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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图)
(博讯2008年11月18日发表)

    
    来源:北京日报
    
    
    1910-1911:东北大鼠疫 (上)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组图)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的一个实验室中化验。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组图)


    
    抬埋队在傅家甸收集尸体。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组图)


    
    1911年1月,哈尔滨公共坟场的尸体焚烧了3天。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组图)


    
    傅家甸里消毒车准备出发。
    
    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正随着南来的火车席卷整个东北
    
    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而来。
    
    木铺做的是木材生意,经常接待往来于中俄边境的木材商人和伐木工。但这二人却有些不同,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店老板旁敲侧击地盘问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自从1896年朝廷允许俄国以“借地筑路”为名修建中东铁路,中国人就没少受“老毛子”的气。这回居然又烧工棚,又撵人,真是把人欺负到家了。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
    
    
    
    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的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由于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加入了猎獭队伍。后来,《盛京时报》在追述疫病源头时曾有这样描述:
    
    “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这里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很多染病华工被俄人驱逐回国,他们沿着铁路一路往南,疫情很快传遍了东北平原。
    
    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区的所见所闻:
    
    “沿途所见,都是一袋一袋刚从田间收获的大豆。这些大豆,既肥且壮,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奋地工作,然间有谈论吐血发烧之疾病,足见瘟疫之潜势,已印入人心了。”
    
    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
    
    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
    
    当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即便是最熟悉哈尔滨地理的出租车司机也从未听说过傅家甸这个地名。但就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防疫专家毙命俄国医院,哈尔滨全城震惊。清政府下令:封城!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但此时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50余人,防疫医院里人满为患。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日俄方面也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
    
    就在一筹莫展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
    
    原来,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酸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此时,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儿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在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又颁布捕鼠令,云:照得本京地方预防鼠疫传染,如有捕得鼠子者,均就近送至派出所或区署,每活鼠给铜圆二枚,死鼠给铜圆一枚。并传知各区均立簿册填列收确数,按日报厅。”在汉口,“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圆二枚”。在天津,“刻已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凡捕得老鼠送交该局者,每头给予铜子一枚,以期根株尽绝”。东北三省更把奖金提高至“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据统计,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之多。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一排排棺木尸体露天停放,绵延一里有余。“焚尸!”伍连德被自己的想法惊得浑身是汗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丝毫没有减轻的趋势。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的达到183人。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此时的伍连德压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忽然,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防疫局下设有抬埋队,专门处理死者的尸体。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并由专人送往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制度虽然制定了,但随着每天死者不断增加,能否得到有效地执行,伍连德殊无把握。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怎么办?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
    
    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至于死亡之事,我国人视之,犹重保存尸体,既同于神圣之不可侵犯,而身后之供奉往往厚于生前,以为不如此,则子弟无以明其孝友,尊长不足以表其仁慈也。今者亦因防扼传染之故,乃欲其尸体施种种消毒之法,或则遽令掩埋,或则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击耳闻,能无不动于心乎?”
    
    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
    
    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毕竟,恶疾面前曾经固守的观念和习俗,此时是那样苍白无力。
    
    伍连德上书朝廷,描述了哈尔滨尸横遍野,无力掩埋的现状,并申明尸体中含有的疫菌将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不尽早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呈请圣上颁一道圣旨,准许火葬。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想来,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哈尔滨的文武官员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
    
    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被封为“鼠疫斗士”。胜利之后,他记下了那些牺牲者的名字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
    
    鸦片战争以来从未露过脸的清政府,这回可算在西方列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扬我国威,清政府下拨十万两银子专款,拟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届时,清政府将邀请世界各地的名医,汇聚一堂,研讨鼠疫的防治工作。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英、美、日、德、俄等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作为消灭东北大鼠疫的第一功臣,伍连德理所当然的被委任为会议主席。
    
    会议期间,伍连德见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锡良笑着对伍连德说,当时他没有委任迈斯尼为防疫总医官,而选择支持伍连德,真是自己最明智的决定。
    
    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
    
    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虽然观点不同,但却为中国的防疫工作献出生命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便深入东北疫区的英国年轻医生杰克森;为支援防疫而临时上阵的中医大夫徐世明……还有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英勇的防疫队伍,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才得以扑灭;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中华民族才能历百折而不倒,日久弥坚。
    
    感谢哈尔滨医科大学马学博老师、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黑龙江日报曾一智女士以及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女士的学术支持。
    
    参考书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伍连德自传》、《国士无双伍连德》、《1910年-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以及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盛京时报》、《大公报》。
    
    资料照片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提供。 _(网文转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11/2008111815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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