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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真是《河殇》的“总撰稿人”吗?(2)
(博讯2003年8月21日)
    苏晓康真是《河殇》的“总撰稿人”吗?(2)(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内情)

    谢选骏 (博讯boxun.com)

      (一)

    看到王小东的文章,知道我自己可能忽略了,王小东的立场是随机应变的。例如,王先生在中央电视台1988年播放《河殇分镜头稿》时,确实曾对《河殇分镜头稿》推崇不已:“《河殇》对长城的议论,足以击毁延续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长城从华夏精神之象征惨跌成帝王愚痴的蠢动。”他在和秋田草合作的《激情的阴影》中明确宣布过,“我们不想否定《河殇》的进步意义”,所以他现在回顾说“说实话,我在写《激情的阴影》时还对《河殇》的作者心怀敬意”。

    然而过了12年,还是同个王小东,摇身一变,又用红灯区的通用语言去这样诬蔑他曾经“心怀敬意”的“进步意义”:“《河殇》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而已。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

    为什么王小东老是捏造事实来“说理”?《河殇》什么时候“谈做妓女可以赚钱”?时隔12年,棍子先生还在利用人们的健忘来继续其诬蔑不实之词,可以想见他当初奉旨批判时,是多么不顾事实了。王小东虽然声称《河殇百谬》十分拙劣,但实际上他栽赃陷害的“方法”,比《河殇百谬》的断章取义,更加恶毒。王小东不知出于哪一种变态心理,老是声称用黑社会来保护妓女才合理。听说他去过美国等地,可能在红灯区作过某种“社会调查”,但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不是《河殇》的理论。他一面打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号,一面又站在供奉日寇的靖国神社的立场上,津津乐道地表扬那些血迹斑斑的日寇!俨然两个王小东,但哪个是真的?人格分裂到这种地步,还来谈论什么“中国之路”,真是学界的耻辱。

    

    (二)

    王小东在他所答非所问的“答复”中,拒不回答我的提问:为什么要用妖魔化(《河殇》)的方式,来颂扬日寇军头山本五十六?反而混淆视听、倒打一耙,说我承认《河殇分镜头稿》是卖国的。我那不过是套用王小东们的逻辑讽刺他们。如果按照那样的逻辑,王小东敢于在北京香山颂扬山本五十六,就是汉奸行为,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但我不想拿这个帽子扣他,不想学他。而他怎么把讽刺也照单全收了呢,真是善于吸收!

    王小东不信中央电视台仅仅支付给我200块人民币“河殇稿费”,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就地查证呢?至于他断言我实际所得“恐怕就要超出这个数字的2000倍”,有什么证据呢?王小东们就是用这种无中生有的方式来作出“社会学报告”的?王小东们也是以这种信口开河的方式来谈论“国际政治”、谈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吗?以前我还以为王小东们掌握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研究数据,现在看来很可能都是王小东们自己拍拍脑袋、平空杜撰的。难怪王小东们的言论可以这么耸人听闻!

    至于他所说的“其他好处”,中央电视台请我参与电视片《河殇》撰稿之前,我已经出版了四本书,发表了100多万字作品,而电视片《河殇》的播出也没有使我从副教授破格提拨为正教授。我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官倒;反倒是一年以后因此入狱。我没有逃避,我和自己的人民一起受苦。那时候,王小东在干什么?顺便说一句,我在八九民运期间没有写过一张传单、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本来不至于入狱----不是因为《河殇》,又是因为什么!而现在的著名“新左派”甘阳先生,当时虽然写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宣言之类的激烈文字,号召“推翻反动政府”,竟然逍遥法外、毫毛无伤。可见“河殇撰稿人”的罪名,比什么都大,只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也算“其他好处”?那时候,王小东在干什么?

