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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人大规模偷渡事件“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送命”
(博讯2008年12月29日发表)

    
    来源:网易历史
     宋石男/大背景:反思偷渡与经济特区设立 (博讯 boxun.com)

    
    1979年,广东省的偷渡人数达到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发生了7万人大规模偷渡的严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复出视察广东省时,邓小平针对偷渡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相当正确。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差异。比如,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对上述情势并未讳言。相反,该书非常正确地指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严重偷渡状况的反思,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设立。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粤、闽两省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会议肯定了试办出口特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认为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两省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激起强烈反响。会议还指出,试办出口特区,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必须积极、慎重。最后,会议采纳了与会者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向他汇报:“试办特区前,珠海和澳门一水之隔,却差别很大。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老百姓不信,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向澳门、香港,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要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几乎全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过上小康生活,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的村子,除队长一户外,其余260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下嫁到珠海来定居”。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1972年以来广州偷渡概况
    
    
    
    1980年6月,共青团广州市委针对该市偷渡外逃问题,作了一个调查。报告回溯了广州在建国后的偷渡历史,并指出,1979年乃是最严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没有限制,许多人还从港澳回来工作。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开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现过持续几月的高峰,当时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 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 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数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数达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广州偷渡的人数达到建国以来最大的井喷,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25岁以下的25253人,30岁以上的仅百来人。青少年中又以农民、知青为最多,同时外逃面扩大,从待业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师、干部、军人乃至党员,都有参与。
    
    从社会学的冲突群体理论看,人们形成活跃的行为群体,需要有三个社会因素: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容易交流;三是背景相似。我们据以分析1979年的广州偷渡群体,可谓一样不少。首先,广州到边境相对近便;其次,此时文革已结束,民间舆论与交流异常活跃、频繁;第三,偷渡者多为青少年,其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比较容易形成认同。
    
    不过,仅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并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群体的心理特征或思想状况。
    
    
    
    他们为什么偷渡?
    
    
    
    根据当时的内部资料《犯罪心理学文集》,偷渡者的思想、心理大约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经济考虑。一个吴姓知青说:“下乡近3年,每天干死干活,只有4角钱。父亲去世,弟妹还在读书,自己无法补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招工返城,只好去偷渡”。这是为生计所迫,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港澳高工资的向往。雄文印刷厂黄姓女工,每月 40多元,买了自行车、手表,生活相对宽裕,本不想外逃,但有次陪香港回来的亲戚玩,看他几天花掉500元,很羡慕。这亲戚又说:“我也在印刷厂,每月 1000多元,你只有40多,太不像样了,为何不到香港来?”黄就心动了,后逃到边界被抓回。又有个广州市标准件厂的汤姓工人,交女朋友准备结婚,钱不够,一冒火,也跑去偷渡了。
    
    
    
    
    第二类是对现状不满,或对前途失去信心。一个干部子女抱怨说:“我在这里感到不自由,穿好点的衣服都要遭人议论,跟什么人交朋友也会被干涉,不如逃港。”还有个工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偷渡4次,屡教不改,问她是否考虑政治影响,她说:“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一个喜欢思考的青年工人逃港被抓回,说:“我看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现象,想写信给中央反映,提建议。但一想,写了信,说不定批下来抓我坐牢。干脆不管了,到香港研究哲学,当社会活动家”。事实上,相当多的人对前景悲观。广州缝纫机铸造厂的一些青年工人说:“过去20年厂里没大变,难道到2000年就突然大变样?又不是孙悟空翻筋斗云,很值得怀疑!”市团委在该厂两个车间发100份民意调查表,了解对四化的看法。许多青年觉得填也没啥意思,有的当场就把表扔到铸造炉里烧了,最后只有39人填表。其中,对全国、广州市、本厂都实现四化,表示有信心的只有7人,表示怀疑与失望的有22人,不置可否的10人。而在“最迫切愿望”一栏中,选择“出国”的有24人!这样的情绪甚至在小学生中也很流行,广州北京路小学3年级学生用“想”造句,三分之一的都写“我想去香港”、“我想去美国”一类的。
    
    第三类是想去探亲,或依附亲戚发展。相当比例的广州居民有港澳亲戚(比如广州三十六中,有 69%的学生有港澳亲戚),广州居民在1979年前后,每年收到总计近9000万美元的海外汇款。一个郑姓纺织工人很气:“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啥不让我去探亲”?他的父亲在香港,他两次申请去香港跟父亲,不批准,想不通,接连偷渡三次,都被抓回。
    
