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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万大学生遭遇失业难题

【博讯2003年7月11日消息】        中国《新闻周刊》:“天之骄子”为何成为就业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权威机构调查谁抢了大学生饭碗 (博讯boxun.com)

      毕业,失业?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偏差

      本刊记者/孙展 吴佩霜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于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于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

      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着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着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于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于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于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着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于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计算机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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