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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茅于轼/廖保平
(博讯2014年09月22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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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决定为我母亲织一件毛衣,她有这份心意,我高兴都来不及。
    
    其实,织毛衣是一件“面粉贵过面包”的事。单是毛线的成本就比市场上卖的现成毛衣成本高!还不计算一个多月来,老婆工作之余投进去的大部分闲暇时间,也不计算老婆的辛苦——用老婆的话说“手指都磨破了,眼睛都熬瞎了”,又因为是初学,那些打了又拆、拆了又打的麻烦都不计算在内。而现成的毛衣不仅品种、花色丰富,质量也不赖,买一件穿在身上,省钱省事省心省力。
    
    在经济学中,人是理性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从一般的经济学角度看,织毛衣是一件并非利益最大化的事,一种并不“经济”的行为。
    
    诚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织毛衣的价值在于表达感情,尽孝敬之意,而不是为了少投入多产出。因此,亲手织出来的毛衣才被人们喻为“温暖牌”、“幸福牌”毛衣。但是,总不能说帮老人买一件毛衣就不是表示亲情,就不是尽孝心和敬意,就不温暖、不幸福吧。只能说,织毛衣因投入了更多的心血、情感,耗费了更多的人力、财物,而显出更大的孝敬,一件精心编织的毛衣具有寄情于一物的象征意义。这样理解,织毛衣就不是单纯地“做”一件衣服,这一行为仍然符合经济学对人的判断——追求效用最大化,这里的效用就是表达情感——用最美好、最感人的方式孝敬亲人。
    
    老婆织毛衣的目的就在于此。不过,她知难而进、乐此不疲的原因还在于,她在织毛衣中追求着另外一种利益最大化,那就是快乐。老婆跟我说,卖毛线的老板娘很会做生意,她不仅卖毛线,而且还教人织毛衣,以此吸引顾客。慢慢地她的店子里经常聚集一些“织友”,他们坐在一起交换信息、讨论心得、分享成果,其乐融融,一些人还成了好朋友。
    
    如此看来,毛线买卖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交换行为,或者说,“织友”们参与交换并不只是为了物质利益或物质享受,交换本身所带来的副产品同样吸引着他们,诸如交朋友,交换信息,彼此学习,互相欣赏等等。卖毛线的老板娘有意或无意地认识到,在纺织技术越来越高、纺织成本越来越低的今天,人们织毛衣可能不只是为了添一件保暖的衣服,还有表达亲情、互相交流、自我肯定的价值,她满足了这种需求。
    
    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财富的剧增,遵从收益递减的规律,物质利益所带来的满足会越来越小,人们的快乐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包括参与交换本身所能得到的快乐。当这样的需求越来越重要时,交换本身也会成为目的。这实际上也能解释,为何人们省几个钱宁愿开几十公里车去买便宜货,而不愿就近购买较贵的商品,虽然这样他们会节省一些钱(汽油费等),因为他们在沿途观光、淘便宜货中也会自得其乐,交换本身成为快乐的过程。这同样不能说,此时的人不再是经济学里的理性人,而是当物质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后,效用最大化中,精神需求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说起一个例子,他说,有时候我们坐出租车和司机聊天,谈得很高兴,下车时多给两块钱小费。这钱是因为得到额外的效用而支付的。司机也因谈得高兴,而且又得了小费而受到鼓励,他会从这方面去努力,去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即使没有小费,这样做对他也无损而有益。这在茅先生看来,交换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就是,交换的快乐会成为我们最后的追求目标。
    
    只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穷得太久,穷怕了,因而把钱、把物质看得很重,甚至比快乐更重要。当生存仍然是头等大事时,交换中非物质的效用确实显得无足轻重。只有随着生活改善起来,人们才会讲究起精神的满足,就连织毛衣也会寄托某种精神追求,这是我对织毛衣的一种经济学解读。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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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9/2014092215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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