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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目击:省干部进驻“艾滋病村”(图)
请看博讯热点:爱滋病问题

(博讯2004年3月03日)
    

     (博讯 boxun.com)

    
      驻村干部们在简短的出发仪式后奔赴艾滋病疫情高发村  中新社记者慎重摄
    
    
    
      记者 张立江华
    
      编者按:这是本报自1999年关注河南艾滋病情况以来的第6个年头,我们的报道,伴随着艾滋病的发生发现、蔓延、防治、阻断的整个过程。我们注意到,在艾滋病问题上,河南正以开放、务实、求真的态度加以积极处理。在河南派出省直机关76名官员,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带着复杂的心态,来到艾滋村开展工作之际,我们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新局面;在向他们表示深深敬意的同时,并对未来寄寓期望。
    
      马丁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直径约20厘米,这个36岁的海关干部对此装束感觉有点不自在,他说“这辈子还没戴过这么大的红花呢”。
      同样胸戴红花的,一共有76名官员,松散地站成4排,站在河南省省政府大院的操场上,省政府秘书长正在队伍前讲话,“近几天,省委省政府雷厉风行,选拔组成了38个工作组,并且经过了认真培训,即将前往艾滋病疫情高发村驻村工作……”
      这76名官员,有一半是处级干部,来自河南省的所有省直机关,他们的任务是:进驻该省的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为期一年,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监督使用省里拨出的“五个一”专款,为村民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口井、建一个卫生室、一个学校、一个孤儿孤老院。“这个做法肯定全国首创,”一位工作组干部对记者说,“以前只听过向艾滋病疫情高发村派医疗队,但派工作组从无先例,真是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天是2月18日。仅仅回溯12天,也就是2月6日,这支队伍还只是刚刚见诸纸上———那天,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对艾滋病疫情作出重要批示,工作组开始组建。
      但事实上,这支队伍的组建,又似乎在去年12月19日即见端倪,那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前往河南“艾滋病村”视察,与病人握手。那次吴仪对艾滋病人说,“政府会尽最大力量帮助你们。”
    
      选拔
      两位领导都很高兴,人事处长连忙去通知等着的10多个人,“他们都不用谈了。”
      从2月初动议,到2月18日启程,河南省组建这38个工作组,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39岁的徐玉卡,是省交通厅干部,在领导找他谈话之前,选拔人的消息已经像风一样传遍了全单位。
      入围的人选一共十余人,厅里公布过选拔的条件:主要从新进干部中挑选比较优秀者。当然,组织上要求自愿报名。
      这个条件徐玉卡无疑很符合,他2001年从部队转业,中校军衔,分到交通厅工会担任科员,但享受正处级待遇,月薪1550元。在交通厅,他算一个“新人”。
      副厅长李庆瑞和人事处处长已经和3个人谈过话。徐玉卡听完开场白就说,“这是组织上给的政治任务,就我去吧。”
      这话爽快得让领导都有些意外,李副厅长说,“实事求是讲,有啥困难没?实在有困难,也可以考虑考虑。”
      “困难谁没困难?克服一下就行了,总得有人去吧,”徐玉卡说,“我来厅里也不久,应该作点贡献。”
      “好好好,”两位领导都很高兴,人事处长连忙去通知等着的十多个人,“他们都不用谈了。”
      和徐玉卡这位“新人”相比,省卫生厅的陈瑞军是位“老人”。他今年55岁,1968年参加工作,算起来工龄已经35年,从乡卫生院一直干到省卫生厅,光在省厅的工作年限,就长达20年,成为屈指可数的“老字号”。
      在2000年之前,陈瑞军的职务是河南省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机构改革后,他调到疾控处,还是分管原来的工作,只是头衔改成了“正处级调研员”。
      在去年SARS来袭时,厅里的领导要求陈瑞军率工作组赴安阳市,“你年龄最大,经验最丰富,守北大门吧。”
      安阳紧邻河北,有10万民工在京打工,成为河南严防死守的区域。陈瑞军坐镇3个月,所幸当地无一起疑似、无一例本地感染。
      人事处长来找他谈话时,听到要去“艾滋病村驻村一年”,陈瑞军倒没有拒绝,他说,“爱国卫生这边还有一大堆工作呢,我得和厅长说说,看这些工作怎么安排。”
      厅长听了他的汇报,也有点头痛,“是有不少工作,要不我们再开会研究一下人选。”
      开完会后,人事处长又来了,“老陈,没办法啊,还是抽不出其他人。”
      这事确定下来后,除了老伴,陈瑞军没有告诉其他的亲戚朋友,连在北京工作的儿子都没讲。
      按照原来的方案,陈瑞军被派到新蔡县的一个偏远山村,艾滋疫情也不太严重,有时间还可兼顾一下厅里的工作。但启程前一天公布的方案,又将他调到了最出名的艾滋病人较多的文楼村,并担任上蔡县工作组的组长,与省财政厅的宋冬处长作了对调。
      临出发时,全厅的工作人员下楼来送老陈,这一幕让他感动。
      2月18日,厅里派出一辆小车,和车队一起出发,将陈瑞军和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一直送到了文楼村。
      傍晚7时,县里的干部发现,那辆小车不见了,问陈瑞军,“你的司机去哪里啦?”陈瑞军一听,“嗨,怎么是司机?他是我们卫生厅的人事处处长王毅,专程开车送我的。”
    
