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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暴力拆迁的一些典型案例
请看博讯热点:强行拆迁

(博讯2003年12月11日)
    (编者按:本文12月2日来稿。出处不详。建议发稿者到自由发稿区,以加快发稿速度)

     目前北京市正对拆迁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到年底对拆迁、评估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依法运作和行政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设立专门的拆迁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中国经济时报根据读者来信、来电提供的情况和群众的迫切要求,对暴力拆迁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调查,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推动规范拆迁市场的工作。 (博讯 boxun.com)

         北池子居民:违法强拆后晾着拆迁户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若拆迁协议谈不拢,一些拆迁方连房地局裁决、法院强制执行判决都没有,就先行强制拆除拆迁户的房子,致使拆迁户流落街头,时间之长可达两、三年。

      家住东城区北池子大街3号甲3号的田文海,与其它两个兄弟一样拥有该院房屋建筑面积22.4平方米总共房屋67.3平方米,三兄弟平分。1995年三兄弟已经在法院签订了房屋分享协议书,兄弟三人每人22.4平方米,而且约定“如遇拆迁,任何一方不得侵害对方房屋财产权。”

      但在1999年2月20日该地公告拆迁,3月24日晚上,在没有任何协议、房地局裁决和法院强制执行书的情况下,拆迁方将田文海的房子强拆了。田文海找到拆迁办讨说法,拆迁办方面的答复是:被拆迁人虽然有该房的产权证,但没有在此房居住,户口也不在本地拆迁现场,因此把22.4平方米的房子平均成11.2平方米分别补给了他的两个哥哥。

      田文海不服气,向区房地局申请裁决,裁决结果与拆迁办的说法一样,只是多给了田文海房屋建筑材料折旧款8440元。田文海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维持区房地局的裁决。

      田文海又找到北京市房地局一位姓韩的处长,韩处长告诉他:依法来看,你所有的补偿项目都应该有,这没有异议。

      虽然有韩处长的答复,但田文海再去找拆迁办,对方的答复是:房都拆了,你还讲什么条件。随后,就再也不理他了。一直到今天,三年多的时间,田文海找遍了相关部门、多次找拆迁办,就是没人理会他。

      对于田文海所反映的情况,记者找到了1995年为田文海兄弟三人做私产证明的北京市二中院审判监督厅杨培俊审判员,杨培俊说:“我在当时的调解书上写得非常清楚,田家房产为兄弟三人共有,每人22.4平方米,都属个人私有财产,拆迁时应该平均为兄弟三人都进行补偿。目前,据我了解,拆迁方将田文海的私有房产补偿分给了他的两个哥哥,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做法。”

      杨培俊强调,虽然田文海让哥哥给看着房子,但其中没有租赁或其他合同,所以田文海的私产是属于他个人所有,拆迁方根本不应该将田文海的所得给其两个哥哥;而且田文海只得八千多元房屋建筑材料折旧款,从法律上讲这是没有道理的补偿认定,这对于田文海来说是非常冤枉的事情。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认真查清此事,还法律一个清白。>据了解,这是拆迁方惯用的手段:使地上标的物消失,被拆迁户就是想申诉、想讨说法,都没有了最现实的证据。最后,拆迁方将被拆迁户晾在一边,补偿金不管多少,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而且被拆迁户不跟在拆迁方屁股后面讨个一到三年,这一点儿的补偿金你还拿不到手。

     南池子居民:强拆一家吓走几百家 拆迁现场总指挥:与事实完全不符

     2002年8月,住在东城区东华门大街62号的袁德安因公房租赁合同中记载的实际房屋面积有误,正在与有关方面进行咨询与交涉。

      “在一切都还没有谈到拆迁这个话题时,8月24日中午12点,该地区拆迁总指挥带着三、四十人和两辆铲车来到我家,几句对话之后,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就被几个大汉由屋内拽出,紧接着,准备好的花盆、砖头、木棒朝屋内乱砸。砸完后搬出来一部分家具,铲车在几分钟之内就将我居住的前朝在故宫养金鱼的‘金鱼张’的故居给拆毁了。”袁德安对记者讲述。

