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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让梅叶的《遗书》评论
(博讯2013年01月02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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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搜索往日笔记,赫然发现一张1975年3月5日写下的字条:
    
    “让·梅叶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不择手段,这就在此书(让·梅叶的《遗书》)的各部分之间,造成了矛盾与混乱。有时他为了攻击一个事物,不惜把以前攻击过的事物描绘成完美的,用以反衬。这是文人的笔触。其思想却是政治性的、偏激的,而不是历史性的、哲学的。尽管他的书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张纸条就静静地躺在我1974年用三天的工资买下的《遗书》(让·梅叶)里面。
    
    
    后来,由于早年阅读的原因,我又三次谈到《遗书》(让·梅叶),原因如下:
    
    
    之一
    
    谢选骏《仰望基督》
    
    (097)
    
    通过虔诚、公正、聪明的修行,而变得和上帝相似,从而得以与上帝合一,达到永生:这是柏拉图(Palato)思想,而非福音。像柏拉图这样自圣的人,其实和彼拉多一样,可以在犹太大祭司该亚法的压力下,杀害圣子。在我看来,Palato与Pilate仅些微之差。Pilate就是彼拉多(Pontius Pilate,本丢·彼拉多),其生卒年不详,主后26年至36年间担任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根据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在他任内被判钉十字架。
    
    福音的核心和“根基”是什么?是十字架的真理。是耶稣复活的事实,即“基督的奥秘”。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一切都是枉然。而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使他生前所说的一切,不再是话语(或比喻)、逻辑(或反逻辑)、道理(或革命),而成为道路、真理、永恒的生命。这样的道路、真理、永恒的生命,杜绝了一切自圣的可能。为什么传教事业变得日益困难?就是因为自圣干扰了基督的奥秘。尽管,圣灵还在持续激励着不间断的福音复兴运动。自圣对于传教的阻拦在于:随着教义史和教会史的延长,自圣造成的坏见证也日益加增,正如世俗历史的绵延,使得“历史因素”的积淀造成文明的梗阻与痼疾。尽管“好的见证也许更多”,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任何好人的持续见证,也比不上《福音书》的原初见证那样,“在属灵的意义上激励人心”。于是,朝向天国的运行,因蒙上灰尘,而变得日益蹒跚了。
    
    什么是坏的见证?坏的见证是这样的:
    
    1、多纳特派一心爱主,因不愿向“政治现实”妥协而遭到整肃清洗。这起迫害事件确立了罗马的国教,但对三百年后的北非与中东沦丧给异教,却起了伏笔的作用。
    
    2、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不仅彻底分裂了欧洲的东、西教会,而且无形中帮助土耳其人完成了阿拉伯人完成不了的征服,沦丧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这两个半岛的基督教领地。
    
    3、薄伽丘《十日谈》一类的书籍所揭露的“教会组织背后的基本面”:梵蒂冈大肆敛财,而新教教士们则答之以结婚育儿。基督教领地在遭到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前后夹击后,又受到拉丁天主教腐败、日耳曼新教徒背叛的左右合围,基督徒的信仰也陷入日甚一日的四分五裂。这就为后来居上的启蒙运动和现今的科学主义,奠定了“以毒攻毒”的基础。
    
    教派争端使人们无所适从。不仅无所适从,而且教派间的互相拆台和攻击还使外人怀疑基督的真理,因为人们看到的坏见证,不是显扬了神性,而是显扬了人性的卑劣一面。结果为适应这种分裂──竟有神职人员出于自己的生计考虑,还为这样的分裂竞争辩护说:不同的教派具有“不同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服务层面上的作用”。他们完全不提这种分裂所造成的破坏,且用“教育功能和社会服务”来代替并见证福音。但是我们要反问一句:既然而宗教的教化系统可以胜任这些“不同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服务面上的作用”,那么“基督的奥秘”还有什么意义?那么人们又何必要信你们这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呢?
    