    六四过后四个月,我的妻子临产,我才被假释回家,由于受到惊吓,小孩迄今病弱……请问北京香山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这样的好处你敢要吗?别说你不敢,谁都不敢要。

    

    (三)

    我想谈一谈,中国的传播媒体,应对《河殇》事件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有责任,就是连《羊城晚报》这样的地方报纸,都有责任。《河殇分镜头稿》播出后,《羊城晚报》找我约稿,我就写了《我与<河殇>》应之,文中就谈到了我单独写作的《河殇第一稿》与《河殇分镜头稿》的思想异同。我还清楚记得,当我和远志明从《河殇》拍摄现场出来时,我对他说,“你和苏晓康是老共产党员了(另外两位《河殇》撰稿人王鲁湘和张钢也是),所以你们成了国际主义者。我则是民族主义者”;他与我争辩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国际主义才是正途,马克思主义只是没有做好,但其立意是好的云云-----远志明那时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遗憾的是,我的这些回忆文字,被《羊城晚报》大笔一挥,不见了!我去哪里可以控告中央电视台?去哪里可以控告《羊城晚报》?它们当时(恐怕现在也一样)都是代表各级政府的。中国那时还没有民告官的可能(现在有可能吗)。

    虽然媒体如此,但我仍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1988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一文,明确提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具体来说:“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其原理在于:“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如现在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如未来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此外,我还尽力在《龙年的悲怆》(论文集,1988年)、《学术百家》(杂志,1989年1期)等处,摘要发表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并在《向东方》文集中全文刊载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不是我现在平空杜撰的。但这些声音却似乎被人故意忽略了。我不能不认为,中央电视台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这种角色,下面我举出一些电视片《河殇》出台的前后的例子,来略为说明:

    

    (四)

    1987年12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的青年导演夏骏和报告文学家苏晓康,来到我那权且充当宿舍的办公室,提出了一个令我感到惊奇的建议:参与他们正在策划的六集电视连续节目《大血脉》的制作。我并不认识他们,在人际关系决定一切的中国,为什么请我出山呢?他们解释说,《大血脉》构想原是风光篇《黄河》的解说,但后来进度太慢,《黄河》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放完了。现在他们要挽救这个项目,只有改变写作方向,从文艺性的变成思想性的,这样说服电视台继续维持这个摄制组。因为夏骏导演系刚刚毕业,想干一番事业,不能第一步就此夭折掉。

    而苏晓康是报告文学新星,在广播学院担任讲师,文笔不错,但对文明史的比较研究诸领域却很陌生;王鲁湘是美学研究者,也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他们因为看过我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其中有关黄河文明和航海文明、长城精神与浮士德精神、天子----超人----弥赛亚等比较研究很感兴趣,觉得我可以帮助摄制组开阔思路、提供资料、撰写剧本、邀请学者、参与制作。尤其是夏骏,极力呼吁我以此为社会做点贡献。

    我觉得好象不该拒绝一个青年这样的请求,我还记得自己毕业前后的狼狈处境,就答应去看看。就这样,坐上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位于军事博物馆旁的《河殇》摄制组。北师院的青年教师王鲁湘,正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们让我观赏电视片《黄河》,并向我介绍了背景性材料。之后,大家就开始探讨的基本主题,决定扬弃风光篇的老套,改采文化反思的方式(并不是以后所说的“政论片”)。谈了不久,我就发现这三位朋友对我那两本书中的思路确实相当熟悉,这样,大家的话题便迅速集中了起来:沿着长城、黄河文明,展开了对中华龙文化源流的思索,沿着对世界文明诸模式迁化变异的轨迹,探讨航海文明和黄河的蔚蓝色出路。……