      回忆当时情景,袁德安说,拆迁方来了许多人,马路两边还有穿迷彩服的小伙子站岗,在几分钟将房屋铲倒后,“总指挥”一挥手说“撤”,这些人迅速离开,当时围观的群众有上百人。炎热的8月,无处可去的袁德安在家门口树下的废墟上搭了个塑料棚,一住就是半个月。

      “袁德安家在没有任何征兆与通知的情况下被‘轰轰烈烈’地强拆,袁德安的家没了,财产毁的毁,剩下的第二天也都被民工抢光了。拆迁方当时的气焰把活了半辈子的老百姓们吓倒了。从袁德安被强拆的第二天开始,南池子陆续被吓走了三百多户。很多居民流着眼泪与拆迁办签了协议,好多人说:我们经历不起这样的折腾啊”一位观看整个拆迁现场的居民告诉记者。

      但当记者向拆迁方了解相关情况时,得到的回答与被拆迁户说的完全不同。自称是南池子拆迁现场总指挥的刘双林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袁德安所说与事实完全不符。因为袁德安家原来承租的公房面积为8.9平方米,自建房屋2-3平方米,东华门房管所的租房协议上也表明为8.9平方米。拆迁办希望袁德安选择一种拆迁补偿方式搬走,袁德安不同意,认为承租的公房面积有误,拆迁办与其怎么谈都谈不拢。后来经过侧面了解得知袁德安承租的公房转租、转借给了他人使用。根据《公房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将公房转租转借给他人,房管所有权与租赁人解除合同,收回房屋。鉴于此,拆迁办将工作移交给了东华门房管所,房管所按照规定收回了袁德安所承租的公房。”>刘双林告诉记者:“我跟袁德安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没有带人去动过她家一分一毫的东西,即使房管所收了她的房子,我们还让拆迁办的人去找她谈,此前提出的几种补偿方案她还可以选择。”

      原居住在南池子普渡寺西巷1号的谢玉春向记者反映了他们家被强拆的经历。

         谢玉春家402平方米的私房院落购买于1947年,房屋所占建筑面积153平方米,全部经过高档装修,连拆迁办的人都说:这房子真不错。

      2002年8月开始进行的南池子地区修缮和改建工作有规定,私房面积在150平方米的可申请自行修缮,谢玉春家也被同意可自行修缮。“但后来拆迁方又变卦了,连续六天之内发了通知书、裁决书、强制执行书,2003年2月24日下午两点半,在我们家没人的情况下房屋被强拆。至今,我们家十几口人无处可居,大部分住在办公室、社区警卫室等,两个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更是受到极大刺激。”谢家人对此难以理解。

      “我们家被强拆后,生活水平一下从小康滑到了糟康,周围的邻居看到我们流离失所的样子,都迫不得已与拆迁方签订了协议。拆迁方强拆一户吓走几百户的手段真是高明啊。”谢玉春说。

      南池子大街46号黎令书对记者说,她家的遭遇与谢玉春差别不大。在拆迁人看来,强拆既然为地方规章和政策所准许,那么野蛮或暴力手段则是不用白不用。

      然而,南池子拆迁现场总指挥刘双林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北京的拆迁工作大部分是按照拆迁法规进行的,特别是南池子地区是试点工作区域,从2002年5月16日开始,完全是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进行拆迁。南池子一共有1076户居民,其中低保困难户128户,我们对于拆迁户都给予了最大量的照顾。”

      华氏兄弟的遭遇:不但强拆还要拘留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59号住有三户人家一个家庭三个户口。哥哥华颇拥有公房9.1平方米,自建11.7平方米;弟弟华岩拥有公房11.7平方米,自建12平方米;母亲拥有公房23平方米以上均为使用面积。2002年9月27日该地公告拆迁,由于华颇、华岩与拆迁方就补偿金额达不成协议,国土房管局给华颇、华岩下达了裁决书,而法院只给华颇下达了强制拆迁通知书。

         “2003年8月27日早晨8点10分,他们强制拆除了我的房子后,又要强拆华岩的房子。我们兄弟俩提出法院并没有给华岩下达强拆裁定书,强拆手续不全,要求出示相应的法律文件,否则强拆华岩是违法的。但他们置之不理,华岩被推倒在地并遭踢打,随后给他戴上了手铐。而且最后将我也推翻在地戴上了手铐,与华岩一起押上了警车。”华颇对记者讲述。

