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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说进城后高岗是接班人/林蕴晖
(博讯2014年10月21日发表)

     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
    
     作者:林蕴晖
    
    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版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延安整风中就上升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1943年3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重新组成的三人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就是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之一,排名在毛泽东之后。由此奠定了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但到建国之初,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已经改变。
    
    建国初期毛、刘政见出现分歧
    
    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精华所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正是据此制订了夺取全国政要后的建国纲领。
    
    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根本战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全会决议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前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并且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就在二中全会闭幕不久,鉴于已经接管天津市的负责人对中央有关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政策缺乏理解,天津的资本家均在消极观望,整个城市生产停顿,市面混乱。1949年4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刘少奇在同天津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中,说:“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
    
      刘少奇说这番话的意图,显然是为了解除资本家害怕清算他们剥削行为的顾虑,鼓励他们迅速恢复生产,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贡献。
    
    但是,对建国后作为执政党的工作中心,毛泽东仍认为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据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回忆说:
    
      1949年5月份,毛泽东把我从天津召到北平,向他汇报天津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等情况。我将在天津四个月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完了之后,毛泽东留我和他一起吃晚饭、、、、、、我们边吃边聊。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意在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就在这时,毛泽东已把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就播下了此后毛、刘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的种子。
    
    刘少奇与高岗的矛盾
    
    看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并不知道,他继续在按二中全会的精神指导工作。当时,与高岗主持的东北局在两个问题上直接发生了矛盾:
    
    其一,1949年5月31日,根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反映东北城市工作中有宁“左”勿右的偏向,刘少奇起草并签发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电文以刘少奇到天津巡视,发现天津存在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的现象,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
    
    高岗对刘少奇在天津有关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不予苟同。他对东北局几个常委说:“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
    
    其二,东北的土地改革完成得较关内要早,在土改后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中,有一部分成了新富农。他们买车马、雇工、放贷,甚至买进或租进土地。这些新富农中,有一部分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村干部,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这些劳力强、农具多的农户走着千百年来勤劳发家的传统道路,成为多数农民羡慕和学习的楷模。但这与共产党要领导农民走集体化共同致富的道路相悖。而相当一部分农民因缺乏农具、资金或劳力也一时难以靠单干致富,有一部分农民因种种原因重新失去土地(出租或出卖),有的甚至成了雇工。如何看待农村出现的这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内明显有着不同意见。
    
    1949年12月,东北局召开有各省市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就如何对待新富农,特别是如何对待党员发展成富农,即是否允许党员有雇工、放高利贷等剥削行为,展开激烈讨论。、、、、、、
    
    1949年12月10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会上发言,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点,则需要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也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的基本道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高岗指出:“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队是对的。”
    
    会议按高岗的意见作了决定:对共产党员和普通农民做区别对待,党员不允许雇工、放贷等剥削行为。党员要带头走集体致富的道路。对于普通农民要采取教育、引导方式,使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对于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问题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
    
    1949年12月31日,东北局组织部下发了《农村支部工作指示》,指出:“应当教育党员积极参加变工组,大量在合作社入股,搞好变工组与合作社,是农村党员的基本任务。批评某些党员只想个人发财,不管多数群众贫困,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
    
    1950年1月,东北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张秀山带着上述问题到北京向中央请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张秀山到中央组织部向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反映情况,请示对富农党员的处理意见。
    
    中央组织部根据党当前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根据东北地区土改后农民的具体思想状况,从如何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发,提出了对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见。指出:“我们的意见是,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织,并须起带头作用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而这种现象在松江省和黑龙江省的某些地方已经发生。而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也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同时要告诉我们的各级干部,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1月23日,刘少奇对中央组织部关于农村党员雇工单干问题给东北局复函批示:“此件退安再讨论一下。”当晚,刘少奇同安子文等谈话,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怎样划清中农与富农的界限?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现在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现在这种农户在东北大概不会超过10%,其中真正够上富农的,所占比例必然更少。这种三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几年之后,可能并应该发展到80%,其中能发尽快成富农的可能有10%,其余20%的农户是没有车邓的贫农。所以,现在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
    
    如何看待今天农民要求变工互助?刘少奇认为,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经济发展了,变工互助势力势必要缩小,这是好现象,表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能够单干了,这也是应有的现象。70%的农户有了三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既要宣传与说明变工互助的好处,又要允许他单干。
    
    对那种主张通过变工互助以便将来发展成集体农庄的意见,刘少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集体化也没有机器,但是在国家计划生产之下,各农场已定了货,一两年内机器工具一定会来,因此集体农庄也能巩固了。没有这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直截了当地说: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用品。所以现在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这不是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
    
    党员成为富农后党籍怎么办?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己他只好暂时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即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这一万人中可能会有五千是愿意留在党内的。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民允许雇人,认为党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把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与党的现行政策作了严格的区分,把政策是否允许与共产党员是否应该又作了区分,特别是把多数农民还不能单干的现实与若干年后才能发展成为富农的可能作了区分,其根本着眼点在于:尽可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就是党在农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还于基本处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下,就担心农民富了怎么办,党员富了怎么办?显然是过早了。了即使真的出现了富农党员,也宜于“冷”处理,而不要“热”处理。
    
    安子文如实向张秀山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和中组部的书面答复。、、、、、、高岗明确表示反对,他在1950年3月召开的东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点名批评张秀山传达中组部的复函是错误的,批示各省、市委仍按东北局先前的决定办。
    
    在毛、刘分歧中高岗频频得分
    
    高岗在党代会对张秀山的批评,张秀山不服,于是争吵起来,高岗说:“刘少奇的谈话和对东北局的批复我给毛主席看了,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张明远回忆:高岗说,他把刘少奇的信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叹气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作主,出了不少乱子。”薄一波也说:“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与东北局意见相同的中共山西省委。刘少奇对山西省委这种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倾向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一种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正在进行的经济恢复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极为不利,必须引起全党注意,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视。因此,从5月7日到7月5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他在多种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将来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搞工业化,然后才能搞农业集体化的道理。
    
    根据刘少奇多次谈话的精神,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一文,提出“没有强大的国营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集体化。”“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7月5日,刘少奇将向马列学院一班学中讲授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的课程,并将山西省委报告印发,并写了批评农业社会主义的著名批语:“、、、、、、把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当毛泽东得知华北局与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后,即要杨尚昆通知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到他住处谈话。毛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以及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薄一波后来回顾这件事情进说:他(指毛)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刘少奇还通过范若愚向马列学院一班收回7月5日下午在春藕斋发给他们的材料。
    
    1951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4日,高岗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运动的报告》。毛泽东看后,十分赞赏,于17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毛批示说:“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在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要求各地仿效执行。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报告。在“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的部分,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薄一波有关先机械化再合作化,以及对待富农经济政策等观点。毛泽东认为高岗这篇讲话很好,指示胡乔木作文字修改,公开发表。这个报告后来在《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印成“活页文选”发行全国。
    
    张明远(东北局副书记)回忆说:“在对待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中,高岗得到毛主席的全力支持,大获全胜。后来高岗在东北局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说:‘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不能支持你们。’‘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觉悟,作了广大群众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的假象迷惑了眼睛,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
    
    由上可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政策上的分歧,高岗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鉴于1953年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加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调中央工作。从1952年8月至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一书记林彪,因病休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在朝鲜战场)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高岗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从延安整风到共和国建立之初,一直是步步高升的。可见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李锐说:“习仲勋跟我说过,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岗)。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委员(主席)。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高(岗)很得意。有一次,他见到我,对我说:李锐啊!你看,我这个人管经济啊。啊唷!非常得意。”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10/2014102114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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