    这样的讨论进行了几次,大约一周之后,他们提议我来写一个脚本。这样我一个人大约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作了《走出黄河心理》(文稿两万多字,原名为《走出延安精神》,后考虑到无法通过政治审查,所以用“黄河心理”来代替“延安精神”,用“黄河”来指代“延安”。是为《河殇第一稿》,区别于《河殇分镜头稿》,后来单独发表在《学术百家》杂志、《龙年的悲怆》、《向东方》(论文集,原名为《走出黄河心理》,后再度被迫改名出版)。当时我所在单位全国文联的研究部门正在主办一个学术会议,我就用《走出黄河心理》(文稿两万多字)作为会议论文,这样打印了100份,给了摄制组人手一份,其余交给了学术会议。由于是为电视脚本而作,跳跃性较大,作为会议论文是比较勉强的。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大家说应该进行分镜头写作了。于是决定我、苏晓康、王鲁湘各人负责两集。我负责的是第一集和第六集。这样,我就需要住到军事博物馆招待所去,摄制组在那里租了几间房子,王鲁湘、夏骏已经在那里吃、住了不少日子。(顺便说一句,由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雇佣了军人身份的技师,所以才联系到军博住,后来才通过军报发表了论争文字;并不是你们自己惯于依靠的特殊政治关系)可是我所在单位要求中央电视台出资3000人民币,租用我一个月,否则不同意给假。而中央电视台却不肯出钱,于是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我想呢,既然我已经写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那么分镜头稿我就少写一集吧;一经提出,大家都爽快地同意了。当然,由于最后一集最难收尾,于是还是要由我来写。我就把《第一稿》中有关“蔚蓝色”的部分集中起来,准备作为分镜头稿的第六集交差。就在这时,作家出版社的经理柳萌,因为我妻子不能下乡支教,利用刚刚试用的“招聘制”,蛮横地解除了她的编辑职务,我妻子无法和这个无赖理论,只能天天在那间办公室兼作卧室、饭厅的小屋中对我以泪洗面,弄得我五心烦躁,无法写作。

    而摄制组催稿孔急。没有办法,只有找两个人来帮忙。于是我给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方鸣打电话,要他帮忙找两位作者朋友,一位姓李,一位姓姚(住在中央党校里面的);可是这两位联络不上。正在为难的时候,方鸣说,远志明在薛德震这里呢,薛德震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与远志明合写过书,也是远志明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推荐人。我说,那就找远志明好了。我没有见过远志明,但他有一本手稿想在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出,我负责终审,觉得文笔还可以,就答应了。

    远志明到我办公室来后,我说还要找一个人与他合作第六集,我就不参加《分镜头稿》的写作了。但他表示还是想与我合作,不希望再有其他人参与,为了尊重他的意见,我只好写半集。过了两天,远志明找到我,给我稿子,很兴奋地告诉我,“我一个晚上就写完了。”

    我一看,似乎不够理想,但实在没有时间了,只好难为王鲁湘他们了。苏晓康后来为此责怪我说,“怎么搞的,几乎是我重写的!”我看了一下,远志明的原稿保留的确实不多。但远志明在《第六集》中的出场却很成功,所以多少弥补了缺憾。

    又过了一些日子,夏骏又来找我,说是我还得负责寻找学者到第一集和第六集里来发言,因为第一集和第六集,本来就是我的任务。我也得在电视中发言,因为我算是“学者”。因为所在单位不肯让我请假参与,所以只好用“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而不是研究部副研究员的名义发言。

    拍摄完了电视片《河殇》中的学者发言,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谁知有一天,王鲁湘又来找我,说是只有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给电视片命名!摄制组请我参与之前的构想“大血脉”当然不行,因为主题思想已经完全不同了。而我的《第一稿》原来叫“走出黄河”,大家认为也不够提神。我说,你找苏晓康一起来。可是夏骏和王鲁湘告诉我说,苏晓康被江西的《百花洲》杂志找到外地修改稿件去了!

    原来,有两位作者(其中一位叫陈放?)合作了一部《乌托邦祭》,投稿到《百花洲》杂志,杂志社觉得文采不够,决定请苏晓康前往润饰一番,希望这样比较好卖。这样苏晓康就丢下电视片,匆匆走了。而那天下午必须定名。怎么办呢?我建议说,以“巨灵”来命名电视片,因为巨灵是黄河转折处的一个著名典故。相传,巨灵是巨神,是主导黄河的河神,他主导奔腾的黄河,在征途中劈开挡住道路的雄伟华山。(见《水经注.河水》)。《晋书.左贵嫔传》对此记载说“峨峨华岳,峻极泰清,巨灵导流,河渎是经。"古代诗人则赞叹他说"河看大禹凿,山见巨灵开。" (赵彦昭《登骊山》诗)