    华颇还告诉记者:“华岩的妻子是刚从抗击‘非典’一线下来的医务人员,看见我们兄弟俩遭打铐,就掏出因抗击‘非典’而获得的荣誉证书希望他们放人。但法警说,要不是看你刚从‘非典’一线下来,连你也一起铐走。”

      华颇介绍说:“弟弟华岩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被押到法院后,我希望法院能让已经数小时滴水未进的弟弟去看病,法院也不理睬。到了晚上6点多,法院以妨碍公务拘留我和弟弟华岩15天。”

      记者经周折找到了西城区法院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孔根棣,他表示不便对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

      租住公房不搬,单位雇人将住户捆绑强拆

      9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独家报道了《北京一居民深夜遭绑房屋被夷为平地》即王志勇案。然而,当武灵新、郭玉梅夫妇向本报讲述自己的被强拆遭遇时,记者发现,野蛮拆迁原来在现实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武灵新1999年与单位签订了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16排平房13号公房租赁合同,房屋使用面积20平方米。2002年4月,该地发了拆迁通知,要求马上搬走没有任何补偿,武灵新认为自己符合拆迁法规中的补偿条件要求进行补偿。武灵新说,由于双方谈不拢,起诉到法院不受理,他也因不搬迁被单位通报批评。拆迁问题就此陷入僵局。

      “2002年8月23日凌晨0时左右,我们正在熟睡中,突然被一阵砸门窗的声音惊醒。我把门打开探头想看个究竟,就被一群不明身份、手持凶器的歹徒拽到门外,用尼龙网罩住反绑起来。我哭喊着救命,他们就拼命把我摁在地上踢打,并且堵上了我的嘴说:你再喊就捂死你。他们绑我的就有十几个人,最后打得我全身都是伤。”武灵新爱人郭玉梅向记者诉说。

      武灵新接着说:“我赶紧从里面锁上门,并试图打110报警,但发现电话线已被切断,我急忙用手机报了110。我从后窗逃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武警营房,后来歹徒还是将我也用尼龙网罩住绑起来,并不断殴打我。一名歹徒用刀顶着我说:我们收了人家的钱就得替人家办事,你再叫就放你的血。我们听到了警车的声音但警车没有进来,此时,我们的房子已经被拆了。我爱人再次打110报警后,警察来到现场既没取证也没解救我,只说了一句:我们管不了。就走了。”

         据武灵新介绍,当时现场目击者事后告诉他们,来铲房子的铲车牌照是用布蒙上的。事后武灵新也从洼里派出所张所长那里得知,警车确实来过,但到了第七研究院大门口不让进,所以没法来解救。

      “洼里派出所在我们的多次要求和朝阳区公安分局信访接待部门的干预下接待了我们,最后接待我们的民警告知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一次行动,是单位讨论决定的,党组成员共同承担责任,并且愿意对此事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武灵新向记者证明在派出所的笔录里也有这个调查结果。

     在采访调查时,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史正乐告诉记者,武灵新是几年前分来的大学生,由于院里正在建设一个国家级高科技项目信息站实验楼,要求2003年6月必须建成。武灵新所住的平房正是实验楼工程建设地,研究院表示以同等条件给武灵新其它平房,但武灵新不搬。

      史正乐介绍说:“研究院通过党组织多次找其谈话都没有说动他,武灵新提出要分一套两居室楼房或给30万元就搬,我答应他以后分房可以优先考虑,但30万元肯定不可能。就这样,武灵新一直没搬,但我们的工程建设时期越来越近,所以我们通过国防科工委写信劝导,后来到法院去告他,但法院没受理,又到当地派出所希望解决,都没用。没办法,我们就请人来办。”

      当记者提到武灵新所反映的他被网罩住反绑起来等情况时,史正乐说:“我们没办法啊,当时我们去拆的时候,武灵新拿了个菜刀站在门口不让进,我们才把他网起来的。而且我们事先也给派出所打了招呼,研究院拆武灵新的房子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工程,耽误不起。而且我们拆了武灵新的房子后还答应给他同等条件的平房,现在他的东西就在这个另解决的平房里。”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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