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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国防开支比社会安全体系投入多1000亿元以上
(博讯2014年02月12日发表)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安全体系的立法。中国对社会安全体系的重视始自“十一五”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全面阐述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纲要》用五章二十二节的较长篇幅,系统阐述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重要举措 和工作重点,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纲要》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投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 救助制度、加大扶贫工作力度的基本思路。
    
      问题是,在“和谐社会”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安全体系,毕竟不如国家的单独立法来得威严有效。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自己也还承认,“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制度设计还有很多缺陷,覆盖面比较窄,资金运行的可持续性差”等诸多问题。
    
      在德国,它的社会安全体系是从1911年《社会保险统一法》基础上开始的,1949年又通过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来加强。其中第20条强调了“社会 国”的理念和要求,此后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保险法典。英国的社会安全体系立法也非常早,费边社提出来基本主张之后,1908年付诸立法。瑞典是推行社会福 利最彻底的国家,号称福利资本主义,它是在1901开始立法。美国与上述国家相比,属于立法比较晚的国家了,美国是在1935年开始立法,首次通过的社会 安全法案。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似乎是比较早立法的国家,但它开始的时候,只惠及军公教人员,起源于1875年的《海军退隐令》。总的来看,现代国家,都 非常重视社会安全体系的立法,着手的时间也都非常早,因而成效显著并不令人奇怪。
    
      与这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安全体系建设起步极晚,缺漏之处很多。比如生育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
    
      虽然国际组织以及智库学者都早已一再警告,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将有高达7亿人的老龄人口,但中国直到1996年才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直 到今年(2013)才在全国人大通过了解决单独生二胎的法律问题,而且这种“解决”还仅仅是局部的、笼统、操作上存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事实 上,1982年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载有“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条款,要彻底解决生育问题,克服老龄化障碍,非要修改宪法不可。
    
      实际上,法律上的落后仅仅是社会安全体系建设中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多的问题在于发展理念上的差异。
    
      纵观现在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不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且社会安全体系的支出,无一不成为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之一。大 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一般占到GDP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以上,英国、美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早已超过国防开支,成为这些国家最大 的财政支出项目。虽然我们总是强调国防安全开支的重要性,也许这在一定时期是必然的,但我们也不能长期无视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从防范外部风险向防范国家内 部社会风险的转型。
    
      目前,根据过去公布的数据来看,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2012年度总投入5750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国防开支预算为6702亿元,国防开支比社会安全体系投入多了1000亿元以上。国防是防范外部风险的,社会安全体系是防范内部风险的,纵观中国历史,从来都是内部风险大于外部风险。而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福利供给,提升福利供给的水平才能实现。
    
      未来的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梦想,非常必要大力加强社会安全体系的建设,大力提升福利供给。
    
      未来的中国如果要谈转型,那么转型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提升福利供给。无论从法律建设,还是从福利供给来衡量,中国未来财政的主要方向,应该就是提升福利供给。这是政府财政的事情,也是政府官员的主要职责。
    
    【作者: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4/02/2014021216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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