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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谁,又不是那个失去记忆的女人?
(博讯2014年09月28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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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张艺谋的新片《归来》,忽然发现当年拍摄《红高粱》和《活着》的张艺谋的灵魂部分地归来了。张艺谋迷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一度沦为比希特勒的御用导演里芬斯塔尔还要拙劣和粗鄙的法西斯主义者,沦为中共杀人政权的“首席化妆师”(不是“国师”)——用网友刻薄的说法就是,“无非是个开染坊的老流氓,银幕上挥毫泼墨,银幕下乱搞谋女郎”。
    
    那么,是谁把张艺谋的灵魂叫回来的呢?是原著的作者严歌苓吗?不,是张艺谋自己的记忆。对以张艺谋、陈凯歌、姜文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来说,中共建政以后一系列惨烈的政治运动,构成了他们青春时代无法回避的经历。那个所谓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天上悬挂的是“毒太阳”(典故来自俄国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毒太阳》,斯大林是毒太阳,毛泽东也是毒太阳,所有独裁者都是毒太阳),一不小心,人就被它照瞎了眼睛。
    
    《归来》的时代背景横跨了反右和文革这两个毛时代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场景都在破旧的居民楼和火车站之间展开,没有张艺谋后期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和艳俗色彩。主人公只有三个人:打成右派发配大西北劳改的丈夫,留守持家苦苦等待的妻子,盼望在样板戏中登台演出的女儿。这是一场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和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里被预言过的人伦悲剧:女儿为了拯救因出身不好而被贬入另册的人生,举报了逃亡途中的父亲与坚贞不屈的母亲的密会,由此拉开了悲剧的序幕。这也是一个关于爱和自由的故事:人捍卫的自由,包括爱的自由;人一旦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爱的可能。极权主义害怕爱,也害怕自由。独裁者千方百计要毁灭的,就是爱与自由。
    
    极权主义是家庭的杀手
    
    父亲归来后,女儿丹丹告诉父亲:“是我举报你的。”父亲平静地说:“我知道。”女儿失声痛哭:“都怪我。”父亲说:“怎么能怪你呢,都怪我。 ”在这迟到的和解背后,大家都明白究竟应该怪谁。
    
    极权主义的灾难体现在何处?跟肉体消灭比起来,极权主义对家庭伦理的摧毁更为严酷。极权体制总是把魔爪伸向家庭,而且“从灵魂深处”让社会成员们“自发”地肢解家庭。在极权主义的语境里,“个人”无处遁逃,勾连“个人”情感的最基本纽带——家庭伦理——自然也是党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极权主义者不仅要消灭社会的中间组织,甚至还要解体以血缘纽带形成的家庭,这样才能将每个社会成员都变成孤立无援的、乖乖听话的“螺丝钉”。毛泽东亲自挑选的革命战士的典型雷锋,干脆就是一个没有亲人的孤儿。所以,只有那些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姊妹之间心甘情愿地互相揭发的老百姓,才能构成让独裁者放心的“群众基础”。
    
        其实,不仅儒家文明重视家庭伦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重视家庭伦理。凡是“文明”,无不小心呵护家庭的价值;反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反文明、非文明的社会制度,则视家庭为仇雠,视亲情为革命的障碍。所谓“大义灭亲”,“义”无非就是统治者的利益罢了。思想史学者、最早提倡建立“五七学”(反右运动专题研究)的钱理群,曾反省当年自己与漂泊在台湾的父兄“划清界限”的精神历程。他反问说:如果一个人可以任意伤害、甚至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那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呢?这样的为一切罪恶、反人性的行为开路的伦理哲学,竟在文明社会里打着革命的旗号风行一时,至今仍有影响。这难道不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深思么?
    
    在电影《归来》中,“组织”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超级骇客”,如同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老大哥”,如同村上春树《1Q84》中操纵信徒、长袖善舞的“教主”。 “组织”赋予每一个原子式的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对它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它既让你看不见、摸不到,又会化身为一个个骑在你头上的人物。街道干部在共产党的权力体系中,只是不入流的神经末梢,但在电影中,那个神情严肃的女街道干部,为了让失忆的冯婉瑜接受从劳改营归来的丈夫,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相信组织吗?、、、、、、我是代表组织吗?、、、、、、那你是不是应该相信我?”这个强大的三段论式逻辑,淋漓尽致地道出“组织”具有的无上权威——即使在个人记忆、心理创伤这些最私密的领域中,“组织”的决断亦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所以,在中国从来没有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僭越了“思想政治”的功用。那个好心的医生只能提示陆焉识以自学的方式展开自救。
    
