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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勤荣妻子段毛英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公开信

【博讯2003年1月30日消息】      我夫高勤荣因坚持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受打击迫害,无辜被判了13年徒刑。这个事件经过海内外媒体的报道,我认为都不详细清楚,现把这一事实详细告诉世人,以求国家新的领导人尽快结束这个冤案,恢复高勤荣的人身自由。

     自2001年第19期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以题为《披露“运城假渗灌工程”的记者在哪里》,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1月11日,南方周末报又以《反腐记者说了真话以后》为题,在一版头条发表了长篇《本报调查》。相继,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导报、农村青年、华商报、各界导刊、长江日报、法制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共鸣杂志、法律与社会杂志、读者内参、太原日报等全国各大媒体均先后撰文、转载了这一全国罕见的打击报复举报人事件。国外一些著名电视网及各媒体也要求报道这一事件。湖北省一百多群众联名上书中央,强烈要求惩除腐败!全国人大代表吴青教授来信慰问支持、声援。 (博讯boxun.com)

     前不久,2002年第13期的《民主与法制》详细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光、高占祥、魏明伦、张德勤、张契、潘霞、李前宽等人,在2002年“两会期间,以《反腐败的记者何以判重刑》为提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他们明确地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在提案中,他们还说:“缘于地方政府的腐败,纠正高勤荣的冤案,不仅仅是维护一个记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已涉及到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乃至国际影响!”此外,我夫的辩护律师李肖霖在该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运城某些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篡改、伪造司法公文的恶性违法行径。为此,该刊以本刊名义,“希望该案件能够引起中纪委领导重视,关注此案,并请最高院尽快依法再审此案。”遵照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该刊反映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对于运城地区公安处长燕和平和运城地区中院主管刑事案的副院长史加龙的不实之辞,我想借此将我夫的情况加以澄清。


  (一)

     我夫高勤荣,1984年调入山西青年报,中共党员,大学,1997年攻读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会员。历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1993年底下海到深圳《开放日报》,因该报停办,1994年底返回太原,便以自由撰稿为生。1996年5月被借到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

     他生性耿直,豪侠仗义、善良。能时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经常说:“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打天下靠人民,搞建设也要靠人民。作为记者,人民的呼声就是我们关注的热点;人民的怨声,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1987年根据群众反映,原太原市委副书记的儿子作恶多端,但他仗着关系在公安局看守所三进三出。高勤荣听后义愤填膺,深入有关单位采访。同年9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逮捕令发出之后》(与该报记者合作)。其儿被判处14年徒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深入农村、工厂、兵营采访。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山西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三下西阳》、《生命瞬间》、《裂变留下的沉思》、《共产党员的证言》等200万字文章。讴歌了党的方针、政策及各条战线的英雄人物。

     1990年他到运城采访,群众反映原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留起三年不缴党费。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在该报上发表了《党费风波》。山西日报发了消息,并配发了评论。该市委组织部将其党内除名。奇怪的是崔留起经商8年后又恢复了党藉,仍出任公安局副局长。

     1993年原运城市公安局乱高卡、乱收费,群众反映较大,他与中央电视台记者下去采访,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电视台发表了批评文章。时任该局局长燕和平又对抗新闻监督,造谣生事。他们再次发稿,燕得知后,到我家说情,被我轰了出去。

     1996年我夫奉命到运城写一本报告文学集,据该区贵院某负责人反映,副院长史加龙到广州买车(为他配备的车),结果他花了19万元买回一辆走私车(三菱吉普),开回的发票却是36万元,并且是广州三菱厂的。运城贵院出函查询,该厂回函说:“我厂从未出售过此型号车。”我夫在着手调查时,由于走漏风声,史加龙又频频找人说情,给采访增加了难度,只好暂时放下。没想到,这次我夫遇难后,他们竟然信口雌黄、落井下石。

     我夫到新闻界工作以来,毫不夸张地说兢兢业业,常常弃家而不顾。为此我们也拌过不少嘴。可他每次都说:“全国八九亿农民,生活水平远远不及咱们,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当农民出身,可不能忘了他们。”

     1997年运城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沿汾河两岸的新绛、积山、河泽、垣曲、万荣告急。洪水就是命令!他连夜赶往运城地区采访。与军民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但不见地委书记于志成和专员黄有泉。一打听,书记在太原开会,专员黄有泉却到北京看病去了。他十分气愤,为了慎重起见,在黄有泉回到运城后,他请示总编后,决计采访这位专员。殊不知,黄有泉态度极不冷静,强词夺理说:“我和北京的大夫早就约好了!”言外之意,运城的洪峰不该到来。我夫不甘示弱地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认为这个时候该去吗?”黄有泉答:“我请假了。”我夫又说:“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财产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你就好意思请假?”他们唇枪舌剑地辩论了一番,采访不欢而而散。回到住地后,我夫拟好了一篇《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脱逃》的内参,后因种种原因,此稿未曾发出。并且也埋下了一大隐患!