    我对王鲁湘说,“巨灵”不仅象征了黄河那恣肆无情、吞没一切的性格,也传神地活画出了中国专制主义目空一切的风采:黄河,很象《史记.秦始皇本纪》御前会议里的秦始皇: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专制主义者十分注意创立新名词,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同上)

    “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多么伟大啊!然而,这种伟大的横暴是以牺牲民族活力为代价的。所以在电视片《河殇》第一集,轮到我出场,我就批判专制皇帝的黄河性格。可惜中央电视台过敏反应,大笔一挥,成为虎头蛇尾。

    我还指出,黄河----皇帝的横暴性格,也是现代中国种种苦难之渊源。用“巨灵”作题,可以较好表达我们对黄河文明的反思,是积极面的画龙点睛。我说完之后,王鲁湘突然由此想到,那么用“河殇”岂不更好。因为黄河的巨灵,千百年来已经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我觉得当时正流行一部名为“国殇”的作品,“河殇”似有重复之嫌。再说“河殇”似乎疲弱消沉了一些。过了一些日子,苏晓康回来了,也提不出更好的建议,就附议确认了“河殇”。

    我的感觉还是对的,“河殇”好象一个陷井,彻底塌陷了我们的命运,我们也仿佛成了古往今来漫长的“河殇队伍”的一员,继续加长了黄河受害者的名单。黄河啊黄河,不仅住在你旁边要身受其害,连谈论谈论你都十分危险!你看,远志明的原稿在《河殇》中几乎没有保留多少,但只要他榜上有名,就逃不过“河殇”的致命的吸引。至于我,虽然只是写了半集《分镜头稿》,还被改动甚大,而对“河殇”的命名(“巨灵”)也没有被采纳,但结果又怎么样呢?我没有外逃避难,但刘明翰教授、刘书林讲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不照样对我进行大批判吗?

    

    (五)

    王小东谴责我为什么没有在电视片《河殇》“红得发紫”的时候宣布和它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河殇》从来没有红得发紫,它一出来就充满争议,很快就遭到批判。我也是激于王小东等有来头的批判,起而为《河殇》的不完美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只是在“六四”之前,这种批判和赞扬一起被中止了,理由不是为了保护电视片,而是类似于九十年代初的“不争论”,免得引起社会的思想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能违背帮助年轻人的初衷,去作出这样的宣布呢?

    再者,如果我在那时公布真相,有可能被人们误解为是不同意电视片《河殇》的署名方式,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河殇分镜头稿》所援引的行文、所吸收的思想、所借用的象征(如“蔚蓝色”、“黄河心理”、“长城精神”、“龙--皇帝--圣人崇拜”等等),来源于我的《河殇第一稿》、《神话与民族精神》、《空寂的神殿》。而我当时是想传播正确的思想,并不在乎正确的署名方式。为了顾全大局,我就只好按下不表。

    我的这种态度,是真实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打着“河殇撰稿人”的名义去活动什么东西。举个例子:我是五位“河殇撰稿人”中唯一一个再没有和任何电视片制作打过交道的人。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回避“河殇撰稿人”这样的介绍,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因为我高尚,而是因为我尊重事实。

    电视片《河殇》播出后,好些了解我的朋友,都说参与《河殇》是我学术思想的一大退步,有人甚至说我坠落了。我跟他们解释说电视片《河殇》是宣传性的、大众化的、工具性的,不是学术性的、书斋化的、真理性的……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其中的修改,它在文词上很是激昂,造成了轰动效应,但确实给《河殇百谬》一类甚至给王小东们的攻击,留下了某些把柄;但木已成舟,中央电视台在剪辑完成之前,并没有把《分镜头稿》给我看过,征求我的意见。这是中央电视台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王小东应该知道现在,12年之后,世纪交替之际,我再来谈这段陈年往事,并不是为了置身事外甚至摆脱干系,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十一年前,在我遭到拘捕的时候,或是假释结束之后,我就会这么做了。那时,电视片《河殇》的其他撰稿人外逃避难,全部罪责都由我和王鲁湘来承担,我逃避了吗?!我现在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实在是因为再也看不下去他喋喋不休地攻击,他就象当年罗马元老院的老伽图那样,每次演说完毕,有事没事都要高呼“必须毁灭迦太基”;而且一边咒骂,一边宣扬日寇的靖国神社!

