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网:新闻、文集、论坛,是留学生创办的自由综合新闻网] .

莫之许:演艺明星们为新意识形态买单
(博讯2014年08月23日发表)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莫之许:演艺明星们为新意识形态买单


    宁财神(中)、柯震东(左上)、房祖名(右上)、黄海波(左下)、郭美美(右下),「享受」到官媒认罪频道出镜待遇,显示出中央对明星违法行为的打压,带有相当的政治目的。
    
    近期,演艺界可谓新闻不断,宁财神、房祖名、柯震东先后因吸毒被拘,黄海波因为嫖娼被收容教育,最新,则是郭美美因为开设赌场被批捕,可谓是黄赌毒俱全,同时,这些明星大多享受了到CCTV认罪频道出镜的待遇,显示出对明星违法行为的打压,带有相当的政治目的。有朋友戏称,对明星如此之狠,一点不亚于针对普世价值的打压。在笔者看来,此语虽口出于无心,却可能无意中得之,对演艺明星的这一轮清扫,确实与针对普世价值的打压一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
    
    中共作为革命政党,在获取政权后,并未立刻失去意识形态狂热,整个前30年,在共产意识形态以及毛泽东个人意志的驱使下,对社会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运动,带来了无数灾难性的后果。在对前30年反思总结的基础上,统治者转变了执政思路,尝试通过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来发展经济,稳固政权,并在事实上抛弃了正统意识形态,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固然支持了执政者的新思路,同时也带来了正统信仰的破灭。体制越来越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填补信仰破灭的空白,作为继续执政的基础。
    
    随着市场化的开展,新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新兴社会阶层不断壮大,给予体制越来越大的冲击,从外部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同时,市场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成果,体制及其相关群体从中获得了最大份额,也越来越具有保守化的心态,这就从内部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正如有关论者所指出的,如果说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动员,那么执政党的目的就是维护已有的体制,让社会在体制下正常运作。在此情形下,中共面临着意识形态更新或者说观念转化的现实需求。
    
    2001年,朱学勤先生一篇《简论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观念转化》引来很多的关注,如《南方周末》也在2002年11月,推出相关讨论。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观念转化这一议题的广受关注,反映了执政者意识形态转变的迫切性。不过,在朱学勤先生和《南方周末》等偏自由化的表达中,这一观念转化有其特定指向,即试图将执政党的观念转化更多地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相联系,与进一步的改革相联系,期待更多的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乃至宪政民主相适应的内容。更为直白地说,是期待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转变,锚定在所谓普世价值这一边。相对于体制既有的意识形态内容和统治手段而言,这当然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直观而言,执政者既然选择了市场化改革,且市场化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进一步的融入全球社会,新兴社会阶层的壮大也在提出越来越强劲的利益和权利诉求,上述期待并非毫无寄托。三个代表理论和大力建设法治社会等口号的提出,似乎也表明执政者对此并非没有意识。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期待并未实现,相反,针对普世价值的反击正在展开,这表明,上述期待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
    
    在笔者的理解,上述期待的落空并非无因。首先,有限市场化改革从边缘、增量起步,而逐渐扩大,换言之,有限市场化改革更多是体制出于存续考虑的应变之举,体制从一开始就无意作出根本性的变化。其次,既有体制与有限市场化的结合所获得的成果,给予体制的不是进一步改革的动力,而是延续既有体制的信心。而正如上面所讲到的,体制及其相关群体分享了有限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成果,也因此催生出了维持既有体制与有限市场化的结合的保守心态,对于根本性的改变持反对立场。
    
    最后,有限市场化改革尽管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体制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体制依旧维持着对政治领域的高度垄断,压制乃至全面冻结了社会参与的扩大,且通过抓大放小、事业体制市场化等方式,继续维持着对于经济核心资源和社会关键部门的直接控制。也因此,根本性的转变对于体制而言,更多的是风险而不是机会,体制更倾向于对既有体制加以改进,而不是根本性转变。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体制所更愿意采用的策略,也就不可能是朝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根本性改变,而是试图采用某种更亲和于专政体制和既有意识形态内涵的新内容,既填补意识形态的空白,同时能够抵御自由化的冲击。
    
    首先被选择的,是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即可以看作此一努力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得以确立。对外开放所带来的交流增加,本身就会刺激民族认同,加之以官方的宣导,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迅速放大。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风行一时,一种粗鄙的民族主义也随之开始流行,在此后十余年中,随着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击事件、日本入常事件等,民族主义情绪也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宣泄,对于官方而言,民族主义情绪既是可资利用的资源,放之于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又是需要限制的对象,换言之,尽管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但在实践中却是一柄双刃剑,而需要加以谨慎运用。
    
    近年来,随着新兴社会阶层的壮大,社交平台等网络应用的普及,自由化的或者普世价值的观念传播越来越迅猛,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能量。对此,不欲作出根本性回应和改变体制越来越不能容忍,而必欲夺回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一方面,通过「七不讲」的宣示,以及针对网络大V的「清网行动」,采取了对于自由化话语的正面打压,以遏止其势头。而在另一方面,官方也就越来越需要在民族主义之外,寻找到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便与自由化话语加以抗衡。伦理议题的频繁操作,从这一角度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解释。
    
    相比民族主义这柄双刃剑,伦理议题的运用对于体制更为得心应手。首先,伦理议题并不会带来类似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动员,在刚性维稳体制的大背景下,更易于把控操作,其次,相对于权力体制,自由化话语以权利为基础,强调私域自主和个人选择,伦理议题的操作,则强化了政府对于公众生活的强势地位,对自由化话语形成了某种对冲和抵消,有利于体制掌控话语主导权,压制自由化话语。最后,当下中国显著的贫富悬殊,以及剧烈变动带来的道德失范,使得部分民众有着强烈的失落感,伦理议题的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群体的焦虑,赢得其对于体制的好感乃至支持。也因此,伦理议题继民族主义之后,也被纳入到了新的体制意识形态之中,且越来越成为频繁操作的主题。
    
    伦理议题的日益主流化正在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正面宣传的展开,如今,在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宣传标语。而从东莞扫黄到近期针对演艺明星的一系列高规格处置,则表明体制正不断操作道德伦理议题,试图以此占据意识形态形态的设置和主导权。当然,民族主义议题也并不会就此退场,而依旧会不时展开,如最近针对变态辣椒的批判,就依旧采用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内容。而只要还需要继续对冲和压制自由化话语,以民族、伦理、传统为核心内容的新体制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相关的议题操作,就将一直进行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演艺明星们因行为不检而被高规格处置,其实是在为新体制意识形态的推广买单。
    
    来源:东网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8/201408231123.shtml)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