    第四类是受信息或谣言影响。1979年6月,广东省颁发制止偷渡外逃的通知,此后外逃骤降。 1980年初刑法和制止偷渡外逃规定外布后,一季度偷渡人数较前一年同比大降。相反,1978年《参考消息》曾刊发“香港缺乏劳动力”的报道,外逃骤增,有人还随身携带这张报纸。而在1979年3月,广州谣传“现在偷渡过去的可以发身份证,4月就不发了”,11月谣传“惠阳水灾,边防军都去抢救了,没人看管”,“明年刑法公布,偷渡一次劳教一年,要跑赶紧”等,都形成了一阵风的外逃高潮。
    
    第五类是偶然因素。东方橡胶厂有个青工,曾因偷窃被劳教两年。释放后,有次到佛山耍,恰好车上有人掉钱包,公安局不由分说就拘留他15天。他说自己没干,谁也不信。从拘留所出来,女朋友也跟他吹了。他想不通,就去偷渡。缝纫机设备维修厂有个青工,到新华书店买科技书,看门口有黄牛高价卖到深圳的车票,他脑子一乱,花30元买了这车票,找些衣服上车,到深圳后就去偷渡。抓回来后,单位、家里都很惊奇。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偷渡者的思想,其实来自个人意识抬头与从众心理诱引。多年来,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重集体、轻个人,螺丝钉受到广泛表扬而头马可能被视作“害群之马”。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境内外交流的增多,个人意识势必从集体意识中脱颖而出,正如前引干部子女的话:“管它呢,我只要自己的幸福!”
    
    从众心理的本质,则是由于真实或想象的他人影响而改变行为。在1979年,数量众多的偷渡事件、大肆流传而真假难辨的境外利好,都可能将个人意识抬头的青年推向从众的漩涡,恰如《泰克尼克号》中那句有名的台词:你跳,我也跳;你偷渡,我也偷渡。
    
    
    
    他们这样偷渡
    
    
    
    偷渡形式,人数最多的是步行。1979年广州28000多偷渡者中,约2万人是步行。第二是扒出口火车,这是1972年以来渐渐兴起的方式,1979年广州有2800多人这么干。高潮时,广州北站、吉山车站都发生过百人呼啸而上的场面。也有人远道到韶关、衡阳、南昌扒出口火车。火车入港界未入站前,偷渡者纷纷跳车,死伤不少。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区和水乡农民,1979年有2600多人这么干。此外,还有扒出口船、外轮的,也有外来蛇头用船艇引渡的,甚至有伪造证件、冒充港澳人士,大摇大摆出关的。
    
    偷渡实际上很危险。有偷渡者在堵截中被军犬咬伤,或过界后被英警打伤。而在险狭山路中奔走时,也有人摔死摔伤;在大海游泳,有气力不支淹死,有被鲨鱼咬死;扒出口火车,有摔死的,也有被闷死的。以致社会上的偷扒青年嘲笑偷渡青年:“我们是难受才花钱,你们是花钱买难受”
    
    也有将偷渡当成冒险游戏的小青年。1979年的一个夜晚,在边境的山头上,聚集了30多个素不相识的青少年,他们把带来的食物、啤酒吃光,狂欢,预祝“明天解放香港胜利”。次日早晨,趁边防部队换岗,分6个小组向边界冲锋,翻过两道铁丝网,到了港界。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只潜伏了一两天,就被解返,其中有人还说:“好像玩打仗一样过瘾”。
    
    
    
    
    偷渡的小青年,多数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打算香港混不下去,再到荷兰、新加坡,“大不了当乞丐”。有个科级干部的女儿甚至声称,到香港就是要找个“小开”结婚,好当阔太太。他们并且迷信,觉得偷渡成功与否主要在“命”。有个偷渡5次都被抓回的女青年流泪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命不好,但是,“命不好就要靠次数去搏”。
    
    在1979年,偷渡者一旦被抓回,不会被劳教,但会遭到处罚与歧视。在工厂的一般都调换工种,偷渡一次换一次,直到换成最差工种。农村的要罚款,按不在生产队的日子罚钱,每天1、2元,高的累计要罚几百元。此外,社会上的主流群体对偷渡者也多有歧视。一位偷渡被抓回的青年说:“现在没了地、富、右,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新五类分子。有风吹草动,先就整我们,不走干嘛”?因此,偷渡被抓回者的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偷渡的行为相当普遍。
    
    1979年最大的偷渡事件发生在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当然也有广州的青少年),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直扑深圳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边境就被人海吞噬。最终,有3万人成功外逃。
    
    这场惊变缘于一则谣言。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在当日也会“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当年的一幕,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深圳与香港相邻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众多尸体,它们仰面指向天空,证明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送了命。”后来,该原住民从派出所领到750元葬尸费,因为他埋葬了50具尸体,其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现在,近30年过去了,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偷渡”一词,似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人们仍然不应该忘记在1979年,那些为了谋取想象中的“自由”和“幸福”,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试图越过边界的青少年。他们是其所处时代的牺牲品,但某种程度上,也为划时代的政策----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反思与动力。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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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12/2008122909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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