      出发
      “得艾滋病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富的原因,有钱了吸毒、嫖娼感染上的;一种是穷的原因,因为卖血而感染,这部分穷的群众更值得同情,他们的生命、生活、生产更需要关怀。”
      在出发之前,省里召集工作组成员们,进行过为期半天的艾滋病知识培训,每人拿到一本艾滋病防治知识手册,两张介绍艾防知识的光碟。
      2月18日的送行仪式很简短,省政府秘书长讲话之后,76名干部与送行领导一一握手,鱼贯上车,很有组织纪律。
      河南电视台的一位摄像记者,没拍到上车的镜头,他要求3号车的干部们“能不能重上一次”,随即得到了配合。
      9时整,车队启程。约2个小时后,记者跟随的24个组抵达驻马店市,当地的迎接很隆重,横幅飘扬、鼓乐齐鸣,街上的老百姓都围过来看热闹。
      驻马店是艾滋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在此次下派的38个工作组中,有24个进驻该市,而在该市,又有22个艾滋疫情高发村都在上蔡县。因而上蔡县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驻马店市中午召开欢送会,该市为了配合省工作组的进驻,配套组建了同样的工作组,同样是一个组两人。市委书记卢大伟在欢送会上说,“得艾滋病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富的原因,有钱了吸毒、嫖娼感染上的;一种是穷的原因,因为卖血而感染,这部分穷的群众更值得同情,他们的生命、生活、生产更需要关怀。”
      “我下去时,就和艾滋病人握过手、吃过饭,”卢大伟说,“不要想得那么恐怖,不要害怕。”
      下午,在前往上蔡县的路上,工作组的干部们都讨论起艾滋病传染的问题了,省交通厅公路局的张鸣处长问市里一位干部,“是不是下去过艾滋病村”。
      张鸣担心的是,“听说有极个别的病人,喜欢乱抓乱咬,有没这回事?”
      市建设局张春生也没下去过,他告诉张鸣,“前几年听说有这种事,刚开始大面积发病的时候,精神压力大,现在应该没有了。”
      张春生“精读”了下发的艾防知识读本和光碟,“研究表明,没有液体的针头,只有千分之三的传染概率,接吻有时不传染,不过只能轻吻,不要深吻啊。”他的话让车厢里的空气活跃起来。
      “但到了村里,整天跟艾滋病人呆在一起,传染概率还是很大啊,”一位干部插话,“除了血液、性、母婴传播三种途径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不明原因传播呢。”这话又让车里的气氛沉重起来。
      车到上蔡县边界,已经有几辆警车等在路边,在前面一路开道,接待显见越来越隆重。
      在随后召开的欢送会上,县委书记杨松泉的一句话,让工作组的干部们感觉很“贴心”,他交代县里的干部,“东道主考虑周到些,跟群众做好工作,不能让他们随便跑到工作组驻地,往床上就坐、拿水杯就喝,还要教育好群众,不要逼工作组的同志喝自家的水,难道喝口水就是尊重,不喝就是不尊重啦?”
      副县长聂荣分管艾防工作,他告诉工作组,疫情主要分布在县城正南偏东的5个乡镇22个村,大村有五六百病人,小的也有四五十。
      上蔡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这里的艾滋病人,几乎全部因为1995年之前卖血感染,聂荣说,“70%的感染者目前已发病,2000年开始死亡率很高,到去年政府免费提供抗病毒药之后,大为降低。”
      他还嘱咐工作组的成员,“随身一定要带创可贴,身上如果有裸露的伤口,容易传染。”
      当晚,工作组的干部们夜宿上蔡宾馆,明月朗照,串门的人却不多,一位官员和记者聊天,隔一会儿就说句,“明天就要下村喽。”
    