    然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在信仰的意义上,克尔凯廓尔式的彻底反传统态度,又可能导出某种自我神化的倾向。难道历史上的如许贤哲都不如克尔凯廓尔一人的智慧吗?克尔凯廓尔的“两个原罪”等自我神化倾向,导致其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是极度虚伪。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海盗报》事件”。在1840年代的丹麦,《海盗报》是由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创办的一家周刊,这份周刊格调不高因此很受一般公众欢迎,发行量相当大。哥尔德施米特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廓尔的文章,却引起克尔凯廓尔极度不满,克尔凯廓尔认为受到《海盗报》的赞扬,等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克尔凯廓尔公开发表文章尖锐抨击《海盗报》,由此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这就是克尔凯廓尔的“极端虚伪”之处了,因为他谴责教会的中产阶级化,结果他自己比教会还要中产阶级化,甚至资产阶级化,因为他竟然连一个格调不高的小报都不能容忍,可见克尔凯廓尔眼界之低。对比克尔凯廓尔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克尔凯廓尔式的自我神化,在我们自己身上,难道真的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吗?我们一点没有“自圣”的问题?我们需要为此不断地进行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自身的自圣倾向。
    
    自圣的典型之一,就是十八世纪初年法国乡下的神甫梅叶,他的《遗书》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当时罕见的“战斗的无神论著作”。但这是一位怎样的“无神论者”呢?原来这是一位靠教会和信徒们的血汗供养的无神论者,一个典型的吃人血馒头的法国人。他背叛了自己的组织,而他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教会确实很腐败,怎么会养了这样一批没有心肝的人。从人性论看,他是因为分赃不匀而背叛基督的;最能说明教会组织腐败状态的是,梅叶他对“基督的奥秘”一窍不通,结果还能作为神职人员而吸食他自己所咒骂的“不劳而获”的社会财富。正是梅叶类型的寄生虫的生活方式,使他拥有闲暇得以写下一厚册黑暗的“敌基督的遗书”。这还不是教会组织十分明显的坏见证吗?“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当然,还有那些既想又不想还俗还想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如为了和修女结婚而发起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之辈。马丁·路德叛教在先,梅叶紧随其后背叛基督。原来梅叶同志是比路德先生还要激进的“宗教改革家”。
    
    在这两个“背叛组织”的寄生虫身上,我们看到神职人员是打着“宗教组织”的灵性旗帜在行骗的,所以形成了“对于真正灵性的特别污蔑作用”。结果这些诈骗机构的破坏力量,远远大于无神论者的活动——它们虽然无法伤害并破坏超越于这个罪恶世界之上的真正灵性,但它们确实对“渴望接近灵性的俗人们”,发挥了巨大的阻拦作用。虽然它们的阻拦破坏格外说明了“人性败坏且无药可救”,格外表明了人若不是随时信靠上帝和圣子耶稣,就不能获得任何持久的改善;但毕竟,与上帝隔绝的广大群众,无法真正做到“看神不看人”,需要“见证的中介”这一偶像才能仰望上帝的大众,既然看到了坏的见证,便在内心远离了“遭到玷污的神”,尽管这一玷污仅仅发生在他们内心,因为至高者是不会受损的。由此可见,“道成人身”的神学,是只能奉献给圣子耶稣一人的,而不可用“仿效基督”的美名而“发扬光大”的——否则,我们又将重蹈人格崇拜甚至人体崇拜的覆辙,否则,我们可能会比杀害基督的犹太人更堕落,堕落回到偶像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古老泥潭。
    
    
    之二
    
    谢选骏《仰望基督》
    
    (228)
    
    上帝的旨意使罗马教会(中译为“天主教”)后来居上,超过拜占庭教会(中译为“东正教”)而蒸蒸日上,遍传世界,也许是出自这样的启示:《新约》是以希腊语首先记录的,因此骄傲的希腊人难免步上先前记录了《旧约》的希伯莱人的后尘,因而更容易趋于自满、停滞、颓废、堕落。这也正如后来的拉丁人陷入天主教无法自拔,不能像日耳曼人那样在宗教改革上开风气之先。
    
    由此可见,神不偏待任何人与任何民族,创造谁与启用谁,往往也是成就谁与废去谁的前奏。上帝给每个人与每个民族都保留了一次机会:属于他的也仅仅属于他与上帝发生密切关系的一次机会,除此之外,神如何会偏待任何人与任何民族呢?
    