    他就是那压断了骆驼背的最后一根草(不论是不是秋田草),使我打破了一直保持的沉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诬蔑就俨然成了真理。血写的历史,无法用墨写的谎言来掩盖。

    

    (六)

    王小东说他光荣地接受了“民族主义”称号;我呢,当然可以对其抵抗所谓“主流知识份子”的勇气表示钦佩,但谁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自称在“重重围剿下至今仍旧十分艰难困苦”地对抗“中外权势集团”,然而,证据呢?

    至于说到民族主义,他最多也只是拾人牙慧罢了:除了上面所引《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回归祖辈的文化》一文,明确提出的“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的奋斗目标,早在电视片《河殇》策划之前的1987年中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中,我已经宣告: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对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第481页)

    我怎么到了《河殇》中就成了“全盘西化论者”了呢?!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还预告:“中国文化心灵的创造力量,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蛰伏冬眠之后,会倏然复苏。到处是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处有生的力量在喧腾,到处回荡着精神独立的声音。它在诉说……但你却无法确认它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这无关宏旨。重要的不在于说的是什么,而在于它想说、它敢说,并且说了……于是,有价值的、可确认的东西,才得以随之而出。”(《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第482页) 这不恰好是对电视片《河殇》“众说纷纭”现象的无意预告吗?正因为它是无意的预告,所以是真实准确的,不是阴谋策划的。

    在《书林》杂志1989年4期上我进一步作了“民族主义的宣告”:“是的,中国民族在近代所遭遇的不幸,也许只是其漫长历史上的一段短暂插曲而已。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世界历史的激烈竞争中连续保持千年的强盛,此理至明,中国又何能独外?但这个道理并不能反过来为不肖子孙们的懒惰、愚昧、低能、腐朽、奸佞做辩护,不能为他们心安理得地躺在祖宗的墓碑上酣然沉睡提供一顶心情保护伞。我愿做一个民族主义者。至于道路,则不拘一格。”

    可见,即使在“民族主义的征程上”,王小东也是姗姗来迟者(假如他是真的)。电视片《河殇》虽然在表达上有漏洞,我依然觉得它的原始出发点是好的,是民族本位的,正如我十二年前写的:

    “关于《河殇》意义等等,人们已是议论纷纷。《河殇》的原始出发点究竟是什么?简洁的说来,这原始出发点就是对黄河养育的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作一番清理与思考。这当然不可能象有的同志所误解的那样是:‘民族虚无主义的’。

    什么是‘民族’?须知‘民族’是一个不断生成和扩张着的开放性概念。假如有人把一切来自域外的技术和观念、物产和风俗,通通拒之于国门之外,那么我们的文明在许多方面就会一下子退化到石器时代。甚至,连最为经典、最为‘国粹’的殷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有来自域外的痕迹呢!因此,民族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吸收国际因素的问题,而是一个唾弃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见《羊城晚报》1988年7月21日)

    

    (七)

    不错,正是在上述“原始出发点”上,《河殇第一稿》与《河殇分镜头稿》是一致的!例如对“龙”文化的反省:《河殇第一稿----第五集----历史. 民族.“图腾物”》这样写道: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通途。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目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人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 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这是民族虚无主义吗?当然不是。这是批判民族奴性,是“奴性虚无主义”!中华民族,不是永远注定屈服在奴性之下的!

    

    (八)

    王小东断章取义、歪曲了我的原话:“《河殇分镜头稿》和我毫无关系”指的是它的定稿程序与我没有关系。至于它的产生过程,众所周知,河殇的三大象征(长城精神、蔚蓝色、龙与黄河)来源于《神话与民族精神》、《空寂的神殿》、《河殇第一稿》等,远志明先生和苏晓康先生都在他们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我怎么会否认这一切呢?他只摘引一句,却省略了我紧接着的话,他怎么这样作学问呢!