        古代的中国,先有家,再有国,再有皇帝,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代的中国,则先有党,再有国,再有家,所谓“个人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吊诡的是,六四期间一度相当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甘阳,近年来却以荒诞不经的“通三统”(打通儒家传统、毛传统与邓传统)之说卖身投靠,却并未卖得个好价钱。既然甘阳早就清楚地知道“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 ,那么他怎么会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重视家庭伦理的儒家文化能够融为一体呢?这两者是格格不入的。中共以“国学”抗拒西方自由主义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极权主义是爱情的杀手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这是《诗经》中最美好的诗句,然而,对于陆焉识和冯婉瑜来说,这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陆焉识幸运地从流放地归来,没有像夹边沟农场的大部分右派那样变成一堆无名的白骨;但是,他与失去记忆的妻子如同两条并行的铁轨,相伴前行,相依为命,却终生不再相识。陆焉识离妻子最近的一个身份,只是隔壁的那个“念信的同志”——他为她念的,是那些他当年无法寄出的、早已泛黄的家书。她却不相信,这个念信的人,其实就是写信的人。
    
    精神与肉体受到来自“组织”的双重戕害的冯婉瑜,选择了逆时而行,生活在仅存的那一张丈夫青春时代的照片中,生活在那个还没有共产党之前的美好的“旧社会”。她心存盼望,因为丈夫在一封信中告诉她,回来的时间是五号,每逢每月的五号,她便风雨无阻地去火车站接丈夫。而相对于冯婉瑜大脑的一片混沌,陆焉识的日子更加悲苦,这是清醒和自觉带来的、不得不一个人扛的悲苦。对于陆焉识来说,归来之后的日子,名义上一家团聚的日子,却比那在青海的戈壁滩上的二十年更加难熬。
    
    在西方文学中,能与“执子之手,与子携老”这句《诗经》中的诗相媲美的,有叶芝的诗句——“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以及拉金的诗句——“在所有的脸中,我只怀念你的脸。”而极权主义要竭力扼杀的,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爱的能力以及爱的渴望。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何处寻觅美好的爱情?要么像傅雷和妻子朱梅馥那样双双自杀身亡,“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要么像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孩子们那样,残忍地逼死丈夫、父亲,以换取卑琐地存活,并在老舍获得平反之后,继续享用他的名声和版税。爱人们都死去了,剩下的是一群磨牙的野兽。
    
    独裁者剥夺了别人相爱的权利,自己也只剩下动物赤裸裸的性欲。毛泽东爱过任何一个人吗?他从来没有爱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他只爱他自己。反之,也没有人爱过毛泽东——江青爱毛泽东吗?张玉凤爱毛泽东吗?她们不过是一群追逐腐肉的乌鸦罢了。毛泽东占有了张玉凤的身体,而张玉凤在毛泽东死掉之前的两三年,一度狐假虎威地对全国军民发号施令,就连德高望重的周恩来也得在她面前低三下四。这是一个怎样肮脏而溃烂的宫廷啊。
    
    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很害怕出现一个中国观众都很喜欢的大团圆的结局——经过水滴石穿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陆焉识终于唤醒了冯婉瑜的记忆。两人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如果是那样的结局,整部电影就被毁掉了,就成了“春晚”当中的一个小品。
    
    张艺谋毕竟还没有愚蠢到这个地步。影片结尾,是在大雪纷飞中,陆焉识吃力地蹬着三轮车,载着冯婉瑜去火车站接那个不可能接到的“风雪夜归人”。陆焉识虔诚地举着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牌子,两人一起眺望着车站的门口,默默无言,直至铁门再度重重地关上。这是一幕比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更加荒诞的场景,但这就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千千万万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貌。
    
    在铺天盖地的政治灾难中,谁不是那个失去记忆的女人?谁又不是那个与之相依为命的丈夫?爱情是一个过于奢侈的礼物,我们都是冯婉喻,能够记起来的永远是那个当年与自己两小无猜的男子;我们也都是陆焉识,努力让爱人记起那个消失在幽暗的记忆深处的自己。
    
    极权主义是记忆的杀手
    
    圣经中说,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主题。控制人的记忆、控制历史的书写,是极权统治者必备的政治技巧。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有一个“真理部”专门负责改写过去的报纸,其理念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世界尽头的人没有记忆,记忆被存放在图书馆的独角兽头骨中,居民从来没有想过要探究世界尽头的外面是什么。
    
