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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中共「滥尾」理论导致精神错乱
(博讯2014年11月13日发表)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木然:中共「滥尾」理论导致精神错乱


    如果实际执行中最高权力者的意志得不到贯彻,权力的权威与效率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从消极意义上说,中国的事,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滥。什么都滥,政治滥,经济滥,文化滥,社会滥。滥就是社会机体出现了毛病,甚至出现了癌症。如不抓紧救治,就如同人一样,就会滥死过去。
    
    文化中的滥,最主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滥。意识形态的滥,主要是理论的滥。这种滥,既表现在理论没有内在一致的逻辑性,也表现在理论本身的不完整。理论不自洽,不完善,自相矛盾。理论体系的发展,没有内在的衔接性和连贯性。
    
    从「滥尾」楼到「滥尾」新闻,再从「滥尾」新闻到「滥尾」理论,一个比一个坏。「滥尾」楼伤害的是利益,「滥尾」新闻伤害的是事实与价值,「滥尾」理论伤害的是脑子,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滥尾」理论使人们的人格分裂、精神变态、言行不一。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理论的连接是「滥尾」式的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和城市武装起义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毛泽东理论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不是建设新世界而是打碎旧世界,就是在打碎所谓的旧世界之后,列宁和毛泽东建设新世界的思维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理论,其实并没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都是举着马克思的大旗贩卖自己的私货而已。同时,他们的理论也都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或者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阶级基础也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主体只是农民阶级。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也是滥尾式连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其实质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从马克思那里找的只言词组,只不过是寻找革命的合法性,并通过革命的合法性转变成建设的合法性,而且这种只言词组也不一定非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去找,只要看到西方世界的大发展,就可以给中国找到中国如果不发展就自闭于世界的依据。在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邓小平独创了他的理论,只是他的理论并不完整,党的历史档也说得很清楚,邓小平只是初步地比较全面地比较完整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他虽然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有问题,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因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而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也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就此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之中。
    
    邓小平及其之后的理论是权力意志理论,据此可以分别称之为邓小平主义、江泽民主义、胡锦涛主义、习近平主义。把这些不同的主义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连接在一起也是「滥尾」式连接,这种滥尾式连接不可能形成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尽管他们在经济发展上有较为一致的思路,但他们在治国理念在逻辑起点上就有根本性的不同。有人据此把邓小平及其以后的理论根据为新权威主义,甚至把邓小平主义概括为新权威主义的1.0版,习近平主义概括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不同的起点逻辑。起点逻辑不同,过程逻辑,结果逻辑也就自然不同。
    
    实际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继承,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创新。习近平的中国梦思想,也是从市场经济着眼,强调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尽管在政治上强调法治、强调依宪治国、强调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但因刚刚起步,还很难说形成习近平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形成理论体系,逻辑起点却不同,这只能说,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具有「滥尾」的特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革命的理论,是不可能成为建设的指导理论的,邓小平之后的理论,是建设的理论,是不能从革命那里获得理论继承性的。把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放在一起,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是分裂的。沟通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的纽带是不存在的。如果把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放在一起,这必然使人们的思想混乱。
    
    由于把不同的自相矛盾的具有滥尾特点的理论放在一个篮子里,导致理论风云激荡。比如,左派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通过为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平反的方式反对改革。用重新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式提倡人治、反对法治、反对依宪治国。官员们和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追求经济发展、追求GDP的方式反对法治、反对依宪治国。而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则把法治和依宪治国当成强有力武器限制公权,保障公民权利,并把追求和落实公民权利化为实际行动,迫使公权退让在法治的界限内,把公权力关在公民权利的笼子里、宪法的笼子里。
    
    应该说,思想的多元化是好事,是思想自由的表现,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不同的思想观点交锋,也会让官员的政治行为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问题在于,一方面是多样化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最高权力者的意志,如果在实际执行中最高权力者的意志得不到贯彻,那么权力的权威与效率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权力要有权威,权力要有效率,就必须在充分吸取不同思想基础上形成政策,政策必须得到贯彻和落实,必须在贯彻和落实之后得到回馈,这就需要抛弃「滥尾」式的理论,让权力主义升到前台。
    
    其实救治「滥尾」理论并不难,只需把权力意志明晰化即可。每一个在台上的领导人不必用理论、思想、指示精神以示非平等化,而应该把权力意志直接视为各种不同的如前所述的邓小平主义、江泽民主义、胡锦涛主义、习近平主义,如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以示执政地位的平等性。同时把各种治国主义严格限制在宪法的框架内,严禁主义的泛滥和滥用。这样,官员也知道如何去想,如何去做,就能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官员们就不会举着邓小平理论的大旗,贯彻的却是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这种近似精神变态的做法了。
    
    来源:东网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11/2014111310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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