    看《神话与民族精神----第八章反思的余论之六----<坊记>、<大禹谟>与“长城精神”》一节(也是全书最后的话):

    〖在遍布全球的内陆式伦理社会中,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最为彻底世俗伦理的形式。它采取了直接的人文形式,而非间接的神权形式。尽管它在本质上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和个性,与希腊式的人文主义、现世主义有方向上的不同----但却摈弃了古代世界通行的神权政治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分裂的结果之一。

    中国古代的"礼教"文明,是"内陆防范型文明"社会的典型产物。礼的根本作用,即在于"防"。《札记·坊记》开篇明义地写道:"君子之道,辟(譬)则坊欤?坊(动词,同防,意为提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作者用"坊"来比喻自己心目里民族传统中人类的防范心理。"坊"作动词解,有规范、遏制、固定的意思,但无引伸.刺激.变更之义。

    从精神实质上说,"坊"是消极的,是防范型社会的理想。它把"防范恶"置于"开拓善"之上。它认为:"恶"是不能用"善"来抵消的。"恶"一经铸下,便无可挽回。因此"防范恶"成为最高的理想。至于善,相形之下反倒显得可有可无了。善,仅仅被理解为无恶之境。"坊",把"不足"当作最大弱点,是求稳妥、怕冒险的心态在作祟。而当旧心理看见新事物时,首先是注意到它的"不足"因为新事物的"不足"总是更多人们的心理对它感到更不习惯。"不足"之外,最大的毛病被认为是"逾",即超越既定的规范、方针。干份外事是"逾",走新路也是"逾",凡此种种,都属"恶",都在防范、抑制、杜绝之列。

    这样一种老态龙钟的价值观,扼杀了文化的生机。它无孔不入地浸逼到人的灵魂,斩尽杀绝一切萌芽。它在古代的体系神话中,已有早熟的老化表现,这就是中国神话中特别强烈的伦理至上观,以及恪守正统的古板思想。如原始的"天命"思想,本来不无许可.追求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精神,但由于它并不具有海洋式多元文化的内涵,由于它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终于在封建社会走势、僵化的总趋势中,日趋泥古,成为正统思想的堡垒。"天命",成为既定秩序的辩护士。"天命",坠落了。"天子",被封建专制暴君窃取为专用代词,它朴素的内质已被人遗忘了。

    《书经.大禹谟》(伪书,但不乏传说内容),有一段话宣布了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其代表性不亚于《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论:

    "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嘉言罔攸伏" ----"似乎近于"言论自由。"稽于众,舍己从人" ----"近乎"广开言路与民主政治。"不虐无告,不废困穷" ----"近乎"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思想。"惟帝时克" ----指出这一理想合乎自然规律,是在"上帝"庇佑下实现的。好象"很接近"西方式的社会理想,甚至等于基督教。

    然而,其中"野无遗贤"之说,却泄露了中国伦理社会的天机。这句陈套,几千年来反复出现、并变奏于各种繁多的社会政治著作、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戏剧中,成为对封建"政治清明"的最高赞颂。但它背后,却隐藏着独裁政治的文化一元论。

    "野无遗贤"、"礼贤下士",是说要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网罗到朝庭里,其动机与其说是珍爱才智、宏扬拓展文化,毋宁说是为了稳定统治者的秩序----控制一切有活力的人。这样,即便汇集了各方人才,但把他们充塞到刻求一律化的朝庭,实则更为彻底地堵死了文化多元发展的通道,是对文化创新的"釜底抽薪"。

    这一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很可能是对西周"学在官府"制度的回味。所幸,这个网罗才智烩于一锅的计划,实行起来不免打了很大的折扣,否则中国文化早就面临"大萧条"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巨人----诸子----的活动正是基于对这一理想的破坏。诸子的"恶",促进了先秦文化的大发展。由这基本的歧异入手分析,则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与近代社会理想相去遥远。它是典型的防卫型理想,"把各种见解和贤达之士内缩于宫廷,通过社会慈善的姿态来凝聚国力,而不以创造力开辟文明的领域,以外扩的热情到异地去搜寻实力。

