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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评论:从蒋医生被“冷冻”说起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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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5月15日消息】    


从蒋医生被“冷冻”说起 (一)

   戴晴评论

   在5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官员再度被境外记者追问:政府怎么看军队退休医生蒋彦永的“愤然揭发”。和每次一样,这个倒霉的一线小官,拿别的大话云山雾罩一阵之后,表情僵硬地挤出几个字:不了解。

   没有人相信认为他和他背后的当局在这个时候会对蒋医生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是,这名执政党小官,和别的大大小小的这类人一样,满脑子全是 “上边规定”、“统一对外”、“组织纪律”……以及“不能让这号人得逞”。

   哪号人?有话要说而且觉得到了危机时刻不得不说的人;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不为财富、不为红颜,只为良心遭受折磨非得“自行其事”一回了的人;出于专业本能和医生的良知,明知自己言论所指的对象,是有权、有枪、有整套的宣传机器,自己今后的处境可能很尴尬、很危险,但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的人。

   一线小官脑子里的非“这号人”是什么人呢?总的说来,是“不关己事莫开口”的“沉默的大多数”。专家们呢,长官这时候需要专家们么?需要!最需要的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赫赫的专家身份说党的话,比如1958年时候的钱学森和三峡工程上的张光斗,还有程度不同、档次分明的中钱中张、小钱小张。有了表现,“组织会看到的”,双方都心知肚明──除了那些没眼力架见儿、苯笨到家的“杠头”,比如马寅初、黄万里。

   4月上旬,SARS在中国到底发病多少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政府主管在全世界的追逼拷问下依旧不肯诚实面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这一切,与蒋彦永医生本没有直接关系。这位1940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医学院的301医院前外科主任,甚至不属于应急SARS的一线医生。但他“非常愤怒”了,因为仅以他在自己岗位上的耳闻目睹,和随手在自己同事朋友间做的简单调查,已经足够戳破政府主管的谎话。当然,他是军人,又是执政党的党员,又是1950年代以来延续半个世纪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很清楚知道一个月前就已经下达了的对SARS病情“不许宣传”的“纪律”,和这“纪律”后边的份量。他可能已经在类似“纪律”、“精神”、“招呼”之中度过了大半生,并亲眼目睹了无视或忽略“纪律”、“精神”和“招呼”带去的后果。但这次他郑重地、没有丝毫犹豫地将自己的“证词”送交媒体(最先送的是他所在的党掌控的宣传武器中央电视台,可惜无人理会),希望在这事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局面下,正视现实,共同投入对SARS的斗争。

   结果是,全世界知道政府官员的撒谎,他也从此被“冷冻”。

   他的袍泽,302医院的退休教授姜医生和广东的钟医生受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待。他们本来都是好医生,敢负责、有担当,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唯一的小小差别是,蒋医生走了火,而姜医生、钟医生碰巧没有。当局或许会说,对,就是这样。你蒋彦永要是不乱放炮,打乱领导部署,如今可能正当着在总后卫生部专家组,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为人民立功呢。如今──让你闹!

   如果蒋医生不是今天的蒋医生,而是一个更谨小慎微些、想自己更多些、甚至更有耐心更“相信领导”一些的人;比如他没找CCTV和凤凰,更没找Time,而是把自己的“证词”换个方式,变成向领导汇报甚至哪怕是越级汇报,他也不会落到今日之下场。问题的核心在于,他情急之下,见国人不理他,竟斗胆转向外人。

   在他的脑子里,病毒和防治病毒是无国界的,防止疫情扩散是全人类的事。4月中旬之后的事实和当局的姿态,显得也确是如此。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或者说没有足够充份估计:草民性命与“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发展(或曰发财强国),孰个轻孰个重,他当医生的与当官的是有相当不同的掂量的。君不见,不“稳定”何来经济发展,何来既得利益者们的“恭喜发财”?


从蒋医生被“冷冻”说起 (二)

   戴晴评论

    鸦片战争以后民间流传过一句话:“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连轴怕”的第一项如今照旧;第三项从来就是自欺其人;只第二项“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情形尚有些复杂。

   道咸同光年间,还没有国联与联合国,洋人到中国是明抢。就算有了亚洲第一快船,无奈打不过人家,只好割地赔银子。而今不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了核能力,还荣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扪心而论,我们的掌权者对洋人依旧心怯三分:维权守土比不上俄国,坚持己见比不上法国,追究战争责任比不上韩国……整个撑着一个泱泱大国架子处处显得没底气。为什么?一个字:穷。穷之上,还要加上两个字“措大”。穷措大的典型表现是:本没有钱,却爱花钱,特别敢花借来的钱,借钱的时候又绝不放下身段。比如这回抗非典天大的事,中央财政拨款20亿,而此前公款吃喝每年1000亿,50年国庆大典1000亿,三峡工程2000亿(这是官方给出数字,实际开销保密),还有总统座机、国家歌剧院、2008年奥运等等花哨玩意儿……没一项不上百上千亿,而且全是党说了算、领导说了算。

   这些钱从哪里来,除了祖宗留下的、透支后代的,另一个大头就是靠洋人,包括加工出口、吸引外来投资和出售种种权利(土地使用、资源开发、市场占有等)。

   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对中国关闭,也没有洋人再到中国来花钱。当局在4月15日之后投入全力控制疫情,宣传机构嘴里说的,当然都是关爱生命,但如果回想一下并不算太久以前发生、而且不见有根本解决措施出台的矿井塌方、学校爆炸,以及农民根本不敢生病这类现实,又很难不让人觉得,草民的命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这回的全民上下大动员,有相当成份是做给国际看的。

   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维持出口、拉住外资,以防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动荡;特别是以后再也不撒谎、决心增大信息透明度、创建基础医疗等等,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但时至今日,似乎多是议论与火线表态,未见任何制度性改变。

   如何看待蒋医生的“愤然揭发”,如何对待这自作主张挺身而出的“老同志”,遂成为当局是否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肯做些变革的试金石。或者换句话说:要想恢复国际社会对你的信任,不能不从蒋彦永做起。因为对他的评价,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一条底线,即执政当局对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尊重他们在重大国是问题独立发表见解的态度。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境外记者对此事一直揪住不放的缘故。记得CNN记者一个月前就问过卫生部高强“怎么让我们相信你”,高强回答“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他可能为自己熟练的外交辞令而得意,我们差不多要朝他喊:在蒋医生的事情上大度点、诚实点,比什么都强。

   蒋彦永和他的“冲冠一怒”,不是军事机密、也不是外人不得干涉的内政。他的勇气与见识,正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榜样。当然据说蒋医生如今还有吃有喝地住在家里,这比动辄发配、掉脑袋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好了许多。但对他的扼闷与冷冻,恰恰反映了现政权依旧脱不掉继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衣钵、实施集权统治的可憎特徵。正是这一特徵,而不是蒋医生对全世界说了实话,才是使得洋人不敢把你当成平等的夥伴加以对待的根本原因。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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