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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薄熙来是怎么剥夺重庆人的“幸福感”的
(博讯2012年02月14日发表)

    
    王立军出事后,有文章披露说:“他对重庆公安的高压治理,使得重庆公安系统官无宁日,意见很大。”笔者相信这是事实,不仅重庆的公安系统对王立军有此不满,重庆的公务员系统,对薄熙来或许也有类似不满——隔三岔五的“大下访”,使得“官无宁日”;从严治吏,让不少人少了油水,且工作的压力大增。早听人说现在的重庆是“官不聊生”,此话看来不假。正因如此,一旦传说薄熙来“出事”,在重庆举杯相庆、笑逐颜开的大有人在。当年商鞅厉行变法,雍正强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也曾享受过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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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不聊生”的背后,是老百姓生活的相对轻松和改善。重庆普通市民对薄熙来发自内心的拥戴,证明了此点。官民是一对矛盾,想要完全做到两全其美是不现实的。官员的日子太好过了,结果往往是“民不聊生”。不妨看看海峡对岸的台湾,那里是另一类型的“官不聊生”:至少在电视节目上,官员面对民众的质询甚至是怒骂时,不但曲意逢迎,而且诚惶诚恐,双方的位置似乎颠倒过来了;据说老百姓到衙门办事,也是被当做上帝来招待,比米粉店的老板对待顾客还热情。这是从下推动的“官不聊生”,重庆则是从上推动的“官不聊生”。动力不一样,效果却类似。
    
    曾几何时,当代中国被许多人视为不但是全世界,而且是整个人类史上“当官最幸福的时代”。薄熙来的做法,剥夺了重庆官员的这种“幸福感”,遭骂、遭恨是必然。当年的朱镕基也曾因此遭骂、遭恨过。在从严治吏方面,如果说当年的朱镕基做到了一、二分,今天的薄熙来就做到了七、八分。奇怪的是,媒体对这两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高度“讲政治”的中国,讽刺的是,那些意识形态化最彻底的人,往往就是“去意识形态化”的调门唱得最高的人。还是吴思先生说得好:薄熙来的麻烦如果真的导致重庆实践搁浅并不是好事,因为探索不同道路的人少了,这对中国改革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应当学会宽容,如果中国只有自由派,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派了。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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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2/02/2012021417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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