    日耳曼人包括日耳曼人、拉丁人、凯尔特人三种民族混血而成的英格兰人又如何呢?应该说他们虽然比较生番,在信仰方面比熟透了的拉丁人还不如。例如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1727年3月20日去世时,据说其墓碑上竟然刻上了如此亵渎的话:“让人类欢呼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人曾经荣耀地存在于世界。”这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赞颂耶稣基督。而这位物理学家牛顿偏偏又是怀疑三位一体说的,他认为那是不可理解的。这是因为,这个科学人材依赖经验与逻辑,只相信自己的感官观察与理性综合,不相信超越逻辑的启示、超越感官的神迹。他以自己一介凡夫俗子,而否认耶稣的神性,自己觉得这就是优越了。然而否认基督,不仅违背《圣经》,而且破坏人的最后盼望——现在有人竟然称这样的牛顿为“基督徒”,称牛顿所信仰的仍为“上帝”,这才是真正令人无法理解的。这样溢美,使得牛顿所起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一个无神论哲学家或是直接否认上帝的科学家──这就像一个推销员如果用冒牌货来为一家名牌公司作推销,会比直接赞美敌对公司,更加有效地败坏本公司的信誉。
    
    而“牛顿的神学努力”,是典型的“鞋匠治国”。其污七八糟的结论如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三位一体的真理等等,是典型的“外行试图领导内行”。为这些污七八糟的结论,这位严谨的物理学家甚至不惜篡改神学历史,公然制造伪证。这足以说明,把物质世界和属灵天国混为一谈,甚至套入相同的模式加以探讨,有百害而无一利,是为死路,是为地狱之旅。
    
    法国神甫让·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年)在他的《遗书》(Le Testament de Jean Meslier)中,也表明了类似的荒唐——吃宗教饭神甫自己,竟然对基督教作了全面的批判!这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可以证明他是个骗子。当然,撇开异常的情绪不论,其逻辑和理性是相当清楚的——他的意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基督教完全荒谬。”但我也看到了,基督教的这种荒谬性,正是对荒谬人生的反制,也是人生荒谬的最佳的解释与彻底消解。“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生更加荒谬的呢?
    
    让·梅叶神甫的《遗书》攻击耶稣基督是“宗教狂热病者”,这就是属世的吃教者,对属灵的基督──被吃者——永生上帝的圣子,唯一可能的“评价”?梅叶神父当然不会狂热,所以他用诈骗的方式偷吃教会的饭,然后背地里出卖基督,这真是“一举两得的神职人员”。老实说,我看不起这种人,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如同垃圾,连老鼠都不如。这样的神职人员既不忠义,又不诚实。老鼠还可以用作动物实验,这样的神职人员却只能污染环境,因为现行法律不允许拿他们派其它用途。而这位梅叶神父比较普通的“一举两得的神职人员”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留下了他的《遗书》,让人们可以从神职人员的无耻谰言里,从其反面,看见耶稣基督这位被吃者的信实与爱。
    
