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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
(博讯2013年06月02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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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中国有一帮“翻译家”喜欢望文生义,例如,把基督教的“救赎”翻译成“拯救”(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就是一个典型),进而把“拯救”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东方红太阳升……它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样一来,救赎与救星竟然挂上了钩子。结果,这么个不走正路的刘小枫,就得出一个不走正路的理论,一边说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一边说文革祸首毛泽东是“国父”。
    
    这是因为,这类“学者”混淆了“救赎”、“拯救”、“救星”完全不同的性质,今天我们就来给他们上上课:
    
    1、“救赎”是:杀害我、拯救你;“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2、“拯救”是:不杀我,拯救你;“拯民于水火之中。”
    
    3、“救星”是:杀害你,拯救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所以,不可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等同于英雄好汉的“拯救”,更不可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
    
    刘小枫胡翻乱译,《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假基督教与假中国文化”。
    
    正如我在1989年以前就指出过的那样:即使说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无逻辑,或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拯民于水火之中也”。这就是中国式的“救国”,当然还不是基督教的救赎。
    
    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基督教的“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在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谢选骏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方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本人对此还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
    
    ……
    
    刘小枫现在冒出的“国父论”,说明他老态龙钟,终于掩饰不住地露出了老底,也说明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弄懂救赎、拯救、救星这些概念的区别所在。
    
    简单说,刘小枫的“国父论”其实就是“救星论”,这说明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是从“东方红、太阳升”的层次去理解基督教的,太肤浅了。
    
    刘小枫打着研究基督教的旗号“工作”了二三十年,但其实却分不清楚“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人们会怎么说呢?
    
    人们会说,刘小枫胡乱翻译介绍了这么多的书,不仅误人子弟,而且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污染环境,太可惜了。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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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3/06/2013060204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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