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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价值观冲突与中港互信的重建
(博讯2014年12月19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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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日的占领运动对中港关系的冲击,远大于对香港本地的冲击。占领运动虽然曾激化警民矛盾、激化占领与反占领市民的矛盾,但由于香港社会固有的包容性、法治和人权理念,在占领运动和平落幕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再刻意抹黑占领运动、再挑起冲突,香港社会不致于进一步分化。反而,占领运动既是中港互信被破坏的结果,是中港两地不同价值观冲突的结果,又成为影响两地互信、加剧两地冲突的因素。要修复、重建中港互信,绝不能靠宣扬党文化、以「一国」凌驾「两制」,不能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而要面对价值观歧异的现实,重新寻找「两制」的平衡点。
    
    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运作模式、不同的民众生活模式,相信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基础,而「一国两制」的实施,不只需要中港两地的互信,也需要两地各自的社会互信。中共元老邓小平对港人治港取态宽松,与其政治地位稳固所形成的自信有莫大关系。而中港过往携手开辟欧美市场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中共对港政策取态宽松。但是,随着中共高层权斗的激化,中共高层的互信、自信受破坏,并直接影响对港政策、影响中港互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香港的经济贡献趋微,甚至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原本的经济同盟已经生变,进而影响香港的政治地位,「一国两制」的天秤开始倾斜。
    
    一方面,中共高层近年权斗的激烈直逼1970年代末。任期由2007年至2012年的中共十七届政治局委员中,迄今已有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清算、被踢出党。当局已公开的他们的贪腐丑闻,堪称惊心动魄。这不只影响中共高层的互信,也影响港人对中央的信任。港人不反对爱国,但怎么去爱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所代表的党所领导的国?
    
    另一方面,梁振英与唐英年在竞选特首时爆发的泥浆战,是中共高层权斗在香港的延伸,也把香港亲共力量的内斗推向高潮。梁振英赢了这场中共权贵家族香港代理人的斗争,但输了香港人的信任。中共贪腐的领导人信不过,香港行骗长官信不过,市民自然更需要真普选,希望选出能反映港人心声、代表港人利益的行政长官,而这种诉求与中共价值观、政制、利益的冲突,最终反应在占领运动。
    
    中港的价值观冲突在所难免,但并非没有回旋余地、没有妥协空间。若论价值观的冲突,甚至战略利益的冲突,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堪称最为突出。遗憾的是,中国面对美国可以因利益需要而选择合作、搁置价值观的冲突,但面对与香港的价值观冲突时,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领导地方政府的高高在上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有香港经济完全受制于中国的优越感,因此罔顾港人观感和信任与否、接受与否。从「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发表,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落闸决定的颁布,再到否认《中英联合声明》的延续性,中共我行我素,不只封杀价值观冲突的缓冲空间,更封杀中港互信受益于国际监督的空间。
    
    中港两地要展开良性互动、重建互信,减缓价值观的冲突,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中共高层的互信、自信,不再把权贵家族冲突的硝烟燃烧到香港;二是港人的互信,达成对真普选的共识,对行使《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所承诺、所赋予港人的民主权利的共识。这两个前提的实现,必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有梦想总好过绝望,有梦想才会有方向、有行动。
    
    来源:苹果日报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12/2014121910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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