    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是因为国家暴力以及代表国家暴力的方师傅对她的凌虐的结果。而电影中最大的败笔,是陆焉识知道了方师傅对妻子的暴行之后,怒气冲冲地找上门去报仇,却被方师傅那个泼妇式的妻子凄楚的叫骂折服。方师傅的妻子,还在等待方师傅的归来;而仍被关押的方师傅,似乎也成了受害者。在这里,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在政治体制尚未实现转型,更谈不上“转型正义”的中国,张艺谋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实现了没有真相、也没有正义的“和解”。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历史宜粗不宜细——作为责任仅次于毛泽东的反右运动的急先锋,他从未道歉、从未忏悔。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人集体陷入了比冯婉瑜更加严重的失忆之中,人们载歌载舞地穿越“希望的田野”,大步流星地“走进新时代”。
    
    比起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来,电影《归来》跳过了那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锐利的段落,也许是因为中宣部的挥刀阉割,也许是张艺谋及同仁们的“自我审查”。对中国的国情稍有理解的人,当然不会指望在一部公映的电影中看到怒目金刚或血迹斑斑之类的镜头。这只是一碗被严重稀释的中药而已,大家都可以仰头喝下,不皱一下眉头。而在迫近严峻的历史真相方面,即便是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也远远比不上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中国作家不需要想像力的支撑,随手从历史与现实中摘取一些素材,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所以,看完《归来》之后,还应当去看纪录片《星火》。 《星火》是一份地下刊物,一九五八年,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被送到甘肃的穷山沟里劳教。他们看到乡村的饿殍遍野,于是油印地下刊物《星火》,反思和批判中共的专制体制。这份只传播了一期的刊物,酿成了「兰州大学反革命集团大案」,先后有二十多人被捕,其中林昭和张春元遭到枪决。张春元的初恋爱人、未婚妻谭蝉雪在度过了十四年牢狱生涯之后,出狱便开始尽全力收集资料、追索这段历史,用二十一年时间写成《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而曾经拍摄了《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纪录片导演胡杰,在此书的基础上,用五年时间完成了纪录片《星火》。与当年的刊物《星火》一样,今天的纪录片《星火》也只能在地下悄悄传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本质并没有因中国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而发生丝毫的改变。
    
    仅仅看到《归来》就眼泪纷飞的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真该接着看看《星火》,那么他的眼泪会不够用的。香港评论员张洁平哀叹说:“五十年过去了啊。黄土地上的刑场、批斗场、劳改营早就变成了车站、楼房、矿场,死于饥荒的几千万尸骨,早就被大国崛起的工地咽得干干净净。而年轻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只在泪光中永远不敢相信:这是什么样一个国家,让孩子死在枪口下,让母亲折损一生,让奶奶直到坟前,仍哑口无言。”谭蝉雪的这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胡杰这部纪录片只能在香港放映,而香港所拥有这种自由,究竟还能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不能拿胡杰、刘晓波和“天安门母亲”的那种甘愿为真理舍命的标准来要求张艺谋。从这一次《归来》遭到中共喉舌的攻击就可以看出,《归来》是张艺谋对自己曾经助纣为虐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忏悔。即便忏悔的深度不够,忏悔的姿态也值得鼓励。每个人都有必须直面爱和自由的时刻,在大酱缸中折腾了大半生的张艺谋亦不例外。也许,张艺谋的忏悔始于他悲哀地发现,即便担任过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也不能换来多生几个孩子的丹书铁券。这个党,控制人们的记忆,控制人们的爱情,控制人们的生殖,更要控制人们的灵魂。
    
    捍卫记忆需要战胜恐惧,而战胜恐惧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作家慕容雪村为那场小小的纪念六四的民间研讨会写了一篇书面发言,当他得知多名与会者失去自由时,毅然前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他在《我在北京被“喝茶”》一文中写道:“我依然心怀恐惧,我曾深入看守所调查,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贫瘠和残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将是我的生活。我是否能够承受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将如何面对亲人的戚容和泪水?我不知道。 但与此相比,我还有更大的恐惧,那就是正直之士身陷囹圄的中国,一个无人敢于发声的中国,一个法律与正义背道而驰的中国。”《归来》中的人们,以及拍摄《归来》的人们,哪一个不是处于恐惧的阴影下呢?有些人已经被恐惧彻底征服,有些人还在竭力与恐惧周旋。但是,恐惧从来不是自我保护的灵丹妙药,埋葬这样一个暴政肆虐的中国,才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来源:纵览中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9/2014092811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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