社会秩序?是谁在扰乱首都安定团结祥和的政治局面?!

    张和们不过是强弩之末

    我从网上看到《张和把所有到北京上访的农民都监禁起来》一文(送交人:唐山市委宣传部3月29日)写道:「3月14日全国人大闭幕,张和连夜回到唐山,15日早上召集各县、市、局、处一把手的扩大会议,张和指出,这是唐山的阶级敌人勾结北京和海外反动势力对他个人的攻击。他命令唐山市安全局和公安国保大队监听全市电话。一旦发现与外面勾结,通风报信的干部,立即开除公职。他对各区县一把手下了死命令:不许再出现农民到北京上访的现象,否则立即就地免职。唐山各县市出现了恐怖气氛。警察在那些经常上访的农民家24小时跟踪监视,不许农民离家一步,咱唐山老百姓现在是人人自危……」

    可见,唐山当局不仅无意解决任何问题,反而顷其所能,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警力,把万人签名作为大案要案立案侦查,大规模地反攻倒算,弄得唐山移民万马齐喑,不等秋后就要算帐。

    飞兵奇袭而来的众多警察,已惨败在11283签名者和我的脚下。在这个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世界上,再也没有甚么可以使我害怕,再也没有甚么不可以战胜的了。「万民折」已送交全国人大,并已昭告天下,这一新生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示范效应和历史意义。人生能有几回搏,这亦是我从业法治20年最为激动的一搏,不胜荣幸之至。败兵之将胆敢卷土重来,故伎重演,挑战新的宪法修正案,挑战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挑战广大签名者和我,必将重蹈覆辙,灰飞烟灭。

    乔占科重病「双规」在医院

    本文4月1日动笔,其间发烧38.5度而停了几天,又经耿国宪多次来电话催促,因元气大伤,体力脑力不支,完稿时已10日了。完稿后我再次打电话向耿国宪核实情况。他说:「一切照旧,无任何改观;乔占科似早已回家,由于乔家的人不接电话,无法考证。」他告知乔家电话0315-5500900。我立即与乔的爱人黄贵梅通电话,起先她很紧张戒备,不说话。我自我介绍说:3月29日深夜,唐山警察包围宾馆抓捕进京呈状代表时,乔占科和张友仁就住在我家。她哭诉道:「3月初,警察打电话到大兴县妹妹家找到乔占科,命令他马上回家。他3月4日到家,5日被带去丰润县仁各庄新庄子乡政府『双规』。经多方请求,3月底才允许她去10里路以外的乡政府探视。(所谓「双规」是指对有问题的党员,要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乔是党员,故为『双规』待遇而不必去看守所,似是一种特权,然失去自由与关押无异)。由于压力太大,乔占科血管硬化,吃不下,睡不著,头剧痛,拖了好几天才送进医院。现在住在丰润县城关中医院治疗并继续『双规』。」

    她说:「2月底,乔占科出走赴京,乡干部和警察到我家日夜监控,不准上街,不准下地干活,不准离家一步。我著急害怕,紧张得受不了,3月11日与监控我的人吵起来,气得全身发麻,当场昏过去了,还不准去医院看病。如今男人又重病在医院,家里的2亩小麦无法浇灌返青水。没人管我们的死活,没地方说理,没人与我说话,监控至今已经一个半月了,不知甚么时候才能到头啊!至今手和胳膊仍发麻,干不了活,我们已经折腾不起,活不下去了。」她算是找到了一个能说说话的人,滔滔不绝,泣不成声,反反覆覆地哀求我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她比秋菊更惨更无助,我爱莫能助,心如刀绞,热泪盈眶。

    乔占科和张有仁那天晚上在我家躲过了一劫,却被剥夺了更多的自由。莫非是我害了他俩?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农民的宪政意识的觉醒

    今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能依法维权,与贪官抗争,上下求索,耿国宪们竟能依宪法怒斥警察,喝退强势者。不能不说是比他们的父母用宪法起名的年代有了巨大进步!然而历史的前进,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步,都需要千千万万的志士为之献身,2003年的孙志刚案就是例证。何况我作为献身法治为己任的穷书生,更没有甚么不可以牺牲的了。

    回想80年代中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历次立法会议上,我多次聆听彭真委员长的谆谆告诫:「立法的关键在于执行。」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张友渔、顾明等一批开拓者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制定的宪法和一系列基础法律法规,如今已深入人心,农民的宪政意识已经觉醒。当年,我有幸作为大师们的追随者,忆往事,思来者,感慨万千,欣慰不已。

    就在31日耿国宪慷慨陈词的那天上午,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学习宪法讲座时还强调说:「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要严格按照宪法办事,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行政。各级政府都要把宪法作为根本的行为准则,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可见依宪治国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当今我国的宪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张和及其打手们不过是强弩之末,最后的疯狂而已。

    不论怎样,我国法治建设20年来解决了民可告官的问题,这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至于能否告赢,或是越告越吃亏,则是另一回事了。看来,各级政府和法院尚未具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条件,需要更多的失地维权农民代表们去执著追求,用血泪和生命去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我国似乎不缺农民企业家,缺的是促进农民依法维权的带头人。法治建设需要阵痛和长痛,需要不屈不挠地英勇献身和牺牲。

    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是以法治代替人治,为保障社会生活有序进行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只有通过法律来维护公共秩序,人人必须遵守社会生活的行为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普通百姓不难做到,难的是对那些掌权者、司法者,能否做到真正平等,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有法不依甚至反其意而用之,结果只能损害政府和司法部门的职能和形象,是对法治的贬损和倒退。

    今年莫非是「农民罢免年」

    3月以来,秦皇岛市,福建省的福州市、福安市、闽侯县等地相继发生上万失地农民,在多年维权不成反而惨遭更严重的侵权之后,努力学习宪法和十六大报告,依照法律规定提出,要求罢免当地党政领导人的人大代表资格和行政职务的活动,使人耳目一新。可惜均被各地警方高压监控截住,而未能出炉,不少维权农民代表因此纷纷被捕。

    回顾去年各地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成果斐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被学者们兴奋地称之为「公民维权年」。今年刚一开春,具有宪政意识的失地维权农民为求生存,求发展,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奋起反抗,要求罢免贪官污吏之风一个接著一个,他们终于找到了彻底解决维权问题的出路。面对警方的残酷打压,他们前仆后继,上下求索,乐此不疲。就目前形势来看,今年很有可能成为比去年更有意义的「农民罢免年」。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百年奋斗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和伟大复兴,莫非终于要在失地农民中间起步发轫了吗?!

    唐太宗早在千年之前高瞻远瞩:「水能载舟,水亦覆舟。」失地农民人多势众,哀兵必胜,各级贪官污吏终将湮没在民怨沸腾的汪洋大海之中。农民维权问题专家赵岩先生曾反覆强调:「这是目前解决社会危机,化解社会矛盾,可以防止秋收起义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是社会成本最小且最为和平的办法,是党和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更要支持人民去执行宪法。」

    我的身心健康正在逐渐恢复,深切感谢各方面对我的关心和厚爱,送上此文向大家汇报,敬请指正。

    完稿于2004年4月14日[email protected]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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