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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严峻性—李际均将军专访
(博讯2004年3月30日)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严峻性—李际均将军专访

     (博讯 boxun.com)

     王瑾

     编者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记者3月份采访了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博士生导师、教授)的文章,现预转载,以飨读者。

     记者:近年来,战略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您是如何理解战略的概念的? 李际均:过去通常说的战略主要是指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主要讲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的理论、原则以及军事部署和作战指导等,也就是说侧重于军事力量的准备和军事力量的运用。现在,战略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大地扩展了,仅仅讲军事战略,对国家安全是不够的,有必要建立一种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信息安全,甚至石油安全等。其中,石油安全战略在现代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国家都是由总统直接制定石油安全战略的。我国十年前已成为石油进口国了。2002年我们进口了7000万吨石油,其中6000万吨是从海上运来的。而且,我们的石油储备期限很短,一旦发生战事,我们的国际石油供应很可能被卡断。现在,随着伊拉克问题的出现,我们建立石油安全战略就更加紧迫了。只有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才有各方面具体的措施和部署。 记者: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往往最先用于战争领域。进入信息时代后,科技对战争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李际均:现在,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信息时代的战争。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就敏感地意识到并提出了将要发生军事革命。然而由于经济力量有限,尽管苏联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并未付诸实践,只是进行了若干理论探讨。美国发生军事革命是由技术牵引的。在技术牵引和越战反思后,美国为了建立它在全球的战略优势,在进入90年代以后真正进行了一场信息时代的军事革命。它在海湾战争中初试锋芒,接着是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现在又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海湾战争标志着新战争时代的发轫,它不仅给了美国对外扩张的契机,也使美国从越战失败的情绪中缓了过来,使其强化了以武力称霸天下的信心和决心。轻易动武似乎成了美国军事战略的一个走向。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先进的国家在完成了一场军事革命,军事技术带动了整个军事领域发生质变之后,是其与技术落后国家军事力量差距最大的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西方大国先后完成了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进行机械化战争,并掌握了核武器。那时我军装备仍处于手工业和准工业时代的水平,与技术先进国家相比是差距最大的时期。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大国的军事技术处于稳定和渐变期。而我国的国防工业急起直追,陆军主要兵器与技术先进国家相比甚至只差一至二个型号,并且有了原子弹、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是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军事技术力量差距最小的时期。80年代以后,超级大国又开始了一场以信息战加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新军事革命,进一步拉开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可以预见,今后10-20年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军事革命、力求缩小差距的时期。下一次军事技术发生新的质变,将可能是激光武器、纳米武器和病毒、基因武器登场,加上已有的大量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如果不防患于未然,进行有效干预、制止和销毁,将使战争和人类命运都走到最后界限。所以就世界范围讲,对科技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革命进行控制势在必行。科索沃战争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打破高技术武器的垄断,才能对付高技术战争。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场挑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加快国防科研步伐,努力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兵器。 记者:有人讲,科索沃战争是信息时代的一场所谓“不接触战争”或“零伤亡战争”,您怎么看? 李际均: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它只是侦察和传输手段,真正解决还要派兵占领。从科索沃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看,美军的所谓不接触作战的实质不是消灭对方军队的有生力量,而是破坏对方的生存能力。如科索沃战争,美国对南联盟狂轰滥炸70天,出动3.8万架次飞机,投放炸弹2.3万颗,其中精确制导武器占35%,破坏了南联盟经济的50%,以动摇其抵抗决心,而南联盟的军队才损失了1%(仅损毁14辆坦克、18辆装甲车、20门炮)。所以,所谓“不接触战争”打的就是电力、交通、能源、通信乃至工厂、医院等民用目标。严格地讲这是违反战争法的,也是不道德的。所以说,“不接触战争”、“零伤亡战争”是技术的进步,道德的退步。“零伤亡战争”是技术崇拜和技术依赖的产物。在复杂地形条件下作战,特别是在城市巷战中,要想“零伤亡”是不可能的,它反映了优势中脆弱性的一面。这种战争中的高期望值必然带来低承受力的负面影响。 记者:一种观点认为,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促成了恐怖主义,对此您怎样评论? 