     1998年5月27日,我夫在人民日报揭露了运城的假渗灌工程后,终于爆发了!

     运城的洪水扼制住后,他疲惫地回到家里,我埋怨他多管闲事。他却说:“什么是闲事?有些事,你不管,他不管,党和人民的利益靠谁来维护?”


  (二)

     1998年对我家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

     年初,我夫给中纪委举报了运城弄虚作假耗资两亿八千万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后,中纪委领导批示“山西省纪检委先行查处”,当时,我夫欣然异常,他说:“作为一名记者,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自己的材料让中央领导批示焉更高兴的呢?”

     然而,同年4月3日,省纪检委段和平、燕国然通知要与他谈话,当时,我夫正在为母办理丧事。4月5日,段、燕将我夫叫到运城建北宾馆203房间,他们不谈运城假渗灌的事,反而让交待3个问题:

     1、你为什么要写这份内参;

     2、你的动机是什么;

     3、谁给你提供的线索。我夫直言不讳答:“为维护党的形象,反腐败。”

     当问到第3个问题时,我夫说:“你们纪检有纪检的纪律,我们新闻的纪律,不便谈。”但他们说,我们是代表组织来的,你要相信组织。我夫出于对党的忠诚,告了实情。没想到,不多时,他们便免掉了提供线索的运城行署驻京办事处书记苏兰群的职务。同年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该办事处副主任高满强毒打一顿,判了8年刑,现拘押在监狱。

     9月16日,经过半年多地毯式的调查,省纪检委燕国然没捞到任何稻草准备结案,与我夫做了最后谈话。9月18日,南方周末报突然在一版头条发表了长篇通讯,揭露了运城的假渗灌工程。并点名批评了省纪检委常委段志权和案件审理室主任赵胤。于是一场更大的黑色风暴又席卷而来!深更半夜,我常常接到匿名恐吓电话,我真为全家的安全担忧!

     10月16日、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以空前的报道力度对运城假渗灌工程曝光后,12月4日,我夫在京正准备到中纪委、全国记协反映情况,运城地区公安处三个干警,通过芮城县的王武斌将我夫骗出来,连夜秘密拉到该区的夏县看守所。因他们没拘留原因,该所拒收,又转至芮城县看守所(燕和平处长的家乡)。

     听到这一消息,我如五雷轰顶。立即赶到芮城,该所不让见,我只好含泪写了9个大字:“我爱你,我和孩子等你。”

     在看守所里,我夫不屈不挠。根据《刑事诉讼法》,在第7天就连续给地区公安处和市检察院写了28份抗议书,要求立即释放。1998年12月26日,运城公安拿去逮捕令让签字。我夫义正辞言地说:“我没罪,签什么字?”他们只好让看守所的人代签。

     1999年4月28日,又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听说要开庭审判,我们全家为能看上他一眼,半夜就哭作一团,次日早早就来到法院门口。那天,天气本来很晴朗,但太阳刚出来,就被几朵乌云遮住了。九时许,一辆白色警车拉着警笛驶到原运城市法院(现改为盐湖区法院)台阶前,我夫戴着手铐下来后,四下望了望,便从容不迫地走进法院的大门。我们拥上前去,被法警挡回。前一天,律师还告我们公开开庭。“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全国各地的记者嚷了起来。我们真没想到,法院也许是见人多,突然改变了主意,又采取秘密的审判方式。

     法庭上,我夫与辩护律师李肖霖当庭抗议,审判长凶神恶煞地差点把律师轰出去。

     门外,记者、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等旁听者纷纷要求公开审理。抱怨声此起彼伏特,但该院拒不让进。人们只好望着那庄严的国徽泪眼婆娑地退了出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艰难挪动着,我们在楼下翘首以待。

     休庭时,我们又终于看到了他。他双手举起手铐向我们微笑着致意。他妹妹从来没见过哥哥这副模样,失声痛哭起来。不懂事的外甥女哭喊着:“我要舅舅!我要舅舅!”哭泣声、叹息声响成一片。几位记者、朋友拥上去与他握手,他强忍着泪水,说:“不要哭,不要怕,你们放心,邪不压正,他们这种打击报复的行径总要水落石出的!”

