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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否收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令”?(3)/陈守中
(博讯2013年01月08日发表)

    原标题: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呢?还是以言论为依据?
    现标题为博讯编者所加
     作者:陈守中
    
五、從時間來看,蔣不可能下“不抵抗令”

    時間很重要,讓我們認真的考察一下“九一八”夜,張學良究竟在幹甚麼?張甚麼時間才向南京中央政府報告。再看看南京中央政府有沒有可能給張學良發佈命令。
    
    1,張直到日軍佔領瀋陽後,才向中央報告
    
    1),“九一八”夜張的行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十點,日軍发动“九一八事變”。晚十點三十分,榮臻用電話向北平的張學良報告時,因“病”“必須”住醫院,而“不能回瀋陽”處理政務的張學良,竟正在北平前門外中和戲院,看梅蘭芳主演的《宇宙鋒》。“去戲院時,副官把長途電話室的門鎖上了,(電話)鈴響過不停,卻不能進電話室接聽。” 請注意考察時間所需的此一重要情節,此後的情況,可從他們那些已隱去他們明顯失職的回憶錄中看出概況。不能隨張一起去看戲,而留下來看門的小差人,從電話鈴響過不停,感到可能有非常緊急的事,不得不向正在戲院看戲的張報告此一情況。張知道僅僅只是電話鈴響後,吩咐副官先去聽一下,瞭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再告訴他。(而張本人仍繼續看他的戲。)副官從戲院回到醫院長途電話室接電話,知日軍進攻瀋陽,與瀋陽方面約好下一次通話時間後,(该时间当然是副官预计他返回戲院报告張后,張回醫院長途電話室接听電話所需的时间。)即不少書本上所說的“乃又一次打電話報告北平”。 再返戲院向正在看戲的張學良報告此一緊急軍情。{幾乎所有的張親信回憶錄中都說:“副官報告瀋陽緊急電話”。 張才決定接電話的。無鎖匙的小差人只能在門外,聽“門鎖上了”的“長途電話室(內的電話)鈴響過不停”,不可能知道是瀋陽緊急電話。只有有鎖匙的副官,從戲院回到醫院,開“門鎖”入長途電話室接電話後,才能知道是瀋陽緊急電話。}這次張知道這麼大的事,才從戲院回到醫院長途電話室接瀋陽來的長途電話。{據不少回憶錄稱:張準備從戲院回到醫院長途電話室接電話時,“戲將終場”。 }也就是說,張是在小差人與副官二次催促後,才去接電話的,自然耽擱了極其寶貴的時間。瀋陽方面,從日軍開始進攻時,就心急如焚的期待張的指示,自張殺了能獨當一面,處理事情,而張卻認為是不尊重他的楊宇霆、常蔭槐後,東北軍再無人敢自己做決定。這麼大的事,誰也不敢做決定。而張本人,又正在看他的戲,一直未給瀋陽方面急待的指示,致使瀋陽方面不知如何辦才好。因而有人認為,這是“九一八”那麼毫無章法的丟失瀋陽的原因。 日軍開始進攻時,還只用不能爆炸的炸彈試探,見東北軍不敢反抗後,才敢於進攻的。 當全副武裝的日軍四處追殺他們的時候,不知如何辦才好,“眼睜睜地望著敵人屠殺自己,存者的那些回憶,令人悲憤難抑,無法卒讀。” 王以哲的東北軍第七旅八千人,竟被日军一个连,即日本铁道守备队川岛中队,一百零五人,佔領自己的營房。
     等張從戲院回到醫院長途電話室接瀋陽電話時,電話線已被切斷,接着连瀋陽的无线台也被日军破坏。此后,他们试图利用新民县的通讯设备,相互联络。几经周折,張直到皓卯,才接到“瀋陽臧主席、榮參謀長”的報告。此時日軍已佔領瀋陽城了。 即從十八日晚十點日軍“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一直到皓卯(十九日上午五時到七時),因張本人只顧看戲,以及電話線被切斷、瀋陽无线电台被日军破坏,瀋陽方面根本就没有联络上張。張没有给解瀋陽方面任何指示,也不知瀋陽方面的真实情况,自然張也不可能将瀋陽方面情况,报告给南京中央政府。
    笔者以上根据基本事实所得到的结论,还为不少“文献资料”所证实。如:
    
    “(榮臻)午後十點三十分,他打電話到北京(平),緊急報告張學良,想不到,張學良未做任何指示……關於這時張學良的行動,傳出了非常不名譽的說法……”
    
    又如:
    “由於當時身在北平的張學良事發時正在同英國大使一起看京劇,聯繫不上,不敢擅自改變既定對日政策的榮臻含怒含淚下達了這樣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領營房,均可聽其自便。’”
    