    在如何识别神职人员—宗教骗子的问题上,有种做法值得参考:在美国,有一种“宗教工作者签证”叫做“R1”,就经常遭到宗教骗子们的冒充申请和诈欺滥用。宗教工作者签证因为遭到滥用的情况层出不穷,几度被迫暂停签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设计了新的R1签证规定。新规定的最大改变就是申请人必须提交移民局审批同意的“I-129表”。这使得申请宗教工作签证的人和申请其他类别工作签证的人一样,必须先经过一道常规的审查,从而取消了宗教工作签证的申请者们原先享有的一项豁免权:原先外籍申请人士并不需要持有获准的I-129表,就可以前往美国使领馆申请R1(宗教)签证,这就给骗子留下了漏洞。。新规定也对“宗教工作者”的资格加以定义,那就是“终身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士”。美国政府的这一改弦更张提示我们:如果连常规的道德与法律都不遵守,那么那些所谓“宗教人士”,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宗教骗子”。对付他们,必须收紧篱笆。像是梅叶神甫这样的吃教者,不好好工作却批判被他吃了的基督,真是太不应该了,简直是一种丧心病狂。
    
    
    之三
    
    
    无神论问题之答辩(背景介绍)
      
    波士顿会议(2002年5月17日)
      
      一,综观各种无神论文献,如我手头的法国梅叶神父的《遗书》、日本幸德秋水的《基督抹煞论》、前苏联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圣经>是一部怎样的书》、台湾陈鼓应的《耶稣新画像》、以及网人方舟子、化外等人的反教文章,其共同前提,是假定自己的官能为真。也就是所谓“以常识说话”。他们不知道正如自己会死一样,自己的感官官能也是并不可靠的。在这层面上,他们的理论远远没有达到经验论者之分析“感觉的复合”是为人的认识论基础的水准。
      
      二,由此观之,真正的无神论者是乃信靠官能者而彻底的官能沉溺者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是死到临头不肯承认人生的局限和荒诞。他们宁可信靠自己当下的肚腹,或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皮肤、头脑等等感官及其官能(当下可验的),也就是所谓的可靠的见解,并据此追求幸福。端信靠官能者,行为放达不羁,态度玩世不恭彻底沉溺官能者,则可将名利皆弃之若浮云。如《列子.杨朱》篇所载郑国子产的两位兄长,分别沉溺酒、色,视之为人生的致。
      
      三,与此相同,科学主义者也是信靠自己官能及其延伸——科学仪器的官能决定论者。严重的科学主义者如唯物论者,是以科学为教义的拜物教徒,他们不同单纯沉溺官能快感的无神论者——玩世不恭的无信仰者而是拜物为神、拜人的规律为宇宙主宰的拜物教徒。尽管他们的教义是经常修改的,就像佛经那样是一个 “开放系统”(而基督教的启示则在《启示录》以就封闭了)但开放的不一定就是真理,或是“不断接近真理”。相反,“不断接近论”这个科学常常运用的论魔杖,本身就是基於“信仰”的,而非基於科学主义者们所定义的“科学”。
      
      四,值得留意的是,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是以“不信神”、“不道德”的名义起诉的,这非孤立的。考之各国历史,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并非玩世不恭的无神论者,而是坚持另一些信仰即崇拜别神的群。如拜偶像的犹太人、拜多神的罗马人、拜石头的阿拉伯人、拜祖先的明清人、拜神道的倭国人、拜列铜像的苏联人、拜毛泽东纸像的文革人等。
      
      (上述会议主题为谢选骏所拟)
      
      
    (以下“信仰论坛选辑”是谢选骏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
      
      1
      
      谢选骏:是应当从一个大的历史视野中去看待有神论与无神论。有神论起源是很早的,似乎一有了人类的记忆就有了有神论。照最近这一万年(如壁画等等),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这七、八千年历史来看,有神论最早是从两河流域开始的,接著往西到埃及再到欧洲,往东到印度尼西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一神论信仰,但是多神论神话还是很丰富的。光是“至上神”就至少有五个(五色帝),还有一大堆“怪力乱神”。这与各部落各民族“逐鹿中原”造成的信仰大混合,关系密切。
      
      无神论是在“轴心时代”(公元前五六百年)开始有的,这也就是旧约的希伯来先知书的时代,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但无神论在“轴心时代”几百年后,还是被更为精致的有神论取代了。
      
      后来又出现了几个周期,比较大的就是近代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这五百年来开始了一个周期。但即使是从这个较大的周期来看,无神论的历史还是很短的,它占的时间份额很少。
      