     看着他瘦削的脸庞,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哗地流下来。我为他的不幸而难过,又为他的坚强不屈而骄傲!他在人生的最底处,仍笑傲腐败,坚信党的信念,维护着法律的尊严。

     审判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7点多。

     天黑了下来,人们围在法院门口,丝毫没有离开的意识。他们还想看看这位为农民说了句真话的记者,为何被判了重刑。一位老太太在人们的议论中气愤地说:“作孽啊,作孽!他们不让不让人们说话?”正说着,法院的大门开了,我夫走了出来,他看了我们一眼,又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人们致意。人群中,突然响起:“高记者,不要怕,我们支持你!”的呼声,在警车徐徐开动时,人们拥上去,将奶粉、食品都从窗户上塞了进去,亲嘱咐他:“保重、保重……”

     5月4日,该法院宣布判决结果,意想不到:他们将我夫打条借钱,判为诈骗;把别人还我家借款,判为受贿;把外人嫖娼,判为我夫介绍。令人吃惊地是,起诉书、判决书上明明打印着“证人情况不祥”,作为司法机关,就以此定罪,真让人不解,汗颜!

     更令人不容忍的是,运城司法机关头顶国徽、天平,恣意伪造、修改、后补司法文书,践踏法律的行为,全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正如李肖霖律师在辩护中指出的:“我们国家的司法机构,不是地主的家丁,或某一级行政领导的私人工具,应依法办案,不允许任何人超越法律指使司法机关违法办案。”人民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由祝铭山担任顾问、由周道鸾、张泗汉担任主编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一书中指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是我国几十年来刑事司法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历史经验证明,对有罪还是无罪的疑案,认定为无罪,即所谓‘疑案从无’,是唯一恰当的选择。这既符合刑事诉讼理论,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对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原则。”强行判决被告有罪,等于确认了司法机关可以用公然违法的方式践踏公民的合法权益。

     北京读者何方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后,在2月8日的《南方周末》报上发文说:“国家对工程项目失误造成的损失者,都要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黄有泉作为专员兼全区渗灌工程总指挥,不但没受到一点处分,反而由专员提为书记)。难道明目张胆、欺上瞒下,花费老百姓2.85亿元血汗钱,制造‘大跃进’工程就不了了之?那样的话,所谓的‘不管是谁,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在某些地区不是成了一句空话?‘人类洗清自己的罪恶,只有说出罪过的真相’(马克思语)。”中国官吏的腐败,已让人民头痛不已,如果司法再行腐败,不能公正执法,那将使老百姓对共产党仅有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

     1999年9月9日,我夫要从芮城看守所押往永济监狱了,与他朝夕相处的13名犯罪嫌疑人早就吃不下饭。走的那天,他们痛哭流涕地站在号房门口争着与他握手,连在场的干警都感动了。在看守所27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没有歧视他们,而是给他们讲法律、讲人生,讲如何遵纪守法、实事求是,重新做人。

     到永济监狱后,我夫给我来了一信,他说:“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权力的异化又来源于人性的不完善。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决定了掌权人总是难以排除以权谋私的可能性。所以反腐是我党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反就要亡党亡国。现在的腐败已向集团化、系统化、理论化发展,已形成强大的同盟军。他们的魔爪已伸入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已在领导的周围培植了自己的党羽和代言人。这对正义力量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对我国本来就甚为脆弱的公正体制和社会法律道德观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从这起冤案中,我就深深体会到:法律一旦成为权力的奴婢,就失去它的公正性;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和监督,人可能变成野兽,天使也会变成魔鬼!什么是违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司法机关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旦被腐败分子所操纵,它便成了一条暴残无物的疯狗。”


  (三)

     歌德曾说过:“希望是不幸之人的第二灵魂。”

     为了我夫的冤案,我30多趟进京告状,把仅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北京。但是,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眠泪不干,断肠落日千山暮,何时是归年?一次,我从京回来为没有进展而懊悔不及。尤其想到丈夫为国分忧、为民请命而蒙冤入狱,他精神上要承受多大压力和痛苦,止不住的眼泪流下来了。那天,我心情特糟,忽听女儿雅雅背颂杜甫的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便大喝了一声:“别忘啦!孩子弄不清怎么回事,噘起小嘴不吭声了。我突然感到对不住女儿。她爸爸曾吩咐我:“我不在家,孩子孤苦伶仃,缺少文豪,你骂她,她连个庇都没有,你不看她可怜吗?”