李际均: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暴力文化”的双生儿。有些恐怖集团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培养、训练和利用过的。现在世界上对“邪恶轴心”也是见仁见智,你可以说我是邪恶轴心,我也可以说你是邪恶轴心。美国说两伊和朝鲜是邪恶轴心,而两伊和朝鲜则说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才是邪恶轴心。但说来说去,战争祸患都是人民替政治付出的代价。“9·11”死难者值得同情,但这些死难者究竟为什么而死,许多人至今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死是为美国的政策和战略付出的代价。假如美国不实行这样的政策和战略,恐怕就不会发生“9·11”事件。同样,伊拉克人民也为国家的政策和战略付出了代价,他们都是无辜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恰恰又是美国的高压政策维护了像原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权。如果没有国际上的高压政策,这些国家也可能实行改革。正因为美国的高压,不断打杀,其统治者才可能拒绝改革,拒绝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美国帮助萨达姆巩固了统治,美国政策的失败就在这儿。它往往在不了解别国的情况下,替别国下结论,干预别国的事务。这就是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要把美国的价值观、信念强加给别人,否认文化的多元性。但是每个民族都是其自身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怎么可能把人家固有的文化传统消灭掉呢?美国定义的反恐战争是不受任何制约、想打谁就打谁的战争,这种战争注定是打不完也打不赢的战争,它必将走向自己目标的反面。须知,侵害别国安全的国家,自身是不会安全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世界不能成为“泛美式”的,未来世界要么属于所有的人,要么它将不再存在。 记者:您认为“9·11”事件对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际均:一场大的战争或一场民族灾难,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反思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而且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否则,就会得出扭曲的理解,进而犯更多的错误。这种历史性反思大体可以表述为情绪化阶段、理性化阶段、政策化阶段。“9·11”事件后,美国至今还未走出情绪化阶段,只有少数的人有清醒的认识,向理性化阶段过渡。但代表军火、石油利益集团的政治家、政客们利用甚至煽动美国民众的情绪,让情绪化阶段继续保持下去,所以美国距离理性化阶段还有很大距离。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操作不好,就很可能走到歪路上去。在缔结凡尔赛条约后,希特勒就利用德国民众的情绪化阶段,发展法西斯主义。二战后,德国清算战争罪行、惩治战争罪犯比较彻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实比较认真地完成了肃清法西斯残余的任务,再加上德国有比较悠久的哲学文化传统,所以德国在二战后很快转入理性化阶段,后又进入政策化阶段,从而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欧洲和解。反观,日本就迟迟没有上升到理性化、政策化阶段,始终处于情绪化阶段,甚至还走回头路,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这与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有关。日本的哲学和文化传统有严重缺陷,又加上二战后美国的包庇,有意放走一批战犯,利用日本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战争中又以日本为后方基地,因此对法西斯清算得极不彻底。特别是日本尝到了在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后方基地的甜头,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力,所以它还要继续追随美国。此外,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但由于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年久失修,缺乏经费,所以日本的军事装备实际上仅次于美国。“9·11”事件后,日本“借船出海”,乘机修改自卫队法,向海外派兵,变防御战略为进攻战略,这是个很危险的动向。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文化对一国战略的影响? 李际均: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思潮。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 比如,日本民族有优秀的文化传统,热爱自然、虔诚、勤劳、单纯、顺从、忠实、不信来世,但他们缺乏理论思维,从属性强,派阀影响重,岛国根性,易走极端,对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贵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宗教,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再加上二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日本法西斯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所以日本一直没有承认自己的侵略罪恶。而一个没有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如果日本对其二战侵略罪行没有正确的认识,不能从思想上彻底与侵略的历史决裂,那么它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国和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最终也不能成为对世界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大国。 又如美国。三百多年前,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第一批在北美上岸的美国先驱者具有冒险犯难的开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的后继者又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灭绝政策,以及蓄奴贩奴的罪恶勾当。