      但从物以稀为贵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无神论可能比有神论更精致的思想,或说代表了人类更觉醒的意识。所以,在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看来,现在流行的这种无神论,将来也会被某种更精致的有神论取代,从历史上就是这么循环的。
      
      因此,这的确是需要我们仔细甄别的:不同时代的无神论,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不同民族的无神论,它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在实际上,无神论是对有神论的一种回应,因为有神论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人类意识的一个基本存在、基本结构。但无神论却不时地要对此提出挑战,于是,被挑战过后的有神论,就会由于吸收无神论的思想而变得更加精致。
      
     
      2
      
      谢选骏:回顾教会与国家权力合一的问题。当基督教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成为国教以后,它必然要产生腐败。但在当时,还不致造成结构性的问题,不致导致基本信仰的崩溃。但为什么到了近代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危机,我以为教会的腐败不是根本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知识的进步。这个进步导致人们对以前的宗教信仰或者有神论产生了怀疑。
      
      此外,这还涉及到了科学模式的转移。库恩在他的科学哲学中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科学模式。教会对圣经的理解往往依据于一定时代的科学模式。但是,因著对事实的观察和知识的进步,人们慢慢就对以前的科学模式产生了怀疑。但一种科学理论存在时间长了,也会像宗教一样,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变成一种信仰,不能触动,更不能改变。因此,当新的科学模式产生以后,依据新的科学模式的无神论就对固守旧的科学模式的“圣经解释”(解经学)及其神学提出了挑战。
      
      但是挑战者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例如尼采的结局就富于戏剧性。因为他事实上代表的就是那个世纪的无神论,所以,他个人的命运就成了无神论命运的缩影,而无神论最后就是这个“沉沦”的结局。尽管他自己是想成为自己的上帝。
      
      尼采本人是牧师的儿子,他是吃教会的饭长大的,但他自己最后却背叛了教会,这等于是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他的行为是导致弗洛伊德创造出“杀父学说”的源头。流风所及,使得二十世纪成为一个竞相背叛的世纪,一个崇尚叛徒的世纪。
      
      尼采的命运很典型,他自己内心也很清楚,那就是无神论不可能给他一个生活的理由,所以他自己最后就疯掉了。因为“超人”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超人”是我们人自己创造的。我们人自己创造的东西救不了我们。人若要获得一种帮助,就必须依靠比自己更加强大的存在,只有比人更强大的才能帮助人。所以,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发展的,应该是比我们更强大,并且,他要强大到超出我们今日的想象之外。这大概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的基本的生存局限吧。
      
      于是,无神论往往带来了一种意义的解体。而意义解体之后,人的活动就失去了焦点和方向,最后就导致了文明的懈怠和解体。
      
      这还与社会开放后导致的权力的转移有关。社会开放后,无论是经济力量的增长,或者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扩大,还是地域的扩张,都导致了权力的转移。比方说,权力从寺庙转移到商人手里了,或者转移到政客手里了,或者是在不同的阶层之间、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转移,这个转移的最后结果当然会对旧有的宗教制度和有神论的神学构架造成一系列冲击。这些冲击的结果最后可能导致前一个时代流行的有神论的瓦解,并进而造成了普遍意义的解体。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人类的整个文明,整个的人类历史都表明,有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常常都是立足于一些不可证明的命题之上的,或者说,建立在一些论证不了的愿望之上的,甚至一些科学理论也是一样。比如人们的祖先崇拜,就是从血缘亲情和家族利益出发的愿望;再如基督徒的“以上帝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确定自己生活的目标,给自己一个不犯罪的理由,凡此种种,都是不可证明的愿望。奇怪的是人必须要靠这些不可证明的愿望,才能给自己确立一个生活的模型。没有这个愿望,人的日常生活慢慢就会萎缩掉,比如,都不想结婚了,都不想生育了,因为这些都是不合算的无意义的活动。所以,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要靠那些信仰、愿望和某些不可证明的观念,才能给自己找出一个生活的理由来,对基督徒来说,尤其需要一个拒绝诱惑和不去犯罪的理由。
      
    
      3
      
      谢选骏:上帝拒绝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式的物质证明,耶稣一再拒绝撒旦要他用人类的实践来证明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灵性的陷阱。因为神的儿子十分清楚:物质世界怎能证明灵的大能呢?
      
