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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当代中国是地球环境的最大敌人
(博讯2015年10月20日发表)

     童大焕 独立学者
    
    童大焕:当代中国是地球环境的最大敌人


    
    资源的过度损耗、环境的过度破坏,今天中国出现「国在山河破」的悲伤局面。
    
    谷歌公司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交互式地图——「全球森林监察(Global Forest Watch)」,它可以实时显示全球森林的覆盖情况。网络上出现该幅地图的数据来源有多个,其中包括了NASA的森林面积覆盖率的分析数据。于是,网络上出现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一幅不堪入目的中国地图》这是一幅令中国人悲伤的地图,地图上最深的绿色表示森林覆盖率在75%-100%,次深的绿色是50-75%,浅绿是25-50%,灰色表示覆盖率低于25%,粉色表示树木正在减少。
    
    在亚欧两洲的森林覆盖图上,找遍中国地图,几乎找不到一点深绿,大片的灰色之下,偶尔稀疏地出现浅绿,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则笼罩着令人悲伤的粉色,表示森林正在减少。
    
    相形之下,比中国大陆更寒冷干旱的中国北部的俄罗斯及其同纬度地区则基本上一片翠绿,被森林所覆盖。同纬度的日本、韩国、法国以及中国台湾岛乃至缅甸、尼泊尔则明显状况要好得多。基本可以说,谷歌卫星图俯瞰,中国的四周一片绿色,惟独中国被大片黄土所覆盖!
    
    根据GFW的统计,2001-2012年间,中国森林的损耗面积位列全球第六。中国期间共失去约611.3万公顷的林地,而新增的林地面积仅约损失份额的1/3。俄罗斯、巴西、美国分别是森林覆盖损耗量最高的三个国家。而在2012年,除台湾地区外,中国的林木覆盖规模为1.64亿公顷,美国和俄罗斯分别为2.61和7.42亿公顷。
    
    通过在Global Forest Watch网站的检索发现,当以森林覆盖为指标进行浏览时,中国大片国土置身于灰暗之中。除东北边境、江南丘陵、西南部分地区外,中国西部及北方地区的绿点分布廖若星辰。然而,周边国家的森林覆盖度更鲜明地加剧了中国林地的尴尬处境。将地图等比放大后,中韩日东亚三国首都所处的森林环境令人国人羞愧:北京周边仅有少量森林覆盖,在地图上若隐若现;首尔则被簇拥于附近成片的森林当中;而东京周边的森林密度之高,使日本国土犹如被喷绿漆,非林区的灰白地带在地图上难觅踪迹。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损耗?还是因为别的制度安排不合理,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损耗、环境的过度破坏,形成今天「国在山河破」的悲伤局面?
    
    我的答案是后者!
    
    我们曾经一度认为人口过多是我们经济不发达、环境破坏大的主要原因。但我们的很多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具体到水资源问题,等等,都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因为制度失败导致人口分布和资源利用不合理,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所致。
    
    近代以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近两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了一半,意味着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世界平均水平升高了一倍。而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更实行了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大规模、长时间计划生育政策(至今未解除),使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人口的减少丝毫没有缓解中国的人类活动对地球的破坏。中国的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破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代中国,当仁不让地成为地球环境的最大破坏者和敌人。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长达66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与自然规律支配下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为敌。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城市化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是节约土地、资源同时又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率、强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提升人类自由与生活品质的经济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和要求。但是,愚蠢的中国决策者和半桶子水的知识分子,一直以「中国从来就是个农业社会」(我说你成人之前从来还都只是个受精卵呢)等各种理由反对和阻碍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通过严格的、人为的户籍管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砍伐树木以大链钢铁和大规模开垦土地、大小三线建设、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大跃进、就地城镇化、西部大开发、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等等,妄想把人留在乡村和小城镇。
    
    为此,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若干年前,中科院通过卫星遥感,曾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严重超载造成许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1.5倍,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中科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平方公里,少了一半。
    
    换句话说,人口不能自由进入城市,导致大量人口被迫滞留在农业和农村,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国家和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土地过度耕种过度开垦,对自然形成极大破坏。
    
    朝野上下对大城市化恐惧,使传统的城市化呈现出与世界发展潮流相背离的「规划逆城市化」倾向:在本该城市化的大中城市,呈现出普遍的「过于保守的城市化」问题,画地为牢,严防死守,对大量业已自动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权利和福利视而不见,导致规模史无前例、后患无穷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而在很多从自然发展规律上看注定要衰败的一些中小城市和乡村,则普遍出现地方官员主导下的「过度城市化问题」,鬼城空城遍地,高铁站上结出一个又一个硕大的「新城苦瓜」。
    
    完全可以这么说:当代中国一切阻碍正常城市化尤其是阻碍中国正常大城市化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除了在城市化问题上的战略性失误以外,还有两大因素也在加剧中国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一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而不是由市场主导经济发展,导致严重的政府和官员短期行为。为了官员短期任职内的经济发展,不惜牺牲环境。环境保护法律在中国像橡皮图章,有模有样却无丝毫力气。
    
    另一大因素是土地公有(国有或集体所有)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全面而长期的公地悲剧,使用时竭泽而渔,保护起来则软弱无力。尤其是私人资本很难进入到保护自然与环境中的植树造林等过程中去,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合理的长期回报。
    
    我在前几天的一篇文章《目送全民盗贼的时代渐行渐远——台湾行思2》中写到公有制对社会生态的全面破坏,导致礼崩乐坏全民盗贼化,这篇文章则谈到土地公有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同样无与伦比。
    
    中国要从自然和社会生态上全面回到正常国家行列,必须首先全面回到正常国家的经济(私有制)基础中来,回到公民的财产自由和迁徙自由以及思想的自由市场中来。人类一切和平、稳定、富裕、幸福,一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进步,都是财产自由、市场自由、思想自由的副产品。这一点,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例外。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5/10/2015102011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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