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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否收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令”?(5)/陈守中
(博讯2013年01月08日发表)

    原标题: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呢?还是以言论为依据?
    现标题为博讯编者所加
     作者:陈守中
    
七、中央不可能命令边防軍不抵抗入侵边防之敵,蔣同期给其它地区的軍令证实此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酋长、国王、总统,以及中央政府,命令自己的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的先例。蔣公同期給其他地區類似情況的命令證實此。如九月二十一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自南昌向蔣公轉報駐煙台海軍劉珍年師長哿辰電:
    “聞日本於巧晚進攻遼寧,皓晚將省垣完全佔領,軍警盡被繳械。又,日軍艦一艘開來煙港,海軍有今日續來登岸消息。除飭嚴加戒備,究應如何態度,乞示方針。”
    
    二十二日,蔣公批復: “如果敵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謹守之。 中正養午。” 九月二十二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
    “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
    二十三日,蔣公批示:“應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 同日,蔣公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
    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 軍政部長何應欽亦於同日發佈告誡全國軍人書,指出: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備。
     九月二十五日,蔣公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渠:“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台,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全部計劃容會頒發。”
    十月三日,蔣公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劃,決定“以西北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並手擬對日開戰時之宣戰大旨,要求各國元首應共負公約上之責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
    十月五日,上海市長張群電告中央政府:日本海軍有於日內在上海華界登陸示威消息,請示應付方針。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於十月六日議決:
    “(一)在此種嚴重形勢下,惟有嚴令各地方軍警當局,盡力維持秩序,不使住在內地日本人民生命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以免為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內地登陸及炮擊沿岸海口要地之藉口;(二)日本海軍出動情形,如系為恫嚇中國政府及示威之企圖,無論提出任何條件,我政府決不為其屈服。在此原則之下,一切應付辦法,請主席隨時處辦。”
    蔣公於同日電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在華界挑釁,我軍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希與天翼(熊式輝)兄妥商決定。” 據參加當天特種外交委員會的邵元沖的日記:
     “關於日本近日軍艦來長江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為防禦,必要時取自衛行動。又,對於日軍侵犯首都時,亦決定堅持不屈,以期抵抗。”
    國民政府有準備抵抗的決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過。據報載:十月八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應召到南京,聞聽過國民政府主席蔣公有關對日方針的說明。當問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擴大擾亂,則如何?蔣公答:當然抵抗。當問及:抵抗有無相當準備?蔣公答:當然有準備。十一月中旬,馬占山報告日軍攻擊黑龍江省希望向國聯報告,請求制止,蔣中正電告馬:對黑龍江省抗戰,“已急催張副司令派隊援助”。 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了蔣中正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後因蔣公下野,蔣公親自领兵北上抗日的計劃被擱置。蔣復職後,又於一九三二年底,日寇圖熱日急,蔣公密備部隊準備北上,可張學良不但不准中央軍進入東北他的地盘,甚至不希望蔣去华北,打個電報給蔣:您很忙就別來了,“最好令子文兄先行來平,代為主持。而轉撥餉項各事,良可就近與之詳商。”對於張學良、盛世才這類軍閥來說,中央軍比外國軍隊更可怕。張、盛甚至幻想外國軍隊幫助他們“肅清蔣系勢力”。 在張學良、盛世才這類軍閥眼裡,中央軍比外國軍隊更可怕。因而,蔣公密備部隊準備北上抗日的計劃,由於張學良的反對而被擱置。(張只是事後,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央軍的。)此外,蔣公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就电告張:“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 二十三日,蒋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东北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不難看出,只不過蔣奈何不了像張這樣的軍閥,只能用張能接受的方式,來表達他內心的“嚴令”(“我自當嚴令東北軍節節抵抗”),與“急催”{蔣電告馬(占山)“對(黑龍)江省抗戰,已急催張副司令派隊援助。”}以及蔣為了維護中國表面統一,營造出一個“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的全民團結的氣氛,以對付惡鄰——日本,極力掩飾一切內部矛盾。但有時仍激烈到表面化,如公開指責張學良“既坐視敷衍而不力戰,又戀戀平津……處處為軍事障礙。”
    ……
    一系列事实充分证实: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命令自己的边防大军,不抵抗外敌入侵自己边疆,而让外敌直捣自己的心脏地区。更不要說当时已在全力平息中国内乱,为统一中国而苦战的中中央军,他们是多么不希望放弃即将成功的中国统一聖战。怎么会“命令”張“不抵抗”。让張的军队什么事也不干呢?都由中央军自己奔命于长城边防前线,与江西安内前线呢?
    
八、“不抵抗令”何在?