      文郁兄总结说《约翰福音》告诉希腊思想家基督教的“逻各斯”,以“现在真理自己来告诉你了”的方式,十分传神。然而,如果听众信了呢,就应了“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的呼召,从此不再是怀疑主义者了。但如果还是领受不了呢,就还是落在这个世界的掌握里,也就还是怀疑主义者。而真的领受了真理,人不仅视觉发生变化,而且行为必定异于往常,所以耶稣让门徒放弃一切背上十字架跟从他,是实实在在的命令,而不是比喻,不是象征性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则表明我们对“道”的理解还是狭隘的,甚至扭曲的、谬误的。别人既然看不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又凭藉什么来放弃无神论者的身份呢?
      
      所以苏联共产党编哲学史的时候,把知识论与伦理学给分开了。我们知道,斯大林像黑格尔一样是神学生出身,所以有人说他编的《联共(布)党史》很像是神学教程。其实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类似的问题。
      
      说到“客观性”,我们拿什么做标准呢?我们从不能把个人的独特体验与人类的普遍经验混为一谈吧?也就是说,信仰和科学之间毕竟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啊。
      
      
      4
      
      谢选骏:换一个角度。正如学德说的,传道人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固然是危险。但有些传道人在教堂里证明神的那些话,就更加危险的证明了神的不存在。比方一位弟兄或传道人说,“神告诉我一个异象或是什么东西……”,这在泛称为基督教的传教刊物和各种宣传品上很多、几乎每一本刊物上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那么请扪心自问,神什么时候告诉你了?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吗?所以在《以西结书》十三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说:“人子阿,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阿,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阵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么。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么。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阿,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种丑恶现象不仅存在古代,在存在当代,就在我们周围每天发生。据圣经记载,假先知比真先知要多得多,所以真先知以利亚一次就杀掉假先知四百五十个。(《列王纪上》十八章)耶稣也说了,你们要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显然,如果不照耶稣说的,而要是硬造神迹,硬造预言,硬造见证,就难免授无神论者以柄。
     
      
      5
      
      (有人介绍宣教方式)你所说的testimony等见证方法,是很好的宣教方式。记得我们几年以前也曾经运用类似的概念来讨论问题,但是在“经验与体验”的界限上陷入了泥沼。如知觉与经验世界是科学的基础,其核心是凡能普遍作用于知觉和经验的对象,才是真的。经验科学不是先验逻辑,而是后天积累的,是人感官知觉的延伸。例如天文望远镜,生物显微镜,都是人的知觉感官延伸。由于各人的知觉跟别人的知觉大体一致,所以知觉和科学世界的特徵是,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其他人也能看到,眼见为实,除非是瞎子。但是,还有一个是人体验的世界,例如两个饥民都从大陆逃到香港。在船上,一个人因为离乡背井而感到孤独绝望,另一个因为成功出逃而欣喜若狂。对于同样的出逃经验,两个人的体验是如此不同。有历史学家还提出一个命题:不同的人对同一刺激的不同反应,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命运和文明。这个反应就是体验的世界。因此,能够倾听我们见证的,只是具有相同体验的人。否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上早就说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人类的经验是普遍的,人类的体验却是独特的。面对相似的经验世界,人们的体验世界则五彩缤纷。不同的人体验出不同的文明,并产生不同的命运,也产生了不同的神的观念,不仅是无神或是有神,即使同一本圣经,也描述了神的不同方面或叫不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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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具体到个人与神的关系,我觉得神也可能不理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圣经上神经常说:“我闭耳不听你们的祷告……”神难道没有这个主权吗?他可能跟我们中间某一些人沟通,但不一定跟我们每一个沟通。例如亚伯拉罕和他的族人一起离开家乡,到大河那边谋求活路。结果亚伯拉罕遇到了神,成为信心之父,但其他人没有遇到神,结果沉沦了。亚伯拉罕只能向别人介绍他的神(其实他都很少这样做),但是无法让人看到他的神。因为神不是物,不是我们可以呼来唤去、把握支配的,神怎么可能向一切人显示、供一切人参拜呢?
      