美国的战略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两种传统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文化缺少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却有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几次战争大大扩展版图,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把自己的利益和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经历。美国对自己充满自信和自负,富于创造性、开拓性和重技术,但同时也富于进攻性、随意性和重自我。没有历史文化包袱,也缺乏严肃感,说话可以不算数,可以前后矛盾。美国国会在许多情况下对别国的态度不是基于对别国的了解,而是基于对别国的无知。因而美国经常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别国历史文化的情况下,莽撞地介入别国事务。概括地说,是历史自卑、文明自负、霸权情结、扩张惯性的综合症。 记者:您如何认识霸权主义? 李际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总要出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想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或领导者,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它们最终都在这种疯狂的追求中削弱了自己,从给别的民族带来灾难开始,以自己的民族灾难告终。我认为美国已处在霸权主义极度扩张的时期,它快达到自己的力量限度了。绝对霸权必将绝对衰落,是历史定律,我坚信这一点。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现在面临的安全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李际均:我认为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也有严峻的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过去我们国力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但那时有两大阵营,有苏美矛盾,我们是在苏美矛盾的背景下考虑国家安全,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全力对付我们。现在则不同,现在是美国一家独大。第二,那时蒋介石、蒋经国都主张一个中国,不存在台湾独立问题。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并不迫切,因为它没有分离出去的危险。现在台湾陈水扁则在搞所谓的“去中国化”。美国口头上支持一个中国,实质上却帮助台独势力,它给台湾的武器有些是进攻性的,而不仅仅是防御性的,而且它的对台军贸实际上带有军援的性质。这个问题应引起重视。第三,那时我们面临着举国应敌的战争,实行纵深作战,如外敌入侵,我们就把它放进国土纵深内打,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参战。而现在则是外岛作战、外海作战、海空作战,这就制约了人民战争威力的发挥。 记者: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下,中国面临怎样的威胁? 李际均: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在中亚建立了前沿存在,首次出现中美战略前沿直接面对的态势。中国的东、西、南三面受到威胁。国外反华势力支持“台独”、“东突独”、“藏独”,其根本意图是肢解中国。日本一位高层官员公开露骨地说:“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期待着中国的崩溃。”美国一位著名学者写道:“中国在新疆的麻烦,对美国是一个诱惑……只有当新疆穆斯林分子走武装斗争道路时我们才能利用它。”可以说,肢解中国是列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至今阴魂不散。它们认为,只有肢解中国,才能使中国永远不能崛起,永远丧失东临太平洋、西接中亚能源基地的地缘战略优势,最后使中国成为向西方世界的求乞者。中国一旦发生局部地区的分裂动乱,霸权主义国家就可能把“和平演变”转为“战争演变”,采取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国不得不认真准备对付。一旦有事时,必须采取最坚决的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记者: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军事战略? 李际均:我国实行的是防御性的战略,这种战略不仅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符合中国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即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美国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是进攻战略,而中国则是防御战略。我们从来没有,也不需要把我们的战略前沿设到别的国家。美国利益的前沿就是其战略的前沿,哪儿有美国的利益,其战略前沿就在哪儿。美国把其战略前沿设在别的国家,对于威胁其利益或美国觉得威胁其利益的,就要进行战略打击和干涉。而我们的战略前沿从来没有超过中国的自然边界。 记者:在全球军备竞赛日益激烈,我国安全环境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保持平衡? 李际均:武器在发展,价格十分昂贵。我们接受前苏联的教训,不能搞军备竞赛。美国搞垮苏联除政治瓦解外,还有两个手段:石油武器和军备竞赛。美国逼苏联以每年4%的速度增加军备,最终拖垮了苏联经济;还诱使苏联进口输油设备,然后操纵欧佩克降低油价,使苏联血本无归,致使苏联经济一下子垮了下来。我们没有实力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但在国家安全受到这么大的威胁、国际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不有重点地发展军备。要有战役战斗上的“杀手锏”和战略上的等效威慑的手段。否则的话,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得不到根本的保证。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调子越来越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际均: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倒是有“威胁中国”论。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最根本的是,中国从来没有扩张的意图,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对别国构成威胁。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尊重别国主权的真切意义。