    用電波傳達的電令軍令,有完善的防止假傳、偽造、以及否認的方法。如嚴格的密電順序號、防偽密碼,以及極嚴格的收、發程序等等。重要的密電,甚至還有回復程序。如張學良給他指定的東北軍政負責人的魚子秘魚亥秘兩電,東北軍政負責人就給張回復:“北平張副司令鈞鑒,魚子秘魚亥秘兩電,均敬悉,對日交涉,謹當恪遵鈞旨,務從穏愼,已密令一體遵照矣,謹此覆陳,臧式。陽機印” 倘若連軍令都能偽造或否認的話,就會未戰先亂,根本不可能有後來的與日軍八年血戰。
    張學良“隨身攜帶”,裝在一個特製的小皮包內的不准抵抗的密電。 能見見陽光,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嗎?
     中共高官郭維城所説的“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的“不准抵抗密電”,究竟保存在哪里呢?
     学者们查遍南京第二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以及台灣《蔣中正總統檔案》館,在所藏的浩瀚的電令中,就就是找不到包括“銑電”在内的任何蒋公的“不抵抗令”。 且張學良至死也拿不出不准抵抗密電。
     不少研究者說,中央始終未出面澄清“不抵抗令”,他們似乎認為南京中央政府默認給張學良下達了不准抵抗令。 其實,作出此結論的學者們,並沒有深入的研究當時南京中央政府艱難的處境。蔣公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儘量麻痹日寇,消除日本對中國戒心,而放心北進,以能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以使中國避免戰禍,讓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不再進一步受戰火煎熬。以及為了營造出一個“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的全民團結的氣氛,對付惡鄰——日本。蔣公寧願自己忍恥負重,也沒有大張旗鼓的戳穿張偽造的“不准抵抗令,不等於說南京中央政府默認給張下達了不准抵抗令。相反,以蔣公“不讓友邦見輕”的性格,在他看來,“九一八”不抵抗是一種大逆不道的“罪惡” ,要他蒙受此“罪惡”,其內心所受的痛苦是非常巨大的。因而總會流露了出來,特別是情急時。如《西安半月記》中,就有“爾應回憶: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余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以余之寛容庇庇護,爾尚能安然遠遊海外。” 甚至,蔣公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曾極嚴肅的澄清過“不抵抗令”。只不過不少人過於熱衷於追逐戲劇性的熱鬧場面,而對能決定事物本質的基本事實,卻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而已。細心的研究者會注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陳布雷關於蔣委員長授意發動文教界聲討張學良罪狀致葉楚愴電》,指示葉發動文教界,要張學良拿出他在背後散播的所謂中央不准他抵抗的證據:
    “……
    (三),張及其代言者,每以“九一八”後節節退讓不抵抗之罪惡,誣加於中央,吾人應要求張氏公佈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棄四省之確據。
     ……”
    
    張始終不敢回應,“公佈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棄四省之確椐”的事實。證實張栽贓於蔣公的所謂不准他抵抗的密電,只是張用他自己總部的電報終端機打出的,只有他所需的文字,而無正確的南京中央政府密電順序號,以及其他的防偽密碼,經不起有關專家鑒定的偽造的密電。“亲历者”们常見到的張“像護身符一樣,隨身攜帶”,“裝在一個特製的小皮包內”,“蔣介石給他的不准抵抗的密電”。其實,只是張精心製作的表演“道具”。因而,張只敢用此“道具”,在他的亲信们即“亲历者”们面前,演唱他不得不執行此“命令”的“委曲與無奈”。以及“蔣在‘九一八事變’時,把我害得好苦,我當了替罪羔羊”等“代蔣受過”戲。卻從不敢拿出此“道具”,作為“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棄四省之確椐”,就可断定没有“不抵抗令”。因而外号叫“墙外铁道兵”的网友写道:“太想看作者的考证了,因而违规买了一本盗版的《劫蔣者的夢》。(可见这位网友很少违规的事,万不得已时做了一件违规的事,讲出来才没有那么内疚。)
    