      神不见得有这个义务来为人服务。我们谨慎一些好,宁可搁置判断,也不要随意猜测神。如果把自己的计画说成是神的异象,把自己的职业选择说成是神的呼召,会怎么样呢?《以西结书》第十三章说:“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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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有的,生物学家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人类大都有利他行为,而且动物也有利他行为,可见利他行为不是道德教育的结果,而是某种本能。如中国人在抗战以后抚养敌人的小孩,甚至像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洛斯兄弟也是被凶恶的母狼喂大的。母狼用这样的利他行为来安慰自己的丧子之痛。
      
      一个社会内部善于合作的民族,如日本、英语国家,就比较昌盛。因为这种利他行为能帮助该种减少内乱和灭绝的风险,所以生物学家把它定义为“种族利己主义”,是指在种族内部实行利他行为,实际是广义的利己主义。耶稣说:“爱你的仇敌”,这就破除了种族利己主义,把爱扩大到了异族之间,所以极端种族主义的犹太人就凭这一点也绝对容不下他,一定要除之而后快。而佛教中甚至还有“舍身饲虎”的菩萨故事,描述慈悲者用自己的身体喂养饥饿的母虎,避免老虎吞噬幼年虎崽的悲剧发生——把人道主义发展到了“兽道主义”的地步。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现代西方社会动物保护主义和其他“佛教化”现象(即佛教的广泛传播)的背景思潮。近代不少基督教派售卖廉价的福音,甚至降价处理,所以歪曲福音,以查经解经代替圣经,极力回避福音的公义一面,突出片面的溺爱仁爱。在片面的仁爱方面,基督教当然是比不上佛教的。结果把一千多年的教会史一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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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还有的人虽不信神,但他却崇拜其他东西。他好像不信神,但他还是拜偶像,他拜他自己,拜家人,拜金钱,拜权位,拜国族,或是像最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那样拜人类自己和人类文明。这些东西都是人的偶像,反正任何无神论者总要拜一个,以便让自己的生命朝向某个确定的目标,自己才觉得充实,人生才富于意义……例如我写过一篇文章《“大写的真理”和“小写的真理”》,大写的真理当然是基督的福音,小写的真理包括“总统的真理”、“窃贼的真理”、“演员的真理”、“老板的真理”、“乞丐的真理”、“哲学家的真理”,有几十种之多,大抵都是人间的偶像。
      
      再举出一个政治方面的例子。一般西方的史学家惯于把希特勒比做拿破仑,其实不准确。拿破仑只是军事征服者,没有扮演教主的角色,打的也不是圣战。希特勒的先行者是列宁和穆罕默德,这三人都是平民出身,通过宣传教义,发展组织,武装政变,控制军队,然后才对外进行军事扩张,造成世界革命的风潮,然后又推行文化革命,焚书坑儒,企图改写历史。希特勒、列宁、穆罕默德这些政教合一的军事领袖很相似,希特勒把德国比做他的新娘,好像中国的洪秀全和文革领袖,以人民的大救星自居,自命伟大的导师,类似神明,拿破仑是自愧弗如的。列宁、希特勒与洪秀全、文革领袖都不成功,但穆罕默德迄今为止却是成功的。希特勒由于缺乏统一战线的经验导致外敌团结等偶然原因而被打败,但如果他赢了,第三帝国可就是一个新的回教帝国,《我的奋斗》就会被纳粹奉为新的《可兰》。
    
    
    
    是为记。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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