    当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的记录仍完整保存,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等的回忆:
    “十點二十分,北大营打来电话,说日军突然发起进攻。”
    十點三十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报告给在北平的張學良,但是没有找到張。(大陆学者收集的资料证实此,即本章前面所引用的:“只听到電話鈴響過不停,卻没有人接聽。” 一直等到副官從戲院回到醫院長途電話室接電話。副官與荣臻約好下一次通話時間後,即不少書本上所說的“乃又一次打電話報告北平”。 同时也是后面所説的,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等人记录中的“接近十二點”的那次电话。)
    十點三十分许,北大营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又打来电话给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再一次请示应如何对付入侵者,荣臻命令不许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接近十二點,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又给北平打电话,可是线路已被截断。随后沈阳完全被日军占领。榮臻只得转至新民县,利用新民县的通讯设备,与張學良联络。榮臻向張學良报告日军占领沈阳情况的电报发自皓卯,即十九日上午五時到七時间。“第一手”资料清楚的表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根本就没有聯繫上張學良。因而就连有中国大陆“国安部”背景的凤凰电视在如此清楚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
    
    “当时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荣臻到处都找不到张学良,(张学良在外面看戏,不在岗位上,因而荣臻到处都找不到他。)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九一八”後,從瀋陽方面最初傳出的消息,即早期的紀錄,均是“九一八之夜,“瀋陽方面聯繫不上張學良”。如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東北義勇軍》一書,就是這麼說的。 当时的报纸也是這麼报报道的。只不過當時人們對“九一八”之夜,瀋陽方面聯繫不上張學良的原因所作的猜想,如有的説是因为張學良在跳舞,有的説張已进入梦乡等等,與事實有些距離。(这也难怪,因为他们的消息是从瀋陽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获得的,瀋陽方面的情况边防军长官公署熟悉。但北平張學良这一方的情况,就连公署也是靠“猜”,我们不要苛求他们“猜”的那部分百分之百的准确。)
    此外,有关资料从旁证实榮臻没有得到張學良的及时指示。如“九一八事變”時正在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團長王鐵漢,事後對“不抵抗”問題作過分析,就間接的證實了此一點。王鐵漢說:“‘不抵抗’似由於情況不明及通信不靈而促成的。” 又如榮臻説:“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 我们知道張學良自从杀了楊宇霆、常蔭槐后,他的命令在东北军中谁也不敢反抗。倘若榮臻真的及时收到張的命令的话,他只会通知部下坚决执行。且当时战争如此紧迫,前方官兵急待他指示的情况下,榮臻更不可能在收到張的命令后,仍“遂与其他人同到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后,再回答在敌军炮火下的官兵所需的指示。只有榮臻没有收到張學良的及时指示,而他个人又不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独自决定,只好找人商量对策后,再回答在敌军炮火下的官兵所急需的指示。
    但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僅僅根据当事人事后的辩解,来做结论。当事人事后的辩解可全信吗?笔者将張的辩解,歸納如下:
    “我那时在北京医院养病”,(在病中仍不辞劳苦的做外交工作,)“陪英国蓝公使看梅兰芳唱戏”。“约在十點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让我们认真的分析張以上“回忆”,诚然張氏曾在南京贪食鲜樱桃,五月底染上伤寒病,六月一日住进北平协和医院,(另一説法是五月底,还有説七月住院的。)已几个月了。他的伤寒病早已医愈,本应九月十日回沈阳,处理需他才能处理的重大问题。可是張僅僅“听説”日本人要暗杀他,就赖在医院不走了。 连外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也看不贯张如此不履行职守,多次赶他出院。显然,張本人生病住在医院的説法是占不住脚的。诚然張因大量使用毒品,与生活糜烂而造成身体虚弱,但医愈此类身体虚弱,不是协和医院的业务范围。且張學良倘若真的像他自己所説的那样,需长期养病的话,就应辞去边防军司令员这样需亲临亲为的重要工作,给能信任此工作的人去做,以免误国。
    “陪英国蓝公使看梅兰芳唱戏”是从事外交工作的説法,同样也占不住脚。外交场合,讲究同级别官员交往,即使外国公使有事找上门,也只需同级别的外交官员接见即可。張學良这位中国“第二把手”,专门陪一个外国驻中国的小小公使看戏,是从事外交工作的説法,太损中国国格了。
    張还在他的辩解中,表白他如何忠于职守。“约在十點三十分许”,就“立刻返回家里”,也是不是事实。“约十點三十分许”,被副官鎖了门的長途電話室内,(電話)鈴響過不停,卻不能進電話室接聽。 張根本就没有收到沈阳方面的消息。所有的资料都説,張良一直等到“戲將終場”, 才返回医院接電話的。
    “下命令”説,甚至被張自己所否定,正如那些热衷于張自白的人所説:“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关键的地方‘听不清’”。究竟是“听不清”,还是張讲不清呢?连張自己都讲不清的所谓命令,可靠吗?張如此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远没有能决定事物本质的基本事实有价值。因而此类自白,作为参考资料尚可。倘若用来作主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来在结论的话,就有问题了。此外,榮臻等人的“回忆”文章(交待材料),也存在同样问题。其实,榮臻等东北军的高官们,在事变发生时,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据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回忆:是“北大营打来电话,说日军突然发起进攻”,并请示应如何对付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才知的。并不是荣臻自我粉饰的那样:“余电询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中级军官也好不了多少,就拿北大营来说,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日军进攻当晚根本不在营内。下属的三个团长,也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当天是军队发军饷的日子,很多军官都违背军法,离开营地,出去寻欢作乐去了。)其中表现最好的王铁汉团长,也是在日军进攻后,听到枪声才赶回北大营的。王以哲和另外的二个团长,在整个事变过程中,一直未回营地指挥。那些正在酒宴中的东北军军军政大员,其中表现最好的,也只做到听到枪声后赶回岗位,他们不可能有他自己所説的那么迅速应变。因而东北军的士兵们不知所措,“眼睜睜地望著敵人屠殺自己。”
    