九、張晚年改口的隱情

    張學良晚年改口了:“整個‘九一八’歷史,跟外邊聽說的不一樣,那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與蔣先生無關。我沒有接到蔣先生任何不抵抗的命令,(請注意“任何不抵抗的命令”八個字,即包括所謂“銑電”在內的任何不抵抗的命令。)東北軍不抵抗,是我沒有認清日本侵略的意圖。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爭的藉口。” 不少人為張辯解,説張學良的這些話有“隱情”,因而不可信,在張晚年改口了二十年后,不但中国大陆,就连海外仍繼續堅持他們的“張‘九一八’不抵抗,是執行蔣的命令”的説法。
    但是,張後來移居美國,台灣也換成反蔣的民進黨執政,反倒希望張多抖摟出蔣的醜聞,張應沒有那些為他辯解們所説的那種“隱情”了吧!張學良为什么不“改回来”呢?且對張學良來說,再一次改口,甚至多次改口,是家常便饭。就以不抵抗為例:
    張學良在“九一八”時說:“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庫房……”
    稍后,“九一八”不抵抗受到全中國人民的一致譴責後,張改口為:“‘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
    張晚年改口為:“東北軍不抵抗,是我沒有認清日本侵略的意圖。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爭的籍口。”即張把他在“九一八”期間不抵抗之罪惡,輕描淡寫成“我沒有認清日本侵略的意圖”這樣“判斷”上的“小錯”。以及張晚年把他不抵抗,説成社会共同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公報》的‘換了一個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樣的軍閥),他也是這樣做(不抵抗)’那一篇文章,簡直説到我的心中去了,我看了後十方佩服。” 張承认他“九一八”不抵抗,是當時像張那樣的人(軍閥),“與生俱來”,換了一個任何其他人(軍閥),也都會這樣做(不抵抗)。即不抵抗是當時像張學良、韓復渠這類毫無社會責任感、正義感,完全以個人利益取捨的軍閥“人格”所決定的,等等。可見,一再改口,對張來說,並不是難事。張為甚麼不在他移居美國,完全自由後,重新改口呢?同时,凡“親睹張學良口述歷史及日記”的人,都會感覺到張雖然口口聲聲的說:“‘上帝那本帳’,‘我不願説話傷人’。但當他講到蔣介石時,就怒髮衝冠,顧不得‘上帝那本帳’了。” 因而,張絕對不會為蔣隱瞞甚麼的,照此推理,倘若真有“不准抵抗令”的話,張絕對不會為蔣隱瞞,張為甚麼不讲出“真情”呢?
    更何況張一直認為是“不抵抗令”,把他“害得好苦”,使他“當了替罪羔羊”。 且口口聲聲的說“終有一日我會將此事表白於天下。” 張臨終前,應是張所說的“終有一日”了吧!可張仍未公佈他手中的“不抵抗令”,以洗雪他多年所負的“不抵抗之奇恥”。
    直到最近,《明報月刊》二零零七年七月號仍載文說:張學良晚年改口“有為蔣開脫之嫌”,因而不可信,繼續堅持他們的“張‘九一八’不抵抗,是執行蔣的命令”的説法。 所谓“為蔣開脫”的理由,是張説“那時的中央不是蔣先生,而是孫科”。但是,“‘九一八’時的領導人是蔣,並不是張説的孫科”,因而張“為蔣開脫。” 讓我們認真的考察一下張晚年整段話:“蔣已經回到溪口去了,他那時候下野啦。”“那時的中央不是蔣先生,那是孫科負責的時候。”“孫科的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機處理’,‘相機處理’是一句不負責任的話。” 但是孫科的中央政府給張的指示根本就不是“相機處理”,而是二次給張下達堅守錦州的命令。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電》張主任學良鑒: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本日決議,對於日本攻錦州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據此,應即電令該主任,仰即積極籌畫自衛,以固疆圉,並將辦理情形,按日呈報,毋稍懈怠,此令。國民政府有戌。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電 北平張主任勳鑒:……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各官吏及軍隊均有守土應盡之責,否則外啟友邦之輕視,內招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日軍攻錦時,天津或有異動,亦須預先防止。總之,望該主任深體政府之意,激勵將士,為國犧牲,是為至要。國民政府,卅亥印。
    