世界上少国家有像中国那样被列强任意宰割,被迫同外国订立那么多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多达18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也没有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在自身传统文化中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这种观念。传统的军事哲学也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永远不变的军事理念:立国之本在于不超出防御之外建立和使用军事力量。第二,现在对外政策比较确定性的一面就是不扩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国际上率先裁军百万,之后又裁军50万。中国不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不在国外设立军事基地。中国是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重要力量。第三,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保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发展尖端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在世界各国中,历年来中国的军费始终处于低水平之列。中国的军事装备质量水平甚至低于周边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将维护自己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视为高于一切的民族大义。任何外国,凡是制造或支持分裂中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就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3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记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出台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9·11”事件的发生却似乎印证了这一论点。对此,您有何看法? 李际均: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亨廷顿先生的观点,认为他对全世界进行有害的误导。冷战结束后,美国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创造者”自居,试图把一个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然而,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垄断人类价值观念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这种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受到比美国文明要悠久得多的东方文明的抵制。西方许多国家也不愿意采纳只符合美国本身利益的观点和政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多元格局需要以各主要地区格局的形成和稳定为前提,而地区格局则以地区经济和文化为重要基础。世界现存的各种文化都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并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它们之间可以交流、吸收、兼容,但不能取而代之。企图以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标准,统一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认识,甚至强迫人家接受,这就是典型的强权政治以及体现强权政治的战略文化。它必然要与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战略文化相碰撞。这种碰撞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其本质是强权战略与捍卫主权的碰撞。“文明冲突论”容易把个别事件、局部冲突误导为世界性的民族与宗教间的冲突,这是十分危险的。就是亨廷顿本人现在也承认以前的论点有缺陷,提出文明的融合了。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去建立和维护一个比较合理的国际秩序? 李际均:历史告诉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必须有一个国际战略控制的理念。首先,要对战略企图与战略边界进行控制。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都是无限扩大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超越战略边界所造成的。利益没有边界,但战略必须有边界;“反恐”没有边界,但主权必须有边界。否则“全球化”就会成为霸权化;“新战略概念”就会成为新战争动因;“世界新秩序”就会成为世界无秩序;高技术、“零伤亡”的战争就会成为强权者对弱小者随心所欲的杀戮。其次,要对战争手段和战争规模进行控制,对军事同盟进行控制,对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进行控制,特别是对核扩散与核战争进行控制等等。这种战略控制,是防止人类失去理性和战略智慧倒退,避免把创造文明的力量异化为毁灭文明的力量的自觉与负责的表现。 记者:您能否结合自己的戎马生活和军事科学研究,概括性地谈一下感想? 李际均:我在《论战略》一书的序言中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庆幸自己是中国人,并且生活在一个动荡的、艰辛的和进行伟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复兴之路的基石,是无数先烈用生命铺就的。比起先驱者们壮丽的人生,我们是何等渺小;比起那些伟大的生命,我们又是多么微末。人总会有不期而至的那一天,闪烁在脑海中的灯火会突然止熄,喧腾在胸中的心潮也会归于沉寂。但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要使自己的心不被尘封,而努力追求人生的完美,并从中得到欢乐和激情的驱动。无论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艰险与平淡,作为人生体验都是财富,当然从挫折和艰险中获得的智慧更弥足珍贵。一个人保持心灵的纯真要靠理想,那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一块净土和永不熄灭的光明。经过生活的磨砺,最终会获得认识必然之后的自由,会感受摆脱私欲之后的无所求、也无所惧的轻松,会有“不以盛衰易节”的坚定和不唯书、不唯上、不浮躁、不媚俗的超越自我的思想境界。这就是先驱者们用思想和行动留给我们的遗训。 (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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