    古代中国上层文化的这些特性,是其生存处境的特定产物: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座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干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1,游牧人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封建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内部(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象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 随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2300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医力,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我国文明的内陆气质早已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为"癣疥之患"。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 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象现代北非的含族柏柏尔人)。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6000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在封建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 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我们民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热爱和平,这是美德。它的基本精神是不倾向于外扩,它对保留既定之事物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但对开创未定之物,则持怀疑态度。这些品质,如果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离的空间中,当不致构成危害;但面对当前世界历史上此起彼伏的文化、经济的广泛交流,和政治、军事的扩张浪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势头的冲击,我们又该如何?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中,总愿过着"长治久安"的生活,把平平安安视为最大的幸福。这固然与几千年来缺乏法治、刀兵战乱、异族入侵等重重灾难有关,但是否也有精神上的老化倾向?征服空间、控制外在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要有效地实现它,必先控制和征服自己的惰性。对新事物持畏惧、怀疑、反感的态度,而习惯于墨守陈规,这是精神上老态龙钟的表现。这种老化不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封建社会文明的日趋没落而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之中!现代的世界,是推崇科学、技术、效率、力量的动态世界:它要把握"现在"。与此相反,在我们民族浸染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心理深层,却是看重"伦理"、"模式"的古老静态,用经过美化的"过去"来衡量和规范活生生的"现在",总想求得一个安乐窝,过安逸的生活。故而被目为一头"睡狮"。这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理状态,与"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多么格格不入;更会妨碍发现新航道的创造性活动。

    "变"----是一切事物的生命所在,"开拓"的锋芒所向,必将刺破"防卫"的盾牌。寻求新航道的远征,即使不那么合乎传统观念,也总比"固守阵地"更切实际----因为这是向前的出路!

    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多样的挑战,而对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再思考,有助于负荷着沉重历史负累的民族,轻装前进。长城精神有它历史上积极的一面,也有它现实中消极的一面。因此,对它反思、扬弃,让一种新的精神振兴中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官方文人王小东,《河殇分镜头稿》中有关长城精神的论说,就脱胎于此,只要你看得懂汉字,又不断章取义,就知道《神话与民族精神》的上述论说,可是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极力鼓吹民族复兴、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的。我又怎么会否认《河殇分镜头稿》和它的关系呢!

    只是后来的发展不同:《河殇分镜头稿》是沿着国际主义的方向,修改了《河殇第一稿》的民族主义方向;这一修改过程及其结果,当然是“与我毫无关系”的。

    而你们把这国际主义方向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逆向种族主义”……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否认与此修改过程和最后定稿有关,不是你所谓的“胆小”,而是尊重事实。牢都坐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九)

    我现在厘清中央电视台修改《河殇第一稿》为《河殇分镜头稿》的责任;是在王小东的百般谩骂下,试图还历史一个真相:挑起这场论争的是你,不是我。我特别看不惯你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却在北京信口开河歌颂我们民族的死敌。谁批准你这么做的?

    12年前,你借助攻击电视片《河殇》,开始在学术上的起步。现在,你已经会走了,请不要再诬蔑帮助你起步的《河殇》。尤其不要再通过诬蔑《河殇》,来颂扬我们民族的死敌。《河殇》是民族本位的。《河殇第一稿》是民族本位的,《河殇分镜头稿》的原始出发点也是民族本位的。

    要知道,在王小东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民族主义的征途”之前七八年,我已经作了民族主义的宣告了。这次让我打破沉默的,是王小东这位民族主义后学怎么可以在北京的皇城根下吹捧靖国神社和山本五十六这样的坏人,以坏我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如果王小东真是民族主义后生,王小东应该听我一句话:不要老是趴在香山脚下兄弟阋墙,而要真的一致对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有多大的利益可图,都不可吹捧我们民族的死敌。王小东应及早回头。不可吹捧日寇山本五十六!

     2001/01/01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请看:www.geocities.com/xiexuanjun/2

    

    《向东方》文集http://www.geocities.com/xiexuanjun/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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