    2),張給中央電報的時間,证实蔣没有下“不抵抗令”
     張究竟甚麼時候,將日军入侵沈阳这一緊急軍情報告給中央的呢?這個問題很容易弄清楚,因為當時發送的電報,都清楚的記載日期。張十九日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有:转臧式毅、荣臻皓卯電等语。張是在他收到榮臻皓卯發來的電報後。才將他從臧式毅、荣臻皓卯電所知的情況,轉報告給南京中央政府。即張於皓卯(十九日上午五時到七時)後,才在醫院寫給中央的電報稿,寫好後,再從醫院送到能發電報的地方發送此電報。另據當時著名的外交家顧維鈞《回憶錄》:“九月十九日早晨約六點鐘……電話鈴響了,少帥要我立刻到他那兒去……我提出建議:立刻電告南京。”證實張是在折騰了一圈後,才准备向南京中央政府報告的。所以南京中央政府直到十九日下午,才接到張的電報。 當時不在南京的蔣本人,直到皓戌,即十九日晚上七時到九時,仍未收到張的報告。身在南昌的蔣公,此時從上海方面得知日軍武裝進攻瀋陽的消息。蔣公獲悉此惡訊後,心急如焚,立即致張學良“限即刻到”特急電。即“九一八事變”是,在東北抽稅收捐的張,反倒沒有從未在東北得到財政收入的蔣那麼急。反倒要蔣心急如焚的先電張,盼張“近情時刻電告”。 而不是張先向蔣報告以及請示應如何辦?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在邊關如此多事之秋,仍毫無心肝的在戲院看戲。痛失邊關後,仍能在北平醉生夢死。蔣公在“九一八”之夜,連夜奔赴平息外國代理人在南京中央政府心臟地區江西策動的大規模叛亂的最前線,盡職盡責。但聞“九一八事變”,仍痛心疾首,“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苟為吾祖吾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北,無人格矣!”據說蔣公唯一的娛樂是看京劇,“九一八”後,直到抗戰勝利這十四年,蔣公連京劇也不看了。可中共高級官員郭維城竟說蔣“若無其事”, 與事實明顯不符。
    
    3),張給中央電報的內容,説明蔣不可能下“不抵抗令”
    
    張向南京中央政府報告的內容:日軍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將我兵驅逐出營……以上等情,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尚無表示,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靡爛。 這就清楚的告訴世人:張是在“日軍將我兵驅逐出營”,且“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尚無表示”後,才向中央報告的。顯然,南京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日軍已佔領瀋陽後,才“馬後炮”,給張下達不准抵抗的令。因而,倘若中央要下命令的話,只能給張嘉獎令。嘉獎張不抵抗把瀋陽拱手送給日本,可張從未談及蔣公有表彰他如此做的嘉獎電。
    事實清楚的表明:“‘九一八事變’之夜”,張一直未給瀋陽方面急待的任何指示;也未向南京中央政府報告日軍侵佔瀋陽這一緊急軍情。南京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知“九一八”之夜,瀋陽发生什么事。他们也就不可能对他们未知的事,下达命令。
    再讓我們認真的考查蔣公在“九一八”之夜的全部活动,看他有沒有可能給張下達命令。
    
    2,蔣在日軍佔領瀋陽後,才知此訊
    
    1),蔣給張的電報內容說明此
    
    “九一八”後,蔣公給張的第一通密電是:
    限即刻到北平
    張副司令勳監,中(正)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辟之,近情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
    
