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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星河:公知转身齐步走,改称公公
(博讯2014年09月08日发表)

     苏星河 独立评论人
    
    苏星河:公知转身齐步走,改称公公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古人对彼时「知识分子」,准确称呼应该是「士」的失望。在一个知识迅速普及,大众并不缺乏普遍的判断依据的时代,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相对弱化的概念;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信息泡沫化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为一个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概念。
    
    既然大众并不缺乏作为普遍判断依据的知识,尤其不缺乏作为政治判断依据的知识,那么在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意见领袖也就只不过是一类判断的代表,而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就只不过是出于知识极度贫乏时代的历史传统,对某一类人,比如教授、专家、学者等,在媒体时代的标记而已。他们各自所处的专业领域固然并不为大众所准确认知,但是在普遍的政治判断上,这些专业领域所能提供的支持,并不像想像当中那样大、那样直接;因此,他们在普遍的政治判断和讨论当中,也就并不必然具备高于大众平均水平的见识。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要对这些人作出特殊的标记,推举他们来代表大众的判断?当他们被打上这种标记,代表大众表达某一类意见时出错,又会怎样参与和大众同等的讨论,承担来自大众的批评?具体在中国,是什么样人、怎样被打上了这些标记,他们代表的又是哪一种判断(声音)?这些问题,想来并不难回答。
    
    在中国,媒体是党有财产、党控机构的一部分,而且是当局下大力量紧抓的领域。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它们所传达的,即使不是党中央的直接声音,至少也不能和党中央的声音相违背。在极权控制之下的媒体,能够获得话语权的人,必须和极权保持绝对的一致;而那些能够表达表面上的「异见」的人,只能视为党有党控媒体的一种宣传策略。公知的「公」,意思就是当局通过媒体所选择、所标记的意见代表,党有财产、党控机构的延伸。
    
    公知的「知」并不能保证他们提供高于大众平均水平的见解;而公知的「公」,则是党有、党控话语平台上的一种官方认证。这样,公知合起来,也就是当局官方选择的代表他们声音的人。在媒体党控党有的环境下,「受众(粉丝)其实是党有的财产(宋石男语)」,话语平台上产生的影响力,不管是来自自然(市场),还是另有指派,都必须为党所用。
    
    当然,并不是每一名公知都能正确认识自己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公知很快就会被话语平台抛弃;而那些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之后,迅速修正立场和态度的,则能够继续他们的公知生涯。在当局持续不断的施压下,公知们必须作出选择:或者和当局保持一致,或者被清洗出公知队伍。甚至,怎样保持一致的姿势,都会被精心设计,树立正反两个方面的样板。为人们所见的某些公知的「变化」,并不是公知性质的变化,而是他们原为公知之一员作出的新选择。
    
    在极权对民间一致性的要求越来越明确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越来越趋于极化的表现,也是大众对极权态度逐渐明确的过程。法大的何院长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公知们尽管转身齐步走,与其努力忽悠大众、强行代表大众,不如弃圣绝知,一心为公,改称公公。
    
    来源:东网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9/2014090806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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