      进村
      吴仪在他家坐了半个小时,看他坐得远远的,又招呼他,“挪过来、挪过来”,她还叮嘱程光华,“要振作起来,政府是关心你们的,要让你们终身免费服药。”
      文楼村离县城只有两三公里,坐三轮车5元钱车资,从大路上望过去,村里麦苗青青、炊烟四起,农家风光旖旎。但开车的刘师傅死活不愿进去,“你加5块钱也只送到村口。”
      文楼的艾滋病状况因率先被披露,引发了外界对河南艾滋病的高度关注,从而在全世界也成为知名村落,看来在本地,文楼也受到了不同的“礼遇”。
      工作组早上9时抵达村里,还没到村部,车队就停下来了,小路两边40多位小学生,手舞红花、整齐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小学生后面是腰鼓队,腰鼓队后面是看热闹的村民。不过更多的是记者,摄像机、照相机,“枪炮林立”。
      陈瑞军一见这场面,就皱起了眉。安顿好行李后,他问村委会主任刘月梅,“我昨天不是说过,不要动用小学生嘛,怎么不听?赶快让他们回去上课。”
      一位村干部对他解释,“陈组长,别生气,刚好是课间休息,刚好是课间休息,工作组能够下来,不容易啊。”
      10时许,陈瑞军主持召开了村干部联席会议,村民们把院子和门口都挤满了,“听听这个干部说些啥。”
      屋子里面,村支书刘月梅介绍了文楼村的艾滋病状况:“村里一共3211人,耕地3270亩,有1700多人卖过血,目前有艾滋病人及携带者660多人,从1999年发病,到今年搁一块,死亡112人,去年就死了26个。”
      文楼村也是因卖血传染艾滋病的。村干部刘同心告诉记者,“1999年,村里的李金朵拉肚子,老是治不好,中医院的程医生没法了,请来了自己的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武汉市的桂希恩教授,他到村里后,发现李金朵是艾滋病,在了解到村里的卖血史后,桂希恩开始抽样检查,第一次抽5人,发现2个携带者,第二次抽20人发现了10个,他把抽血范围扩大到50-80人/次,当发现小孩中也有艾滋病毒携带者时,他流泪了。
      “文楼危险啊。”桂希恩此后开始了奔走,他给中央写信,给河南省委省政府上书,他带着幻灯片到村里到处宣传。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老桂免费给我们查血,听说查一次要500多块呢,他不收钱,看家里病号多的,还给三五十块。”
      上蔡县县长王富兴面对媒体时坦陈,“从1999年到今年,经过了自我隐瞒、逐步暴露、有效防治这三个阶段。”
      “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啊,隔几天就死人,村民恐慌、政府紧张、社会不稳定,”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大焕告诉记者,“2000年3月,我们组织了工作组进村,结果3个月后就被迫撤回。”
      王大焕是位40多岁的女同志,这位脸庞红红的副局长,是上蔡县第一个进入文楼驻村的工作组组长,也是被村民们接受的一位官员,在村里,记者看到,不时有艾滋病人找她,有的病人还笑哈哈地用手掐她的脖子,在文楼,这是一种表示亲热的方式,一般人只怕不敢“享受”,村民们也不会这样待你。
      迄今到过村里的最大的“干部”,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38岁的艾滋病患者程光华,当时看着吴仪副总理伸出来的手时,竟愣住了,他后来告诉记者,“人家这么大的领导,咱是个艾滋病患者,可她竟然要跟我握手。”
      吴仪在他家坐了半个小时,看他坐得远远的,又招呼他,“挪过来、挪过来”,她还叮嘱程光华,“要振作起来,政府是关心你们的,要让你们终身免费服药。”
      此后,吴仪在河南省的会议上提出,对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即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并要求以文楼村为试点,探索建立农村艾滋病防治救助体系。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始大幅提速。
      不过吴仪的光临,也给程光华家留下了“后遗症”:时至今日,两口子仍然为吴仪当天穿的是布鞋还是皮鞋而争论不休。
    