     想到这里,我抱着孩子哭了一顿,孩子有什么不对?杜甫的《春望》反映的是大唐王朝战乱的国仇家恨,蓦然,我又想到,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一天天强盛起来。但是,腐败又像蛀虫一样吞食着我们的国体,那一桩桩、一幕幕的腐败现象,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人们不也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悸吗?在她爸爸蒙冤入狱后,我怕她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一直不敢告她实情,连学校的老师及我的同事,亲戚都嘱咐在孩子面前不要谈及此事。如果孩子问及,就说爸爸出国了。

     一天晚上,雅雅不知从哪里翻出她和爸爸的合影相,依偎在便,看着照片问:“爸爸什么时候才回来呢?”只好哄她:“快了,快了。”她不耐烦地说:“两年多了,你每次都说快了,快了,怎么就不快呢?”我瞅见窗台上从奶奶家移回来的月季花说:“等那盆月季花开了,爸爸就回来了。”她呆呆地望了一会,立刻跑过去,拿起小耙子给花儿松了松土,又浇了浇水。那天夜里,她一直抱着那张照片睡到天亮。第二天,我还没起来,她倒跳下床,打开窗户,又让月季花晒太阳。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她爸爸。他决定给孩子打个电话聊聊天。谁知,那天,他打来电话问孩子想不想爸爸,雅雅只说了句:“想。”便泣不成声了。孩子两年多没见爸爸了,怎能不想呢?他在家时,每逢星期天,都要带孩子上公园、街上玩玩,饿了就在街上吃顿饭,现在我带她上街,只要看到她熟悉的地方,都会嚷嚷:“爸爸带我来过这里。”

     为赴京告状积攒路费,日子一天比一天拮据了。买菜也只能乘傍晚菜农们急着要回家,菜就便宜时(八月那天,我带孩子去买菜,买完菜不见孩子,吓了我一大跳,一看,孩子吮着手指站在月饼摊前不走,我顿时心伤透了!一摸口袋,只剩下5元钱了,只好买了两块月饼拉着孩子往家跑,中秋节,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欢声笑语,我只好与孩子孤灯单影暗自流泪。)

     月到中秋时,我拿刀将月饼切成两块,递给孩子说:“乖乖,你吃吧。”雅雅呆呆地看着月饼,又拿起刀在她那块月饼上,又切下一块,说:“这块留给爸爸回来吃。”看到这般情景,我鼻子一酸,急忙把脸侧过去。雅雅看见我,问:“妈妈,你怎么哭了?”我答:“妈妈高兴……”去年,孩子过生日,高勤荣在临狱亲手为雅雅做了个生日贺卡,并附了一封信。生日那天,,我当着她大妈妈、宝哥哥等人给孩子念了这封信。当念到:“雅雅,无论妈妈在哪里给你过生日,当大姨妈、宝哥哥在为你祝贺时,爸爸也在遥远的地方,会和他们一样为你——我的宝贝女儿同唱一首《祝你生日快乐》时,全场的人都哭了。”

     又是量个春天,月季花开了。雅雅又问我:“妈妈,月季花开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无言以对,将脸转向窗外,任泪水籁籁地流下来……

     愿大家都来为我们鼓与呼。据2002年第13期《民主与法制》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光、高吕祥等人的联名提案已由全国政协办公厅转呈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曾批示再审。现已半年多过去了,怎么就没人管呢?最高院肖扬院长在去年3月的九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承诺:“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我们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求救,为什么这起明明白白的打击报复、栽赃陷害案,不仅连个公道都求不上,有关部门连案都不给立?这究竟是为什么?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才能振兴中华。这究竟是谁骗谁?几年来,我为这起冤案跑得筋疲力尽、家破人亡、一贫如洗,这能不让人仰天长叹:人间正义和公道在哪里啊?

     按:最高院肖扬院长的话简直是在放屁。高勤荣这么大的冤案不就是在你当院长的时候发生的吗?你知道这个冤案制造者的最高后台是谁吗?你敢碰他吗?你当然知道,你绝对不敢碰他了。网上早已把制造这个冤案的大贪官,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贪官全部揭露得很透彻了。(卫明)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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