     “皓”,十九日;“戌”,晚上七點至九點之間。蔣公作為國家元首,全軍統帥,仍以身作則,在“九一八” 之夜,連夜奔奔赴統一中國的聖戰最前線,盡職盡責。(而張在國家如此多事之秋,特別是張自己的家鄉危在旦夕的 “九一八”之夜,竟毫無心肝的在戲院看戲。)當時的通訊工具,遠沒有今天這麼發達。蔣公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晚抵達南昌後,才從上海方面得知瀋陽發生日軍武裝進攻之事件。蔣公獲悉此惡訊後,心急如焚,立即致張“限即刻到”特急電,盼張“近情時刻電告”。清楚的表明,蔣公此前未知“近情”,並急切希望(“時刻電告”)知道“近情”。且僅僅在他擬該電稿時,(十九日晚上七點至九點之間)才知“日兵昨夜攻瀋陽”。可見張及其親信們編造的,張於十八日夜請示蔣公云云,不是事實。直到十九日晚,“刻抵南昌,接滬電”,才“知日兵昨夜攻瀋陽”的蔣公,怎麼可能在此前的十八日晚,他尚未知瀋陽發生甚麼事的情況下,無端下達不准抵抗的命令呢?
    
    2),蔣的行程說明此情
    
    其次,人們還可從蔣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的行程,來分析蔣公究竟甚麼時候知道日軍攻瀋陽。十八日,蔣中正登上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沿長江西航,奔赴統一祖國的聖戰前線。十九日晚抵達江西,從上海方面的訊息,“知日兵昨夜攻瀋陽”後。蔣公隨即改變原定行程,決定回南京。
    可明顯的看出:蔣公決定不再去江西前線,而回南京的時間,是蔣公知道日軍進攻瀋陽的時間。
    即只要我們考查出蔣公決定不再去江西前線,而回南京的時間,就間接的考查出蔣公獲悉日兵攻瀋陽的時間。
    究竟甚麼時間,蔣公決定不再去江西前線呢,而回南京呢?
    顯然,該時間不是蔣公登上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沿長江西航的十八日,也不可能是沿長江西行途中的十八日夜與十九日晨。
    倘若蔣公在沿長江西行途中的十八日夜與十九日晨,知道日兵進攻瀋陽的話,他中途返回了南京,抵達不了江西南昌。
    
    3),蔣的日記也説明此情
    
    我們還可從蔣公日記的內容中,看出他甚麼時間獲悉日兵攻瀋陽。當十九日蔣公從從上海方面得知日軍武裝進攻瀋陽後,一連串的日記均圍繞“九一八”。如:十九日日記云:
    “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頃又聞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 並佔領牛莊消息,是其欲乘此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機會,據有我之東三省唉! 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速我危亡乎! 余所恃者,惟此一片血誠,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粹瘁,死而後已。”
    
     蔣公二十日日記: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後,心神不寧,如考妣,苟為吾祖吾宗之子孫, 則不收回東北,無人格矣!”
    
    而蔣公十八日日記云:
    “下午,研究地圖,看《中山全集》。籌畫對粵、對匪策略。一、對粵,決令十九路軍先占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為四屆委員。余在四全會中引咎辭職,而囑陳、蔣、蔡等應之。如果不從,則以武力牽制之。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則,欲速不達,應難見效也。”
    
    蔣公十八日這一天的日記表明,他在艦上所考慮的只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對待廣州成立的所謂國民政府,解決寧粵對立問題。第二個問題如何對待江西的共產黨。完全沒有涉及東北問題。可見他十八日,根本就不知道日兵進攻瀋陽。《事略稿本》也記:“十九日,公艦到湖口,換船,經鄱陽湖,抵南昌,忽接急報云:日軍進攻瀋陽。”可見此前,根本就不知日軍進攻瀋陽。
    此外,“九一八”後,蔣公給張的第一通密電的內容告訴人們:蔣公深知當時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五省”,為了維護中國表面統一,充分考慮張學良這類軍閥的接受能力,僅僅給張獻計獻策:“辟之”。 幫助張擺脫內外困境,幻想德服像張學良這類軍閥。從蔣公給張的密電的措辭來看,看不出蔣公曾給張學良下過命令:命令張不准做這,不准做那(包括不抵抗)的痕跡。
    不管是蔣在“九一八事變”後給張的第一通電報內容,還是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的行程,以及蔣的日記,都清楚説明蔣在“九一八”,沒有給張學良下達過任何不准抵抗的命令。
    
    3,南京中央政府方面的檔案資料證實此情
    
    南京中央政府的檔案資料,清楚的記載著他們收到張學良報告日軍佔領瀋陽電報的時間:十九日下午。 以及商討對策的時間:十九日晚。
    “十九日下午,國民黨中央接到張學良關於日本關東軍佔領瀋陽的電報。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當晚緊急舉行會議,研究對策。”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1/2013010809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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