      “非典型”村落
      牛海泉出去发烟,人群看见他接近,就像潮退般散开,一圈下来,竟没有一人敢接他手里的烟。
      作为最早被披露的“艾滋病村”,文楼的知名度太高,吸引了太多媒体的关注,以致县里的领导介绍情况时,也反复说明,“文楼村已经成为典型了,不具有代表性,你们应该多到其他村看看。”
      文楼村的小学,由上级拨款40多万元修建,文楼的卫生室,配有X光机和CT机,文楼的村委会,县乡政府也投入3万多元修建新房,工作组现在就入住此地,会议室里摆了6张行军床。
      在工作组进村前一天,省教育厅连夜运来了20台电脑和桌椅等,赠送给文楼小学。
      文楼的村民,除了免费得到抗病毒药之外,其他治疗也相应免费,卫生室由县人民医院派人24小时值守。
      那么上蔡县其他21个艾滋疫情高发村的情况如何?记者抽取了后杨和庙王两个村,进行调查。
      庙王村属于上蔡县邵店乡,乡干部朱留云介绍,邵店属于重灾区,21个村,有13个村疫情高发。
      庙王村村委会主任丁志伟告诉记者,村里一共4700多人,15个组,160多个艾滋病患者,迄今已经死亡50多人。
      让丁主任担忧的是,“村民们得病了也不愿说,控制都不好控制,只能等发病时才知道。”去年全村普查时,只有1000多人愿意参加,而事实上,每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都是危险的传播者。
      一位村民偷偷告诉记者,“有的怕人瞧不起,怕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有的怕瞧不起病,都瞒着呢。”据村民们分析,“40岁以下16岁以上的,都卖过血,人数起码2000人。”
      这种状况以前在文楼出现过,现在庙王村又在重演。
      43岁的王琴是艾滋病晚期病人,卧床不起,全身长满疱疹,她已经无法回答记者的提问。
      王琴的爱人牛海泉刚刚抓药回来,他46岁,已白发满头。
      记者在他家采访时,院子外围满了村民,牛海泉出去发烟,人群看见他接近,就像潮退般散开,一圈下来,竟没有一人敢接他手里的烟。
      牛海泉家一共3亩地,去年种小麦收成1800斤,苞谷300多斤,种子及化肥花去成本700元,他留下4袋麦子作口粮,其余全卖了,之后交了130元农业税,所剩无几,给妻子看病抓药,他已经欠下1万多元的外债。
      他的女儿牛娜13岁,上小学6年级,今年学费125元,不料交上去又退回来了,说是政府免费,牛海泉拿回钱时吧嗒吧嗒直掉泪。
      除了每月免费的抗病毒药,现在牛海泉每月领取300元的“药券”,凭券可以在村卫生室拿药,虽然不够,却也解决了不少问题。春节时,政府还送来了50元钱、1袋面粉。
      他还没有查过自己和女儿是否有艾滋病,“等收麦之后吧,给女儿查一查。”他们一家三口仍然睡同一间房,惟一的隔离措施是,王琴睡窗户边,吃饭时单独用一套碗筷。
      和庙王村相比,后杨村的情况,要严重得多。驻村工作组组长,是省交通厅审计监察处处长张鸣,他告诉记者,“情况很严重,从去年10月1日,到今年2月1日,死了24个人,平均6天死一个。”
      张鸣当天开会时,得知旁边坐的村干部也是艾滋病患者,又吃了一惊。一天走访下来,他当夜辗转到凌晨2时半都不能入睡。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第一次知道农村这么苦、病人们这么可怜、艾滋病这么可怕,”他告诉记者,“真的对我震动很大。”
      村里最好的房子是刚修建好的卫生室,尚未启用,村干部决定将它腾给工作组,张鸣住了一晚,再也不愿住了,“赶紧腾出来吧,马上启用。”
      现在村委会的房子是危房,村小学也是危房,住哪里呢?张鸣还在犹豫,他准备自己掏钱,在县城附近租一个房,每天往返七八公里。
      事实上,最近在后杨村引起争议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村里的程向阳、程东阳兄弟俩,去年在家里办了个艾滋孤儿学校,免收学费,还供应一顿午餐,这事经媒体报道后,县教育体育局派人来检查,列出了4条意见:1.擅自举办民办学校;2.教室面积小、采光度不够;3.没有操场;4.教学设施简陋。
      去年12月11日,学校被迫关闭。但在此后,程氏兄弟陆续收到了各地的捐款4.3万元。这笔钱在村里引发了争夺战,目前,这事已经闹上了法庭。
    
