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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习近平之误不在政策,而在政策组合
(博讯2015年10月13日发表)

    前文《习近平执政三年检讨》谈到,“一带一路”、输出产能战略本来很对症,却因外交战略的失误而举步维艰。那么,这种失误是怎么发生的?
    
     或许,在习近平原来的设想中,“一带一路”不是“己求人”的难事,而是“人求己”的美差。因此,它不但不会受中国对外强硬政策的影响而举步维艰,反而可作为对外强硬的一个对冲,拉拢周边国家,诱使其参与到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中来。
    
    但是,这种设想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表现强劲的基础上的。当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新常态”时,事情就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下降,中国比周边国家更需要“一带一路”,“人求己”变成了“己求人”;再叠加对外强硬所导致的周边疑惧,“一带一路”遂陷入泥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如人意的转折?最可能的情况是:习近平虽提出“新常态”,但他事先并未想到经济下行会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他原来以为,这只是短期、可控的衰退,中国很快就能走出来;他应该不会想不到,长期低增长的“新常态”,与对外展示肌肉的强硬作态,是不相容的。事实上,此前中国经济曾多次看似要陷入危机,却又在政府的强力调控下重回高增长轨道。如果不是习近平坚持在现阶段启动大幅度改革、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经济或已再次走出低谷。
    
    改革转型、“新常态”、对外强硬、“一带一路”,这些措施单个看都没错,都是好东西,个个切中时弊;但当此四者处于同一个平台、位于同一时间段时,即成为糟糕的政策组合,它们相互牵制、彼此拆台,使各自陷入泥潭,难以为继。所以说,习近平之误不在政策,而在政策组合。
    
    要走出这种困境,最方便的对策是:1,改变现在的外交姿态和战略,重回韬光养晦。虽然已经迈出去的脚步要再收回来很不容易,难以取信于人,但至少可不再激化矛盾、加剧紧张局面。2,暂缓改革,重新将经济增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正如拙文《习近平执政三年检讨》所言,今天中国社会对经济低增长的容忍度已有所提高,所以,调高增长的重要性并非国内形势所必需,而是为了打破外交僵局,助力“一带一路”——只有当中国的经济专列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时,其他国家才会忍不住纷纷买票上车,并且还唯恐被抛下去上不了车。
    
    上述第一条的副作用很小,第二条则须面对原来增长方式所积累的负面性的再一次叠加,其中比较迫切的问题是政府债务的积累。但是,政府债务只有在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内才是个大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债务不过是个数字,适当的通货膨胀即可化解大部分负面性——如果戴着西方经济学的老花眼镜来诊断“不走寻常路”的“中国奇迹”,难免开错药方。
    
    在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本越来越庞大,围绕金融衍生产品的虚拟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这说明越来越多的财富既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也没有进入消费,而是滞留在金融市场中;这亦意味着,财富的分配存在巨大问题,梗塞了社会资源的良性循环。这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陷入萎靡不振的根本所在。
    
    西方经济学视角下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论点,并没有分辨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确实,在20世纪以前,这种分辨是不必要的。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金融创新、金融深化的发展,金融体系和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规律适用性的变化。就像牛顿力学进入微观量子领域一样,市场机制在金融深化的时代亦表现得处处捉襟见肘,这说明经济实践的发展已明显超出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市场的效率神话成了明日黄花,而对市场效率的迷信,也必然沦为笑谈。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5/10/2015101316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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