    如此明確的堅守令,竟被張晚年巧舌如簧的說成“相機處理”。可見,張晚年把“那時的中央”說成“不是蔣先生,而是孫科”;以及把孫科中央政府的堅守令,說成是“相機處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那些為張辯護者所說的“為蔣開脫”,而是在編造新謊言,掩蓋舊謊言。這種做法一石多鳥:既掩飾他自己曾編造的“‘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又掩飾了他拒不執行孫科中央政府二次給他下達堅守錦州的命令;且倒打一耙,还把他失錦州的责任,归咎于中央没有明确的命令。(只是“相機處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如此謊言,竟被張的辯解者們挑選出其中的幾個字,肆意解釋成“為蔣開脫”,令人驚訝!
    在“為蔣開脫”論者們看來,他們似乎認為只要張一直堅持説他收到“不抵抗令”,就會“死無對證”,而成為“事實”。因而他們企圖用“隱情”二字,來彌補張不能一直堅持下去。其實,偽造的軍令,並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張清楚的知道,即使張一直堅持説他的確收到“不抵抗令”,也不能掩蓋蔣沒有給他下達不准抵抗令的事實,因而張才不得不改口。倘若一定要用“隱情”二字,來描述張晚年為甚麼改口的話,也可以説張的確有隱情。但不是為張辯解的人所説的那種“隱情”。而是張若繼續堅持説“‘九一八’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的話,就必須拿出蔣給他的“不抵抗令”。倘若蔣公根本就沒有給張下達過“不抵抗令”,張手中根本就沒有經得起鑒定的真正的“不抵抗令”的話,就必須改口。這才是張晚年不得不改口的隱情。
    張晚年不得不改口,説“他沒有接到蔣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與他不敢回應“吾人應要求張氏公佈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棄四省之確椐”相吻合。這也從旁證明:軍令鐵證,不是想偽造就可偽造,想否認就能否認的。不管張如何巧舌如簧,但最終因為張手中實在沒有經得起鑒定的真正的不准抵抗令,他仍要正視事實,承認“九一八”不抵抗是他自己的“主張”;並不是張曾編造的“‘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
    看來,張及其親信口口聲聲説的“無法抵賴”,以及張假惺惺要找林肯的名言:“你可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或欺騙部分人民於永久,但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久。” 這都落在張自己身上。
    顯然,張晚年不得不改口,純粹因為張手中根本就沒有真正的“不抵抗令”,他過不了人們一再要他拿出他手中的“不抵抗令”這一關。這也不是他良心發現,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这是因为張不但沒有對被他偽造“不抵抗密電”矇騙了五十多年的人民有絲毫愧意;對被他偽造軍令傷害五十多年的蔣公,亦毫無歉意。
    在另一場合,張又說,“我現在認為我那時的判斷對了,為什麼呢?要不是九一八事變,日本會慘敗。” 在張嘴裡,張所做的一切均有道理。甚至張的不抵抗,也是他用來使日本慘敗的英明的戰略部署,連“我沒有認清日本侵略的意圖”這個“判斷”上的小錯也沒有了。能看到張对他在“九一八”期间一系列恶罪,有丝毫愧意吗?能看到張這个临近去另一个世界的古稀老人,“其言也善”吗?
    倘若人們認真的分析張學晚年改口词,可以清楚的看出,張又一次在編造謊言,把他自己含血喷人,嫁祸于人的恶行,推給他人。張說:“整個‘九一八’歷史,跟外邊聽說的不一樣。”是“外邊聽說的”嗎?張也太不痛快了,事實清楚的證明,是張親口編造多種版本的“‘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的謊言,還親自廣為散播。 连中国大陆著名的張學良資深研究專家畢萬聞先生也承认,“張在西安事变前,曾多次对亲信和朋友(包括楊虎城在内)讲过,中央政府和蒋,给他下达了不抵抗令。如果他晚年所讲的是真,那么,他在西安事变前,曾多次对亲信和朋友所讲的就是假话。二者必居其一。”
    不难看出:張的“他們給我諉過”本身,就是謊言。根本就不是“他們”給張諉過,而是張自己給自己諉過。如熱河失守前後,張在致蔣介石政敵胡漢民函中就談到,東北淪陷的責任應由蔣承擔。 還說,“蔣在‘九一八事變’時,把我害得好苦,我當了替罪羔羊,這是有證據的,終有一日我會將此事表白於天下。” 以及本章前面提到的出自張學良口中的一系列“不抵抗令”。能从这一系列事实看到張學良真的像他自己所說:“从来都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 吗?
    張真实行动告诉世人:張不顾人类交往的最基本道德准则,一直都在编造谎言,嫁祸于人。直到張晚年,不但没有对他自己所编造的谎言,有丝毫自愧。反而编造新的谎言,来掩饰已破产的谎言。張只是一个言不可信的小人,他的话不能用作为依据。張早在一九九零年六月八 日,回答日本NHK記者時就已改口了。可是二十来年后的今天,不仅“(中国大陆)主流史学界仍认为是蔣介石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蔣介石是发明者,而張學良只是忠实的执行,因此蔣介石应该对‘九一八’不抵抗负有主要责。” 就连不少港、臺、海外人士认为:張學良晚年改口“有為蔣開脫之嫌”,因而不可信。繼續堅持“張‘九一八’不抵抗,是執行蔣的命令”的説法。
    直到最近几年,人们认真的指出:“不抵抗令”既与当时情景完全不符,又违背最基本的逻辑。也看不到有所谓“不抵抗令”,影响、约束东北军“九一八”期间行动的痕迹。再加上張始終不敢回應中央的“公佈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棄四省之確椐”……清楚的证明“不抵抗令”的説法极其荒谬,不可能是事实。此后人们才不好意思繼續重复那些极其荒谬的的説法。
    既然沒有“不抵抗的令”,那麼所謂“車廂談話”就更成問題了。因而,筆者在此,一併“去偽存真”,詳細論證其乃不實之詞。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1/2013010809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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