      转变
      去年11月9日,毛春花第一次开始隔天轮休,她告诉丈夫,“原来家里的床,睡在上面这么舒服啊。”
      此次河南省向疫区派遣工作组,无疑是正视艾滋病的一个举动,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在党的组织行为中,肯定是对一个问题的重视达到某种程度,才会运用工作组这个方式。”王贵秀认为,“针对一种疫情派出工作组而非医疗队,说明决策者的意图,并非仅限于治病,背后有调查研究、参与地方政事、直接干预等多种综合目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派遣工作组无疑有不少的好处,陈瑞军认为,此次省里拨款8000万元,为疫情高发村落实“五个一”工程,“这笔钱一定要落到实处,工作组要监督整个环节,不准挪用。”
      “到艾滋病村去,对干部也是一种锻炼,”陈瑞军说,“现在的处级干部,搁家里谁家不像宾馆?制定政策、作决策时,农民的呼声,农民的疾苦,能听到吗?非得有点切身体验才行。”
      在此次下派工作组到艾滋病村的活动中,河南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不仅允许媒体自由采访,还主动公布了一些以往保密的数据。
      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透露,随着HIV携带者发病高峰的到来,河南正逐步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艾滋病村庄。2001年、2002年,河南针对艾滋病问题的资金投入分别为2800万元,2003年3950万元,而今年投入预算为4000万元,加上国家、地方的投入,总数已将近1亿元。
      2003年2月,河南省政府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数目为2200多人,2004年2月公布的数字,扩大了5倍,迅速蹿升到11844人,其中已经发病的人数为6310人。
      “真实的数字肯定还要高得多”,河南一位艾滋病研究者表示,因为还有大量并未检测的人群。
      在疫情高发区的普查中,“1995年以前供过血的农民已全面普查。”马建中说,“中度疫情发病村的普查已经做了1/3。”
      对一年之内数字的急剧上升,马建中解释,“这些都不是突发的,有过摸底,没有发现,不是不做,而是检测需要公民自愿。”
      在河南,目前通过检测来确诊一个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需要400元。而愿意出400元证明自己是艾滋病的人数很少。
      但在正视艾滋病的问题上,河南省的态度无疑越来越务实,从去年开始,河南对发病病人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全国免费总数是6000多例,河南占到了4325例。该省目前还正在酝酿疫情全面公开,预定于4月2日公布河南所有疫区的详细情况。
      河南省卫生厅的一位研究者认为,“某种程度上讲,公开了,就不危险了,因为公众都会防范,都会去监督,最怕的是对疫情瞒着盖着。”
      干部们都下到村里了,工作已然开始,但未来的路还很难。一些干部们也担忧自身的安全,一位工作组干部私下向记者透露,“万一我真的染上艾滋,谁对我负责呢?”
      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大焕也想过这问题,但她“说不清楚,活总得有人去干吧”,2000年,领导派她去文楼驻村,“你刚从农村上来,熟悉农村工作。”
      王大焕去了,结果2003年4月,领导又派她去文楼,这次是“三个代表”工作组,王大焕奇怪了,“为啥又是我?”领导说,“你对文楼熟悉了,村民都接受你啊。”
      这次,王大焕又陪同工作组驻扎文楼,她不知道4月份,她能不能轮换。
      县医院药房的毛春花,因为没人愿意换班,长达1年零2个月,每晚在文楼村卫生室值通宵夜班,王大焕看不下去,将事情告诉了局长和医院院长,去年11月9日,毛春花第一次开始隔天轮休,她告诉丈夫,“原来家里的床,睡在上面这么舒服啊。”
      毛春花总是说着说着就哭了。
    
      38个工作组的分布图(图表略,详见PDF01版)制图/向春
    
    
    
      在文楼村委卫生所,每天都会有一些村民来领免费的药品,用来减轻发烧、拉肚子的症状 中新社记者 慎重 摄
      陈瑞军在文楼村委卫生所同前来看病的艾滋病人交谈  中新社记者 慎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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